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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贵阳交响乐团成立十周年。这样的年龄，对于一支民营交响乐团来说，已不算短。
众所周知，办交响乐团是一件无比“烧钱”的事，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如何才能做到连续十年源源不断地为交响乐团提供资金支持呢？万一有一天，他所经营的企业利润下滑，没有足够的资金，难道这支乐团就要面临被解散的窘境了吗？这些问题，贵阳交响乐团的创始人黄志明早就考虑到了，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发不出工资，也不会突然有一天说解散就解散了。”
黄志明向来行事低调，据说自乐团成立以来，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不超过三次。而这次，我们有幸与他当面对谈。
黄志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贵阳人，八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78年，他被部队文工团聘为中提琴演奏员，1982年转业后，进入贵州省歌舞团担任中提琴首席。在长达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中，黄志明一直怀揣着一颗热切的心，期待能夠在音乐领域获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当时僵化的体制与当地文化事业的低迷让他的这一愿望始终难以达成。1990年，久经思量的黄志明与几位友人毅然决定投身商海，于1995年成立了贵阳星力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力集团”），首开时尚百货在贵阳的先河。如今，“星力”已经从最初单一的百货公司发展成集百货、超市、餐饮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成为了贵州省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
01团长黄志明
02贵阳交响乐团音乐学校
尽管“弃乐从商”了，但黄志明并没有放下内心深处对音乐的热爱，“音乐可以洗涤人的灵魂，让人变得不那么浮躁”。他会像一个追星族那样满世界地跑，只为欣赏一场心仪的音乐会。后来，他发现虽然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听音乐会，但贵阳的市民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一支职业化的交响乐团”。于是，他想要创建一支属于贵阳的交响乐团。
贵阳交响乐团
2009年2月，贵阳交响乐团正式成立，并于同年9月举行了首次公开演出。贵阳市政府也给予了这支纯民营交响乐团一定的支持，不仅将贵阳大剧院免费提供给乐团使用，还拨款一百万元作为乐团采购乐器的补助。
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创办了一支交响乐团，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因而，在建立之初，贵阳交响乐团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人说黄志明是“玩票”“做秀”，断言乐团不会存活超过三年；也有人怀疑他是“圈钱”来了，“政府给了一百万，他只要花上五十万买乐器，剩下的钱不就可以‘独吞’了吗？”事实上，这种猜测是非常荒唐的：乐团成立的第一年，黄志明就投入了三千多万元。
尽管黄志明旗下的星力集团实力雄厚，但人们对这支民营交响乐团未来的发展还是持不乐观的态度。为了给大家彻底吃上一颗“定心丸”，黄志明在2010年乐团成立不到一年之时，以个人的名义一次性出资2.5亿人民币，在香港的银行注册成立了一支永久性基金，每年的保底收益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黄志明会从每年这一千五百万中拿出一千万来投入乐团的运营，剩下的五百万则留在基金里继续运作。他保证道：“只要贵阳交响乐团存在一天，这支基金就会永远地运作下去。”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民营交响乐团中几乎闻所未闻，那么黄志明是怎样想到这种独特的运作模式的呢？首先，久经商场磨砺的他深知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今年好不代表明年依然好”；其次，他也坦陈道，贵阳作为一个二三线城市，确实有它闭塞的一面，想要招到好的人才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个基金给乐团，我凭什么留住人才呢？我们的音乐家会不会担心，今年能够拿到这些薪水，明年还拿得到吗？”黄志明希望通过这支基金，让音乐家们安心地在贵阳工作，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目前，乐团中不少来自外地、外国的乐手都已经在当地扎根落户了。“有一对白俄罗斯夫妇，分别担任乐队首席和大提琴首席，已经在贵阳工作六年了，儿子都会说贵阳话了，”黄志明兴奋地介绍道，“还有几个外国乐手也都找了贵阳姑娘做妻子。”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2.5亿元的钱款，黄志明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公司名义出资的。也就是说，贵阳交响乐团是一个独立法人公司，与星力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将来星力集团发展得好或不好，都不会对乐团和音乐家们产生任何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黄志明并没有像其他的民营交响乐团，如隶属于台湾长荣集团的长荣交响乐团那样，将乐团取名为“星力交响乐团”，因为他想让这支乐团成为一支纯粹的、只属于贵阳这座城市的交响乐团。
