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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与夏济安、夏志清还有王德威，构成了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最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中的中流砥柱。作为哈佛大学的荣休教授，其影响力早已蜚声海内外。在他的精神谱系里，有着值得我们敬重、关注和探寻的诸多价值路标所在。不说别的，他的鲁迅情结，张爱玲情结，还有加缪情结，就是建立在个人和作家现象之间的座座桥梁。那意味着只有把个体视角与作家的文学传承的人文价值的普适性确立在深度的交汇熔铸和建构之中，那么他本人的偏爱才称得上一种富于历史感和文学性的生命体，才有超出个性本身认同之外的文化传播内涵和学术示范意义。
阿尔贝·加缪在整个世界文坛都备享殊荣，尤其是他的《鼠疫》堪称记录人类不屈不挠生命历程的里程碑式作品。2003年SARS疫情肆虐国土，香港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当时李欧梵正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名著选读”课程，《鼠疫》自然由于其写照的人类精神命运的特殊性和与外在现实的对应性、对接性，而成了李先生课堂上的必讲作品。再加上当时一些港媒约稿，感同身受情理兼顾之际，他顺势写出了若干篇杂文随笔登载在报刊上，后收入作品集《清水湾畔的臆语》[1]。
当然，按照李欧梵的习惯性说法，也是港台和海外汉学界的标识，加缪被写成了卡缪。为了行文方便，这里还是以加缪称呼这位存在主义大师，进而看一看李欧梵精彩生动传神的用笔在时代和历史的特殊节点上带给我们怎样的参照及思考。
一
众所周知《鼠疫》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加缪的杰出的精神文本，不仅仅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而且也是人类心智透过文明迷雾而发出敏锐洞察和解析的心灵载体，更是有着丰富的寓意和哲理内涵从而超越了特定時期和时代的具备广泛通融性的集大成之作。
李欧梵在2003年的香港疫情期间对加缪《鼠疫》（他称之为《瘟疫》）的解读与阐发，实在具备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文学的介入和参与特点，那是精神反思与人文反思的综合发酵，也是知识精英面对特殊的历史情势而展开的对于大众阶层的心理疏导和良知塑造。
也许这是一厢情愿的，就如同他的朋友《信报月刊》前任总编辑戴天当日指出的，劝香港人读文学经典“差不多就是对牛弹琴”，他的理由是“大多数香港人根本不看书，即使看亦以工具书、《心灵鸡汤》之类与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为主，而不少人对书的概念，更只限于各种连环图。”
但是李欧梵并不这么看，他觉得经典是特殊困境时期人们的心灵解药。在他看来，加缪的小说叙述的不只是瘟疫，“而是瘟疫背后的一种人生的存在状况”。正是这种水深火热的生存临界点的相似，譬如对于现实的香港和加缪笔下的想象中的奥兰城，瘟疫都构成了文明生态的严峻挑战，那么在此走进作家的文字疆域，就不仅仅是满足虚构的乐趣，而是感受生命本身的无助、命运的叵测和历史的无厘头。加缪的荒诞感其实与周星驰的无厘头是可以找到某种深层次共鸣的。我想李欧梵的倡导阅读包括加缪在内的现代西方经典文学，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当下反馈意义。不是经典取悦时代，而是时代需要经典来洗礼、浸润、冲刷某种情结、情绪和情怀。
李欧梵之所以把关注和评判的视角放到加缪的《鼠疫》上，无非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为香港科技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名著选读”课程，加缪与卡夫卡、伍尔夫等人都位列其中，作为现象级人物，《鼠疫》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当然也有偏爱的成分。其二，疫情引发的精神真空状态，需要一部作品来填补，尽管他也提到了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还有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家的作品，但是或许它们只是提供了感觉和背景，事件和气氛，但是本身与抗击疫情并不具有更直接的直击性的对位关系，而《鼠疫》则“把一个城市的瘟疫详详细细写成一部‘精神史’”。