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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男女青年的婚恋是重要的主题。本文将主要人物的婚恋分为两类进行讨论：一类是偏向于现代的爱情的婚恋模式，其主要是高加林和黄亚萍、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他们的感情表征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与激情，实则触及了爱情背后的城乡矛盾和阶层意识；另一类是偏重于婚姻的婚恋模式，主要是孙少安和贺秀莲、孙少平和惠英嫂等的婚姻关系，他们更多地根据现实结合在一起，表面看来，他们似乎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但对他们来说，这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情感，他们的相互体恤、彼此扶助，从中不难看出人性的深度和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婚恋关系”；现实主义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被视为路遥的代表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小说人物的命运显现出历史的复杂面向。在这些关系中，人物的婚恋状态尤其值得讨论，在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孙少平和田晓霞，孙少安和贺秀莲，李向前和田润叶，吴仲平和孙兰香等的婚恋关系中，都富含历史的深意。虽然人物婚恋的组合模式各有不同，但从中不难看出人物结合背后包含的种种时代观念和现实力量。不同的婚恋类型很难用传统和现代这样的对立模式来解释，相应地，应当将人物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具体展开讨论。
《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也是迄今为止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摇摆，主要和人物的自我认知有关。作为高中毕业生，如果高加林知识分子理想获得实现的可能性，黄亚萍就会成为理想的恋人；一旦他的理想受挫，他就会在刘巧珍这里寻找可能。小说写道，刘巧珍“漂亮得像花朵一样”，“高挑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可爱，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最主要的是，“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此时高加林的爱情选择是唯美的，其中可以看到现代教育对人物审美感觉的塑造，同时，他也会拿艺术的标准来对应自己的恋人，就是小说中说的，“俄罗斯画家的油画”中的姑娘被拿来和刘巧珍作对比。[1]即便如此，一旦刘巧珍以恋人的身份走进高加林的情感世界，路遥呈现出的是无法掩盖的缺陷，以及无法调和的矛盾。刘巧珍无疑只是高加林特殊状态下的无奈选择。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矛盾：对刘巧珍，路遥尽管一再表露赞美和同情，而一旦要决断两个人之间的婚恋，高加林就会理性地选择黄亚萍，这背后无疑带入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份和情感跨越的内在冲动。最后刘巧珍选择和马栓结合，马栓说：“你也甭怨高老师，人家现在成了国家干部，你又不识字，人家和你过不到一块。咱乡俗话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咱两个没文化，正能合在一块哩！”这番话看似朴素而轻描淡写，实际上却像一记重锤砸下，震颤了读者的心灵。因为刘巧珍和高加林爱情的挫折，实际上与高加林和黄亚萍的关系有着相似性，他们遭遇的实际上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孙少平是高加林形象的延续。孙少平外表俊美，品德高尚，富有理想和追求，即便在农村或者在条件艰苦的工地上，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为高中同学田晓霞所看重，两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只是一旦要从朋友转变为恋人的时候，孙少平内心强烈的自卑感与“门第”之间的不平等感就会被激活，小说写道：“两天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晓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他越想越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地冷却下来了……”他也意识到，“归根结底，他和晓霞最終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他心灵的深处。”20世纪80年代，蔡翔在他的文章中谈到高加林的悲剧时指出：“一个个人命运的悲剧结果却推演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题。”[2]然而，这一变革却迟迟未至，因为孙少平身上同样延续了高加林的问题。
事实上，孙少平和高加林两人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在和黄亚萍的恋爱关系中，高加林实际上深入到了对方的精神世界当中；但对于孙少平来说，虽然阅读拉近了他和田晓霞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却处在人物的精神之外，因为孙少平无法不仰望田晓霞。当浪漫、富有才情、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田晓霞到工地看望孙少平时，在工友羡慕的注视中，孙少平甚至感觉到一种不可言说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不正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农民/大学生、煤矿工人/省报记者等的身份差异，让孙少平一再处于无法排解的压抑状态。只是在孙少平身上，由于田晓霞的死亡而化解了这一难题，但是根本性的矛盾一直延续了下来，其核心就是80年代的社会阶层观念。和孙少平、田晓霞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仲平和孙兰香的组合。