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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作家兼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1]，这件事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再一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歌迷和读者对于诗歌和音乐这两大艺术形式之间的跨界融合的关注和思考。[2]诗歌本身是一种具有节奏、韵律，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鲍勃·迪伦不仅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摇滚歌手、民谣艺术家，更是一名伟大的“诗人”[3]，他的诗以歌词的形式呈现，融匯在优美的旋律中。鲍勃·迪伦的诗歌带给我们审美享受的同时，也具有反映时代社会的功能。在全球文化日趋融合的态势之下，诗人极具个性地运用诗歌这种极富表现力的文体，展现其个人独特的情感和对时代的反思。
鲍勃·迪伦童年的特殊经历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一块难以磨灭的印记。在自传中他不止一次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生在犹太家庭的他，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生而为人，本应平等，却因种族不同而受到歧视，他无比困惑，也产生了自我质疑。青少年时期显露出对音乐的天赋与兴趣，特殊的经历所带来的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认知，使他养成了敏感、沉默、从容的性格，也使得他的思想具有独特性与深刻性。除了早期的个人经历，时代的烙印也深深地嵌在他的生命和创作轨迹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无论是国际矛盾还是国内矛盾都相当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温还未褪尽，新的战火又将燃起，经历战争的身心创伤之后，渴望和平与幸福生活的美国民众处在一种迷惘而反叛的状态中。鲍勃·迪伦无疑就是这典型的时代中孕育出的时代之子。因此，他在逐梦之路上一次次地以敏感、独特的嗅觉去捕捉历史的气息，并通过音乐作品将自己的感受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出来。读者通过他的诗歌，似乎可以回到那个特定的时空，反思历史，展望未来。
鲍勃·迪伦以诗歌为载体，寄托个人情怀与时代责任，描绘了20个世纪后半叶发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表达了他对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时代问题的追问，以及他对这些亲身经历的社会事件的真实看法。这些诗歌中所涵盖的情感倾向、道德批判和历史追问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与对时代社会的直观记录，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群体对当时荒诞的现实和平庸的精神生活所发出的拷问。
一、隐藏在荒诞之下的现实
鲍勃·迪伦的传记记载了他曾流浪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了实现音乐梦想而不断苦苦追寻。腼腆、沉默的他不懂现实，却又被卷入残忍的现实之中，他在现实中追问生存价值与时代意义，却找不到合适的答案，于是他借助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困惑，表现平庸且荒诞的现实。在他早期的“流浪”生涯中，“走过很多路，见了很多人”，[4]因此他十分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当人们都在为了生活而苦苦挣扎时，沉默的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切背后的意义”。[5]美国政府早期提出的所谓的“美国梦”营造出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理想是否真正得以实现？这在当时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在当权者企图粉饰太平之时，荒诞的现实、变异的人心早已撕开了这些伪君子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迪伦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厚重感，他既在为自己歌唱，又在情不自禁地表达时代的情绪。
鲍勃·迪伦的一系列写实主义诗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大雨倾盆》《沿着瞭望塔方向》等诗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底层人民所处的痛苦境遇;《像一块滚石》表现了对人生追求无果的失望经历;《一切都坏了》更是将社会的混乱、秩序的瓦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年轻的一代美国人早已厌倦了平庸乏味的现实，理想的乌托邦在他们的心中已然崩塌。渴望和平、幸福、安稳的他们面临一触即发的非正义战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等难以协调的矛盾，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让他们诉诸及时行乐的方式去重建精神家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实阴暗的角落里布满了潮湿的希望，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社会痼疾在人们的心中划下了深深的血痕，这些难以弥合的伤口最终只能将人推入痛苦的深渊。
