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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对蔡毅而言，仿佛只是转瞬之间，人生就已逾耳顺之年了。整个人生过程，便是不停地奔走、辛劳、学习与沉思，其间的许多体验和感悟，已化成一篇篇文章，一幅幅孜孜求索、追求真理的图景。其结果，是让人生抵达渴望的梦境，在那里体味属于生命的完满。倘若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不断登攀，人生便难以抵达理想之境。而今，经历岁月沧桑、滚滚洪流冲刷的蔡毅，越发淡定稳重，在疼痛和荣耀里从容应对，宠辱不惊。依旧坚守着他一贯的善良淳朴，精勤不懈且笔耕不辍。
记者是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职工宿舍里见到的蔡毅。眼前的蔡毅，脸上洋溢着温和的微笑，显得那么亲切、平和、从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透出独特的思维与非凡的睿智，低低的话语诉说着冥思细想的冷静与认知的深邃。
学术研究历来是寂寞清冷之苦差事，但有的人却将它变成了捞名搏利的手段，弄得学术界也变成了名利场，乌七八糟的假冒伪劣充斥其间。真正想搞研究的，只有退守边缘，冷眼旁观，时间长了，相信虚火会败，繁华会歇，一切假冒之物会显露，金子迟早会闪光。蔡毅倡导每一个学者，都要敢于用文字发出自己最真诚的声音，批判不良现状，弘扬和肯定好的东西和风气，以图纠偏除弊，促使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大道求真 简单至上
当时光穿越了驳杂陆离的世相，蔡毅对大道哲理的思考与探索，还有那份对生活与价值理想的认知坚守，都日益清晰透亮。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笃信只有信念和追求，才是人生的核心所在，只有领会了这些，人生才有可能进入理想的境界。
蔡毅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1951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后因父母工作调动，随父母南下，才来到云南昆明。1952年到了昆明之后，就一直在昆明生活，用蔡毅的话说就是，他是老昆明人。1969年，蔡毅刚读完初中二年级，就因文革之乱，不得不跟母亲到五七干校开始了农村生活。在五七干校呆了一年后，又调到昆明市五七农场（海埂农场）务农。1975年抓住机会又从海埂农场调到了昆明26中教书，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蔡毅考上大学，进入云南师范大学读书后，才结束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压抑生活。
回想起来，蔡毅说，在农场那段生活非常艰苦，每天都要参加农业劳动，种包谷、洋芋、水稻、养猪、放牛、盖房等等。虽说当时生活很艰苦，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乏美好的回忆，那就是每天放牛的时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读自己喜欢的文学类书籍。放牛这件事情，至少持续了半年，就我一个人，还有农场一个农民，每天早上就是赶一群牛到大山上。牛在有草的山坡上吃草，吃一阵再往另一座山赶，就这样度过了好多时光。幸而青春岁月也没有虚度，因为我比较好学，下乡期间，只要有空，我都坚持自学。只要能借到书，就在农场里看书。每次上昆明再把这些书还给别人。然后再借新的一批书，包括在放牛的间隙，把牛放在山上，牛在吃草，我在读书，时光就是这么度过的。
在谈及看的文学书籍时，蔡毅告诉笔者，有小说、诗歌、传记，可以说全是禁书，那时被称为“封资修”的作品，其实就是外国文艺，外国的小说，包括中国古代的书。在文革期间，这些东西统统被视为毒草，根本不让读。到海埂农场以后，那里实行军事化管理，更不允许读书。所以那时读书都是偷偷摸摸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一旦被发现，书就会被没收。带去的书一被发现，就会面临一个小型的“焚书坑儒”式的批斗会，书被毁，人挨斗。“在这方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个人的兴趣已然生成，很难扼杀，虽然受了些打击，我依然不想改，还是继续坚持着。我认为，读书很重要。如果不读书，我的青春就会虚度。而读书使我心明眼亮，看到、学到很多知识。这就增添了我人生的力量。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就该做些事，不能混混噩噩，要学更多的知识和本领，这样一生才会更充实，更有意义”蔡毅说道。
1974年底，蔡毅被调到昆明26中教书，教语文和政治两个科目，从此结束了他的下乡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蔡毅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自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进入云南师范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写材料，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于是便主动联系调动工作，就这样调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蔡毅想，社科院就好了，可以从事专职学术研究工作了。他最先是当编辑，编《云南社会科学》这本杂志。在编的过程中，蔡毅又觉得编辑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工作。他觉得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心无旁鹜全身心地搞学术研究，于是又争取了从编辑部调到哲学所。用蔡毅的话说，就是从此，他才真正的解脱了。可以专心地，除了读书写作搞自己的研究外，便无更多的杂事干扰。这样的日子虽然很单纯，但自己很满足，也很充实。
蔡毅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一辈子都得学习。新的知识总是层出不穷的。什么时候停止了学习，什么时候就停止了进步。只有永远不停地努力学习，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有的单位让我去讲学习型社会，我觉得这个课题就很好，便欣然应允。任何一个人，只要你不想被这个时代所抛弃，想充实愉快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学习是终身的事，绝不是一段时间的事。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很高。你想要真正的适应和驾驭这个时代，就一定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你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心无旁骛 笔下兴波
