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天使爱美丽》里，艾米莉顺手搀住一位过马路的盲人走过街道，带着盲人在街道悠闲漫步，解说沿路的风景，在金黄色的光线中，两个人脸上洋溢着暖暖的笑容。我们带着感动，对举手之劳展开轻松惬意的想象，而对于大伟来说，给盲人讲电影不是谁都能干的松快活儿。
　　“我们要做的是带给盲人无障碍的信息传递。什么是无障碍的信息传递？就是客观真实地描述画面的同时，传达电影包含的正确意义。”
　　
　　大伟的“电影院”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处四合院，与鼓楼那边的东大街相比，这里安静很多，和普通四合院相比，院子里铺着盲道。每个周末都会有盲人朋友走进大伟的电影院看电影。配合电影情节，大伟同步讲述电影画面，盲友们一边听着电影的对白、音效，一边听大伟的解说，一幅电影画卷就这样展开。那么多的声音，会不会太吵了？会混淆吗？“不会，盲友的听力十分敏锐，不会混乱。”大伟说。说是影院，场地实在有限，最多不过能容纳三四十人的房间，还摆放着视听设备、陈列着义工捐赠的影碟、为了辅助讲电影而准备的各种道具。每个周六的早晨，大伟就在这个有点局促的环境里，在盲友们的簇拥下，带着耳麦，开始他们的电影之旅。
　　
　　“看”电影补充盲人的心灵
　　
　　年过50 的大伟搞过装潢设计、干过摄影美工、开过公司，后来又当上电视剧制片人，因为与妻子一起拍摄关于盲人的公益纪录片，让夫妇二人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为盲人讲电影的构思来自一次“意外”。几年前，大伟夫妇和一位盲友在家里看电影《终结者》，“一时兴起，我一边念对白，一边解说电影画面，电影讲完我自己累够呛，朋友却激动地抱起我在地上转了两圈。”盲友的反应让大伟感到有些意外，一次无心插柳的尝试，“终结者”变成了大伟的“启示录”。他开始搜集各种影片，对着画面、场景、情节进行研究，思考怎样才能把这些视觉信息用最形象化的语言、盲友最需要的语言讲述出来。
　　盲人因为长期没有视觉，连带也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判断能力，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机会被大大缩小，久而久之，失去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在大伟看来，电影对于盲友们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我希望透过讲电影的方式，尽量弥补盲人因为视觉障碍带来的对于社会理解、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不足，提高他们的心灵质量和生活质量。电影涵盖的东西很多，浓缩的东西也很多，有高楼大厦、飞行、爆炸、动作等视觉现象，都是他们平时生活中不能用手来触摸的，通过讲述人的语言描述，他们就能对应实际生活，建立声音与视觉的关系，了解空间和景物的状态。这不仅欣赏了电影艺术，也对环境和生活有了深刻理解，这对他们参与社会生活都非常重要。”
　　其实现在的情况已经比刚开始讲电影的时候好很多，长期听电影已经让盲友熟悉了很多电影中的概念，比如镜头的推、拉、摇、移是什么。大伟最初是找来一台真正的摄影机，让盲友用触摸的方式了解所谓“镜头感”的。“很多盲人对电影中可能出现的东西接触比较少，他们了解的仅限于自己身边触手可及、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电影的内容那么丰富，讲电影之前要找些模型，给他们摸一摸，了解之后才能开始讲。”通过“看”电影，盲人在完成一次知识普及，而讲述人则是他们的老师。
　　大伟很重视每部电影讲完以后的结束语，像是一段感悟，也像一段总结。“有时候结束语想不好，我宁可放下来，过一会儿再听，接着想。每次我会尽量挖掘影片的深意。比如说：《东京审判》，我在最后就说：面对失败，日本战犯用死来维护自己的脸面，虽然做得很拙劣，但是它把一个尊严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不仅是一场审判，也是一场战争。战争磨灭了人的尊严，把人的尊严降到最低。我们要捍卫和平，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明眼人能在瞬间获取大量信息，从而调整和改变思想，甚至因此而获得新的灵感，而盲人常常是靠有限的信息进行主观的臆想来理解事物，“很多盲人对社会、对他人是带有偏见的。他们依赖社会，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帮助，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有时也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通过像《东京审判》这样的电影，把里面的深意挖掘出来，为他们补上心灵的一课是很重要的。”
