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经济到今天，必须改变传统‘三高一低’发展模式！”
“什么是绿色经济？”“标准为何？”“搞绿色经济是否一定赔钱？”
11月的北京，几百名企业家聚在一起，围绕这些绿色话题激烈争吵。他们在国内首次集体发声：倡议更多企业家加盟绿色经济对话，共同缔结绿色契约，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这一次，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哥本哈根，却比两年前的《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走得更远。
北京。入冬以来一个阴冷、萧瑟的下午。
在亚运村附近一栋毫不起眼的平房会所里，近300名企业家聚集于此。会场外冷风刺骨、行人寥寥，这里却人头攒挤。“See Green Future——中国企业绿色契约对话”，这正是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参与张罗的活动现场。
80多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满头银发。作为SEE基金会理事长，他仍然不遗余力。“当前中国生态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扼止。我们的大气、土地和水等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已处于危急之中，而治理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则是主动改变经济的增长模式，使污染降到自然可降解的程度。”
台下，是从地产、建筑到汽车制造、家电、新能源、有机农业等各个行业的企业大佬，涉及国内几乎全部的核心经济产业。以绿色经济为主题，这算是囊括国内企业家数量最多的一次民间集会。
“该改变游戏规则了”
阿拉善SEE协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家，并非第一次直面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问题。2009年冬天，当王石、冯仑、黄鸣、张跃、张在东等一批国内企业家自发去到哥本哈根参与第15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时，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毕竟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现场。
中国人除了生产廉价劣质的商品，也会关心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吗？这是当时外国人的一个普遍想法。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秘书长詹育锋回忆，当时，他看到记者反复问王石一个问题，“作为一位中国企业家，你为什么要关注全球变暖？”而当时王石回答：“地球只有一个，全球变暖影响到全人类，中国要承担责任，中国企业家也要承担责任。”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对哥本哈根会议也感触颇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得知全世界19.9%的碳排放量来自于中国，而40%的碳排放又来自于自己身处的建筑业与房地产业。“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相当于中国建筑和房地产商为世界贡献了8%的碳排放，而国内地产商却并不关心这个。”胡葆森承认，当自己第一次直面这个数字时，非常内疚，有负罪感。以后每卖1平方米的房子，就会多增加一些负疚，也因此愿意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承担责任。
而最早购买私人飞机的中国企业家、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张跃则反思，对今天的企业家而言，炫富已经没有意义。“当我们不缺财富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缺稳定的气候、干净的食物、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以及健康的身体。所以，企业家应该将社会共同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面对。”而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他在运河边与冯仑聊到这些，忧心如焚。
“是该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中国企业家也应该加入到可持续发展中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执行理事伊曼先生透露，目前，他所领导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已有五家中国国企加入，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加盟进来。
那些尖锐而刺痛的问题
不过，愿意为环境问题承担责任，与切实地去改变对环境的污染，还有漫长的距离。参加绿色契约对话的近300名中国企业家，大部分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2004年6月，80多名国内知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协会成立的主旨，除致力于改善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生态环境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至少我个人是希望能给中国人一片蓝天白云，如果没有这个动机，当初就不会跪在沙漠上忏悔了。”首创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长刘晓光直言不讳。
“有些人认为，企业只要赚钱了，就相当于承担了社会责任，大家怎么看？”这些带刺的问题，频频抛向在场的企业家。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着中国企业家未来的绿色契约能否真正达成。
而事实上，尽管大多数企业家认为做环保不一定必然亏钱，现实也确实存在一些让他们费解的怪现象，比如明明是企业花大价钱环保处理后排放的达标水，当地政府却要与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一样收费；比如建筑商想用环保材料，下游材料供应商却没有货。
而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如何结合，企业界也存在极大争议。作为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先行者，一谈到企业绿色实践，山东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就对美国绿色建筑标准（LEED）和国内建筑商们充满了愤怒。“LEED认证是个狗屁，是美国人用来忽悠中国人的，国内建筑商却将之奉若至宝。”他抱怨国内包括万科在内的建筑商，从十多年前到现在，在绿色建筑中甚少采用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太阳能产品。
