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一如既往地到校，备成绩册，与人聊天，离校……一切看起来与平常并无什么不同。出来校门，他便叫了黄包车到颐和园去，那大约是上午十点左右。他付了车钱，让车夫在门口等候，然后径直走进园内。在僻静少人的湖畔，王国维抽了最后一口烟，纵身一跃跳进昆明湖，最终因窒息而死……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悄然逝去。这一自沉之举，震惊清华园，震惊学术界，更震惊了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心。
　　《清史稿》里是这样介绍他的：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年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求学。通农学及哲学、心理、伦理等学。调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述甚多，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返国十年，以教授自给。壬戌冬，前陕甘总督升允荐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於五月初三日，自沉於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於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祗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谥忠悫。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重之。
　　这样的评价，不能说不贴切，但本质上偏差太大，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王国维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突然选择投湖结束生命？他随身携带遗书一封，是否和梁济一样，早已筹备多时，下定决心只为以死唤醒国人良知？这样的问题一直被不断提出着，疑问如水面涟漪，至今波荡着人们的心。
　　王国维投水时随身有遗书一封，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于是后人猜测其死因，提出“殉清说”“尸谏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诸如此类，现今更出现了“忧郁症”之说。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陈寅恪为王国维撰文《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穿透历史的迷雾，如今能看到的只是当时的真实。陈寅恪的评价不可谓不中肯。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毫无争议，他是一位学者而非政治家。因此，他并非死于政治，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他是汉族高级知识分子，有最正统的中国文人风骨，而中国文人经过几千年来的剧烈心理挣扎，早已与朝廷产生了某种文化认同。皇家御用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言词，可惜最后毕竟还是走向了衰落。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西方文明带来思想的火种，这让他看到了理想的美好，但光明之下拖曳出的影子，却也因此在他眼中增加了一笔浓重的黑。时光流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白了少年头……他沉醉过，挣扎过，扬弃过，融合过，为了正统中华文明之美，拼尽一生。最后的最后，他没能在迷雾中找到希望，终是死得可惜又必然。作为中华最后的正统文人，文化已经变成了他的生命，既然现实中找不到真正的文化净土，那就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别无他途。选择在那样的时刻为文化以身相殉，不过因为清末正好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结尾，也是古老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站，因此王国维祭奠的是五千年来的华夏文明，而清代不过是他的落脚点。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段话至今不知已被多少文人引用，而这，也正是这位近代博学通儒一生为学的大师的真实写照。用一生走过这三重境界的他，热爱着文化，追寻过文化，拥抱了文化，最终的最终，他把以身相殉变成了与文合一，让这红尘里受拘束的人化作辞藻中恋花的蝶，将生命变成舞蹈，颂一曲蝶梦庄周。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现今，我们可做的，或许，只能是翻阅着《人间词话》，在闲暇中念诵这首《蝶恋花》。因为，毕竟——
　　世上再无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