这部作品“把人心的好恶、人情的冷暖和人的存在价值都写出来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通过对《鼠疫》的深层次阅读，发现加缪本人原来不只是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以为人生是荒谬的，他更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李欧梵觉得《鼠疫》对他最大的启发是“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内省、勇气和行动，那才是毫无意义和价值。”
在全球一体的困境中，文学本身的存在，就可以起到鉴戒和提醒、烛照和升华的作用，譬如加缪笔下的奥兰某种程度就是当年香港恐怕也是今日武汉等城市的一面镜子。这面珍贵稀罕的文学之镜，会帮助所有角落里的人们找到心灵的解药和妙方。
李欧梵重新审视并省思了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文学本来无用，但是到了人生紧要关头，能够给人安慰和激励的往往还是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注意到，SARS的突袭，再次证明科学并非万能，对于科技乃至管理体制的过度自信反而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那就是生老病死还有无常性等平素被压抑湮没的现实，对于文学创造，却是意外的赐予和再造。“文学与瘟疫”这个话题引发了李先生作为有心人的一连串的思考，他觉得深度反省人们的生活意义，探讨精神存在的盲点，揭示和反思瘟疫背后的人文危机和价值失调，都是富有建设性和学术性的命题，同时更是具备人性关怀意识的重要精神参考和必备的参照。
疫情来临，精神自救，或许这就是他撰写一系列文章的根本宗旨所在。
二
或许在常规生活状态下，文学可以被视为娱乐、消遣、游戏等的替代品或者工具，然而，到了生存面临巨大困扰和挑战，尤其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之际，那么人之所以活，如何活，就势必成为人们寻找精神依托的最后屏障之一。这个时候文学就像宗教一样，会担当负载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为绝望者提供出路，促使人猛醒，反省自己的存在依据和生命维度。这样看来，《鼠疫》能够感召和鼓舞无数读者走进一个人生能量的试验场，去感知、触摸、印证人活着的失落、惊恐、绝望、反抗，乃至新生，其实从根本上离不开极端情境下的极端精神历险的象征指向。也就是说，《鼠疫》最出彩的地方在于警告人类如果不加警觉、反思、谋划、行动、承担，那么下一次任何一种灾难都会从天而降不期而至。
当然，加缪的《鼠疫》从开始到结尾都没有回避荒诞、自由和反抗这样的生命哲学问题。用李欧梵的话来讲，加缪所探讨的正是人的存在自由问题。 换而言之，自由是有限度和边界的。援引加缪在原文里的注脚“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只要有瘟疫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自由。”
在《鼠疫》中，我们不难发现鼠疫作为病毒，首先，表征为人的生理体能上的，它是一种无孔不入具有极大杀伤力的传染病，是它让整个奥兰城陷入了瘫痪、隔离、禁闭、孤寂、绝望和死亡的，几乎人人谈鼠疫而色变，人们的友情、爱情、亲情、正常的交往、日常活动，都因为鼠疫而产生了隔绝、放弃和取代。鼠疫一时间成为万恶之源。这既是疫情的无情，又是人类面临的存在的荒诞。其次，鼠疫更是一种精神病毒，这是加缪往前推进一步的哲理洞察和预示。如果人们不携带精神病毒，那么作为物质性、实体性的疫病也很难找到现实意义上的宿主，是人的不自觉、不自知、不介入、不改变的生存习惯，注定了疫情的流行和传播。在加缪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人间瘟疫病毒的潜伏者和携带者，都无法断绝精神疾病的感染和传递，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工作的勇气与抗争的信心来解脱和拯救自己和这个世界。
