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信仰体系，民国时期社会精英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所有这些为我们建立当代国人的信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总体来讲，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信仰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对传统信仰体系缺乏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
　　任何信仰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朝鲜，战后一分为二。北部地区的朝鲜发展了儒家文化传统中专制与集权的方面，南部的韩国发展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仁政，民为本，君为轻等方面。同样的历史基因，现在朝鲜与韩国发展泾渭分明。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看到传统儒家理论与经济相适应的方面。儒家经济伦理的内容包括：性善仁义的道德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诚信守诺的经营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均衡无贫的贫富观等。日本近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就是在这种信仰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在仁爱善良观念淡漠化、道德与利益观念失衡、诚实守信观念呈现危机的今天，传统信仰体系中的积极方面对引导和规范现代商业行为，促进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构建信用体系，缓和社会矛盾，达到共同富裕都有正确的指导意义。
　　（二）信仰系统与政治体制必须分开
　　民国时期，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袁世凯以至后来的蒋介石都高度重视传统的儒家伦理。但是，在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信仰传统儒教就一定是封建帝制的复辟。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中，站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角度考虑，君主立宪的主张也不是完全的错误。对于一个有几千年帝制的国家，发展现代工业经济、建立法制社会，君主立宪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方向！而且，一百年来的血腥历史事实证明，当时的君主立宪也许是最利于中华民族的，并且君主立宪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理论认同与国际支持。但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却阻止了中国历史的顺利转型：一是清朝皇帝的改革非常不彻底，害怕改革使得汉人获得政权；二是对革命者来讲，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人的皇帝，是一定要推翻的。这样，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就胶合在一起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清朝政权是汉人的皇帝，君主立宪也许就成功了，中国就不会有近百年来如此之牺牲。民国时期的袁世凯高度重视孔教，但是主流知识分子已经不允许他复辟帝制了。
　　总之，近代知识分子认为遵从孔教就必然是复辟帝制。实际上，信仰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可以分开的，也必须分开。孔教是一种信仰，帝制是一种政治体制，二者是可以分开的。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政府不干涉教会，教会也不染指政府。
　　（三）信仰系统与经济系统没有有机结合
　　民国时期的信仰在专制集权与自由主义中徘徊不定。信仰体系的这种不确定是与当时经济系统有关的。知识分子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但是与之相适应的近代经济系统并没有充分发育。不仅如此，国家太大，小农经济仍然是主流的经济生产方式，所有这些是权威政治的基础，而它又导致了工业上的政府垄断与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利用中国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的条件，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形成的。国民党于1927年取得政权后，首先致力于金融垄断；1928年设中央银行，随后陆续控制了中国、交通两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又设中国农民银行，建立“四行”体制；1935年的币制改革中以四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完成金融垄断。同时着手工业垄断，先后设立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整理、修建和统一管理铁路，修筑公路，发展电信事业。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買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民族资本不断产生危机，民营企业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所以大陆时期的民国政府虽然在现代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的信仰体系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但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基础又迫使社会精英习惯传统集权体制进行社会治理。
　　（四）信仰系统与法制、市场经济没有统一
　　与现代工商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信仰体系需要现代法制的配合。这种现代法治是天然反对独裁的。民国初年的统治者，虽已有利用法律强化统治的欲望，却缺乏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在强化统治上执法颇严，在保护公民权利上有法不依。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法人权利没有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对企业的资助、津贴和减免税政策，常常以财政困难而旁置之、更改之。这一切严重地抑制了民初经济法规的功能发挥，也限制了它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民初经济法规建设的有限功效，实质上体现了辛亥革命既有所成就又没有完全成功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民国时期日本大规模对华侵略又推动了国民党政权独裁政治体制的发展。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而且迟滞了中国政治的进步。
　　作者单位：广东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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