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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便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而一群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则以自己的行动帮助和救助难民。在南京的岁月，福斯特用双手帮助难民，用行动传播教义，用相机记录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本文拟用史料初探福斯特在南京期间的传教行为，并为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福斯特；难民；传教
1937年11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美、英、德、丹麦等西方国家在华传教士组成。该委员会在日军进行大屠杀期间收容了20 余万的难民，使他们在屠刀之下得以幸存。西方记者田伯烈（H.J. Timperley）在所著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这样描述他们：“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这二十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该国领使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绝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笔者将借助已有的史料，探究福斯特在南京期间的行为。美籍传教士福斯特（ Ernest H.Forster）在南京大屠殺期间的行为一直以来，学界研究甚少。关于他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乏善可陈。笔者将借助已有的史料，探究福斯特在南京期间的传教行为。
一、福斯特其人与来华
福斯特1895年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利亚，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成为一名圣公会传教士来中国，在扬州的教会学校教书。1936 年他与克拉丽莎结婚，婚后二人定居扬州。淞沪会战期间，福斯特夫妇移居南京，在圣保罗圣公会教堂工作。1938年初，福斯特则与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度过大屠杀的全部岁月。福斯特保存的信件、报告和照片，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全面而生动的记录。
1937年11月12日夜晚，福斯特夫婦抵达南京。一下火车他们便看到了一个没有足够设施与供给的临时伤兵救助站，而马吉就忙碌在其中。在这个临时救助站中，所有的地方：站台、候车室、售票处，全是火车运来的伤员，大部分人都没有草垫或被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福斯特便开始与其妻一起照顾伤员，寻找医生以及热水和食物。尽管有所行动，人手还是不足以应对这种局面。11月底随着战局的溃败，南京陷入恐慌中。美国领事馆敦促在宁外国妇女撤出。克拉丽莎随德国船只撤至汉口，后坐火车转香港去往上海。在克拉丽莎撤离南京时，作为临时救助站的火车站局面更加换乱。福斯特统计伤员的数量已经上千了，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而美国使领馆此时也要求福斯特等人撤至上海。福斯特依然坚持留了下来，表明自己要尽所能，哪怕还有日军的轰炸。他认为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门忠于职守，在这危急关头更能帮助不少人。
福斯特作为一名传教士，传播教义是他的工作之一。在出来南京看到火车站无助的士兵和失职的政府机关，福斯特产生有必要向这里的人们宣传教义的认识。[1]12月25日在日军刚进入南京时候，福斯特依然为两个婴儿做了洗礼。马吉也在中立区为模范村的信徒在礼拜。在福斯特的信件中，对新加入的信徒洗礼的描写都没有间断。福斯特在信件中这样记述：“在1937年圣公会在复活节于南京各点接受了64名新教徒，另外还准备在圣保罗教堂和下关再接纳60名新教徒。”[2]
二、难民区传教
在难民营中布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藏身妇孺就是他们的传道对象，南京大屠杀时期有1.2万难民躲避在期间，到后期也有2000-3000人留下来。1932年2月27日至4月9日，福斯特等人组织了23个班学习“基督的生命”，登记参与学习的女性有1000多人。[3]这也可见圣公会传教布道所做的努力。福斯特在其中也带一个30人班级。按照福斯特等人的安排。传道的工作人员每周去五个下午，从下午两点向各妇女组传道，然后送病人去医院。[4]圣公会不断地举办各种宗教活动，例如耶稣难受日的“七句最后的遗言（Seven Last Words）”以及复活节表演，这些活动极大的影响附近的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小教堂举行的祷告每次去的难民，据福斯特统计，超过600人。福斯特工作之余，也在写海德兰（Headlan）的《基督教神学》的笔记，认为其可以作为向非基督徒布道，特别是面向知识阶层的资料。在1938年5月，福斯特一次性为38名新教徒进行洗礼仪式，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在金陵大学避难的人，其中大部分女孩都是上高中的年龄以及与之文化水平相当的人。其他的则是些年轻男子，都受过教育。[5]
结语
在被大屠杀阴影所笼罩的日子里，宗教已成为许多人的现实需要。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教会力量在救助难民的同时，坚持面向他们进行每周的礼拜和重大节日的聚会活动。基督教的影响这时可以说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成为难民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传教士一直希望更多的同仁返回南京，和他们一起。在传教士们心中，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的牧师返回教堂，将使每一个教堂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他们互相安慰，彼此扶助，互通信息，在危机中通过团契活动、英文礼拜和聚餐会等形式加强联系，紧密团结，增强了抵制罪恶的力量和信心。[6]无论是南京沦陷前毅然的留京选择，还是大屠杀期间任劳任怨的工作和对难民的积极救助，都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种族和国别，来自于对中国人的深厚情感，这种力量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注释：
[1]《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2]《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9页。
[3]《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3页。
[4]《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5]《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6页。
[6]王翔，《灾难中的救赎：美国传教士与南京大屠杀》，《学理论》 2013年第30期。
作者简介：陶健（1993—），男，汉，江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中国史近现代方向。
