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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智库的差异
美国智库也一直是中国智库学习与比较的榜样。但也应当认识到，每个国家的思想库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美国模式不是唯一标准，中国应走出自己的特色。
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各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千差万别，也因此具有不同形态。例如，美国智库大多注册成非营利组织，根据美国法律享受免税等优惠。中国智库的主体是官方组建的研究型事业单位，还有部分高校下属的研究机构、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注册成企业的民间研究机构。中国智库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是对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一种适应，同时也为智库间实现观点的辩论和互补创造了条件。
独立性是智库追求的“共同价值”，但两国智库在独立性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智库强调相对政府和政党的独立性，这个前提是美国智库的财政来源广泛，包括书籍出版物和学术会议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研究项目合同收入、基金会捐赠以及企业、个人捐款。其中，基金会和个人捐款所占美国智库资金来源比例最大。
中国的大部分智库属于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智库，也因此常受到国内外学者对其独立性的质疑。在中国，除少数民间智库自筹资金，大部分智库仍然依赖政府财政拨款或政府立项课题。相比美国发达的基金文化和成形的法律系统，中国在设立公募基金、鼓励社会捐助方面仍需进一步的制度性建设，这对中国智库的独立性与进一步发展都至关重要。
然而，“独立性”的概念相当复杂。在中国，许多半官方智库，由于经常接受民间基金会甚至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大多能够做到项目运作“独立化”。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中国智库的大部分财政经费来自于政府，它们才得以与大部分产业利益保持着一定距离。
智库发展新趋势
中国智库尚处在起步阶段，数量虽多，能力却不强。国内研究者一般估计中国拥有2000多家智库，但提出过真正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政策主张的智库却寥寥无几。中国智库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出现了以下三种趋势。
首先是政府需求和媒体力量的发展。十七大报告对智库发出了积极信号，使各级政府征询智库建议的行为得到了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智库论证日渐成为政府决策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政府对于政策建议的需求市场也在加速增长。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微博等新兴媒体工具的出现，媒体对于政策的影响力变得不容忽视。新的媒体环境下，相比以往智库对于政府“直通车”的片面依赖，当前智库在影响决策的路径上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更加合理地支配自身资源。
二是政府开始寻求一些海外智库的支持。中央政府在一些政策的调研和论证过程中，积极吸纳海外智库的建议。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的决策过程中，就有多家外国智库参与。地方政府经常邀请外国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如去年5月江苏省新沂市与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共同举办的“东陇海发展战略”论坛。
三是智库组织形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来一些研究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转制，智库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过去研究事业单位主要向上级部门提供支撑研究，而现在它们必须自行解决课题和经费来源的问题。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也变成了研究项目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另一方面，新型的智库组织形式出现。两年前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由许多退休高级官员组建，而其组织形式是“社会团体”。CCIEE创造性地通过邀请企业会员的方式保证了其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
建立思想超市
在新的政府需求和国际环境下，提高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是关键，而政府决策能否挑选最有价值的智库观点是改革的根本目的。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如何让决策者能够在众多专家建议中选择最佳方案，当务之急是加强智库辩论，建立思想超市。
当前中国政府决策程序中邀请智库的最为常见的场合是“专家论证会”，即智库在政府决策之后对政策做阐释性解读，以起到提高决策合理性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中，智库并不能体现其意见的独立和多元。智库专家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决策圈外，只有充分肯定政府决策。
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出于对媒体的戒备或是对辩论的排斥，往往不愿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发表，更不愿意公开批评别的专家的观点。在缺少交锋的环境中，学者往往自说自话，思想间缺乏沟通互补。
由于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缺乏众多可供选择的专家方案，政府在真正需要专家支持决策时，也找不到良方。一个理想的状况是，当决策者希望找到所需的专家方案时，他面前摆着众多方案供其自由比较挑选。决策者宛如走进了一家“思想超市”。因此，通过智库的公开辩论来建立“思想超市”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尤为重要。
智库的辩论并非话语权的较量而是观点的交锋。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够真正建立思想超市，供决策者自由选取。
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强智库辩论。
一种是建立同行评议和同台会审机制。由于政策分析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策层难以分辨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同行评议解决了判断专家建议科学性的问题。而同台会审在能够解决评价专家建议科学性问题的同时，还能解决决策民主性的问题。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在同一个平台上辩论，是政府和其他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全面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和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得失的有效机制。如国家医药体制改革的方案选择，就是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邀请了来自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10套方案进行同台会审竞争的过程。
第二种便是基于媒体平台。当前中国智库更愿意通过内参的方式向政府决策者输送研究建议，基于报纸网络平台作为主要思想输出形式的智库还不多。美国智库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他们注重利用公开研讨会、期刊、丛书、媒体、网络等多元的媒介渠道来推广最新研究观点和理念；另一方面注重媒体对自身智库产品的反馈。高度的媒介化一方面使其能够及时获知业界的动向，另一方面使其能够及时、深入地参与持不同观点的智库间的交流与沟通。能够获得媒体一致好评的政策观点，一定是浪里淘沙形成的精品。智库在激烈的媒体关注力的竞争中，也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观念推广能力。
外部制度的建设对于保证智库言论的独立、营造自由辩论的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建立广泛的政策搜集和筛选机制，完善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政策思想交流平台，并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来自于专家的批评和建议。