贵阳交响乐团音乐学校演出
贵阳交响乐团从2009年一路走到现在，其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阻碍，但直到今天，他都丝毫不后悔当初所做的决定，不后悔为乐团付出的所有金钱、时间和精力，“看到乐团的成长与进步，我真的无怨无悔”。再多的财富，在黄志明看来也只是身外之物，他经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子女：“我所有的财富都不是你们的，而是这个社会的。”他的愿望是，在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做一些实事，同时也希望带动更多有追求的企业家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贵阳交响乐团的现任业务团长盛文强是乐团成立后的第一批团员。他自幼学习音乐，2000年就读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2006年获得乌克兰国际管乐比赛重奏组金奖及独奏组银奖，2007年获得单簧管演奏与室内乐演奏硕士学位。最初，盛文强是以单簧管演奏家的身份进入贵阳交响乐团的，不过从小到大一直在学生会工作的他很快便显现出了其出色的管理才能。正好当时黄志明想从乐队中挑选管理人员，便询问他是否愿意，盛文强欣然答应了。于是，从2010年开始，他便从最基层的乐务、谱务工作，一点点地升任至现在业务团长的职位。
盛文强告诉我，贵阳交响乐团从成立之初开始，就是奔着高度职业化的发展方向而来的。从第一任音乐总监李心草到第二任音乐总监陈佐湟的六年中，乐团的专业水准提升神速。“那时我们不考虑市场，不考虑票房，完全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到了2016年，贵阳交响乐团无论在名声、人数还是演出质量上都达到了顶峰。“它的编制扩展到了八十多人，演出了大量的大型作品和现代作品，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称赞。”
业务团长盛文强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乐团的管理层突然发现，他们好像脱离了贵阳本地观众的需求。“这个体型庞大的家伙似乎并不适合在贵阳这座城市待着，”盛文强笑说，“那时台上有八九十人在演出，台下的观众可能也就一百多人。”的确，贵阳交响乐团的演出质量很高，但问题是，当地的观众并不需要这样的演出，“他们希望听到的音乐和我们演奏的音乐完全是两码事”。盛文强认为，如果是在北上广或一些沿海城市，他们可以有这么大的编制，因为有支撑它的资本。“这里所说的资本不是指资金，而是指观众基础，毕竟我们每年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贵阳。用陈佐湟老师的话来讲，‘观众是水，乐团是船；水有多深，船就可以有多大。现在只有这么一点观众，船却那么庞大，这不是要搁浅了吗？你首先得有观众基础，把观众培养好，船才可以造得大’。”
为了让乐团能够更加“正常有序”地发展，管理层决定做出一些调整。2017年初，他们将乐团原来的编制从八十多人减少到了六十多人。——是的，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裁员”。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很多企业常用的“降薪”——薪水调整了之后，有一部分团员就自动选择了离开。盛文强承认道，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步。的确，如果是一支国营交响乐团，这样的“裁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此便体现了民营交响乐团的灵活机制：量力而为，根据实际需求来制定乐团的规模，不“打肿脸充胖子”。
尽管如今的贵阳交响乐团人数少了一些，但对演出质量的要求依然毫不含糊，精益求精，“就像世界上很多一流的室内乐团一样，虽然编制不大，水准还是很高”。盛文强补充道，编制的缩小并不代表贵阳交响乐团不演马勒、布鲁克纳这样的大型作品了。“我们现在的演出季里仍然有这样的作品，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和其他乐团合作。首席还是我们乐团自己的，他们把我们缺的声部补齐就好了。”他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比较科学的，是一種“双赢”的局面。