以迪伦极具代表性的写实主义诗歌《关于霍利斯·布朗的歌谣》为例，“霍利斯·布朗，住在城中的某处。与老婆和五名子女，以及快塌的小屋”，[6]以具体真实的描述交代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贫穷的黑人男性的悲惨命运。身为家里的顶梁柱，他需要供养全家人，可是他却没有工作，住的地方也是如此的简陋，生存得不到任何保障。这首诗的取材以小见大，不正面描写美国贫民阶级的苦难和社会贫富差距等概况，而是以白描的手法、近乎纪实的方式去展现一个小人物的生活环境，影射当时的社会现状，引起强烈的共鸣。鲍勃·迪伦的视野是广阔而独特的，通过客观的叙述来表现重大主题，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对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描述中，他在诗歌中往往采用限制视角，主观情感的暂时隐退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呈现，表现出更为宏阔的时代空间。但在具体的叙事中又不仅限于客观的立场，例如《关于霍利斯·布朗的歌谣》的第二节中“你的绿草变黑，井水已经枯干。用最后一美元，你买了七颗子弹”[7]，叙事视角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二人称，直接与当事人对话，人物心中的无奈与绝望一览无余。不仅如此，在对意象的选择上，鲍勃·迪伦一向是非常注重的，这不但能够增加诗歌本身的意境美，更能渲染氛围，隐喻当时的社会环境。“绿草变黑”“井水枯干”等衰败的意象隐喻蓬勃的生机已濒临消逝，生存的希望已然落空。穷苦的人们生活被逼到绝境，“身上最后的一美元只能用来买全家人自杀的子弹”。[8]极尽讽刺的诗句指向整个社会阶层的冷酷无情。此时的鲍勃对周遭的社会环境已失望透顶，他用诗歌展现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现状。人人鼓吹的“美国梦”在美国早已名存实亡，自由、平等、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是个噱头，血淋淋的真相让人无法直视。
同样属于表现底层生活的歌曲《劳工蓝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用低沉的音调唱出了底层劳工的辛酸经历和无奈而孤独的心理，讽刺资产阶级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今后的报应。社会环境的恶劣，让生活在罅隙中的底层群众受尽倾轧而无法生存。“60年代初期，美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荒谬的现实导致人心的异化。”[9]资本主义体制与个体矛盾不断加深，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积累和对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置若罔闻，表面上富裕的资产阶级生活只不过是金钱外衣裹藏下对人性的叛离。原本物质充盈的社会中，大部分人却没有获得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战后弥漫的创伤情绪更是加重了人们心中的虚无感，这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人生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鲍勃·迪伦无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并在自己的一系列写实主义诗歌中反映出来。 二、洞察时代变革之大势
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欺骗的人们开始反思当下，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对此，“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通过离经叛道、张扬个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麻木不仁现状的控诉与抵抗，对于自由、人性、自我的追求”。[10]鲍勃·迪伦的作品中有大量反映时代变革的诗歌，他用音乐表达时代情绪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当时的鲍勃·迪伦被追随者称作“时代代言人”和“抗议歌曲之王”，这些青年中的激进派掀起了反正统文化运动，表达内心的不满与反抗。“反文化运动所到之处，以强调工作、清醒、俭省、节欲为人生态度的美国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批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反叛活动表达对主流文化、现存制度的不满，对妇女、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11]在那段混乱的历史中，鲍勃·迪伦用自己擅长的民谣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中。《答案在风中飘扬》便是对这种大众迷惘、困惑的情绪较为集中的终极追问，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和平与自由的殷切向往。《事情已改变》则直接指出：“人们很疯狂，这个时代很奇怪，我被紧紧锁住了。”[12]
1964年发表的《时代在改变》典型地体现了鲍勃·迪伦“新左派”的立场和激进主义的倾向，宣扬了他誓与传统决裂的决心：“八方人士，你们到一起来，请看清周遭的洪水已经围拢，面对现实吧，你们的骨头将被浸透。如果你的年华尚值得珍重，你最好即刻开始游动，不然你会如同沉水石头，因为这时代正在变革当中。”[13]这段诗号召深处时代漩涡中的人们投入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来，使用《圣经》中的“洪水”来隐喻不可逆的时代潮流，提醒过时顽固的人们应当认清现实、顺势而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物质与政治危机浮出水面，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当时的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利益至上、顽固守旧的思想难以同国际接轨，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就需要融入时代的潮流当中，只有合作方能共赢。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经济上的原始积累，都不是大众想要的。