《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即堪称这方面作为希望和救助的典型，他以诚实的担当、平凡人的坚守，还有无尽的耐心和毅力，驱逐了人性中的寒冷、荒诞和彼此的隔绝与误会，为奥兰城的恢复和回归，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生命乐章。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加缪在作品里赞美讴歌了人性中的某种在困境中磨砺与塑造的美好，那是荒诞背景下的希望源泉，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他毕竟更大限度地透视和表现了李欧梵所言及的“一种现代人被隔离、被放逐的境况”，并且就此状况延伸出属于自己个性的理解、体味和思辨。
在《瘟疫与自由》中，李先生深度介入了关于现代人生的悖谬性的探讨，那就是觉得自由最多的现代人一旦遭遇到疫情的隔离和监禁，就会从根本上回到彻底不自由的状态。有意思的是，在文章后半截他还拓展开去，指出20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从加缪到萨特到福柯“都不约而同地以监狱和禁闭的意象或寓言来探讨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福柯把西方近代的历史视为一个权力的牢笼，甚至医院也概莫能外。萨特则以《死无葬身之地》勾勒了人在极限情境下的主动抑或被动的生命选择，对于活着造成的印记和影响所在。
李欧梵由此联想到身处瘟疫的特殊处境里，人的自由的可能限度，无论消极回避还是积极应对，而要想避免瘟疫存在或者重来，最后都只有一个解药——“科学再发达，瘟疫仍然比噩梦更厉害，挥之不去，死而复生，不时侵袭，也时时提醒人类不要太过自傲，以为人定胜天。”
这其实也是加缪在《鼠疫》里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作品的最后几句话是，“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三
李欧梵在SARS流行之际的香港谈论他的加缪情结，无疑是抱持着类似堂吉诃德一样的精神渊源，在文学怀旧的魔力感召下，意在重拾存在主义的道德勇气和生命自信，试图以文学的洗礼、净化和感动来熏染“围城”里的人，打通彼此之间的坚壁，走出疫情带来的身体隔离和心灵禁闭。
他从“文学经典是我的解药”这个价值前提出发，持续地反省、寻找和开掘文学阅读对于处于灵魂缺氧状态、精神空前紧张迷茫的人们所具有的唤醒、点化和塑造的实质意义。
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忙乱节拍几乎使得大众无暇自省，面临一种无以自控的悖论：生活愈“现代化”，也愈“非人”。反倒是非典疫情袭来，“反而使我们恢复一点人性，而且使我们意识到，非但科技不能完全保障人生，而且人的身心都很脆弱”。大概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深陷痛苦、灾难和无常的人生终极困惑，那么它的精神的光亮也才会不失时机地呈现出来。借着瘟疫蔓延人们居家隔离之际，重新回到经典阅读的起点，找回文学曾经失落的空间，就不仅仅是价值观的改弦更张，而且也是生命状态的一种及时调整、梳理和超越。
毋庸置疑，《鼠疫》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精神复活的史诗，也是生命张扬主体意志的精彩传神的协奏曲，更是展现人与困境殊死搏斗不懈抗争的灵魂交响乐。在《鼠疫》中，里厄、塔鲁、帕纳鲁、朗贝尔等人，全力抵抗疫情帮助处于危机中的人们重归希望，可他们不是超人，不是英雄，就是普普通通的医生、记者、传教士……他们对付灾难的本事就是“诚实”，以此来劳作、服务、身体力行。在加缪那里，几乎每个人都背负着鼠疫的重负，就像背负与生俱来的原罪一样，为之绝望，为之反抗，为之欢欣鼓舞地加入到救赎的行列，这就有点宗教情怀和意味了。
说文学经典是解药，我想正是就文学的引领、告慰、劝诫、感染和征服等效应和功能来说的。文学不可能在实际领域解除疫情，但是它可以帮助深处困境危机之中的人们，走出隔绝和禁闭，享受心灵的豁达和自由，体验到精神的无限跳跃与飞升。
尤其置身当下现实，当我们设身处地联系到十几年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带来的另一场生态灾难，可以说似曾相识的困扰又一次把我们带入到阅读和领略加缪传世经典《鼠疫》的临界点上，因而那阅读所带来的现场感、亲在感就会显得无比强烈和震撼，借助真实的现实困境，我们不知不觉融入其中，切身体验到存在主义的精神之痛。
《鼠疫》文本中呈現的悲剧现实，种种的挫折、逆境，人与人的隔绝、疏离、冷漠、容忍、坚持、抗争，好像就是昨天非典以及今天这场疫情的另一种版本、复制、激活而又更新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正是这种惊人的相似给文学带来了永恒的超越性价值。20世纪40年代加缪的一次近乎亲历般的写作和想象所营造的那种命运和境遇上的契合逼真，竟也为昨天和今天疫情下的异国他乡的读者，带来了灾难全景画卷的非同凡响的复制、印证、祭奠和洗礼。