2017年6月，指挥家张国勇正式担任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张国勇先后师从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和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格纳迪·罗日杰斯特文斯基（Gennady Rozhdestvensky），1997年获得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博士学位，是目前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最佳诠释者。说到贵阳交响乐团，张国勇的语气中不乏透露着自豪：“很多人都说贵阳交响乐团的声音‘很洋气’，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非常中肯的！”
音乐总监张国勇
其实，早在张国勇正式担任贵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前，他就曾多次担任乐团的客座指挥，那时乐团的敬业精神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2016年他率领乐团在韩国龟尾国际音乐节（Gumi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上的闭幕演出，全团上下准备充分，发挥出色，得到了主办方的高度赞赏。在上任音乐总监后，张国勇很快把自己的艺术理念全面灌输给了乐手。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人，有一套独特的排练方法，也许节奏太快了，一开始乐团有点不太适应，但他相信幸福感强的人是先苦后甜的。“我认为先严后松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的排练风格一样。前两天排练时，我可能会大吼大叫；但到了第三天，我基本上就很安静了，让大家有一种上台的感觉。”
目前，贵阳交响乐团每年的音乐季演出为四十五场左右，除了传统的古典曲目外，还包括儿童系列、流行音乐会、电影音乐等，力求全方位地向观众展现古今中外的经典音乐。那么作为音乐总监，张国勇是如何安排乐团音乐季曲目的呢？在他看来，乐团成立的这十年，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探索指的是乐团如何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其实从简到繁不难，难的是从繁到简。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从一无所知，到知道很多，再到去伪存真，留下最精华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相当难的。”
张国勇接手乐团的时候，乐团正在经历从繁到简的过程。“贵阳这个市场和北上广不一样，在古典音乐欣赏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对于总监来说，他既要考虑乐团曲目量的扩大和演奏难度的增加，又要考虑到当地听众能否接受，时刻把握住市场动向以及听众的审美趣味和水平。”张国勇上任后的第一个乐季，演出的曲目基本上比较通俗；而从第二个乐季，也就是这个乐季开始，他逐步加入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作品，比如肖斯塔科维奇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叶小纲的作品等等。
01马慧与托比亚斯·费德曼
02贵阳交响乐团附属青少年交响乐团首演
2019年3月15日，贵阳交响乐团在贵阳大剧院演出了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Sinfonia Concertante in E flat major，K.364）、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Op.35）等作品，并特邀中提琴家马慧和小提琴家托比亚斯·费尔德曼（Tobias Feldmann）加盟演出。马慧以演奏家博士学位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并于2015年成为德国德绍歌剧院的终身首席。托比亚斯·费尔德曼是当今古典音乐舞台上最有前途的小提琴家之一，2015年在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比赛上获奖；2018年，年仅二十七岁的他进入德国维尔茨堡音乐学院任教，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张国勇在为乐团挑选合作的獨奏家时相当谨慎。“请独奏家来，并不只是独奏那么简单，他们的演奏标准也是为乐团团员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他都有哪些标准呢？首先，由于这次演的是莫扎特的作品，张国勇优先选择了在德奥文化环境中熏陶过的演奏家，“马慧在德国学习和生活了很长时间，而托比亚斯则出生于德国”。其次，他特别看重演奏家的性格与人品，“有些人虽然有才华，但为人自私、看重名利、高高在上，这些我都不喜欢，因为合作时很难沟通”。他非常欣赏这两位独奏音乐家，“他们谦虚、友好、随和，我们的合作很愉快”。
目前，贵阳市政府已经将贵阳交响乐团当作一张“城市名片”，政府已将每年的补贴增至四百万，并积极协调贵阳的媒体定期报道乐团的最新消息。此外，在音乐教育和社区推广方面，贵阳交响乐团也有很多新举措。据副团长助理张程程女士介绍，乐团每个演出季都会举办十场左右的音乐普及讲座。“大多数人听音乐会只是听到一个成品，并不了解作品的铸造过程，其实很多曲目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听，和你了解了之后去听，感受完全不同。”五年前，贵阳交响乐团开办了一所音乐学校，由乐手们担任老师，为本地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音乐教育。此外，贵阳交响乐团还于2018年创建了一支附属青少年交响乐团，帮助更多的孩子走近交响乐，实现音乐梦想……