《时代在改变》这首诗是对传统的宣战与警示，更是对新时代和平、自由、平等的召唤与向往。鲍勃·迪伦具有敏感的时代感知力，他深知那些腐败、传统的思想观念早已过时，要想进步、获得新生就必须拿起反抗的武器——变革。因此他在诗歌中不断发出警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父亲、母亲，不要妄评，如果你们无法弄懂。你们的旧路正在疾速衰老，儿女已不在你们掌控。无法出力，就请让路，因为这时代正在变革当中。”[14]鲍勃·迪伦在这类诗歌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无法跟上步伐，无法结束现状，无法理解时代的潮流，那就不要“妄评”，不要做年轻人前进路上的障碍，“旧路”正在腐朽，年轻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历史的发展必定是循环上升的。这种思想也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一种清醒认知：腐朽的思想和观念必将被推翻，新旧势力的矛盾被激化，停滞不前必将走向灭亡，只有走在时代的前面才能不朽。这一类极具号召力和鼓动性的诗歌，无疑正合大众的口味，在这股“旋风”的带领下，人们找到了时代转折中前进的方向，对未来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在《永远年轻》等作品中他同样表达了对处在变革中的一代年轻人真诚的祝愿。
三、潛沉表里的反战态度
在政治的相关问题上，鲍勃·迪伦似乎总是满不在乎，对外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样子。可是他对时代脉搏灵敏的把控，使得他在大多数反战作品中展示出非凡的洞察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局总是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甚至暗地里怂恿他国之间的战争、干预别国的外交内政。[15]这在美国国民的心中留下了可耻的阴影，人们渴望和平稳定、拒绝战争，但美国当局却对群众的意愿置若罔闻。 鲍勃·迪伦发表了一系列表达自己对战争看法的歌曲，在《战争贩子》这首歌中，他直接控诉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指责战争所带来的毁灭以及战争背后的操纵者的虚伪与邪恶。
他的另一首典型的反战歌曲《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更是通过美国的战争史揭露战争之下并无赢家的事实，以及那些所谓的正义之战的虚伪。上帝是和平的，可现实世界的这些人却打着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鲍勃·迪伦对战争残暴的控诉与抗议，“噢，西班牙与美国曾激战一时。而内战也是，很快被弥平，英雄的名字。我牢记在心。枪在他们手中，上帝在他们那一边。”[16]
这首歌从美国的非正义战争史出发，以史为鉴，借古讽今。在宗教观上，西班牙和美国都把自己看作是基督教徒，都认为上帝站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他们却发动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何谈正义与仁慈？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为正义而战，老照片上的英雄，名字被永远记住，可是他们手里拿着枪，向往和平的他们却对国民诉诸暴力。强烈的反差、可怕的现状使人们认清残酷的真相。美国的这段战争历史充满血腥、欺骗与贪婪，可是鲍勃·迪伦心中的上帝是仁慈的、道德的，绝非这般惨无人道，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当时的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国家参加了这么多的战争，上帝是否还会站在他们那边？
这一系列诗歌穿插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参战的诸多历史，他们总是以帮助别国的名义肆意发动不正义的战争，引来国内外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这是60年代发生在美国政治、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青年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17]当时，美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以往以勤俭节约和勤奋工作为特征的清教伦理受到严峻挑战，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享受生活，没有经受过磨难，渴望和平，而无休止的战争使得生民涂炭，人人自危，阻碍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引起美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和抗议。
四、对种族问题的追问
美国黑人处于社会最底层，长期受到种族歧视，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美国的种族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奴隶制在北美13个殖民州是合法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废奴运动逐渐高涨。50年代中期，因为新州的属性问题，奴隶制问题成为南北分裂的导火线。[18]虽然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度，可是黑人受到歧视也在所难免。“尽管美国反复地向国际社会宣传自己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无论是在国防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武装力量部门和一般的社会生活中，美国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问题”。[19]在此背景之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民众发动了诸多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有色人种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工业化的进展、大批黑人流入城市等诸多因素，使黑人地位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这也是种族运动兴起的外部原因。[20]鲍勃·迪伦拥有犹太人血统，在他小时候，其家乡希宾城移民中潜藏着一定程度的反犹暗流，导致他们一家人饱受恐惧。鲍勃·迪伦初入大学时也是住在属于“犹太兄弟会”的房产里，心思敏锐的他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此他在种族问题上有着明确的立场。