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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志释名
墓志，又称“葬志”、“志文”、“坟记”、“扩铭”、“埋铭”等，如清代龚自珍《说碑》云“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是又碑之别也。”梁玉绳《志铭广例》云“凡刻石显立墓前者曰碑、曰褐、曰表，惟纳于扩中谓之志铭。”现代《辞源》释“墓志铭”为“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名、籍贯、官爵、平放于棺前。”这些释名往往模糊了墓志与其它刻铭的界限。广义地说，墓葬之中凡是铭刻文字之物皆可称之为“墓志”，然而，一般皆从狭义角度去认识墓志，即作为一专属名词，指在“铭刻文字之物”具有一定的型制之后，方可称之为“墓志”，这样就可以将其同其它“志墓”之物区别开来，如画像石等。
二、北朝墓志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
1、碑禁在先
东汉后期，厚葬之风盛行，天下葬死者奢靡，相互标榜，竞相夸耀，以至累及民生。黄巾起义后，经济待兴，民风需整，统治者便一再禁碑，王充《论衡》曰“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至“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而后魏文帝下过“薄葬诏”。因禁令极为森严，皇戚官僚、士族豪强皆不得立碑，只能变通将墓碑做小，放置于墓扩。由于碑禁影响，墓碑不能兴建，但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世代相传的丧葬习俗，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用铭刻来标志墓葬的观念，此等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于是，人们就更多地采用變通的方法，把文字铭刻转入地下，故南朝常以墓志替代碑铭，但南朝出土墓志实为太少。中原地域，汉时人多于墓立碑，至魏晋方禁碑不止，为北朝时兴墓志埋下伏笔。北朝未有禁碑，孝文帝反而倡导立碑，太和十八年年迁都洛阳，中原顺应墓志之礼俗，北方鲜卑亦尾随汉人推波助澜。于是乎北魏时兴厚葬之风，朝廷对臣僚葬事大行赏赐，此乃北朝墓志碑铭勃兴的机缘。
2、胡族汉化
胡族汉化有诸多方面的表现。首先，胡族上层汉文化水平颇高。如匈奴刘渊综览诸子并略诵经书。其次，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生活上趋同汉族。汉化是胡族进化中不可阻挡的潮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更是自觉推进汉化政策，明言“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改姓氏，革服制，彻底汉化，使得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王朝，波及中亚以至欧洲。北魏拓跋族原有烧葬之俗，迁都洛阳后，变革葬俗作为一项政治措施，鲜卑贵族死葬北邝而不归葬故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颁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既然如此，北魏丧葬的习俗必仿效中原。北魏葬俗的汉化使得相关的埋葬制度亦趋于中原原有的定规，墓志礼俗也由此得到了应有的继承与发扬，以至于墓志在北魏成为重要的丧葬文化之一。
3、故土情结
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前，北方战火不断，故土难离，依恋家乡，归乡安葬就是这种情感在殡葬方面的体现。北魏孝文帝迁都后，革除鲜卑旧俗，改变代人丧葬地点，故土之恋，许多鲜卑贵族在朝廷令旨威严之下，不得不卒葬河洛，但仍期望设一方墓志，以待时机让子孙迁葬代北。故北魏墓志大量设置，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主要集中于当时京歌，今洛阳、堰师一带，而边镇地区少见。后来，长时间经济生活的变化，使定居在洛阳的鲜卑贵族开始耽于安乐，也不再想迁回代北旧地了，而设立墓志之风却在上层阶级形成了一种制度被固定了下来。
三、北朝墓志的历史分期
对于北朝墓志文献研究的历史分期，依据当权者的兴衰脉络，亦依从文史之时限踪迹，划定北朝墓志的阶段界限。
1、端倪期十六国及北魏平城时代十六国时期。