应该说，孙兰香遭遇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少，但最终却被克服了，按照黄平的说法，孙兰香作为准儿媳到吴仲平家里做客，“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冲突：城/乡、官/民、男/女。有意味的是，以后者的‘认同’而和谐，兰香在不无‘伪饰’色彩的抵抗之后（比如宣布不坐‘单位的小车’，作者再次特意宣布，‘最后，像通常一样，男人屈服了女人’，似乎以此来证明兰香的主体性），在根本上是以‘他者’的标准来‘改造’自己，尽管这种‘改造’的过程未必是自省的。”[3]显然，这只有在男强女弱的模式下才能得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高加林、孙少平和孙兰香等人的婚恋关系中，严格来说只是恋爱关系，他们实际上只是在爱情关系中纠结，当事者的理想能否实现还不是问题的核心，重要的是这一关系中表征出了恋爱被各种矛盾，如城乡、身份、阶层等矛盾所纠缠。毫无疑问，这些矛盾并不是他们身上特有的，其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当下。
不过，笔者要重点讨论的是另一类婚恋类型，即孙少安和贺秀莲、李向前和田润叶、孙少平和惠英嫂等的关系。虽然这类婚恋关系很少有人提及，但其意义仍不容忽视。如果说，高加林等的爱情隐喻的是80年代的理想和冲动，那么，孙少安等的婚姻选择隐含的实际上是80年代的真正现实，因为他们的婚恋实际上更侧重于婚姻层面的实现考虑，其情感结构同样富有深刻的含义。 孙少安和田润叶两小无猜，感情笃厚，但是孙少安也一再纠结于田润叶的教师身份和两人之间的阶层差别，不同的生活境况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作为家中的长子，孙少安是唯一能帮助父母撑起家庭的倚靠，因此，他责无旁贷辍学回家，和父母一起为全家的生活操劳。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孙少安的爱情选择，尤其是在石圪节的公路上看完润叶给他的“表白信”，他先是“惊呆了”，感觉“福从天降”，“一股巨大暖流在他胸膛里汹涌澎湃”，但马上就又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现象。他孙少安没福气也没勇气创造这个新生事物。”[4]最终，孙少安选择了贺秀莲。小说中两人婚后的生活平稳而实在，贺秀莲成了孙少安生活的帮手和伴侣，但在孙少安生意受挫后，他感到“惟有妻子的怀抱，才使得他凄苦的心情得到片刻的温热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在妻子的怀中，接受她亲切的爱抚和安慰。”[5]在这一婚姻类型中，两人之间更多的是彼此体恤，相互扶助的伦理性的感情，完全熔铸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无疑，这是80年代的现实，一种获得幸福的形式，其意味无疑是深长的。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李向前和田润叶的结合，两人婚后实际上处于不相闻问的隔膜当中。田润叶对李向前看似根本无法退让或妥协，但在李向前残疾之后，田润叶既没有坚持离婚，也没有自我放纵，而是：“对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恋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5]在笔者看来，其中不无路遥理想的成（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分，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又敏锐地把握到了现实的种种可能性。从中不难感觉到，这种婚姻不断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师母惠英的结合也有着深刻的意味。在和田晓霞的交往中，孙少平的感情其实没有太深的根基，更多呈现出理想的成分。而在当了煤矿工人之后，孙少平的感情就坐落在了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那就是和师傅王世才、师母惠英嫂的交往。应该说，路遥关于爱情的态度是决绝和极端的，在这一逻辑中，惠英不可能是孙少平理想的生活伴侣，更何况她的人生是残缺的：死了丈夫，带一个孩子，也没有文化，永远不会像田晓霞一样谈论国家大事，讨论文学。但王世才的意外离开，生活戏剧性地将二人安排在了一起。不过，为了使两人的结合不至于太过生硬、突兀，作家让一条疤痕损坏了孙少平俊美的容貌，孙少平相貌上的“残缺”和惠英嫂人生中的“残缺”，终于使得二人结合有了可能性和合理性，也为婚姻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就小说情节而言，似乎只能這样解释，但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因为两人的感情有着共同的基础，对孙少平来说，他和惠英嫂的婚姻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了生活当中。
在此，似乎需要对路遥小说中的婚恋关系作出更为细致的区分和分析。在小说中，婚恋关系实际上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类型，而且它们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可以看到，一旦遵循80年代的理想和激情，人物的爱情追求就显得异常亢奋、强大，似乎要冲破一切现实的障碍，直抵理想的彼岸；即（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便遇到挫折，人物的妥协也只是暂时的，似乎任何阻力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努力方向。然而，路遥小说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历史在现实层面展开，人物的不那么理想的婚恋关系中，依然可以追寻到平衡的支点和生活的意义，因而，在婚恋关系中，更重要的是夫妻双方的彼此体恤和相互扶助，这同样是80年代的现实存在，而且，也是比较理想的感情类型。由此可以讨论另一个话题，即路遥现实主义写作的边界，虽然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等充满了激进色彩，但他们并没有蜕化成为西方现代主义中和一切割断联系的个人。他们面对生活态度和选择，表征出的正是80年代所蕴含的多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7-48.