[21] 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身边人的种族观念也曾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迪伦人生中一位重要的女友苏希·罗图洛也强烈地反对种族隔离，参加过一些争取种族平等的社会运动，她练达老成，在政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强化了迪伦的社会意识，对其影响很深。[22]从鲍勃·迪伦传记来看，他似乎对周遭的一切表现出漠然的态度，但对于种族问题内心却无比在意。当鲍勃·迪伦在街头角落看到那些穷苦白人和黑人时，他陷入了沉思，悲悯和同情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他选择将这一切记录下来，揭示上层社会粉饰太平的真相，承担一个伟大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歌曲《飓风》以全知全能视角叙述了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揭示了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残酷事实，控诉了上流社会掌权之人一手遮天、草菅人命的行为，歌颂犹太人民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抗争行动。中间穿插了大量直白的对话，力求客观地还原真相，愤恨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歌曲《只是棋局里的一颗棋子》另辟蹊径，描述了生活在南方底层社会的白人的苦闷，一旦民权运动开展，他们就只是这里的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一名南方的政客对穷苦白人说教：‘你得到的比别人多，别抱怨。你比他们好命，生下来是白皮肤。’他们解释。假借黑鬼的名义，获取政客的利益，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他功成名就，而穷苦白人依旧，坐在火车的末车厢。但错不在他，他只是棋局里的一枚棋子。”[23]打着民权运动的口号却被利用，极具现实讽刺意义。
這首诗借由美国非裔民权人士梅加艾佛斯被暗杀的事件，揭露了穷苦白人的无奈悲惨的处境。同样作为白人，依旧存在着歧视问题。富有的白人权力机构利用无知的穷苦白人进行不为人知的丑恶活动。这些穷苦白人实际上与备受歧视的黑人无异，政府操纵他们，通过镇压使得他们互相憎恨而从中受益。白人无法改变环境、左右自己的命运，只得盲目顺从。歧视问题影响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只是没有选择的棋子，只能被人利用。看似单纯的暗杀背后是对种族歧视的控诉及其存在根源的探究。这不仅是种族的不平等，更是社会巨大的阶级差异所带来的人权的不平等。即使在当下，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依旧存在，迪伦诗中揭示的罪恶仍在继续，可以说这一系列的诗歌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在提醒当下的人们要以史为鉴。
五、结语
鲍勃·迪伦的作品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流行至今，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美国广阔的时代发展轨迹，不但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文学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他用音乐引领时代的潮流，用极富诗意和哲理的歌词记录美国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表达一代人的心声。他的诗歌超越了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空间的范畴，为众多艺术家、歌迷、读者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记忆，以及一代美国人的精神财富。他在歌唱人生之歌的同时也在高唱时代之歌，他的诗歌作品是个性化的表达和社会广阔性的高度统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诗歌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诗意的表达形式，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对美国乃至世界的读者、歌迷，以及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唐胜琴：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房 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2016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2]刘小波：《“歌”与“诗”的跨界与融合——以鲍勃·迪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9期。
[3]谭冰若：《抗议·思索与创造——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音乐爱好者》1986年第6期。
[4][5][21]〔美〕霍华德·桑恩斯：《沿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余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第282页，第195页。
[6][7][8][12][13][14][16][23]〔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西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31页，第135页，第76页，第78页，第23页。
[9][18][20]董继民：《美国近代史评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第50页，第72页。
[10]陆修远：《鲍勃·迪伦摇滚艺术价值探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浙江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11][17]王晓华：《差异之爱与青年亚文化的建构——对鲍勃·迪伦的一种解读》，《青年学报》2017年第2期。