从公元年匈奴刘渊建立“汉”国起，至公元年“北凉”灭亡，历时年，有几十股政治势力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天兴元年年至太和十八年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以平城为其统治中心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北魏平城时代。在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出土一方前秦建元十六年年梁阿广墓志》，志石材料为灰砂岩石，上为圆弧形，下为方形，由碑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墓志的圆形额头正中竖刻篆书“墓志”字，墓志正面隶书阳刻铭文，在墓志背面隶书阴刻有“碑志及送终之具于凉州作致”字。墓主人梁阿广为袭爵兴晋王司州西川的领民酋长大切门将。这方墓志为研究墓碑向墓志转变提供了实物证据。墓志的形制既具有墓碑的形式，也具备墓志的雏形，是从地表碑转埋于地下的墓志之最初形式。
2、勃兴期北魏洛阳时期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墓志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勃兴时期。这一时期墓志渐趋定型化，在刻制工艺上已很考究，形制上多作方形，两石相合，成函盈式， 平放墓中，上面为志盖，文字作篆或隶，亦有真书，尤如碑之额下则为志身，开头有首题，文体上有志传文与志铭文，后或有尾记。自此永为定式。虽间有做成各种特异形状者，只是少数别出心裁而已。这是中国历史上墓志形成定制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这一时期，为日后中国特有的墓志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绵绵一千余年，成为各代丧葬礼俗中主要的墓中铭刻。北魏一时才俊乐于墓志创作，邢子才为李礼之墓志'，温子异为元树墓铭'，墓志文化蔚然成风。
3、延续期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公元年
北魏孝武帝元惰奔关中依宇文泰，政权随之分裂为东、西魏。高欢另立孝静帝元善见，并迁都于邺。公元年，高欢之子高洋禅代东魏政权，建立北齐，仍以邺为都。故自东魏以后，墓志又多出于邺都附近，即今河南安阳、河北 磁县一带，而邝洛墓志几近绝迹。公元年，宇文觉禅代西魏，建立北周，都为长安。西魏墓志仅有数方，出土地点都在西安附近。北周公卿及其眷属也多设墓志，如《庚子山集》中就收入墓志铭方而出土墓志远较北齐少，且地点分散。
四、北朝书迹风格
1、斜画紧结
洛阳时期处于北魏后期，由于孝文帝实行“汉化改制”。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这样的风气对于人们的书写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楷书书法，我们看到过去碑志的题额惯用篆书、隶书，这时的一些碑刻却采用楷书题额。更重大的变化是楷书书法出现了秀颖峻拔的风格样式，姿势近似南朝碑志楷书。北魏吸取南方书法，平成后期已显端倪，南迁洛阳后的四十年间，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汉化”的深入而兴盛起来。这类以“斜画紧接”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称之为“洛阳体”。
洛阳体在北魏境内广为流行，表明这种体式必是洛阳时期銘石书的主流形态。更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洛阳体也见于当时的写经。可见洛阳体不仅是洛阳时期銘石书的主流形态，也是应用于写经抄书的“正体字”，即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样字”。东魏的銘石楷书，碑派书论家包世臣将其归为“北碑”，康有为则归为“魏碑”，都未专门讨论。我们知道，北魏后期的洛阳体是以“斜画紧接”为基本特征，多有高耸峻拔、豪迈开张的气势。
2、平画宽结
东魏继承洛阳体的之类的楷书，主要是北魏《元徽墓志》、《张玄墓志》那样的横展一路，不强调撇笔，捺笔的开张和翻挑，横画的斜度也不那么陡斜了，结构也随之有“紧结”转为“宽结”。晚年的梁启超养病津门，时常在饮冰室摩挲碑帖拓本。他在《元湛妃王氏墓志》跋语中说：“广阳王湛、王妃令媛两志，同时合葬而各为志。撰、书盖皆同出一手，字颇伤平板，神龟、正光间雄迈之气尽矣”。梁启超敏感度到东魏楷书的“平板”、“平沓”，虽然只是个别作品而言，却触及到东魏楷书整体变化的症候。
东魏时期的楷书，摒弃了北魏洛陽体的雄强之势，转向宽绰平正的优雅，我们可以用“平画宽结”来概括东魏楷书的变化。东魏“平画宽结”的楷书是继承北魏洛阳体的楷法而来，他们把曾经是“支流”的发扬为“主流”，这就是他们的成绩。