【摘要】：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便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而一群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则以自己的行动帮助和救助难民。在南京的岁月，福斯特用双手帮助难民，用行动传播教义，用相机记录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本文拟用史料初探福斯特在南京期间的传教行为，并为深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福斯特；难民；传教
1937年11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美、英、德、丹麦等西方国家在华传教士组成。该委员会在日军进行大屠杀期间收容了20 余万的难民，使他们在屠刀之下得以幸存。西方记者田伯烈（H.J. Timperley）在所著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这样描述他们：“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这二十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该国领使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绝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笔者将借助已有的史料，探究福斯特在南京期间的行为。美籍传教士福斯特（ Ernest H.Forster）在南京大屠殺期间的行为一直以来，学界研究甚少。关于他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乏善可陈。笔者将借助已有的史料，探究福斯特在南京期间的传教行为。
一、福斯特其人与来华
福斯特1895年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利亚，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成为一名圣公会传教士来中国，在扬州的教会学校教书。1936 年他与克拉丽莎结婚，婚后二人定居扬州。淞沪会战期间，福斯特夫妇移居南京，在圣保罗圣公会教堂工作。1938年初，福斯特则与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度过大屠杀的全部岁月。福斯特保存的信件、报告和照片，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全面而生动的记录。
1937年11月12日夜晚，福斯特夫婦抵达南京。一下火车他们便看到了一个没有足够设施与供给的临时伤兵救助站，而马吉就忙碌在其中。在这个临时救助站中，所有的地方：站台、候车室、售票处，全是火车运来的伤员，大部分人都没有草垫或被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福斯特便开始与其妻一起照顾伤员，寻找医生以及热水和食物。尽管有所行动，人手还是不足以应对这种局面。11月底随着战局的溃败，南京陷入恐慌中。美国领事馆敦促在宁外国妇女撤出。克拉丽莎随德国船只撤至汉口，后坐火车转香港去往上海。在克拉丽莎撤离南京时，作为临时救助站的火车站局面更加换乱。福斯特统计伤员的数量已经上千了，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而美国使领馆此时也要求福斯特等人撤至上海。福斯特依然坚持留了下来，表明自己要尽所能，哪怕还有日军的轰炸。他认为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门忠于职守，在这危急关头更能帮助不少人。
福斯特作为一名传教士，传播教义是他的工作之一。在出来南京看到火车站无助的士兵和失职的政府机关，福斯特产生有必要向这里的人们宣传教义的认识。[1]12月25日在日军刚进入南京时候，福斯特依然为两个婴儿做了洗礼。马吉也在中立区为模范村的信徒在礼拜。在福斯特的信件中，对新加入的信徒洗礼的描写都没有间断。福斯特在信件中这样记述：“在1937年圣公会在复活节于南京各点接受了64名新教徒，另外还准备在圣保罗教堂和下关再接纳60名新教徒。”[2]
二、难民区传教
在难民营中布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藏身妇孺就是他们的传道对象，南京大屠杀时期有1.2万难民躲避在期间，到后期也有2000-3000人留下来。1932年2月27日至4月9日，福斯特等人组织了23个班学习“基督的生命”，登记参与学习的女性有1000多人。[3]这也可见圣公会传教布道所做的努力。福斯特在其中也带一个30人班级。按照福斯特等人的安排。传道的工作人员每周去五个下午，从下午两点向各妇女组传道，然后送病人去医院。[4]圣公会不断地举办各种宗教活动，例如耶稣难受日的“七句最后的遗言（Seven Last Words）”以及复活节表演，这些活动极大的影响附近的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小教堂举行的祷告每次去的难民，据福斯特统计，超过600人。福斯特工作之余，也在写海德兰（Headlan）的《基督教神学》的笔记，认为其可以作为向非基督徒布道，特别是面向知识阶层的资料。在1938年5月，福斯特一次性为38名新教徒进行洗礼仪式，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在金陵大学避难的人，其中大部分女孩都是上高中的年龄以及与之文化水平相当的人。其他的则是些年轻男子，都受过教育。[5]
结语
在被大屠杀阴影所笼罩的日子里，宗教已成为许多人的现实需要。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教会力量在救助难民的同时，坚持面向他们进行每周的礼拜和重大节日的聚会活动。基督教的影响这时可以说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成为难民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传教士一直希望更多的同仁返回南京，和他们一起。在传教士们心中，如果南京所有的教会都让他们的牧师返回教堂，将使每一个教堂成为一个安全、宽慰和教育的避难所。他们互相安慰，彼此扶助，互通信息，在危机中通过团契活动、英文礼拜和聚餐会等形式加强联系，紧密团结，增强了抵制罪恶的力量和信心。[6]无论是南京沦陷前毅然的留京选择，还是大屠杀期间任劳任怨的工作和对难民的积极救助，都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种族和国别，来自于对中国人的深厚情感，这种力量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注释：
[1]《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2]《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9页。
[3]《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3页。
[4]《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5]《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等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06页。
[6]王翔，《灾难中的救赎：美国传教士与南京大屠杀》，《学理论》 2013年第30期。
作者简介：陶健（1993—），男，汉，江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中国史近现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