[15]〔英〕温莎·乔顿：《全球通史》，刘洪丰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19]谢国荣：《二战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22]〔美〕鲍勃·迪伦：《编年史》，徐振锋、吴宏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5页。
（责任编辑 刘艳妮）
鲍勃·迪伦童年的特殊经历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一块难以磨灭的印记。在自传中他不止一次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生在犹太家庭的他，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生而为人，本应平等，却因种族不同而受到歧视，他无比困惑，也产生了自我质疑。青少年时期显露出对音乐的天赋与兴趣，特殊的经历所带来的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认知，使他养成了敏感、沉默、从容的性格，也使得他的思想具有独特性与深刻性。除了早期的个人经历，时代的烙印也深深地嵌在他的生命和创作轨迹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无论是国际矛盾还是国内矛盾都相当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温还未褪尽，新的战火又将燃起，经历战争的身心创伤之后，渴望和平与幸福生活的美国民众处在一种迷惘而反叛的状态中。鲍勃·迪伦无疑就是这典型的时代中孕育出的时代之子。因此，他在逐梦之路上一次次地以敏感、独特的嗅觉去捕捉历史的气息，并通过音乐作品将自己的感受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出来。读者通过他的诗歌，似乎可以回到那个特定的时空，反思历史，展望未来。
鲍勃·迪伦以诗歌为载体，寄托个人情怀与时代责任，描绘了20个世纪后半叶发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表达了他对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时代问题的追问，以及他对这些亲身经历的社会事件的真实看法。这些诗歌中所涵盖的情感倾向、道德批判和历史追问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与对时代社会的直观记录，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群体对当时荒诞的现实和平庸的精神生活所发出的拷问。
一、隐藏在荒诞之下的现实
鲍勃·迪伦的传记记载了他曾流浪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了实现音乐梦想而不断苦苦追寻。腼腆、沉默的他不懂现实，却又被卷入残忍的现实之中，他在现实中追问生存价值与时代意义，却找不到合适的答案，于是他借助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困惑，表现平庸且荒诞的现实。在他早期的“流浪”生涯中，“走过很多路，见了很多人”，[4]因此他十分了解当时的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当人们都在为了生活而苦苦挣扎时，沉默的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切背后的意义”。[5]美国政府早期提出的所谓的“美国梦”营造出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理想是否真正得以实现？这在当时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在当权者企图粉饰太平之时，荒诞的现实、变异的人心早已撕开了这些伪君子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迪伦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厚重感，他既在为自己歌唱，又在情不自禁地表达时代的情绪。
鲍勃·迪伦的一系列写实主义诗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大雨倾盆》《沿着瞭望塔方向》等诗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底层人民所处的痛苦境遇;《像一块滚石》表现了对人生追求无果的失望经历;《一切都坏了》更是将社会的混乱、秩序的瓦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年轻的一代美国人早已厌倦了平庸乏味的现实，理想的乌托邦在他们的心中已然崩塌。渴望和平、幸福、安稳的他们面临一触即发的非正义战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等难以协调的矛盾，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让他们诉诸及时行乐的方式去重建精神家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实阴暗的角落里布满了潮湿的希望，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等社会痼疾在人们的心中划下了深深的血痕，这些难以弥合的伤口最终只能将人推入痛苦的深渊。
以迪伦极具代表性的写实主义诗歌《关于霍利斯·布朗的歌谣》为例，“霍利斯·布朗，住在城中的某处。与老婆和五名子女，以及快塌的小屋”，[6]以具体真实的描述交代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贫穷的黑人男性的悲惨命运。身为家里的顶梁柱，他需要供养全家人，可是他却没有工作，住的地方也是如此的简陋，生存得不到任何保障。这首诗的取材以小见大，不正面描写美国贫民阶级的苦难和社会贫富差距等概况，而是以白描的手法、近乎纪实的方式去展现一个小人物的生活环境，影射当时的社会现状，引起强烈的共鸣。鲍勃·迪伦的视野是广阔而独特的，通过客观的叙述来表现重大主题，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对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描述中，他在诗歌中往往采用限制视角，主观情感的暂时隐退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呈现，表现出更为宏阔的时代空间。但在具体的叙事中又不仅限于客观的立场，例如《关于霍利斯·布朗的歌谣》的第二节中“你的绿草变黑，井水已经枯干。用最后一美元，你买了七颗子弹”[7]，叙事视角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二人称，直接与当事人对话，人物心中的无奈与绝望一览无余。不仅如此，在对意象的选择上，鲍勃·迪伦一向是非常注重的，这不但能够增加诗歌本身的意境美，更能渲染氛围，隐喻当时的社会环境。“绿草变黑”“井水枯干”等衰败的意象隐喻蓬勃的生机已濒临消逝，生存的希望已然落空。穷苦的人们生活被逼到绝境，“身上最后的一美元只能用来买全家人自杀的子弹”。[8]极尽讽刺的诗句指向整个社会阶层的冷酷无情。此时的鲍勃对周遭的社会环境已失望透顶，他用诗歌展现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现状。人人鼓吹的“美国梦”在美国早已名存实亡，自由、平等、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是个噱头，血淋淋的真相让人无法直视。
