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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定位一般是指政府在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文明进步当中,该起到什么样的功能与作用。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普遍视自己为权利的所有者,规则的制订者,最后导致与人民群众的隔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角色扮演得如何,取决于企业有否活力。
创造市场,才能解决萎缩问题
服务型、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大胆放宽政策,减少行政审批,这样才能培养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什么事都是政府来规划好,企业就没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级别的竞争。现在,人们都处于一种普遍的期待之中,希望能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这是因为整个制造业市场在萎缩。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工程机械市场滑坡非常严重,比前年同期降低了37%,出现了负增长。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快增加。中国三大国有银行,利润600多亿元,已经与500强民营企业利润总和相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提及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创造就业、贡献税收、出口创汇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每一次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民企的影响都大于国企。提到“回归实业”这个概念没错,对所有实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市场、是机会。即使钱回到实体产业中,没有需求也是没用的。
政府需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创造市场,才能解决市场萎缩问题,政府还应该放宽管制。温总理曾说,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审批。现在审批还是比较多,作为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应该尽可能放宽经济管制,放宽对资源的配置,大力扶植民企的发展,机会均等是市场良性发展的最佳催化剂。
爬过富士山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很好爬,因为有树木。越爬到上面就越难爬,这时树木少了,沙石多了,尚能往上爬。快爬到顶上,都是风化的山路,不仅是难爬,还有可能往下滑。这就要求在不同的路况时,爬山的人对于速度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一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跑马拉松。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之时,中国不可能独立于全球经济。现在,该是中国放缓节奏,做一个调整的时候了。
国内经济放缓,不是坏事情,而是好事情。要让老百姓知道,靠股票是不能发财的,只有靠做好实体企业才是硬道理;经济放缓,也能让政府有时间调整自己的角色。政府只能是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是游戏参与者。
经济放缓,政府要制定出规则
政府要制定出一套规则,让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参与进来,都能机会均等。只要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赚到的钱都要有法律保障,不单这辈子是你的,下辈子也还是你的。这就意味着,在规则之外的所得,都是违法的,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不同形态的各个经济体,在这个规则之内良性发展。
经济调整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归实体经济。中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从温州现象可以看到,老板“跑路”问题并不是出在投资实体企业上,而是在赚快钱的时候出了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金融业、服务业、IT行业,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实体经济是支撑。
资金回归实体,需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政府通过税收、法规,对容易赚钱的产业多征收税,对不容易赚钱的产业作出鼓励,从而不让经济重心发生偏移;经济减速,让人们心态得以改变,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永远会高速发展;中国要和全球做好接轨。
回归实业,本质是回归制造业。如果从一个国家做大做强来说,更准确地应该是回归制造业。只有制造业强大了,才能解决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问题。从机床行业来说,去年下半年有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客户需求的产品水平高、产品类别丰富。在这个市场中,中国企业制造水平还有差距,和世界强手在竞争中,市场份额正在减少,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升级。
中小企业永远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要让老百姓知道,赚钱靠自己,国家给环境。严格来说,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不一样,比如:汽车、机床等行业,都是现代化技术的集成,更强调的是复合型和集成性。这并不是一个产业就能做到,需要跨产业、跨行业的协同才能实现。
国家只是拿钱出来,以资扶持产业发展,这显然是不行的了。国家需要做的是帮助建立协同创新的联盟,这是企业没有能力做到的。企业本身没有能力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教学、科研院所整合在一起,各人研究的不是一个方向。
只有国家出台政策,调动所有的资源,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只有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将各个行业,包括基础材料、电子材料,信息、计算机、刀具材料等,跨行业、跨领域的调动起来,联合采用大项目的方法,将各种研究整合在一起。
做好实业,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按照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制造业可以整合世界的产业链,但是世界的产业链对中国有门槛,不让中国来整合,逼得中国不得不创新。既然中国有能力做到“神八”、“天宫”在太空对接,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到这一步,那中国也能在制造业上有这个能力。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需要多行业的协同合作,国家需要找到制高点,制定国家战略。
实体企业难做,投机炒作兴起。别人已经创新提高了,你还在低层面上,这种情况,你不死掉,哪来生呢?民企的困难由来已久,越来越变得严重了。这背后可以归结的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机构要变革。
民营企业是一见阳光就灿烂,一见雨露就滋润、就生长。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任由民营企业自生自灭,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钱让很多人疯狂,富让很多人死亡。不要说温州人投资买房,真正搞实业比房地产好赚钱的话,实业会没人做吗?