四
不必讳言，李欧梵对加缪《鼠疫》的深入探讨、觉察和思考，传承了异常丰富的文学本性的滋养，以及文学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特殊支撑和缓解的意义和价值。这在《瘟疫与人生——文学再反思》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和自觉。
在该文中，作者谈到了《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另一名著《瘟疫年志》，说它“表现了一种历史的真实”。笛福根据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一场大瘟疫的实情，在大量生活实况的原材料的积累、提取和折射中，表达了一个科学还不昌明的时代的历史死穴——“人们视死亡为家常便饭，鬼神游荡于身边，坟墓就在教堂背后，瘟疫期间，死人尸首堆在马车上，拉都拉不完，连故事的叙述者也大谈桥头遇鬼和其他魑魅魍魉的怪现状。”
笛福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价值观即将被启蒙理性取代的时期，因而他笔下的文学描绘和勾勒，还多少游走在人和神的互相撕扯和对抗的边界上。而到了托马斯·曼写《威尼斯之死》的年代，西方现代的文明理性开始衰落，“其整套价值系统中的矛盾冲突也导致其崩溃，瘟疫不过是个导火线或征兆而已”。人类的文明不断面临挑战，到了紧要关头，加缪写《鼠疫》实际上还渗透着那个年代法西斯肆虐的阴影，战争及其恐怖难道不就是另一种更致人于死地的瘟疫吗？
李欧梵进而指出：“西洋文学家早已不断地用瘟疫和战争的主题来‘参悟’人生，现代作家更是如此。”
可不可以这样说，李欧梵的文学价值观里，有一种对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挂念和担忧，或者说是忧患意识，他说：“可能我们生活的世界愈来愈不真实：文明和野蛮并存，科技和迷信并置，而人类的自满和自欺也较笛福的时代犹有过之。”他甚至感到，“科技文明愈发达，‘非典型’的瘟疫也愈厉害，而人类将来的未知数也愈多。”
有了这种种痛切肺腑的精神剖析和开掘，李欧梵的置身于“瘟疫与人生”中的文学再反思，也才有了更深入的价值和更真实的分量。人到了面临灾难和死亡的关口，大概也才会重新寻找心理的慰藉和心灵的出口。这也是疫情流行期间人们可以走进加缪的存在主义精神世界里去缓释、消解生存危机的真正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刘恩波：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一级作家。
注释：
[1]参见〔美〕李欧梵：《清水湾畔的臆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书。
（责任编辑 任 艳）
阿尔贝·加缪在整个世界文坛都备享殊荣，尤其是他的《鼠疫》堪称记录人类不屈不挠生命历程的里程碑式作品。2003年SARS疫情肆虐国土，香港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当时李欧梵正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名著选读”课程，《鼠疫》自然由于其写照的人类精神命运的特殊性和与外在现实的对应性、对接性，而成了李先生课堂上的必讲作品。再加上当时一些港媒约稿，感同身受情理兼顾之际，他顺势写出了若干篇杂文随笔登载在报刊上，后收入作品集《清水湾畔的臆语》[1]。
当然，按照李欧梵的习惯性说法，也是港台和海外汉学界的标识，加缪被写成了卡缪。为了行文方便，这里还是以加缪称呼这位存在主义大师，进而看一看李欧梵精彩生动传神的用笔在时代和历史的特殊节点上带给我们怎样的参照及思考。
一
众所周知《鼠疫》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加缪的杰出的精神文本，不仅仅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而且也是人类心智透过文明迷雾而发出敏锐洞察和解析的心灵载体，更是有着丰富的寓意和哲理内涵从而超越了特定時期和时代的具备广泛通融性的集大成之作。
李欧梵在2003年的香港疫情期间对加缪《鼠疫》（他称之为《瘟疫》）的解读与阐发，实在具备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文学的介入和参与特点，那是精神反思与人文反思的综合发酵，也是知识精英面对特殊的历史情势而展开的对于大众阶层的心理疏导和良知塑造。