做学问需要创新，需要怀有与众不同的强烈愿望，敢于质疑流行的真理和权威，敢于说出自己算不上成熟的观点，发出自己独特而真实的声音。在执着追求中，甘愿承受各种打击，并坚持尝试以各种思维方式解决复杂问题。
蔡毅最向往的就是自己不受其它的杂事干扰，一心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有思想，有激情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最惬意的。因为他觉得搞科研的人就应该全心全意地进入到自我的境界中，无论读书学习还是思考研究，都要专心，而不能老被一些杂事纠缠所困扰。只有真正进入这种状态，研究成果就可源源涌出。为达此目的，他放弃了不少机会，坚持不随波逐流去搞那种应时应景的课题。只有自己喜欢才去研究，喜欢才去写作，按自己的心愿办事，才会有好东西诞生。蔡毅认为，如果你受到各种限制，就很难进入到自由创作的境界中。反之，只有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以后，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心灵自由。 蔡毅从事文学艺术的研究以来，一直对一个问题怀有兴趣：那些作家，艺术家是怎么进行创作的，他们是怎样把生活中的一些感悟转化为艺术品的。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人的创作都是一件神奇的事。本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书籍，就是因为一些有心人，在生活当中收集各种素材，最后将之变成了文字和书籍。这个过程从来都被认为是极其神秘的。他就想来研究这种“神秘”，破解它，从而使之变得平凡。为此，他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专心研究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是怎么从无到有，化虚为实的。研究作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如何通过自己艰辛的构思运神，劳心劳力，记叙、展示或创造各种充满情趣的人、事、物等生活艺术内容，促成文学生命的诞生。最后写成了《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论》一书。创造的秘密何在？他自己就来解读它。这本书至始至终，写得都异常辛苦。蔡毅自己也说，书里面解答了很多前人没有解释的奥秘，包括前人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他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这本书写成后，他认为，自己已从青年进入到中年，并在书的后记中说“可怜白发生”。
写作和学术研究、学术探索都是很艰苦的事，但是蔡毅喜欢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生活对其他很多的人来说异常艰辛，因为他们坐不住，不甘冷清，耐不住寂寞。蔡毅身边也有很多的人早已转向，下海的、开公司的、从政的，做什么的什么都有。而他就坚定地走着属于自己选择的路，一直到了今天并乐在其中。蔡毅的学术研究，大概可以分作几个阶段，最早的一个阶段，基本上属于突破禁区的。中国的文艺受的束缚特别多，受阶级斗争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创作极不自由。蔡毅最先的很多功夫都花在冲击禁区，突破禁区上。如提出改造文艺理论的方向断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线性关系、艺术是生活的导师等观点，这些充满真知灼见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反响，他的五篇文章，先后被最权威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打破了云南的记录。这件事，云南省的学术界、文学界没一人能做到。许多人为了能上《新华文摘》奋斗不休，若有一篇文章上，就觉得很了不起。而蔡毅却创了记录，的确十分不易。
甘于冷寂 别样辉煌
“几卷诗书明淡泊，一窗风雨笑蹉跎”。六十多年来蔡毅放弃常人热衷与追逐的名利，奋力以赴，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攀登不止。他醉心于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的探究，关注的是文坛的重大现象、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专注于研究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价值观和价值追求。从过去相对抽象的一般文艺现象逐步过渡到对当今文学现象、特别是热点、焦点问题的关注研究，表明蔡毅与文坛的关系更趋紧密了，他用自己的感受和理论总结现象，影响当下，又用自己的评论和批评干预社会，改良现状，致力于促进文学、文坛的健康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当代文坛，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当代文学，或者说是中国文学有没有跻身世界文坛的大作品、大作家。这个问题的提出，自然而然就引申出了中国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和众多作家的内心的一个情结。蔡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就形成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究竟有无关系，有没有必要去获取它？为什么中国拥有那么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此殊荣，是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具备世界级水平吗？中国文学一直面临着类似的许多困惑。也造成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存在着许多偏见和误解。