政府再有困难,也要着眼未来。政策制定者要更深入地调研、听证、评估,真正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尽量减少政策的不稳定性。政府是服务于企业的,如果这个政策是好的,百姓不会吭声,也不会表扬你,好是理所当然。如果政策不好,百姓就会抨击,这是一种促进。中小企业不强,国家也不会强;中小企业不富,国家也富不到哪里去。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制造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就是时代的差距,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政府强力统治的结果,最终是倒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只有政府明确服务功能,确认服务角色,承担服务使命,才能获得民众拥护,巩固合法地位,实现合法性的延续。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市场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只有国企、民企、外企在汪洋大海中都鲜龙活跳了,政府的角色定位无疑也就准确了。
创造市场,才能解决萎缩问题
服务型、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大胆放宽政策,减少行政审批,这样才能培养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什么事都是政府来规划好,企业就没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级别的竞争。现在,人们都处于一种普遍的期待之中,希望能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这是因为整个制造业市场在萎缩。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工程机械市场滑坡非常严重,比前年同期降低了37%,出现了负增长。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快增加。中国三大国有银行,利润600多亿元,已经与500强民营企业利润总和相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提及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创造就业、贡献税收、出口创汇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每一次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民企的影响都大于国企。提到“回归实业”这个概念没错,对所有实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市场、是机会。即使钱回到实体产业中,没有需求也是没用的。
政府需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创造市场,才能解决市场萎缩问题,政府还应该放宽管制。温总理曾说,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审批。现在审批还是比较多,作为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应该尽可能放宽经济管制,放宽对资源的配置,大力扶植民企的发展,机会均等是市场良性发展的最佳催化剂。
爬过富士山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很好爬,因为有树木。越爬到上面就越难爬,这时树木少了,沙石多了,尚能往上爬。快爬到顶上,都是风化的山路,不仅是难爬,还有可能往下滑。这就要求在不同的路况时,爬山的人对于速度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一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跑马拉松。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之时,中国不可能独立于全球经济。现在,该是中国放缓节奏,做一个调整的时候了。
国内经济放缓,不是坏事情,而是好事情。要让老百姓知道,靠股票是不能发财的,只有靠做好实体企业才是硬道理;经济放缓,也能让政府有时间调整自己的角色。政府只能是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是游戏参与者。
经济放缓,政府要制定出规则
政府要制定出一套规则,让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参与进来,都能机会均等。只要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赚到的钱都要有法律保障,不单这辈子是你的,下辈子也还是你的。这就意味着,在规则之外的所得,都是违法的,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不同形态的各个经济体,在这个规则之内良性发展。
经济调整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归实体经济。中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从温州现象可以看到,老板“跑路”问题并不是出在投资实体企业上,而是在赚快钱的时候出了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金融业、服务业、IT行业,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实体经济是支撑。
资金回归实体,需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政府通过税收、法规,对容易赚钱的产业多征收税,对不容易赚钱的产业作出鼓励,从而不让经济重心发生偏移;经济减速,让人们心态得以改变,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永远会高速发展;中国要和全球做好接轨。
回归实业,本质是回归制造业。如果从一个国家做大做强来说,更准确地应该是回归制造业。只有制造业强大了,才能解决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问题。从机床行业来说,去年下半年有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客户需求的产品水平高、产品类别丰富。在这个市场中,中国企业制造水平还有差距,和世界强手在竞争中,市场份额正在减少,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升级。
中小企业永远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要让老百姓知道,赚钱靠自己,国家给环境。严格来说,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不一样,比如:汽车、机床等行业,都是现代化技术的集成,更强调的是复合型和集成性。这并不是一个产业就能做到,需要跨产业、跨行业的协同才能实现。
国家只是拿钱出来,以资扶持产业发展,这显然是不行的了。国家需要做的是帮助建立协同创新的联盟,这是企业没有能力做到的。企业本身没有能力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教学、科研院所整合在一起,各人研究的不是一个方向。
只有国家出台政策,调动所有的资源,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只有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将各个行业,包括基础材料、电子材料,信息、计算机、刀具材料等,跨行业、跨领域的调动起来,联合采用大项目的方法,将各种研究整合在一起。
做好实业,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按照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制造业可以整合世界的产业链,但是世界的产业链对中国有门槛,不让中国来整合,逼得中国不得不创新。既然中国有能力做到“神八”、“天宫”在太空对接,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到这一步,那中国也能在制造业上有这个能力。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需要多行业的协同合作,国家需要找到制高点,制定国家战略。
实体企业难做,投机炒作兴起。别人已经创新提高了,你还在低层面上,这种情况,你不死掉,哪来生呢?民企的困难由来已久,越来越变得严重了。这背后可以归结的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机构要变革。
民营企业是一见阳光就灿烂,一见雨露就滋润、就生长。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任由民营企业自生自灭,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钱让很多人疯狂,富让很多人死亡。不要说温州人投资买房,真正搞实业比房地产好赚钱的话,实业会没人做吗?
政府再有困难,也要着眼未来。政策制定者要更深入地调研、听证、评估,真正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尽量减少政策的不稳定性。政府是服务于企业的,如果这个政策是好的,百姓不会吭声,也不会表扬你,好是理所当然。如果政策不好,百姓就会抨击,这是一种促进。中小企业不强,国家也不会强;中小企业不富,国家也富不到哪里去。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制造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就是时代的差距,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政府强力统治的结果,最终是倒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只有政府明确服务功能,确认服务角色,承担服务使命,才能获得民众拥护,巩固合法地位,实现合法性的延续。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市场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只有国企、民企、外企在汪洋大海中都鲜龙活跳了,政府的角色定位无疑也就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