也许这是一厢情愿的，就如同他的朋友《信报月刊》前任总编辑戴天当日指出的，劝香港人读文学经典“差不多就是对牛弹琴”，他的理由是“大多数香港人根本不看书，即使看亦以工具书、《心灵鸡汤》之类与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为主，而不少人对书的概念，更只限于各种连环图。”
但是李欧梵并不这么看，他觉得经典是特殊困境时期人们的心灵解药。在他看来，加缪的小说叙述的不只是瘟疫，“而是瘟疫背后的一种人生的存在状况”。正是这种水深火热的生存临界点的相似，譬如对于现实的香港和加缪笔下的想象中的奥兰城，瘟疫都构成了文明生态的严峻挑战，那么在此走进作家的文字疆域，就不仅仅是满足虚构的乐趣，而是感受生命本身的无助、命运的叵测和历史的无厘头。加缪的荒诞感其实与周星驰的无厘头是可以找到某种深层次共鸣的。我想李欧梵的倡导阅读包括加缪在内的现代西方经典文学，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当下反馈意义。不是经典取悦时代，而是时代需要经典来洗礼、浸润、冲刷某种情结、情绪和情怀。
李欧梵之所以把关注和评判的视角放到加缪的《鼠疫》上，无非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为香港科技大学讲授“现代文学名著选读”课程，加缪与卡夫卡、伍尔夫等人都位列其中，作为现象级人物，《鼠疫》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当然也有偏爱的成分。其二，疫情引发的精神真空状态，需要一部作品来填补，尽管他也提到了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还有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家的作品，但是或许它们只是提供了感觉和背景，事件和气氛，但是本身与抗击疫情并不具有更直接的直击性的对位关系，而《鼠疫》则“把一个城市的瘟疫详详细细写成一部‘精神史’”。这部作品“把人心的好恶、人情的冷暖和人的存在价值都写出来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通过对《鼠疫》的深层次阅读，发现加缪本人原来不只是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以为人生是荒谬的，他更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李欧梵觉得《鼠疫》对他最大的启发是“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内省、勇气和行动，那才是毫无意义和价值。”
在全球一体的困境中，文学本身的存在，就可以起到鉴戒和提醒、烛照和升华的作用，譬如加缪笔下的奥兰某种程度就是当年香港恐怕也是今日武汉等城市的一面镜子。这面珍贵稀罕的文学之镜，会帮助所有角落里的人们找到心灵的解药和妙方。
李欧梵重新审视并省思了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文学本来无用，但是到了人生紧要关头，能够给人安慰和激励的往往还是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注意到，SARS的突袭，再次证明科学并非万能，对于科技乃至管理体制的过度自信反而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那就是生老病死还有无常性等平素被压抑湮没的现实，对于文学创造，却是意外的赐予和再造。“文学与瘟疫”这个话题引发了李先生作为有心人的一连串的思考，他觉得深度反省人们的生活意义，探讨精神存在的盲点，揭示和反思瘟疫背后的人文危机和价值失调，都是富有建设性和学术性的命题，同时更是具备人性关怀意识的重要精神参考和必备的参照。
疫情来临，精神自救，或许这就是他撰写一系列文章的根本宗旨所在。
二
或许在常规生活状态下，文学可以被视为娱乐、消遣、游戏等的替代品或者工具，然而，到了生存面临巨大困扰和挑战，尤其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之际，那么人之所以活，如何活，就势必成为人们寻找精神依托的最后屏障之一。这个时候文学就像宗教一样，会担当负载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为绝望者提供出路，促使人猛醒，反省自己的存在依据和生命维度。这样看来，《鼠疫》能够感召和鼓舞无数读者走进一个人生能量的试验场，去感知、触摸、印证人活着的失落、惊恐、绝望、反抗，乃至新生，其实从根本上离不开极端情境下的极端精神历险的象征指向。也就是说，《鼠疫》最出彩的地方在于警告人类如果不加警觉、反思、谋划、行动、承担，那么下一次任何一种灾难都会从天而降不期而至。
