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是(苏维埃)联盟当中奇怪的一员：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加勒比海国家，也是这个联盟中最西班牙也最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离开美国只有90英里，钟表上显示着跟纽约一样的时间，同时有着一个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的悠久而连贯的现代主义传统。……一如切格瓦纳的名言‘开着派对革命’。”墨斯凯拉的这段简短的描述一下子令哈瓦那双年展所在的古巴变得生动鲜明起来，在第三届哈瓦那双年展举办的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也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事件。我们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着已经成为现实的全球化和越发可见的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危机，再次去想象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联盟(包括其敌对联盟)及其意识形态的遗产，一种“开着派对革命”的气氛又再次萦绕，然而这一次却不只与加勒比海有关。
　　2011年还没到尽头，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如果要做一个大事回顾的话，这一年会是怎样的轮廓和强度，在无数无名的牺牲和可见、不可见的暴力之外，我们并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成为某种全球性的“开着派对革命”的目击者。浪漫化的派对不一定都欢喜收场，无论是否在现场，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真切，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成为一场又一场“现形记”中的主角。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以上的一切，那么大概我们也可以理解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国际双年展之所以总是被放入政治性的框架之内加以讨论，是因为‘什么能被看见，什么不能被看见’本身就是政治，双年展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资源，它究竟是对现有的、问题化的现状和秩序的重复呢，还是想象一个别样的未来?”在此我想再次引用近日在微薄上被疯转的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演说译稿：“要牢记我们最基本的信息‘我们可以思考其他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别样的未来”、“其他的生活方式”还是左派理论家常用的“新的视平线”等，都是一种对现有秩序和可感分配的重新想象和倡议，这也是我对卢迎华本期提出的“今天，当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么多城市和区域性的双年展的时候，一个双年展担负着的是什么样的本土和国际化的责任并且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视野?”的回应。
　　我认为双年展的视野是它的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尽管质量并非是双年展与其他类型艺术展的根本区别，并且质量、公正性、透明度等作为一个花钱做事的基本前提，本来就是一切大型公共事务的题内之义，应该不必再三强调和重申，这跟花了钱就要负责地建好一座安全的桥梁是一个道理。但是盲目扩张的规模却为各种来路不明的合作交易和个人物质、社会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方便之门。双年展的视野与它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点曾经参与策划三届哈瓦那双年展的墨斯凯拉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更明确表示这种在非中心地区举办的、有着强大政治野心的文化事件和展览，其策展过程总会受到“共产主义国家典型的技术不足和短缺的影响”。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末，古巴的物质状况都相当匮乏，古巴艺术家韦尔费雷多·普列托在1999年创作的一个作品“光效艺术”对这种情况作了生动的注释他将树上的芒果涂成了黄色，造成一种让人垂涎欲滴的“果树成熟”的效果。哈瓦那政府对于双年展的投入，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公共和文化资源上的投入，相比之下，今天支持各地双年展的中国地方政府及企业却有着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当然他们也有着更加功利的政治意图和更加强烈的商业野心。这一点可能是当初想象一个“整体的第三世界艺术”的古巴意料不到的，不仅“第三世界”成为了一个越发陌生的概念，它曾经的成员之间的鸿沟和差异也在扩大。
　　那么说来大家还能互相够沟通吗?不同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人们还能够认识和了解对方吗?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是某种泛泛而谈，不过也可能是绝大部分当今的国际双年展和有责任感的策展人试图探索和回应的问题。这几乎成了真正积极(proactive)的策展实践的一个“道德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在这个仍然充满争议、并为各种话语和合法性争夺所充斥的领域内唯一的共识。文化生产和艺术实践能够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行动中介，能够为反思提供载体，能够描画意识形态(或者反意识形态)的形状，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将以上的这些问题纳入双年展的思考和评判框架之内，也许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墨斯凯拉提到“(哈瓦那)双年展的创设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建议，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双年展可能带来的影响。”一个强大的专制政体总有其盲点，一个具有批判、变革和全球视野的双年展制造的是无数微观政治境遇，改变的可能是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个体，它可以提供一种不一样的工作方式，一种全新的透明度和内部民主，一个能令不同的主体重新认识自我和相互合作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年展真的是一个个打着“艺术牌的派对”，或者是打着“派对牌的革命”，问题是这个“派对”究竟是重复旧日的宿醉，还是指向醒来的明天。最糟糕的是“我们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后每年在这里聚聚头，喝喝啤酒，缅怀我们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齐泽克语)。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之间，就让我们为可能拥有的美好时光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