[2]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A].马一夫，厚夫.路遥研究资料汇编[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495.
[3]黄平.从“劳动”到“奋斗”[J].文艺争鸣，2010（3）.
[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44.
[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2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55，326.
关键词：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婚恋关系”；现实主义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被视为路遥的代表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小说人物的命运显现出历史的复杂面向。在这些关系中，人物的婚恋状态尤其值得讨论，在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孙少平和田晓霞，孙少安和贺秀莲，李向前和田润叶，吴仲平和孙兰香等的婚恋关系中，都富含历史的深意。虽然人物婚恋的组合模式各有不同，但从中不难看出人物结合背后包含的种种时代观念和现实力量。不同的婚恋类型很难用传统和现代这样的对立模式来解释，相应地，应当将人物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具体展开讨论。
《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也是迄今为止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摇摆，主要和人物的自我认知有关。作为高中毕业生，如果高加林知识分子理想获得实现的可能性，黄亚萍就会成为理想的恋人；一旦他的理想受挫，他就会在刘巧珍这里寻找可能。小说写道，刘巧珍“漂亮得像花朵一样”，“高挑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可爱，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最主要的是，“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天生多情，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此时高加林的爱情选择是唯美的，其中可以看到现代教育对人物审美感觉的塑造，同时，他也会拿艺术的标准来对应自己的恋人，就是小说中说的，“俄罗斯画家的油画”中的姑娘被拿来和刘巧珍作对比。[1]即便如此，一旦刘巧珍以恋人的身份走进高加林的情感世界，路遥呈现出的是无法掩盖的缺陷，以及无法调和的矛盾。刘巧珍无疑只是高加林特殊状态下的无奈选择。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矛盾：对刘巧珍，路遥尽管一再表露赞美和同情，而一旦要决断两个人之间的婚恋，高加林就会理性地选择黄亚萍，这背后无疑带入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份和情感跨越的内在冲动。最后刘巧珍选择和马栓结合，马栓说：“你也甭怨高老师，人家现在成了国家干部，你又不识字，人家和你过不到一块。咱乡俗话说，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咱两个没文化，正能合在一块哩！”这番话看似朴素而轻描淡写，实际上却像一记重锤砸下，震颤了读者的心灵。因为刘巧珍和高加林爱情的挫折，实际上与高加林和黄亚萍的关系有着相似性，他们遭遇的实际上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孙少平是高加林形象的延续。孙少平外表俊美，品德高尚，富有理想和追求，即便在农村或者在条件艰苦的工地上，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为高中同学田晓霞所看重，两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只是一旦要从朋友转变为恋人的时候，孙少平内心强烈的自卑感与“门第”之间的不平等感就会被激活，小说写道：“两天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晓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他越想越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地冷却下来了……”他也意识到，“归根结底，他和晓霞最終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他心灵的深处。”20世纪80年代，蔡翔在他的文章中谈到高加林的悲剧时指出：“一个个人命运的悲剧结果却推演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题。”[2]然而，这一变革却迟迟未至，因为孙少平身上同样延续了高加林的问题。
事实上，孙少平和高加林两人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在和黄亚萍的恋爱关系中，高加林实际上深入到了对方的精神世界当中；但对于孙少平来说，虽然阅读拉近了他和田晓霞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却处在人物的精神之外，因为孙少平无法不仰望田晓霞。当浪漫、富有才情、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田晓霞到工地看望孙少平时，在工友羡慕的注视中，孙少平甚至感觉到一种不可言说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不正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农民/大学生、煤矿工人/省报记者等的身份差异，让孙少平一再处于无法排解的压抑状态。只是在孙少平身上，由于田晓霞的死亡而化解了这一难题，但是根本性的矛盾一直延续了下来，其核心就是80年代的社会阶层观念。和孙少平、田晓霞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仲平和孙兰香的组合。应该说，孙兰香遭遇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少，但最终却被克服了，按照黄平的说法，孙兰香作为准儿媳到吴仲平家里做客，“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冲突：城/乡、官/民、男/女。有意味的是，以后者的‘认同’而和谐，兰香在不无‘伪饰’色彩的抵抗之后（比如宣布不坐‘单位的小车’，作者再次特意宣布，‘最后，像通常一样，男人屈服了女人’，似乎以此来证明兰香的主体性），在根本上是以‘他者’的标准来‘改造’自己，尽管这种‘改造’的过程未必是自省的。”[3]显然，这只有在男强女弱的模式下才能得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高加林、孙少平和孙兰香等人的婚恋关系中，严格来说只是恋爱关系，他们实际上只是在爱情关系中纠结，当事者的理想能否实现还不是问题的核心，重要的是这一关系中表征出了恋爱被各种矛盾，如城乡、身份、阶层等矛盾所纠缠。毫无疑问，这些矛盾并不是他们身上特有的，其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当下。