当然，加缪的《鼠疫》从开始到结尾都没有回避荒诞、自由和反抗这样的生命哲学问题。用李欧梵的话来讲，加缪所探讨的正是人的存在自由问题。 换而言之，自由是有限度和边界的。援引加缪在原文里的注脚“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只要有瘟疫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自由。”
在《鼠疫》中，我们不难发现鼠疫作为病毒，首先，表征为人的生理体能上的，它是一种无孔不入具有极大杀伤力的传染病，是它让整个奥兰城陷入了瘫痪、隔离、禁闭、孤寂、绝望和死亡的，几乎人人谈鼠疫而色变，人们的友情、爱情、亲情、正常的交往、日常活动，都因为鼠疫而产生了隔绝、放弃和取代。鼠疫一时间成为万恶之源。这既是疫情的无情，又是人类面临的存在的荒诞。其次，鼠疫更是一种精神病毒，这是加缪往前推进一步的哲理洞察和预示。如果人们不携带精神病毒，那么作为物质性、实体性的疫病也很难找到现实意义上的宿主，是人的不自觉、不自知、不介入、不改变的生存习惯，注定了疫情的流行和传播。在加缪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人间瘟疫病毒的潜伏者和携带者，都无法断绝精神疾病的感染和传递，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工作的勇气与抗争的信心来解脱和拯救自己和这个世界。
《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即堪称这方面作为希望和救助的典型，他以诚实的担当、平凡人的坚守，还有无尽的耐心和毅力，驱逐了人性中的寒冷、荒诞和彼此的隔绝与误会，为奥兰城的恢复和回归，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生命乐章。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加缪在作品里赞美讴歌了人性中的某种在困境中磨砺与塑造的美好，那是荒诞背景下的希望源泉，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他毕竟更大限度地透视和表现了李欧梵所言及的“一种现代人被隔离、被放逐的境况”，并且就此状况延伸出属于自己个性的理解、体味和思辨。
在《瘟疫与自由》中，李先生深度介入了关于现代人生的悖谬性的探讨，那就是觉得自由最多的现代人一旦遭遇到疫情的隔离和监禁，就会从根本上回到彻底不自由的状态。有意思的是，在文章后半截他还拓展开去，指出20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从加缪到萨特到福柯“都不约而同地以监狱和禁闭的意象或寓言来探讨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福柯把西方近代的历史视为一个权力的牢笼，甚至医院也概莫能外。萨特则以《死无葬身之地》勾勒了人在极限情境下的主动抑或被动的生命选择，对于活着造成的印记和影响所在。
李欧梵由此联想到身处瘟疫的特殊处境里，人的自由的可能限度，无论消极回避还是积极应对，而要想避免瘟疫存在或者重来，最后都只有一个解药——“科学再发达，瘟疫仍然比噩梦更厉害，挥之不去，死而复生，不时侵袭，也时时提醒人类不要太过自傲，以为人定胜天。”
这其实也是加缪在《鼠疫》里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作品的最后几句话是，“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三
李欧梵在SARS流行之际的香港谈论他的加缪情结，无疑是抱持着类似堂吉诃德一样的精神渊源，在文学怀旧的魔力感召下，意在重拾存在主义的道德勇气和生命自信，试图以文学的洗礼、净化和感动来熏染“围城”里的人，打通彼此之间的坚壁，走出疫情带来的身体隔离和心灵禁闭。
他从“文学经典是我的解药”这个价值前提出发，持续地反省、寻找和开掘文学阅读对于处于灵魂缺氧状态、精神空前紧张迷茫的人们所具有的唤醒、点化和塑造的实质意义。
在他看来，现代生活的忙乱节拍几乎使得大众无暇自省，面临一种无以自控的悖论：生活愈“现代化”，也愈“非人”。反倒是非典疫情袭来，“反而使我们恢复一点人性，而且使我们意识到，非但科技不能完全保障人生，而且人的身心都很脆弱”。大概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深陷痛苦、灾难和无常的人生终极困惑，那么它的精神的光亮也才会不失时机地呈现出来。借着瘟疫蔓延人们居家隔离之际，重新回到经典阅读的起点，找回文学曾经失落的空间，就不仅仅是价值观的改弦更张，而且也是生命状态的一种及时调整、梳理和超越。