同样属于表现底层生活的歌曲《劳工蓝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用低沉的音调唱出了底层劳工的辛酸经历和无奈而孤独的心理，讽刺资产阶级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今后的报应。社会环境的恶劣，让生活在罅隙中的底层群众受尽倾轧而无法生存。“60年代初期，美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荒谬的现实导致人心的异化。”[9]资本主义体制与个体矛盾不断加深，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积累和对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置若罔闻，表面上富裕的资产阶级生活只不过是金钱外衣裹藏下对人性的叛离。原本物质充盈的社会中，大部分人却没有获得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战后弥漫的创伤情绪更是加重了人们心中的虚无感，这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人生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鲍勃·迪伦无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并在自己的一系列写实主义诗歌中反映出来。 二、洞察时代变革之大势
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欺骗的人们开始反思当下，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对此，“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通过离经叛道、张扬个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麻木不仁现状的控诉与抵抗，对于自由、人性、自我的追求”。[10]鲍勃·迪伦的作品中有大量反映时代变革的诗歌，他用音乐表达时代情绪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当时的鲍勃·迪伦被追随者称作“时代代言人”和“抗议歌曲之王”，这些青年中的激进派掀起了反正统文化运动，表达内心的不满与反抗。“反文化运动所到之处，以强调工作、清醒、俭省、节欲为人生态度的美国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批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反叛活动表达对主流文化、现存制度的不满，对妇女、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11]在那段混乱的历史中，鲍勃·迪伦用自己擅长的民谣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中。《答案在风中飘扬》便是对这种大众迷惘、困惑的情绪较为集中的终极追问，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和平与自由的殷切向往。《事情已改变》则直接指出：“人们很疯狂，这个时代很奇怪，我被紧紧锁住了。”[12]
1964年发表的《时代在改变》典型地体现了鲍勃·迪伦“新左派”的立场和激进主义的倾向，宣扬了他誓与传统决裂的决心：“八方人士，你们到一起来，请看清周遭的洪水已经围拢，面对现实吧，你们的骨头将被浸透。如果你的年华尚值得珍重，你最好即刻开始游动，不然你会如同沉水石头，因为这时代正在变革当中。”[13]这段诗号召深处时代漩涡中的人们投入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中来，使用《圣经》中的“洪水”来隐喻不可逆的时代潮流，提醒过时顽固的人们应当认清现实、顺势而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物质与政治危机浮出水面，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当时的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利益至上、顽固守旧的思想难以同国际接轨，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就需要融入时代的潮流当中，只有合作方能共赢。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经济上的原始积累，都不是大众想要的。
《时代在改变》这首诗是对传统的宣战与警示，更是对新时代和平、自由、平等的召唤与向往。鲍勃·迪伦具有敏感的时代感知力，他深知那些腐败、传统的思想观念早已过时，要想进步、获得新生就必须拿起反抗的武器——变革。因此他在诗歌中不断发出警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父亲、母亲，不要妄评，如果你们无法弄懂。你们的旧路正在疾速衰老，儿女已不在你们掌控。无法出力，就请让路，因为这时代正在变革当中。”[14]鲍勃·迪伦在这类诗歌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无法跟上步伐，无法结束现状，无法理解时代的潮流，那就不要“妄评”，不要做年轻人前进路上的障碍，“旧路”正在腐朽，年轻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历史的发展必定是循环上升的。这种思想也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一种清醒认知：腐朽的思想和观念必将被推翻，新旧势力的矛盾被激化，停滞不前必将走向灭亡，只有走在时代的前面才能不朽。这一类极具号召力和鼓动性的诗歌，无疑正合大众的口味，在这股“旋风”的带领下，人们找到了时代转折中前进的方向，对未来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在《永远年轻》等作品中他同样表达了对处在变革中的一代年轻人真诚的祝愿。