为了释疑解惑，蔡毅把视线关注投到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于2003年出版了《渴盼辉煌——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一书，这是蔡毅研究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受到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十年后，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打破了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获得这个奖项的魔咒，此事成为2012年中国的一件大事，为中华民族争了光。蔡毅以自己的努力和呼吁而感到一种成功的喜悦。他是曾经为之奔走呼号，使中国文学一定要去争取早日获得桂冠的思想得以确立和广泛传播。蔡毅自认为，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快乐的行走》一书中，蔡毅以散文的形式，把他看到过游历过的地方，进行了一种呈现。他把游历中发现最有意义的，难忘的地方进行了记录。读过这本书就会知道，蔡毅的生活是由两极所构成的，一方面是静，专心读书和研究。另一方面就是动，往外走。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尽可能的在全世界到处走走看看。蔡毅的一大爱好就是旅游，他到过美国、法国、加拿大欧洲十多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共二十多个国家。四处游历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国外及当今世界有了一些切实的体会。以往读过很多的国外包括法国、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大量文艺作品，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真正到实地去看，进博物馆、艺术馆，还有一些文学巨匠的故居探访，就能加深并印证自己的某种认识。通过这样的行走，让他感觉到不一般的快乐，所以书名就叫做《快乐的行走》。蔡毅本人，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学问以外，非常喜欢能到世界更多的地区去游览、观赏。他认为，这是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缺了这一面，人就会变得非常单调枯燥。而有了这一面，生活的情趣就会扩大，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就得到了延伸和扩展。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蔡毅的人生轨迹也是向着这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多读书，多学习；另一方面，多行走，多游历。生活就充满了快乐，人生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丰富，这也是蔡毅的一种追求。
谈起兴趣爱好，蔡毅说到他爱游泳，爱打蓝球、乒乓球，更愿意待在自己宁静的书房里静静地读书，追逐自己的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或许正是那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干劲与热情，正是由于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劳作，蔡毅创造了一些个人的辉煌。作为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他被评为云南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被授予“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他长期从事的是文艺理论、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0年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当代美学》，1992年与人合作出版了《幻想的太阳——宗教与文学》，1999年出版《文艺沉思集》，2002年出版了《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2003年出版《渴盼辉煌——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2007年9月出版了《不朽的魂灵——文学永恒性探秘》。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价值之变——消费时代文学现象观察》《快乐的行走》《文坛与批评》《探寻真知》《心灵中的圣地》《为了心中的辉煌》多本书。另外还发表过评价张建中、苏新宏、杨修品等艺术家的艺术评论文章，研究电影、戏剧书法和文艺演出的数百篇各类文章公开发表，总计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公开发表过。这些文章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共荣获全国及省、市一、二、三等奖40余项，产生了较大影响。
采访过程中，记者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洋溢在蔡毅身上的人格魅力，不仅是对工作的热忱，也是对科研那种久久萦绕在心头的牵挂与热爱。蔡毅说：“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历程，虽然坎坷但终究是有价值的。”眼前的他，朴素的外表，掩饰不住的神采飞扬；可亲的笑容，彰显着为人谦逊的形象；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和潜心钻研，对后辈润物细无声的关怀或许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简单，忙碌而又充实幸福。