毋庸置疑，《鼠疫》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精神复活的史诗，也是生命张扬主体意志的精彩传神的协奏曲，更是展现人与困境殊死搏斗不懈抗争的灵魂交响乐。在《鼠疫》中，里厄、塔鲁、帕纳鲁、朗贝尔等人，全力抵抗疫情帮助处于危机中的人们重归希望，可他们不是超人，不是英雄，就是普普通通的医生、记者、传教士……他们对付灾难的本事就是“诚实”，以此来劳作、服务、身体力行。在加缪那里，几乎每个人都背负着鼠疫的重负，就像背负与生俱来的原罪一样，为之绝望，为之反抗，为之欢欣鼓舞地加入到救赎的行列，这就有点宗教情怀和意味了。
说文学经典是解药，我想正是就文学的引领、告慰、劝诫、感染和征服等效应和功能来说的。文学不可能在实际领域解除疫情，但是它可以帮助深处困境危机之中的人们，走出隔绝和禁闭，享受心灵的豁达和自由，体验到精神的无限跳跃与飞升。
尤其置身当下现实，当我们设身处地联系到十几年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带来的另一场生态灾难，可以说似曾相识的困扰又一次把我们带入到阅读和领略加缪传世经典《鼠疫》的临界点上，因而那阅读所带来的现场感、亲在感就会显得无比强烈和震撼，借助真实的现实困境，我们不知不觉融入其中，切身体验到存在主义的精神之痛。
《鼠疫》文本中呈現的悲剧现实，种种的挫折、逆境，人与人的隔绝、疏离、冷漠、容忍、坚持、抗争，好像就是昨天非典以及今天这场疫情的另一种版本、复制、激活而又更新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正是这种惊人的相似给文学带来了永恒的超越性价值。20世纪40年代加缪的一次近乎亲历般的写作和想象所营造的那种命运和境遇上的契合逼真，竟也为昨天和今天疫情下的异国他乡的读者，带来了灾难全景画卷的非同凡响的复制、印证、祭奠和洗礼。
四
不必讳言，李欧梵对加缪《鼠疫》的深入探讨、觉察和思考，传承了异常丰富的文学本性的滋养，以及文学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特殊支撑和缓解的意义和价值。这在《瘟疫与人生——文学再反思》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和自觉。
在该文中，作者谈到了《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另一名著《瘟疫年志》，说它“表现了一种历史的真实”。笛福根据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一场大瘟疫的实情，在大量生活实况的原材料的积累、提取和折射中，表达了一个科学还不昌明的时代的历史死穴——“人们视死亡为家常便饭，鬼神游荡于身边，坟墓就在教堂背后，瘟疫期间，死人尸首堆在马车上，拉都拉不完，连故事的叙述者也大谈桥头遇鬼和其他魑魅魍魉的怪现状。”
笛福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价值观即将被启蒙理性取代的时期，因而他笔下的文学描绘和勾勒，还多少游走在人和神的互相撕扯和对抗的边界上。而到了托马斯·曼写《威尼斯之死》的年代，西方现代的文明理性开始衰落，“其整套价值系统中的矛盾冲突也导致其崩溃，瘟疫不过是个导火线或征兆而已”。人类的文明不断面临挑战，到了紧要关头，加缪写《鼠疫》实际上还渗透着那个年代法西斯肆虐的阴影，战争及其恐怖难道不就是另一种更致人于死地的瘟疫吗？
李欧梵进而指出：“西洋文学家早已不断地用瘟疫和战争的主题来‘参悟’人生，现代作家更是如此。”
可不可以这样说，李欧梵的文学价值观里，有一种对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挂念和担忧，或者说是忧患意识，他说：“可能我们生活的世界愈来愈不真实：文明和野蛮并存，科技和迷信并置，而人类的自满和自欺也较笛福的时代犹有过之。”他甚至感到，“科技文明愈发达，‘非典型’的瘟疫也愈厉害，而人类将来的未知数也愈多。”
有了这种种痛切肺腑的精神剖析和开掘，李欧梵的置身于“瘟疫与人生”中的文学再反思，也才有了更深入的价值和更真实的分量。人到了面临灾难和死亡的关口，大概也才会重新寻找心理的慰藉和心灵的出口。这也是疫情流行期间人们可以走进加缪的存在主义精神世界里去缓释、消解生存危机的真正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刘恩波：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一级作家。
注释：
[1]参见〔美〕李欧梵：《清水湾畔的臆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引文均出自此书。
（责任编辑 任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