众所周知，办交响乐团是一件无比“烧钱”的事，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如何才能做到连续十年源源不断地为交响乐团提供资金支持呢？万一有一天，他所经营的企业利润下滑，没有足够的资金，难道这支乐团就要面临被解散的窘境了吗？这些问题，贵阳交响乐团的创始人黄志明早就考虑到了，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发不出工资，也不会突然有一天说解散就解散了。”
以个人名义成立永久性基金
黄志明向来行事低调，据说自乐团成立以来，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不超过三次。而这次，我们有幸与他当面对谈。
黄志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贵阳人，八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78年，他被部队文工团聘为中提琴演奏员，1982年转业后，进入贵州省歌舞团担任中提琴首席。在长达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中，黄志明一直怀揣着一颗热切的心，期待能夠在音乐领域获得更大的成就。然而，当时僵化的体制与当地文化事业的低迷让他的这一愿望始终难以达成。1990年，久经思量的黄志明与几位友人毅然决定投身商海，于1995年成立了贵阳星力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力集团”），首开时尚百货在贵阳的先河。如今，“星力”已经从最初单一的百货公司发展成集百货、超市、餐饮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成为了贵州省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
尽管“弃乐从商”了，但黄志明并没有放下内心深处对音乐的热爱，“音乐可以洗涤人的灵魂，让人变得不那么浮躁”。他会像一个追星族那样满世界地跑，只为欣赏一场心仪的音乐会。后来，他发现虽然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听音乐会，但贵阳的市民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一支职业化的交响乐团”。于是，他想要创建一支属于贵阳的交响乐团。
2009年2月，贵阳交响乐团正式成立，并于同年9月举行了首次公开演出。贵阳市政府也给予了这支纯民营交响乐团一定的支持，不仅将贵阳大剧院免费提供给乐团使用，还拨款一百万元作为乐团采购乐器的补助。
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创办了一支交响乐团，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因而，在建立之初，贵阳交响乐团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人说黄志明是“玩票”“做秀”，断言乐团不会存活超过三年；也有人怀疑他是“圈钱”来了，“政府给了一百万，他只要花上五十万买乐器，剩下的钱不就可以‘独吞’了吗？”事实上，这种猜测是非常荒唐的：乐团成立的第一年，黄志明就投入了三千多万元。
尽管黄志明旗下的星力集团实力雄厚，但人们对这支民营交响乐团未来的发展还是持不乐观的态度。为了给大家彻底吃上一颗“定心丸”，黄志明在2010年乐团成立不到一年之时，以个人的名义一次性出资2.5亿人民币，在香港的银行注册成立了一支永久性基金，每年的保底收益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黄志明会从每年这一千五百万中拿出一千万来投入乐团的运营，剩下的五百万则留在基金里继续运作。他保证道：“只要贵阳交响乐团存在一天，这支基金就会永远地运作下去。”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民营交响乐团中几乎闻所未闻，那么黄志明是怎样想到这种独特的运作模式的呢？首先，久经商场磨砺的他深知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今年好不代表明年依然好”；其次，他也坦陈道，贵阳作为一个二三线城市，确实有它闭塞的一面，想要招到好的人才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个基金给乐团，我凭什么留住人才呢？我们的音乐家会不会担心，今年能够拿到这些薪水，明年还拿得到吗？”黄志明希望通过这支基金，让音乐家们安心地在贵阳工作，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目前，乐团中不少来自外地、外国的乐手都已经在当地扎根落户了。“有一对白俄罗斯夫妇，分别担任乐队首席和大提琴首席，已经在贵阳工作六年了，儿子都会说贵阳话了，”黄志明兴奋地介绍道，“还有几个外国乐手也都找了贵阳姑娘做妻子。”