三、潛沉表里的反战态度
在政治的相关问题上，鲍勃·迪伦似乎总是满不在乎，对外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样子。可是他对时代脉搏灵敏的把控，使得他在大多数反战作品中展示出非凡的洞察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局总是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甚至暗地里怂恿他国之间的战争、干预别国的外交内政。[15]这在美国国民的心中留下了可耻的阴影，人们渴望和平稳定、拒绝战争，但美国当局却对群众的意愿置若罔闻。 鲍勃·迪伦发表了一系列表达自己对战争看法的歌曲，在《战争贩子》这首歌中，他直接控诉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指责战争所带来的毁灭以及战争背后的操纵者的虚伪与邪恶。
他的另一首典型的反战歌曲《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更是通过美国的战争史揭露战争之下并无赢家的事实，以及那些所谓的正义之战的虚伪。上帝是和平的，可现实世界的这些人却打着上帝的名义发动战争，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鲍勃·迪伦对战争残暴的控诉与抗议，“噢，西班牙与美国曾激战一时。而内战也是，很快被弥平，英雄的名字。我牢记在心。枪在他们手中，上帝在他们那一边。”[16]
这首歌从美国的非正义战争史出发，以史为鉴，借古讽今。在宗教观上，西班牙和美国都把自己看作是基督教徒，都认为上帝站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他们却发动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何谈正义与仁慈？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为正义而战，老照片上的英雄，名字被永远记住，可是他们手里拿着枪，向往和平的他们却对国民诉诸暴力。强烈的反差、可怕的现状使人们认清残酷的真相。美国的这段战争历史充满血腥、欺骗与贪婪，可是鲍勃·迪伦心中的上帝是仁慈的、道德的，绝非这般惨无人道，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当时的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国家参加了这么多的战争，上帝是否还会站在他们那边？
这一系列诗歌穿插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参战的诸多历史，他们总是以帮助别国的名义肆意发动不正义的战争，引来国内外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这是60年代发生在美国政治、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青年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17]当时，美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以往以勤俭节约和勤奋工作为特征的清教伦理受到严峻挑战，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享受生活，没有经受过磨难，渴望和平，而无休止的战争使得生民涂炭，人人自危，阻碍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引起美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和抗议。
四、对种族问题的追问
美国黑人处于社会最底层，长期受到种族歧视，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美国的种族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奴隶制在北美13个殖民州是合法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废奴运动逐渐高涨。50年代中期，因为新州的属性问题，奴隶制问题成为南北分裂的导火线。[18]虽然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度，可是黑人受到歧视也在所难免。“尽管美国反复地向国际社会宣传自己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无论是在国防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武装力量部门和一般的社会生活中，美国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暴力问题”。[19]在此背景之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民众发动了诸多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有色人种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工业化的进展、大批黑人流入城市等诸多因素，使黑人地位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这也是种族运动兴起的外部原因。[20]鲍勃·迪伦拥有犹太人血统，在他小时候，其家乡希宾城移民中潜藏着一定程度的反犹暗流，导致他们一家人饱受恐惧。鲍勃·迪伦初入大学时也是住在属于“犹太兄弟会”的房产里，心思敏锐的他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此他在种族问题上有着明确的立场。[21] 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身边人的种族观念也曾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迪伦人生中一位重要的女友苏希·罗图洛也强烈地反对种族隔离，参加过一些争取种族平等的社会运动，她练达老成，在政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强化了迪伦的社会意识，对其影响很深。[22]从鲍勃·迪伦传记来看，他似乎对周遭的一切表现出漠然的态度，但对于种族问题内心却无比在意。