美国智库也一直是中国智库学习与比较的榜样。但也应当认识到，每个国家的思想库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美国模式不是唯一标准，中国应走出自己的特色。
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各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千差万别，也因此具有不同形态。例如，美国智库大多注册成非营利组织，根据美国法律享受免税等优惠。中国智库的主体是官方组建的研究型事业单位，还有部分高校下属的研究机构、注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注册成企业的民间研究机构。中国智库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是对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一种适应，同时也为智库间实现观点的辩论和互补创造了条件。
独立性是智库追求的“共同价值”，但两国智库在独立性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智库强调相对政府和政党的独立性，这个前提是美国智库的财政来源广泛，包括书籍出版物和学术会议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研究项目合同收入、基金会捐赠以及企业、个人捐款。其中，基金会和个人捐款所占美国智库资金来源比例最大。
中国的大部分智库属于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智库，也因此常受到国内外学者对其独立性的质疑。在中国，除少数民间智库自筹资金，大部分智库仍然依赖政府财政拨款或政府立项课题。相比美国发达的基金文化和成形的法律系统，中国在设立公募基金、鼓励社会捐助方面仍需进一步的制度性建设，这对中国智库的独立性与进一步发展都至关重要。
然而，“独立性”的概念相当复杂。在中国，许多半官方智库，由于经常接受民间基金会甚至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大多能够做到项目运作“独立化”。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中国智库的大部分财政经费来自于政府，它们才得以与大部分产业利益保持着一定距离。
智库发展新趋势
中国智库尚处在起步阶段，数量虽多，能力却不强。国内研究者一般估计中国拥有2000多家智库，但提出过真正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政策主张的智库却寥寥无几。中国智库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出现了以下三种趋势。
首先是政府需求和媒体力量的发展。十七大报告对智库发出了积极信号，使各级政府征询智库建议的行为得到了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智库论证日渐成为政府决策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政府对于政策建议的需求市场也在加速增长。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微博等新兴媒体工具的出现，媒体对于政策的影响力变得不容忽视。新的媒体环境下，相比以往智库对于政府“直通车”的片面依赖，当前智库在影响决策的路径上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更加合理地支配自身资源。
二是政府开始寻求一些海外智库的支持。中央政府在一些政策的调研和论证过程中，积极吸纳海外智库的建议。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的决策过程中，就有多家外国智库参与。地方政府经常邀请外国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如去年5月江苏省新沂市与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共同举办的“东陇海发展战略”论坛。
三是智库组织形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来一些研究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转制，智库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过去研究事业单位主要向上级部门提供支撑研究，而现在它们必须自行解决课题和经费来源的问题。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也变成了研究项目的委托与代理关系。另一方面，新型的智库组织形式出现。两年前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由许多退休高级官员组建，而其组织形式是“社会团体”。CCIEE创造性地通过邀请企业会员的方式保证了其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
建立思想超市
在新的政府需求和国际环境下，提高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是关键，而政府决策能否挑选最有价值的智库观点是改革的根本目的。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如何让决策者能够在众多专家建议中选择最佳方案，当务之急是加强智库辩论，建立思想超市。
当前中国政府决策程序中邀请智库的最为常见的场合是“专家论证会”，即智库在政府决策之后对政策做阐释性解读，以起到提高决策合理性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中，智库并不能体现其意见的独立和多元。智库专家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决策圈外，只有充分肯定政府决策。
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出于对媒体的戒备或是对辩论的排斥，往往不愿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发表，更不愿意公开批评别的专家的观点。在缺少交锋的环境中，学者往往自说自话，思想间缺乏沟通互补。
由于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缺乏众多可供选择的专家方案，政府在真正需要专家支持决策时，也找不到良方。一个理想的状况是，当决策者希望找到所需的专家方案时，他面前摆着众多方案供其自由比较挑选。决策者宛如走进了一家“思想超市”。因此，通过智库的公开辩论来建立“思想超市”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尤为重要。
智库的辩论并非话语权的较量而是观点的交锋。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够真正建立思想超市，供决策者自由选取。
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强智库辩论。
一种是建立同行评议和同台会审机制。由于政策分析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策层难以分辨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同行评议解决了判断专家建议科学性的问题。而同台会审在能够解决评价专家建议科学性问题的同时，还能解决决策民主性的问题。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在同一个平台上辩论，是政府和其他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全面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和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得失的有效机制。如国家医药体制改革的方案选择，就是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邀请了来自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10套方案进行同台会审竞争的过程。
第二种便是基于媒体平台。当前中国智库更愿意通过内参的方式向政府决策者输送研究建议，基于报纸网络平台作为主要思想输出形式的智库还不多。美国智库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他们注重利用公开研讨会、期刊、丛书、媒体、网络等多元的媒介渠道来推广最新研究观点和理念；另一方面注重媒体对自身智库产品的反馈。高度的媒介化一方面使其能够及时获知业界的动向，另一方面使其能够及时、深入地参与持不同观点的智库间的交流与沟通。能够获得媒体一致好评的政策观点，一定是浪里淘沙形成的精品。智库在激烈的媒体关注力的竞争中，也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观念推广能力。
外部制度的建设对于保证智库言论的独立、营造自由辩论的环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建立广泛的政策搜集和筛选机制，完善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政策思想交流平台，并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来自于专家的批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