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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制度作为从舶来之物，无论与国外假释制度相比，还是与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比，其适用情况都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传统思想固步自封
中国传统文化是将刑法作为治民的工具，刑法工具论、以暴制暴、报应主义思想至今依然根深蒂固，但假释制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两百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就大声疾呼，反对把报应主义作为刑法的理论基础。因此，西方国家普遍强调犯罪人的法律地位，很谨慎地使用刑罚，并把罪犯视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将假释作为罪犯的一项权利。我国的民主法制教育起步较晚，社会大众的报应主义思想依然严重，人们在惩罚犯罪的观念上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面对犯罪的侵害，社会大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离作用，特别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极端地认为犯罪就意味着坐牢房的不在少数，似乎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到伸张，邪恶才能受到遏制，认为惩罚罪犯最好方法就是拘留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让其与社会进行隔离，从而让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而假释制度的出现使社会大众对其惩罚罪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他们大都不愿承擔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件适用假释的失败案例，都会导致舆论的一片哗然，一百件假释成功的案例制造的积极影响还不及一件假释失败的案例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司法机关也不得不过多地考虑满足公众普遍的报应心态，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出相当的谨慎乃至消极态度。可以说，中西方法治理念的不同和公众对犯罪和刑罚所抱心态的不同是造成我国假释适用率偏低的直接原因。
二、司法机关怠于承担风险
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之一“不致再危害社会”是依据已然之罪，对未然之事所作的预测，“依照犯罪学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每个人都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潜质，即便是从未犯罪的人，也无法断定其将来必然不会犯罪”。1这就增加了预测的风险性，它将一种不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纳入到假释决定的过程中，导致假释决定的依据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比起假释，减刑倒是具有许多“优势”首先，我国减刑幅度虽然小但可以重复适用，其操作灵活、对犯罪服刑人员心理连续刺激的特点，使减刑制度一直是我国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制度对一位服刑人员来说只能适用一次，并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有期徒刑必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必须执行十年以上，这对于受长期监禁刑罚的罪犯而言，适用假释显得那么遥不可及，这当然不利于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的自身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有严格的幅度限制，因而减刑虽然更改了原判刑期，罪犯却仍与社会保持现实的隔离状态，司法部门对其行为尚可控制，他们的再犯罪危险尚无眼前之虞。”2但适用假释，罪犯则直接生活于类似社会的环境中，事实上缺乏像监狱那样有力的监督保护措施，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假释犯再犯的风险。最后，监狱和人民法院都害怕承担假释犯再犯风险。假释是对犯罪服刑人员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并规定一定的假释考验期，在假释考验期内，如果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被撤销假释，也就意味着适用假释的失败。基于以上对比，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就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假释的建议机关——监狱担心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在犯新罪或者违反规定被撤销假释，反证出监狱机关当初假释建议的错误，从而以多报减刑以代之。二是，假释的决定机关也是基于此种顾虑，严格控制假释的适用，因此，对司法机关来讲，与其承担风险办理假释案件，还不如多实施减刑更保险一些。
三、监狱体制不科学
我国的监狱存在着“监狱企业化”的管理模式，监狱经济是伴随着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其存在和合理的运行能使罪犯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还能为监狱实施有效的刑罚执行提供物质保障。因此，罪犯劳动是监狱经济与监狱的行刑活动内在联系的纽带，监狱经济的良性运行，将直接影响监狱改造罪犯的效果和质量，而监狱经济的运行情况是由监狱经济体制决定的，监狱经济体制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监狱和监狱企业合为一体的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也曾发挥过其积极的作用，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这一体制的弊端就较为明显，监狱企业在竞争中没有专业技术，处于弱者地位，近年来，监狱经济的不景气使得监狱在生产方面只能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市场竞争力，而恰恰是一些罪犯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逐渐成为掌握熟练技术、劳动效率较高的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他们适用假释，附条件释放，无疑会影响监狱经济效益，监狱机关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很少会提起假释建议，而且监狱机关一方面进行生产经营，一方面还对罪犯进行改造。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即耗时耗力，成效在短期内又难以有显著成效，而生产经营能有所收益，其结果就造成一手短一手长，忽视对罪犯的改造，只要罪犯 “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就算工作全部完成，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既无心也无力，在这种局面下，假释适用率自然偏低。
监狱体制不科学还表现在监狱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管理上“一刀切”， 现在的监狱体制管理中，没有进行区别化管理，西方国家对监狱的管理分成严格监禁，中等监禁、轻度监禁和开放性监禁进行分类管理，而且是向小型化、社区化设置的方向发展，淡化监狱给人的印象和符号，相比这下，我国的监狱体制不科学，这不利于罪犯在监狱中的改造，也导致了我国假释率较低。
【参考文献】
[1]冯涛、李荣辰，《走出我国假释率超低之困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1月第17卷第1期。