值得一提的是，这笔2.5亿元的钱款，黄志明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公司名义出资的。也就是说，贵阳交响乐团是一个独立法人公司，与星力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将来星力集团发展得好或不好，都不会对乐团和音乐家们产生任何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黄志明并没有像其他的民营交响乐团，如隶属于台湾长荣集团的长荣交响乐团那样，将乐团取名为“星力交响乐团”，因为他想让这支乐团成为一支纯粹的、只属于贵阳这座城市的交响乐团。
贵阳交响乐团从2009年一路走到现在，其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阻碍，但直到今天，他都丝毫不后悔当初所做的决定，不后悔为乐团付出的所有金钱、时间和精力，“看到乐团的成长与进步，我真的无怨无悔”。再多的财富，在黄志明看来也只是身外之物，他经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子女：“我所有的财富都不是你们的，而是这个社会的。”他的愿望是，在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做一些实事，同时也希望带动更多有追求的企业家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观众是水，乐团是船；水有多深，船就造多大
贵阳交响乐团的现任业务团长盛文强是乐团成立后的第一批团员。他自幼学习音乐，2000年就读于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2006年获得乌克兰国际管乐比赛重奏组金奖及独奏组银奖，2007年获得单簧管演奏与室内乐演奏硕士学位。最初，盛文强是以单簧管演奏家的身份进入贵阳交响乐团的，不过从小到大一直在学生会工作的他很快便显现出了其出色的管理才能。正好当时黄志明想从乐队中挑选管理人员，便询问他是否愿意，盛文强欣然答应了。于是，从2010年开始，他便从最基层的乐务、谱务工作，一点点地升任至现在业务团长的职位。
盛文强告诉我，贵阳交响乐团从成立之初开始，就是奔着高度职业化的发展方向而来的。从第一任音乐总监李心草到第二任音乐总监陈佐湟的六年中，乐团的专业水准提升神速。“那时我们不考虑市场，不考虑票房，完全遵循艺术发展的规律。”到了2016年，贵阳交响乐团无论在名声、人数还是演出质量上都达到了顶峰。“它的编制扩展到了八十多人，演出了大量的大型作品和现代作品，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称赞。”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乐团的管理层突然发现，他们好像脱离了贵阳本地观众的需求。“这个体型庞大的家伙似乎并不适合在贵阳这座城市待着，”盛文强笑说，“那时台上有八九十人在演出，台下的观众可能也就一百多人。”的确，贵阳交响乐团的演出质量很高，但问题是，当地的观众并不需要这样的演出，“他们希望听到的音乐和我们演奏的音乐完全是两码事”。盛文强认为，如果是在北上广或一些沿海城市，他们可以有这么大的编制，因为有支撑它的资本。“这里所说的资本不是指资金，而是指观众基础，毕竟我们每年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贵阳。用陈佐湟老师的话来讲，‘观众是水，乐团是船；水有多深，船就可以有多大。现在只有这么一点观众，船却那么庞大，这不是要搁浅了吗？你首先得有观众基础，把观众培养好，船才可以造得大’。”
为了让乐团能够更加“正常有序”地发展，管理层决定做出一些调整。2017年初，他们将乐团原来的编制从八十多人减少到了六十多人。——是的，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裁员”。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很多企业常用的“降薪”——薪水调整了之后，有一部分团员就自动选择了离开。盛文强承认道，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步。的确，如果是一支国营交响乐团，这样的“裁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此便体现了民营交响乐团的灵活机制：量力而为，根据实际需求来制定乐团的规模，不“打肿脸充胖子”。
尽管如今的贵阳交响乐团人数少了一些，但对演出质量的要求依然毫不含糊，精益求精，“就像世界上很多一流的室内乐团一样，虽然编制不大，水准还是很高”。盛文强补充道，编制的缩小并不代表贵阳交响乐团不演马勒、布鲁克纳这样的大型作品了。“我们现在的演出季里仍然有这样的作品，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和其他乐团合作。首席还是我们乐团自己的，他们把我们缺的声部补齐就好了。”他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比较科学的，是一種“双赢”的局面。
从简到繁不难，难的是从繁到简
2017年6月，指挥家张国勇正式担任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张国勇先后师从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和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格纳迪·罗日杰斯特文斯基（Gennady Rozhdestvensky），1997年获得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博士学位，是目前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最佳诠释者。说到贵阳交响乐团，张国勇的语气中不乏透露着自豪：“很多人都说贵阳交响乐团的声音‘很洋气’，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非常中肯的！”