当鲍勃·迪伦在街头角落看到那些穷苦白人和黑人时，他陷入了沉思，悲悯和同情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他选择将这一切记录下来，揭示上层社会粉饰太平的真相，承担一个伟大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歌曲《飓风》以全知全能视角叙述了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揭示了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残酷事实，控诉了上流社会掌权之人一手遮天、草菅人命的行为，歌颂犹太人民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抗争行动。中间穿插了大量直白的对话，力求客观地还原真相，愤恨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歌曲《只是棋局里的一颗棋子》另辟蹊径，描述了生活在南方底层社会的白人的苦闷，一旦民权运动开展，他们就只是这里的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一名南方的政客对穷苦白人说教：‘你得到的比别人多，别抱怨。你比他们好命，生下来是白皮肤。’他们解释。假借黑鬼的名义，获取政客的利益，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他功成名就，而穷苦白人依旧，坐在火车的末车厢。但错不在他，他只是棋局里的一枚棋子。”[23]打着民权运动的口号却被利用，极具现实讽刺意义。
這首诗借由美国非裔民权人士梅加艾佛斯被暗杀的事件，揭露了穷苦白人的无奈悲惨的处境。同样作为白人，依旧存在着歧视问题。富有的白人权力机构利用无知的穷苦白人进行不为人知的丑恶活动。这些穷苦白人实际上与备受歧视的黑人无异，政府操纵他们，通过镇压使得他们互相憎恨而从中受益。白人无法改变环境、左右自己的命运，只得盲目顺从。歧视问题影响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只是没有选择的棋子，只能被人利用。看似单纯的暗杀背后是对种族歧视的控诉及其存在根源的探究。这不仅是种族的不平等，更是社会巨大的阶级差异所带来的人权的不平等。即使在当下，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依旧存在，迪伦诗中揭示的罪恶仍在继续，可以说这一系列的诗歌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在提醒当下的人们要以史为鉴。
五、结语
鲍勃·迪伦的作品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流行至今，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美国广阔的时代发展轨迹，不但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文学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他用音乐引领时代的潮流，用极富诗意和哲理的歌词记录美国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进程，表达一代人的心声。他的诗歌超越了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空间的范畴，为众多艺术家、歌迷、读者留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记忆，以及一代美国人的精神财富。他在歌唱人生之歌的同时也在高唱时代之歌，他的诗歌作品是个性化的表达和社会广阔性的高度统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诗歌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诗意的表达形式，兼具音乐性和文学性，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对美国乃至世界的读者、歌迷，以及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唐胜琴：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房 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2016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2]刘小波：《“歌”与“诗”的跨界与融合——以鲍勃·迪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9期。
[3]谭冰若：《抗议·思索与创造——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音乐爱好者》1986年第6期。
[4][5][21]〔美〕霍华德·桑恩斯：《沿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余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第282页，第195页。
[6][7][8][12][13][14][16][23]〔美〕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西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第126页，第127页，第131页，第135页，第76页，第78页，第23页。
[9][18][20]董继民：《美国近代史评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第50页，第72页。
[10]陆修远：《鲍勃·迪伦摇滚艺术价值探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浙江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11][17]王晓华：《差异之爱与青年亚文化的建构——对鲍勃·迪伦的一种解读》，《青年学报》2017年第2期。
[15]〔英〕温莎·乔顿：《全球通史》，刘洪丰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19]谢国荣：《二战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22]〔美〕鲍勃·迪伦：《编年史》，徐振锋、吴宏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5页。
（责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