日月如梭，不再年轻的蔡毅时常会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可以默默无闻，可以轰轰烈烈，可以依附攀援，可以独立存在，这全看各自的选择。生命里包含了太多的沉浮与荣辱。少年岁月的风雨如晦，青春时代的激情燃烧，壮年时光的执着守望……当岁月的影子在蔡毅眼里渐渐地拉长，借助那片光线的明亮回头看看，蓦然发现自己始终都在不停地奔走。蔡毅的奔走是为了寻找理想，实现理想。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坎坷才知道，奔走其实就是他人生的基本姿态。既然如此，何不用有限的生命去演绎无限的可能，创造自己的灿烂辉煌，那才是最值得做的事。
记者是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职工宿舍里见到的蔡毅。眼前的蔡毅，脸上洋溢着温和的微笑，显得那么亲切、平和、从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透出独特的思维与非凡的睿智，低低的话语诉说着冥思细想的冷静与认知的深邃。
学术研究历来是寂寞清冷之苦差事，但有的人却将它变成了捞名搏利的手段，弄得学术界也变成了名利场，乌七八糟的假冒伪劣充斥其间。真正想搞研究的，只有退守边缘，冷眼旁观，时间长了，相信虚火会败，繁华会歇，一切假冒之物会显露，金子迟早会闪光。蔡毅倡导每一个学者，都要敢于用文字发出自己最真诚的声音，批判不良现状，弘扬和肯定好的东西和风气，以图纠偏除弊，促使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大道求真 简单至上
当时光穿越了驳杂陆离的世相，蔡毅对大道哲理的思考与探索，还有那份对生活与价值理想的认知坚守，都日益清晰透亮。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笃信只有信念和追求，才是人生的核心所在，只有领会了这些，人生才有可能进入理想的境界。
蔡毅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1951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后因父母工作调动，随父母南下，才来到云南昆明。1952年到了昆明之后，就一直在昆明生活，用蔡毅的话说就是，他是老昆明人。1969年，蔡毅刚读完初中二年级，就因文革之乱，不得不跟母亲到五七干校开始了农村生活。在五七干校呆了一年后，又调到昆明市五七农场（海埂农场）务农。1975年抓住机会又从海埂农场调到了昆明26中教书，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蔡毅考上大学，进入云南师范大学读书后，才结束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压抑生活。
回想起来，蔡毅说，在农场那段生活非常艰苦，每天都要参加农业劳动，种包谷、洋芋、水稻、养猪、放牛、盖房等等。虽说当时生活很艰苦，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乏美好的回忆，那就是每天放牛的时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读自己喜欢的文学类书籍。放牛这件事情，至少持续了半年，就我一个人，还有农场一个农民，每天早上就是赶一群牛到大山上。牛在有草的山坡上吃草，吃一阵再往另一座山赶，就这样度过了好多时光。幸而青春岁月也没有虚度，因为我比较好学，下乡期间，只要有空，我都坚持自学。只要能借到书，就在农场里看书。每次上昆明再把这些书还给别人。然后再借新的一批书，包括在放牛的间隙，把牛放在山上，牛在吃草，我在读书，时光就是这么度过的。
在谈及看的文学书籍时，蔡毅告诉笔者，有小说、诗歌、传记，可以说全是禁书，那时被称为“封资修”的作品，其实就是外国文艺，外国的小说，包括中国古代的书。在文革期间，这些东西统统被视为毒草，根本不让读。到海埂农场以后，那里实行军事化管理，更不允许读书。所以那时读书都是偷偷摸摸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一旦被发现，书就会被没收。带去的书一被发现，就会面临一个小型的“焚书坑儒”式的批斗会，书被毁，人挨斗。“在这方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个人的兴趣已然生成，很难扼杀，虽然受了些打击，我依然不想改，还是继续坚持着。我认为，读书很重要。如果不读书，我的青春就会虚度。而读书使我心明眼亮，看到、学到很多知识。这就增添了我人生的力量。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就该做些事，不能混混噩噩，要学更多的知识和本领，这样一生才会更充实，更有意义”蔡毅说道。
1974年底，蔡毅被调到昆明26中教书，教语文和政治两个科目，从此结束了他的下乡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蔡毅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自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进入云南师范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公安厅，负责写材料，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于是便主动联系调动工作，就这样调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蔡毅想，社科院就好了，可以从事专职学术研究工作了。他最先是当编辑，编《云南社会科学》这本杂志。在编的过程中，蔡毅又觉得编辑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工作。他觉得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心无旁鹜全身心地搞学术研究，于是又争取了从编辑部调到哲学所。用蔡毅的话说，就是从此，他才真正的解脱了。可以专心地，除了读书写作搞自己的研究外，便无更多的杂事干扰。这样的日子虽然很单纯，但自己很满足，也很充实。
蔡毅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一辈子都得学习。新的知识总是层出不穷的。什么时候停止了学习，什么时候就停止了进步。只有永远不停地努力学习，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有的单位让我去讲学习型社会，我觉得这个课题就很好，便欣然应允。任何一个人，只要你不想被这个时代所抛弃，想充实愉快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学习是终身的事，绝不是一段时间的事。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很高。你想要真正的适应和驾驭这个时代，就一定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你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心无旁骛 笔下兴波