面对黄鸣的指责，脾气火爆的任志强当场回骂，“夏天不用烫死人，冬天想用没热水。装了太阳能，就是绿色环保？”他称，自己曾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其他40多名会员一起进行联合采购，结果第一轮就将皇明太阳能淘汰。“你们新能源，不获得市场认可，委屈总是有的，但活得好不好，到底还是市场说了算。”这火药味里，透出绿色共识的知易行难。
企业大佬的“五月花契约”？
这样的激烈争论，对阿拉善SEE会员来说不算稀奇。
“争论不是坏事，只有在充分争论后达成的共识，才是有生命力的”，一位与会企业家坦言，他希望这些思想激烈碰撞后产生的绿色契约，能在未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界“五月花契约”。
是日，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代表全场企业家，宣读了一份态度大于实质的绿色契约：即承诺保护环境，公开环境信息，推进可持续商业模式；推动学界、商界、法律界共同致力于环保……
相较于言辞雄伟的中国企业家第一份绿色契约，一些率先实践绿色发展模式的企业则更显务实。
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2012年完成绿色建筑三星建造面积283万平方米，并和合作伙伴一起承诺支持可持续的森林经营和负责任的林产品贸易，增加获FSC认证木材的应用，承诺最终影响的木材采购量将超过每年300万立方米。
万通地产承诺到2014年，开发总量1000万平方米绿色建筑，实现减少碳排放量244.55万吨。
雅昌集团则公开承诺：坚持使用CTP纸版技术，消除对资源的消耗，同时使用环保油墨和循环水，大大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
另一些未当场公布具体绿色承诺计划的企业家，也在自己的领域悄悄探路。企业家冯仑、张跃，分别在长沙、成都、西安、温州等地，打算修建立体城市，以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我们正在建一个220层高、面积100万平方米的垂直城市，里边居住、办公、学校、医院、集贸等都有。”小个子张跃所谋划的立体建筑，甫一公布就为舆论热议。
“由于各地搞土地财政，城市建设变成了摊大饼，但香港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今只开发了15%，用150平方公里装下600万人；新加坡，700平方公里土地，实际开发土地不到一半，平均1平方公里装7万人；日本1平方公里装10万人；美国曼哈顿1平方公里超过10万人，我们土地资源如此紧缺，为何建幼儿园一定就要带小院，派出所一定要修在一楼呢？”冯仑不满现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用仅相当于原建设方式1/7的土地、40%的能源，来建造满足同样多人口居住的立体城市。
这场绿色契约对话结束后的第三天，黄鸣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炮轰任志强的博文。两天后，耿耿于怀的黄鸣再次发表博文《炮轰任志强（二）》，继续讨伐国内的绿色建筑标准，以及为国内太阳能产业受地产大佬“偏见、无知”而拒用的现状辩白。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一样，各国政府多边谈判僵持不下，而越来越多的企业界开始单方面行动，探索经济可持续之路。”《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认为。但这不会是一个顺利的过程，这些被问题纠缠的远见，需要获得更坚定的行动支持。
“什么是绿色经济？”“标准为何？”“搞绿色经济是否一定赔钱？”
11月的北京，几百名企业家聚在一起，围绕这些绿色话题激烈争吵。他们在国内首次集体发声：倡议更多企业家加盟绿色经济对话，共同缔结绿色契约，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这一次，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哥本哈根，却比两年前的《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走得更远。
北京。入冬以来一个阴冷、萧瑟的下午。
在亚运村附近一栋毫不起眼的平房会所里，近300名企业家聚集于此。会场外冷风刺骨、行人寥寥，这里却人头攒挤。“See Green Future——中国企业绿色契约对话”，这正是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参与张罗的活动现场。
80多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满头银发。作为SEE基金会理事长，他仍然不遗余力。“当前中国生态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扼止。我们的大气、土地和水等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已处于危急之中，而治理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则是主动改变经济的增长模式，使污染降到自然可降解的程度。”
台下，是从地产、建筑到汽车制造、家电、新能源、有机农业等各个行业的企业大佬，涉及国内几乎全部的核心经济产业。以绿色经济为主题，这算是囊括国内企业家数量最多的一次民间集会。
“该改变游戏规则了”
阿拉善SEE协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家，并非第一次直面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问题。2009年冬天，当王石、冯仑、黄鸣、张跃、张在东等一批国内企业家自发去到哥本哈根参与第15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时，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毕竟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现场。
中国人除了生产廉价劣质的商品，也会关心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吗？这是当时外国人的一个普遍想法。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秘书长詹育锋回忆，当时，他看到记者反复问王石一个问题，“作为一位中国企业家，你为什么要关注全球变暖？”而当时王石回答：“地球只有一个，全球变暖影响到全人类，中国要承担责任，中国企业家也要承担责任。”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对哥本哈根会议也感触颇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得知全世界19.9%的碳排放量来自于中国，而40%的碳排放又来自于自己身处的建筑业与房地产业。“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相当于中国建筑和房地产商为世界贡献了8%的碳排放，而国内地产商却并不关心这个。”胡葆森承认，当自己第一次直面这个数字时，非常内疚，有负罪感。以后每卖1平方米的房子，就会多增加一些负疚，也因此愿意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承担责任。