　　大伟把讲电影看做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对讲述人来说是对语言技巧、美学体验的训练，“讲电影作为视觉传递并不难，难在文化传递。一个作品的好与不好，重要的是它包含的文化意义，而压力就在于你是否能够传达正确的文化信息。跟做导演一样，你总想超越，总想讲得更深入一些，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讲”电影完善正常人的精神
　　
　　2003 年7 月，大伟夫妇成立了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一个民间非营利性机构，专门为视障人提供媒体制作技能培训和提供无障碍信息传播服务。在红丹丹的名下有很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盲人集体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中国第一个为盲人讲述电影的《心目影院》以及盲人广播职业创新培训和残障人参与式公民意识培训等公益项目。
　　


　　拿《心目影院》来说，几年来播放电影200 多场，观众人数达5000 多人次。
　　为盲人讲电影的活动吸引了很多有志做义工的人。很多人与红丹丹联系，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电影讲述人。“从技术上说，给盲人讲电影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你有意愿，有挑战自己口才的决心，加上认真的态度，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但事实上能讲电影的义工很少。当选择好影片后，讲述人至少要把影片看上三遍，直到你熟悉影片的每一个情节和镜头的意义。
　　很多人都由于时间的原因，不能够好好地准备一部电影，一有事情就耽搁下来了。我们有一位义工，尝试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能够讲完。”
　　采访中碰巧遇到中央二套《交换空间》主持人徐涛来为盲友讲《云水谣》。徐涛谈到讲电影的体会时说：“之前我看了一遍电影，想象自己是个盲人的话，我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自己琢磨了一下。我没有挑国外的大片是因为历史背景、人物线索、片名都不容易说清楚，画面会很复杂，所以我想找一个故事线索清晰的、能打动人的，画面还比较优美，节奏不能太快的片子。一开始我想讲一个伊朗片子《小鞋子》，影片很美，不过人物对白太少，就没讲。”
　　为了体会盲人的感受，大伟曾经蒙上双眼，在夫人郑晓洁的搀扶下在地安门一带转悠了好几天。“如果你没有真正体会过黑暗，你不可能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很多画面信息是被我们过滤掉的，对于正常人，很多画面可能只是一个镜头的跳转，但是对于盲人来说，这样一个无声画面的缺失可能就影响到他对电影、故事情节的理解。大伟说：“我们要做的是带给盲人无障碍的信息传递。什么是无障碍的信息传递？就是在客观真实地描述画面的同时，传达电影包含的正确意义。”
　　徐涛讲《云水谣》时就遇到这样的难题，情节很关键的时候，画面太快，还不能耽误后面的内容。影片本身场景转换比较多，大陆、美国、台湾，听的人很容易混淆，需要很多话来说明，为了不影响大家看电影，语言必须清晰概括。“所以我说为盲人讲电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不仅是要琢磨电影，还要琢磨盲人。什么是他们已经明白的概念，什么是你需要讲解的概念，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设计讲词。已经明白的可以直接说出来，不明白的你还得加快几步做个解释，整个讲述的节奏都是你在准备过程中需要设计的，这需要长时间坚持训练。”大伟说。
　　除了讲电影，大伟希望为义工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让他们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到服务中来。“我们正在建设语音阅读室，希望能让义工参与到制作语音读物的活动中，为盲友朗读文学作品。12 月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紧接着12 月5 日就是国际志愿者日，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氛围都需要我们作为一个NPO 组织让自己的服务能够有可持续性。对于红丹丹来说就是始终为盲友提供服务，为更多热心的义工提供服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