墓志，又称“葬志”、“志文”、“坟记”、“扩铭”、“埋铭”等，如清代龚自珍《说碑》云“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是又碑之别也。”梁玉绳《志铭广例》云“凡刻石显立墓前者曰碑、曰褐、曰表，惟纳于扩中谓之志铭。”现代《辞源》释“墓志铭”为“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名、籍贯、官爵、平放于棺前。”这些释名往往模糊了墓志与其它刻铭的界限。广义地说，墓葬之中凡是铭刻文字之物皆可称之为“墓志”，然而，一般皆从狭义角度去认识墓志，即作为一专属名词，指在“铭刻文字之物”具有一定的型制之后，方可称之为“墓志”，这样就可以将其同其它“志墓”之物区别开来，如画像石等。
二、北朝墓志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
1、碑禁在先
东汉后期，厚葬之风盛行，天下葬死者奢靡，相互标榜，竞相夸耀，以至累及民生。黄巾起义后，经济待兴，民风需整，统治者便一再禁碑，王充《论衡》曰“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至“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而后魏文帝下过“薄葬诏”。因禁令极为森严，皇戚官僚、士族豪强皆不得立碑，只能变通将墓碑做小，放置于墓扩。由于碑禁影响，墓碑不能兴建，但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世代相传的丧葬习俗，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用铭刻来标志墓葬的观念，此等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于是，人们就更多地采用變通的方法，把文字铭刻转入地下，故南朝常以墓志替代碑铭，但南朝出土墓志实为太少。中原地域，汉时人多于墓立碑，至魏晋方禁碑不止，为北朝时兴墓志埋下伏笔。北朝未有禁碑，孝文帝反而倡导立碑，太和十八年年迁都洛阳，中原顺应墓志之礼俗，北方鲜卑亦尾随汉人推波助澜。于是乎北魏时兴厚葬之风，朝廷对臣僚葬事大行赏赐，此乃北朝墓志碑铭勃兴的机缘。
2、胡族汉化
胡族汉化有诸多方面的表现。首先，胡族上层汉文化水平颇高。如匈奴刘渊综览诸子并略诵经书。其次，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生活上趋同汉族。汉化是胡族进化中不可阻挡的潮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更是自觉推进汉化政策，明言“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改姓氏，革服制，彻底汉化，使得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王朝，波及中亚以至欧洲。北魏拓跋族原有烧葬之俗，迁都洛阳后，变革葬俗作为一项政治措施，鲜卑贵族死葬北邝而不归葬故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颁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既然如此，北魏丧葬的习俗必仿效中原。北魏葬俗的汉化使得相关的埋葬制度亦趋于中原原有的定规，墓志礼俗也由此得到了应有的继承与发扬，以至于墓志在北魏成为重要的丧葬文化之一。
3、故土情结
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前，北方战火不断，故土难离，依恋家乡，归乡安葬就是这种情感在殡葬方面的体现。北魏孝文帝迁都后，革除鲜卑旧俗，改变代人丧葬地点，故土之恋，许多鲜卑贵族在朝廷令旨威严之下，不得不卒葬河洛，但仍期望设一方墓志，以待时机让子孙迁葬代北。故北魏墓志大量设置，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主要集中于当时京歌，今洛阳、堰师一带，而边镇地区少见。后来，长时间经济生活的变化，使定居在洛阳的鲜卑贵族开始耽于安乐，也不再想迁回代北旧地了，而设立墓志之风却在上层阶级形成了一种制度被固定了下来。
三、北朝墓志的历史分期
对于北朝墓志文献研究的历史分期，依据当权者的兴衰脉络，亦依从文史之时限踪迹，划定北朝墓志的阶段界限。
1、端倪期十六国及北魏平城时代十六国时期。