而最早购买私人飞机的中国企业家、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张跃则反思，对今天的企业家而言，炫富已经没有意义。“当我们不缺财富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缺稳定的气候、干净的食物、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以及健康的身体。所以，企业家应该将社会共同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面对。”而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他在运河边与冯仑聊到这些，忧心如焚。
“是该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中国企业家也应该加入到可持续发展中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执行理事伊曼先生透露，目前，他所领导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已有五家中国国企加入，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加盟进来。
那些尖锐而刺痛的问题
不过，愿意为环境问题承担责任，与切实地去改变对环境的污染，还有漫长的距离。参加绿色契约对话的近300名中国企业家，大部分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2004年6月，80多名国内知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协会成立的主旨，除致力于改善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区生态环境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至少我个人是希望能给中国人一片蓝天白云，如果没有这个动机，当初就不会跪在沙漠上忏悔了。”首创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长刘晓光直言不讳。
“有些人认为，企业只要赚钱了，就相当于承担了社会责任，大家怎么看？”这些带刺的问题，频频抛向在场的企业家。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着中国企业家未来的绿色契约能否真正达成。
而事实上，尽管大多数企业家认为做环保不一定必然亏钱，现实也确实存在一些让他们费解的怪现象，比如明明是企业花大价钱环保处理后排放的达标水，当地政府却要与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一样收费；比如建筑商想用环保材料，下游材料供应商却没有货。
而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如何结合，企业界也存在极大争议。作为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先行者，一谈到企业绿色实践，山东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就对美国绿色建筑标准（LEED）和国内建筑商们充满了愤怒。“LEED认证是个狗屁，是美国人用来忽悠中国人的，国内建筑商却将之奉若至宝。”他抱怨国内包括万科在内的建筑商，从十多年前到现在，在绿色建筑中甚少采用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太阳能产品。
面对黄鸣的指责，脾气火爆的任志强当场回骂，“夏天不用烫死人，冬天想用没热水。装了太阳能，就是绿色环保？”他称，自己曾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其他40多名会员一起进行联合采购，结果第一轮就将皇明太阳能淘汰。“你们新能源，不获得市场认可，委屈总是有的，但活得好不好，到底还是市场说了算。”这火药味里，透出绿色共识的知易行难。
企业大佬的“五月花契约”？
这样的激烈争论，对阿拉善SEE会员来说不算稀奇。
“争论不是坏事，只有在充分争论后达成的共识，才是有生命力的”，一位与会企业家坦言，他希望这些思想激烈碰撞后产生的绿色契约，能在未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界“五月花契约”。
是日，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代表全场企业家，宣读了一份态度大于实质的绿色契约：即承诺保护环境，公开环境信息，推进可持续商业模式；推动学界、商界、法律界共同致力于环保……
相较于言辞雄伟的中国企业家第一份绿色契约，一些率先实践绿色发展模式的企业则更显务实。
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2012年完成绿色建筑三星建造面积283万平方米，并和合作伙伴一起承诺支持可持续的森林经营和负责任的林产品贸易，增加获FSC认证木材的应用，承诺最终影响的木材采购量将超过每年300万立方米。
万通地产承诺到2014年，开发总量1000万平方米绿色建筑，实现减少碳排放量244.55万吨。
雅昌集团则公开承诺：坚持使用CTP纸版技术，消除对资源的消耗，同时使用环保油墨和循环水，大大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
另一些未当场公布具体绿色承诺计划的企业家，也在自己的领域悄悄探路。企业家冯仑、张跃，分别在长沙、成都、西安、温州等地，打算修建立体城市，以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我们正在建一个220层高、面积100万平方米的垂直城市，里边居住、办公、学校、医院、集贸等都有。”小个子张跃所谋划的立体建筑，甫一公布就为舆论热议。
“由于各地搞土地财政，城市建设变成了摊大饼，但香港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今只开发了15%，用150平方公里装下600万人；新加坡，700平方公里土地，实际开发土地不到一半，平均1平方公里装7万人；日本1平方公里装10万人；美国曼哈顿1平方公里超过10万人，我们土地资源如此紧缺，为何建幼儿园一定就要带小院，派出所一定要修在一楼呢？”冯仑不满现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用仅相当于原建设方式1/7的土地、40%的能源，来建造满足同样多人口居住的立体城市。
这场绿色契约对话结束后的第三天，黄鸣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炮轰任志强的博文。两天后，耿耿于怀的黄鸣再次发表博文《炮轰任志强（二）》，继续讨伐国内的绿色建筑标准，以及为国内太阳能产业受地产大佬“偏见、无知”而拒用的现状辩白。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一样，各国政府多边谈判僵持不下，而越来越多的企业界开始单方面行动，探索经济可持续之路。”《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认为。但这不会是一个顺利的过程，这些被问题纠缠的远见，需要获得更坚定的行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