做学问需要创新，需要怀有与众不同的强烈愿望，敢于质疑流行的真理和权威，敢于说出自己算不上成熟的观点，发出自己独特而真实的声音。在执着追求中，甘愿承受各种打击，并坚持尝试以各种思维方式解决复杂问题。
蔡毅最向往的就是自己不受其它的杂事干扰，一心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有思想，有激情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最惬意的。因为他觉得搞科研的人就应该全心全意地进入到自我的境界中，无论读书学习还是思考研究，都要专心，而不能老被一些杂事纠缠所困扰。只有真正进入这种状态，研究成果就可源源涌出。为达此目的，他放弃了不少机会，坚持不随波逐流去搞那种应时应景的课题。只有自己喜欢才去研究，喜欢才去写作，按自己的心愿办事，才会有好东西诞生。蔡毅认为，如果你受到各种限制，就很难进入到自由创作的境界中。反之，只有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以后，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心灵自由。 蔡毅从事文学艺术的研究以来，一直对一个问题怀有兴趣：那些作家，艺术家是怎么进行创作的，他们是怎样把生活中的一些感悟转化为艺术品的。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人的创作都是一件神奇的事。本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书籍，就是因为一些有心人，在生活当中收集各种素材，最后将之变成了文字和书籍。这个过程从来都被认为是极其神秘的。他就想来研究这种“神秘”，破解它，从而使之变得平凡。为此，他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专心研究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是怎么从无到有，化虚为实的。研究作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如何通过自己艰辛的构思运神，劳心劳力，记叙、展示或创造各种充满情趣的人、事、物等生活艺术内容，促成文学生命的诞生。最后写成了《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论》一书。创造的秘密何在？他自己就来解读它。这本书至始至终，写得都异常辛苦。蔡毅自己也说，书里面解答了很多前人没有解释的奥秘，包括前人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他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这本书写成后，他认为，自己已从青年进入到中年，并在书的后记中说“可怜白发生”。
写作和学术研究、学术探索都是很艰苦的事，但是蔡毅喜欢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生活对其他很多的人来说异常艰辛，因为他们坐不住，不甘冷清，耐不住寂寞。蔡毅身边也有很多的人早已转向，下海的、开公司的、从政的，做什么的什么都有。而他就坚定地走着属于自己选择的路，一直到了今天并乐在其中。蔡毅的学术研究，大概可以分作几个阶段，最早的一个阶段，基本上属于突破禁区的。中国的文艺受的束缚特别多，受阶级斗争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创作极不自由。蔡毅最先的很多功夫都花在冲击禁区，突破禁区上。如提出改造文艺理论的方向断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线性关系、艺术是生活的导师等观点，这些充满真知灼见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理论界的强烈反响，他的五篇文章，先后被最权威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打破了云南的记录。这件事，云南省的学术界、文学界没一人能做到。许多人为了能上《新华文摘》奋斗不休，若有一篇文章上，就觉得很了不起。而蔡毅却创了记录，的确十分不易。
甘于冷寂 别样辉煌
“几卷诗书明淡泊，一窗风雨笑蹉跎”。六十多年来蔡毅放弃常人热衷与追逐的名利，奋力以赴，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攀登不止。他醉心于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的探究，关注的是文坛的重大现象、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专注于研究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价值观和价值追求。从过去相对抽象的一般文艺现象逐步过渡到对当今文学现象、特别是热点、焦点问题的关注研究，表明蔡毅与文坛的关系更趋紧密了，他用自己的感受和理论总结现象，影响当下，又用自己的评论和批评干预社会，改良现状，致力于促进文学、文坛的健康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当代文坛，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当代文学，或者说是中国文学有没有跻身世界文坛的大作品、大作家。这个问题的提出，自然而然就引申出了中国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和众多作家的内心的一个情结。蔡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就形成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究竟有无关系，有没有必要去获取它？为什么中国拥有那么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此殊荣，是中国文学真的没有具备世界级水平吗？中国文学一直面临着类似的许多困惑。也造成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存在着许多偏见和误解。