其实，早在张国勇正式担任贵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前，他就曾多次担任乐团的客座指挥，那时乐团的敬业精神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2016年他率领乐团在韩国龟尾国际音乐节（Gumi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上的闭幕演出，全团上下准备充分，发挥出色，得到了主办方的高度赞赏。在上任音乐总监后，张国勇很快把自己的艺术理念全面灌输给了乐手。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人，有一套独特的排练方法，也许节奏太快了，一开始乐团有点不太适应，但他相信幸福感强的人是先苦后甜的。“我认为先严后松是比较合适的，就像我的排练风格一样。前两天排练时，我可能会大吼大叫；但到了第三天，我基本上就很安静了，让大家有一种上台的感觉。”
目前，贵阳交响乐团每年的音乐季演出为四十五场左右，除了传统的古典曲目外，还包括儿童系列、流行音乐会、电影音乐等，力求全方位地向观众展现古今中外的经典音乐。那么作为音乐总监，张国勇是如何安排乐团音乐季曲目的呢？在他看来，乐团成立的这十年，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探索指的是乐团如何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其实从简到繁不难，难的是从繁到简。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从一无所知，到知道很多，再到去伪存真，留下最精华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相当难的。”
张国勇接手乐团的时候，乐团正在经历从繁到简的过程。“贵阳这个市场和北上广不一样，在古典音乐欣赏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对于总监来说，他既要考虑乐团曲目量的扩大和演奏难度的增加，又要考虑到当地听众能否接受，时刻把握住市场动向以及听众的审美趣味和水平。”张国勇上任后的第一个乐季，演出的曲目基本上比较通俗；而从第二个乐季，也就是这个乐季开始，他逐步加入了一些难度较大的作品，比如肖斯塔科维奇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叶小纲的作品等等。
2019年3月15日，贵阳交响乐团在贵阳大剧院演出了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Sinfonia Concertante in E flat major，K.364）、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Op.35）等作品，并特邀中提琴家马慧和小提琴家托比亚斯·费尔德曼（Tobias Feldmann）加盟演出。马慧以演奏家博士学位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并于2015年成为德国德绍歌剧院的终身首席。托比亚斯·费尔德曼是当今古典音乐舞台上最有前途的小提琴家之一，2015年在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比赛上获奖；2018年，年仅二十七岁的他进入德国维尔茨堡音乐学院任教，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张国勇在为乐团挑选合作的獨奏家时相当谨慎。“请独奏家来，并不只是独奏那么简单，他们的演奏标准也是为乐团团员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他都有哪些标准呢？首先，由于这次演的是莫扎特的作品，张国勇优先选择了在德奥文化环境中熏陶过的演奏家，“马慧在德国学习和生活了很长时间，而托比亚斯则出生于德国”。其次，他特别看重演奏家的性格与人品，“有些人虽然有才华，但为人自私、看重名利、高高在上，这些我都不喜欢，因为合作时很难沟通”。他非常欣赏这两位独奏音乐家，“他们谦虚、友好、随和，我们的合作很愉快”。
目前，贵阳市政府已经将贵阳交响乐团当作一张“城市名片”，政府已将每年的补贴增至四百万，并积极协调贵阳的媒体定期报道乐团的最新消息。此外，在音乐教育和社区推广方面，贵阳交响乐团也有很多新举措。据副团长助理张程程女士介绍，乐团每个演出季都会举办十场左右的音乐普及讲座。“大多数人听音乐会只是听到一个成品，并不了解作品的铸造过程，其实很多曲目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听，和你了解了之后去听，感受完全不同。”五年前，贵阳交响乐团开办了一所音乐学校，由乐手们担任老师，为本地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音乐教育。此外，贵阳交响乐团还于2018年创建了一支附属青少年交响乐团，帮助更多的孩子走近交响乐，实现音乐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