不过，笔者要重点讨论的是另一类婚恋类型，即孙少安和贺秀莲、李向前和田润叶、孙少平和惠英嫂等的关系。虽然这类婚恋关系很少有人提及，但其意义仍不容忽视。如果说，高加林等的爱情隐喻的是80年代的理想和冲动，那么，孙少安等的婚姻选择隐含的实际上是80年代的真正现实，因为他们的婚恋实际上更侧重于婚姻层面的实现考虑，其情感结构同样富有深刻的含义。 孙少安和田润叶两小无猜，感情笃厚，但是孙少安也一再纠结于田润叶的教师身份和两人之间的阶层差别，不同的生活境况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作为家中的长子，孙少安是唯一能帮助父母撑起家庭的倚靠，因此，他责无旁贷辍学回家，和父母一起为全家的生活操劳。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孙少安的爱情选择，尤其是在石圪节的公路上看完润叶给他的“表白信”，他先是“惊呆了”，感觉“福从天降”，“一股巨大暖流在他胸膛里汹涌澎湃”，但马上就又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现象。他孙少安没福气也没勇气创造这个新生事物。”[4]最终，孙少安选择了贺秀莲。小说中两人婚后的生活平稳而实在，贺秀莲成了孙少安生活的帮手和伴侣，但在孙少安生意受挫后，他感到“惟有妻子的怀抱，才使得他凄苦的心情得到片刻的温热和宁静。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在妻子的怀中，接受她亲切的爱抚和安慰。”[5]在这一婚姻类型中，两人之间更多的是彼此体恤，相互扶助的伦理性的感情，完全熔铸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无疑，这是80年代的现实，一种获得幸福的形式，其意味无疑是深长的。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李向前和田润叶的结合，两人婚后实际上处于不相闻问的隔膜当中。田润叶对李向前看似根本无法退让或妥协，但在李向前残疾之后，田润叶既没有坚持离婚，也没有自我放纵，而是：“对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恋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5]在笔者看来，其中不无路遥理想的成（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分，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又敏锐地把握到了现实的种种可能性。从中不难感觉到，这种婚姻不断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师母惠英的结合也有着深刻的意味。在和田晓霞的交往中，孙少平的感情其实没有太深的根基，更多呈现出理想的成分。而在当了煤矿工人之后，孙少平的感情就坐落在了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那就是和师傅王世才、师母惠英嫂的交往。应该说，路遥关于爱情的态度是决绝和极端的，在这一逻辑中，惠英不可能是孙少平理想的生活伴侣，更何况她的人生是残缺的：死了丈夫，带一个孩子，也没有文化，永远不会像田晓霞一样谈论国家大事，讨论文学。但王世才的意外离开，生活戏剧性地将二人安排在了一起。不过，为了使两人的结合不至于太过生硬、突兀，作家让一条疤痕损坏了孙少平俊美的容貌，孙少平相貌上的“残缺”和惠英嫂人生中的“残缺”，终于使得二人结合有了可能性和合理性，也为婚姻找到了“门当户对”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就小说情节而言，似乎只能這样解释，但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因为两人的感情有着共同的基础，对孙少平来说，他和惠英嫂的婚姻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了生活当中。
在此，似乎需要对路遥小说中的婚恋关系作出更为细致的区分和分析。在小说中，婚恋关系实际上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类型，而且它们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可以看到，一旦遵循80年代的理想和激情，人物的爱情追求就显得异常亢奋、强大，似乎要冲破一切现实的障碍，直抵理想的彼岸；即（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便遇到挫折，人物的妥协也只是暂时的，似乎任何阻力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努力方向。然而，路遥小说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历史在现实层面展开，人物的不那么理想的婚恋关系中，依然可以追寻到平衡的支点和生活的意义，因而，在婚恋关系中，更重要的是夫妻双方的彼此体恤和相互扶助，这同样是80年代的现实存在，而且，也是比较理想的感情类型。由此可以讨论另一个话题，即路遥现实主义写作的边界，虽然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等充满了激进色彩，但他们并没有蜕化成为西方现代主义中和一切割断联系的个人。他们面对生活态度和选择，表征出的正是80年代所蕴含的多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7-48.
[2]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A].马一夫，厚夫.路遥研究资料汇编[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495.
[3]黄平.从“劳动”到“奋斗”[J].文艺争鸣，2010（3）.
[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44.
[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2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5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