为了释疑解惑，蔡毅把视线关注投到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于2003年出版了《渴盼辉煌——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一书，这是蔡毅研究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受到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十年后，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打破了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获得这个奖项的魔咒，此事成为2012年中国的一件大事，为中华民族争了光。蔡毅以自己的努力和呼吁而感到一种成功的喜悦。他是曾经为之奔走呼号，使中国文学一定要去争取早日获得桂冠的思想得以确立和广泛传播。蔡毅自认为，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快乐的行走》一书中，蔡毅以散文的形式，把他看到过游历过的地方，进行了一种呈现。他把游历中发现最有意义的，难忘的地方进行了记录。读过这本书就会知道，蔡毅的生活是由两极所构成的，一方面是静，专心读书和研究。另一方面就是动，往外走。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尽可能的在全世界到处走走看看。蔡毅的一大爱好就是旅游，他到过美国、法国、加拿大欧洲十多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共二十多个国家。四处游历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国外及当今世界有了一些切实的体会。以往读过很多的国外包括法国、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大量文艺作品，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真正到实地去看，进博物馆、艺术馆，还有一些文学巨匠的故居探访，就能加深并印证自己的某种认识。通过这样的行走，让他感觉到不一般的快乐，所以书名就叫做《快乐的行走》。蔡毅本人，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学问以外，非常喜欢能到世界更多的地区去游览、观赏。他认为，这是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缺了这一面，人就会变得非常单调枯燥。而有了这一面，生活的情趣就会扩大，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就得到了延伸和扩展。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蔡毅的人生轨迹也是向着这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多读书，多学习；另一方面，多行走，多游历。生活就充满了快乐，人生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丰富，这也是蔡毅的一种追求。
谈起兴趣爱好，蔡毅说到他爱游泳，爱打蓝球、乒乓球，更愿意待在自己宁静的书房里静静地读书，追逐自己的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或许正是那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干劲与热情，正是由于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劳作，蔡毅创造了一些个人的辉煌。作为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他被评为云南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被授予“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他长期从事的是文艺理论、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0年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当代美学》，1992年与人合作出版了《幻想的太阳——宗教与文学》，1999年出版《文艺沉思集》，2002年出版了《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2003年出版《渴盼辉煌——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2007年9月出版了《不朽的魂灵——文学永恒性探秘》。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价值之变——消费时代文学现象观察》《快乐的行走》《文坛与批评》《探寻真知》《心灵中的圣地》《为了心中的辉煌》多本书。另外还发表过评价张建中、苏新宏、杨修品等艺术家的艺术评论文章，研究电影、戏剧书法和文艺演出的数百篇各类文章公开发表，总计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公开发表过。这些文章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共荣获全国及省、市一、二、三等奖40余项，产生了较大影响。
采访过程中，记者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洋溢在蔡毅身上的人格魅力，不仅是对工作的热忱，也是对科研那种久久萦绕在心头的牵挂与热爱。蔡毅说：“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历程，虽然坎坷但终究是有价值的。”眼前的他，朴素的外表，掩饰不住的神采飞扬；可亲的笑容，彰显着为人谦逊的形象；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和潜心钻研，对后辈润物细无声的关怀或许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简单，忙碌而又充实幸福。
日月如梭，不再年轻的蔡毅时常会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可以默默无闻，可以轰轰烈烈，可以依附攀援，可以独立存在，这全看各自的选择。生命里包含了太多的沉浮与荣辱。少年岁月的风雨如晦，青春时代的激情燃烧，壮年时光的执着守望……当岁月的影子在蔡毅眼里渐渐地拉长，借助那片光线的明亮回头看看，蓦然发现自己始终都在不停地奔走。蔡毅的奔走是为了寻找理想，实现理想。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坎坷才知道，奔走其实就是他人生的基本姿态。既然如此，何不用有限的生命去演绎无限的可能，创造自己的灿烂辉煌，那才是最值得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