[2]王利荣，《关于假释适用的若干认识》，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18卷第1期。
一、传统思想固步自封
中国传统文化是将刑法作为治民的工具，刑法工具论、以暴制暴、报应主义思想至今依然根深蒂固，但假释制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两百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就大声疾呼，反对把报应主义作为刑法的理论基础。因此，西方国家普遍强调犯罪人的法律地位，很谨慎地使用刑罚，并把罪犯视为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将假释作为罪犯的一项权利。我国的民主法制教育起步较晚，社会大众的报应主义思想依然严重，人们在惩罚犯罪的观念上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面对犯罪的侵害，社会大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离作用，特别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极端地认为犯罪就意味着坐牢房的不在少数，似乎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到伸张，邪恶才能受到遏制，认为惩罚罪犯最好方法就是拘留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让其与社会进行隔离，从而让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而假释制度的出现使社会大众对其惩罚罪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他们大都不愿承擔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件适用假释的失败案例，都会导致舆论的一片哗然，一百件假释成功的案例制造的积极影响还不及一件假释失败的案例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司法机关也不得不过多地考虑满足公众普遍的报应心态，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出相当的谨慎乃至消极态度。可以说，中西方法治理念的不同和公众对犯罪和刑罚所抱心态的不同是造成我国假释适用率偏低的直接原因。
二、司法机关怠于承担风险
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之一“不致再危害社会”是依据已然之罪，对未然之事所作的预测，“依照犯罪学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可能犯罪，每个人都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潜质，即便是从未犯罪的人，也无法断定其将来必然不会犯罪”。1这就增加了预测的风险性，它将一种不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纳入到假释决定的过程中，导致假释决定的依据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比起假释，减刑倒是具有许多“优势”首先，我国减刑幅度虽然小但可以重复适用，其操作灵活、对犯罪服刑人员心理连续刺激的特点，使减刑制度一直是我国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制度对一位服刑人员来说只能适用一次，并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有期徒刑必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必须执行十年以上，这对于受长期监禁刑罚的罪犯而言，适用假释显得那么遥不可及，这当然不利于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的自身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有严格的幅度限制，因而减刑虽然更改了原判刑期，罪犯却仍与社会保持现实的隔离状态，司法部门对其行为尚可控制，他们的再犯罪危险尚无眼前之虞。”2但适用假释，罪犯则直接生活于类似社会的环境中，事实上缺乏像监狱那样有力的监督保护措施，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假释犯再犯的风险。最后，监狱和人民法院都害怕承担假释犯再犯风险。假释是对犯罪服刑人员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并规定一定的假释考验期，在假释考验期内，如果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被撤销假释，也就意味着适用假释的失败。基于以上对比，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就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假释的建议机关——监狱担心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在犯新罪或者违反规定被撤销假释，反证出监狱机关当初假释建议的错误，从而以多报减刑以代之。二是，假释的决定机关也是基于此种顾虑，严格控制假释的适用，因此，对司法机关来讲，与其承担风险办理假释案件，还不如多实施减刑更保险一些。
三、监狱体制不科学
我国的监狱存在着“监狱企业化”的管理模式，监狱经济是伴随着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其存在和合理的运行能使罪犯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还能为监狱实施有效的刑罚执行提供物质保障。因此，罪犯劳动是监狱经济与监狱的行刑活动内在联系的纽带，监狱经济的良性运行，将直接影响监狱改造罪犯的效果和质量，而监狱经济的运行情况是由监狱经济体制决定的，监狱经济体制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监狱和监狱企业合为一体的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也曾发挥过其积极的作用，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这一体制的弊端就较为明显，监狱企业在竞争中没有专业技术，处于弱者地位，近年来，监狱经济的不景气使得监狱在生产方面只能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市场竞争力，而恰恰是一些罪犯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逐渐成为掌握熟练技术、劳动效率较高的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他们适用假释，附条件释放，无疑会影响监狱经济效益，监狱机关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很少会提起假释建议，而且监狱机关一方面进行生产经营，一方面还对罪犯进行改造。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即耗时耗力，成效在短期内又难以有显著成效，而生产经营能有所收益，其结果就造成一手短一手长，忽视对罪犯的改造，只要罪犯 “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就算工作全部完成，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既无心也无力，在这种局面下，假释适用率自然偏低。
监狱体制不科学还表现在监狱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管理上“一刀切”， 现在的监狱体制管理中，没有进行区别化管理，西方国家对监狱的管理分成严格监禁，中等监禁、轻度监禁和开放性监禁进行分类管理，而且是向小型化、社区化设置的方向发展，淡化监狱给人的印象和符号，相比这下，我国的监狱体制不科学，这不利于罪犯在监狱中的改造，也导致了我国假释率较低。
【参考文献】
[1]冯涛、李荣辰，《走出我国假释率超低之困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1月第17卷第1期。
[2]王利荣，《关于假释适用的若干认识》，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18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