从公元年匈奴刘渊建立“汉”国起，至公元年“北凉”灭亡，历时年，有几十股政治势力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天兴元年年至太和十八年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以平城为其统治中心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北魏平城时代。在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出土一方前秦建元十六年年梁阿广墓志》，志石材料为灰砂岩石，上为圆弧形，下为方形，由碑座和碑身两部分组成。墓志的圆形额头正中竖刻篆书“墓志”字，墓志正面隶书阳刻铭文，在墓志背面隶书阴刻有“碑志及送终之具于凉州作致”字。墓主人梁阿广为袭爵兴晋王司州西川的领民酋长大切门将。这方墓志为研究墓碑向墓志转变提供了实物证据。墓志的形制既具有墓碑的形式，也具备墓志的雏形，是从地表碑转埋于地下的墓志之最初形式。
2、勃兴期北魏洛阳时期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墓志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勃兴时期。这一时期墓志渐趋定型化，在刻制工艺上已很考究，形制上多作方形，两石相合，成函盈式， 平放墓中，上面为志盖，文字作篆或隶，亦有真书，尤如碑之额下则为志身，开头有首题，文体上有志传文与志铭文，后或有尾记。自此永为定式。虽间有做成各种特异形状者，只是少数别出心裁而已。这是中国历史上墓志形成定制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这一时期，为日后中国特有的墓志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绵绵一千余年，成为各代丧葬礼俗中主要的墓中铭刻。北魏一时才俊乐于墓志创作，邢子才为李礼之墓志'，温子异为元树墓铭'，墓志文化蔚然成风。
3、延续期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公元年
北魏孝武帝元惰奔关中依宇文泰，政权随之分裂为东、西魏。高欢另立孝静帝元善见，并迁都于邺。公元年，高欢之子高洋禅代东魏政权，建立北齐，仍以邺为都。故自东魏以后，墓志又多出于邺都附近，即今河南安阳、河北 磁县一带，而邝洛墓志几近绝迹。公元年，宇文觉禅代西魏，建立北周，都为长安。西魏墓志仅有数方，出土地点都在西安附近。北周公卿及其眷属也多设墓志，如《庚子山集》中就收入墓志铭方而出土墓志远较北齐少，且地点分散。
四、北朝书迹风格
1、斜画紧结
洛阳时期处于北魏后期，由于孝文帝实行“汉化改制”。形成了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这样的风气对于人们的书写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楷书书法，我们看到过去碑志的题额惯用篆书、隶书，这时的一些碑刻却采用楷书题额。更重大的变化是楷书书法出现了秀颖峻拔的风格样式，姿势近似南朝碑志楷书。北魏吸取南方书法，平成后期已显端倪，南迁洛阳后的四十年间，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汉化”的深入而兴盛起来。这类以“斜画紧接”为共同特征的新体楷书，楷法遒美庄重接近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因为北方这类楷书首先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称之为“洛阳体”。
洛阳体在北魏境内广为流行，表明这种体式必是洛阳时期銘石书的主流形态。更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洛阳体也见于当时的写经。可见洛阳体不仅是洛阳时期銘石书的主流形态，也是应用于写经抄书的“正体字”，即北魏后期楷书的“官样字”。东魏的銘石楷书，碑派书论家包世臣将其归为“北碑”，康有为则归为“魏碑”，都未专门讨论。我们知道，北魏后期的洛阳体是以“斜画紧接”为基本特征，多有高耸峻拔、豪迈开张的气势。
2、平画宽结
东魏继承洛阳体的之类的楷书，主要是北魏《元徽墓志》、《张玄墓志》那样的横展一路，不强调撇笔，捺笔的开张和翻挑，横画的斜度也不那么陡斜了，结构也随之有“紧结”转为“宽结”。晚年的梁启超养病津门，时常在饮冰室摩挲碑帖拓本。他在《元湛妃王氏墓志》跋语中说：“广阳王湛、王妃令媛两志，同时合葬而各为志。撰、书盖皆同出一手，字颇伤平板，神龟、正光间雄迈之气尽矣”。梁启超敏感度到东魏楷书的“平板”、“平沓”，虽然只是个别作品而言，却触及到东魏楷书整体变化的症候。
东魏时期的楷书，摒弃了北魏洛陽体的雄强之势，转向宽绰平正的优雅，我们可以用“平画宽结”来概括东魏楷书的变化。东魏“平画宽结”的楷书是继承北魏洛阳体的楷法而来，他们把曾经是“支流”的发扬为“主流”，这就是他们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