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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定位一般是指政府在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文明进步当中，该起到什么样的功能与作用。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普遍视自己为权利的所有者，规则的制订者，最后导致与人民群众的隔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角色扮演得如何，取决于企业有否活力。
创造市场，才能解决萎缩问题
服务型、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大胆放宽政策，减少行政审批，这样才能培养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什么事都是政府来规划好，企业就没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级别的竞争。现在，人们都处于一种普遍的期待之中，希望能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这是因为整个制造业市场在萎缩。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工程机械市场滑坡非常严重，比前年同期降低了37%，出现了负增长。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快增加。中国三大国有银行，利润600多亿元，已经与500强民营企业利润总和相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提及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创造就业、贡献税收、出口创汇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每一次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民企的影响都大于国企。提到“回归实业”这个概念没错，对所有实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市场、是机会。即使钱回到实体产业中，没有需求也是没用的。
政府需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创造市场，才能解决市场萎缩问题，政府还应该放宽管制。温总理曾说，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审批。现在审批还是比较多，作为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应该尽可能放宽经济管制，放宽对资源的配置，大力扶植民企的发展，机会均等是市场良性发展的最佳催化剂。
爬过富士山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很好爬，因为有树木。越爬到上面就越难爬，这时树木少了，沙石多了，尚能往上爬。快爬到顶上，都是风化的山路，不仅是难爬，还有可能往下滑。这就要求在不同的路况时，爬山的人对于速度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一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跑马拉松。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之时，中国不可能独立于全球经济。现在，该是中国放缓节奏，做一个调整的时候了。
国内经济放缓，不是坏事情，而是好事情。要让老百姓知道，靠股票是不能发财的，只有靠做好实体企业才是硬道理；经济放缓，也能让政府有时间调整自己的角色。政府只能是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是游戏参与者。
经济放缓，政府要制定出规则
政府要制定出一套规则，让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参与进来，都能机会均等。只要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赚到的钱都要有法律保障，不单这辈子是你的，下辈子也还是你的。这就意味着，在规则之外的所得，都是违法的，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不同形态的各个经济体，在这个规则之内良性发展。
经济调整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归实体经济。中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从温州现象可以看到，老板“跑路”问题并不是出在投资实体企业上，而是在赚快钱的时候出了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金融业、服务业、IT行业，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实体经济是支撑。
资金回归实体，需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政府通过税收、法规，对容易赚钱的产业多征收税，对不容易赚钱的产业作出鼓励，从而不让经济重心发生偏移；经济减速，让人们心态得以改变，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永远会高速发展；中国要和全球做好接轨。
回归实业，本质是回归制造业。如果从一个国家做大做强来说，更准确地应该是回归制造业。只有制造业强大了，才能解决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问题。从机床行业来说，去年下半年有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客户需求的产品水平高、产品类别丰富。在这个市场中，中国企业制造水平还有差距，和世界强手在竞争中，市场份额正在减少，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升级。
中小企业永远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要让老百姓知道，赚钱靠自己，国家给环境。严格来说，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不一样，比如：汽车、机床等行业，都是现代化技术的集成，更强调的是复合型和集成性。这并不是一个产业就能做到，需要跨产业、跨行业的协同才能实现。
国家只是拿钱出来，以资扶持产业发展，这显然是不行的了。国家需要做的是帮助建立协同创新的联盟，这是企业没有能力做到的。企业本身没有能力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教学、科研院所整合在一起，各人研究的不是一个方向。
只有国家出台政策，调动所有的资源，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只有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将各个行业，包括基础材料、电子材料，信息、计算机、刀具材料等，跨行业、跨领域的调动起来，联合采用大项目的方法，将各种研究整合在一起。
做好实业，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按照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制造业可以整合世界的产业链，但是世界的产业链对中国有门槛，不让中国来整合，逼得中国不得不创新。既然中国有能力做到“神八”、“天宫”在太空对接，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到这一步，那中国也能在制造业上有这个能力。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需要多行业的协同合作，国家需要找到制高点，制定国家战略。
实体企业难做，投机炒作兴起。别人已经创新提高了，你还在低层面上，这种情况，你不死掉，哪来生呢？民企的困难由来已久，越来越变得严重了。这背后可以归结的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机构要变革。
民营企业是一见阳光就灿烂，一见雨露就滋润、就生长。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任由民营企业自生自灭，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钱让很多人疯狂，富让很多人死亡。不要说温州人投资买房，真正搞实业比房地产好赚钱的话，实业会没人做吗？
政府再有困难，也要着眼未来。政策制定者要更深入地调研、听证、评估，真正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尽量减少政策的不稳定性。政府是服务于企业的，如果这个政策是好的，百姓不会吭声，也不会表扬你，好是理所当然。如果政策不好，百姓就会抨击，这是一种促进。中小企业不强，国家也不会强；中小企业不富，国家也富不到哪里去。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制造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就是时代的差距，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政府强力统治的结果，最终是倒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只有政府明确服务功能，确认服务角色，承担服务使命，才能获得民众拥护，巩固合法地位，实现合法性的延续。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市场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只有国企、民企、外企在汪洋大海中都鲜龙活跳了，政府的角色定位无疑也就准确了。
创造市场，才能解决萎缩问题
服务型、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大胆放宽政策，减少行政审批，这样才能培养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什么事都是政府来规划好，企业就没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级别的竞争。现在，人们都处于一种普遍的期待之中，希望能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这是因为整个制造业市场在萎缩。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工程机械市场滑坡非常严重，比前年同期降低了37%，出现了负增长。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快增加。中国三大国有银行，利润600多亿元，已经与500强民营企业利润总和相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提及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创造就业、贡献税收、出口创汇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每一次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民企的影响都大于国企。提到“回归实业”这个概念没错，对所有实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市场、是机会。即使钱回到实体产业中，没有需求也是没用的。
政府需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创造市场，才能解决市场萎缩问题，政府还应该放宽管制。温总理曾说，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审批。现在审批还是比较多，作为职能型政府要做的是，应该尽可能放宽经济管制，放宽对资源的配置，大力扶植民企的发展，机会均等是市场良性发展的最佳催化剂。
爬过富士山的人都知道，一开始很好爬，因为有树木。越爬到上面就越难爬，这时树木少了，沙石多了，尚能往上爬。快爬到顶上，都是风化的山路，不仅是难爬，还有可能往下滑。这就要求在不同的路况时，爬山的人对于速度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一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来跑马拉松。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之时，中国不可能独立于全球经济。现在，该是中国放缓节奏，做一个调整的时候了。
国内经济放缓，不是坏事情，而是好事情。要让老百姓知道，靠股票是不能发财的，只有靠做好实体企业才是硬道理；经济放缓，也能让政府有时间调整自己的角色。政府只能是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是游戏参与者。
经济放缓，政府要制定出规则
政府要制定出一套规则，让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参与进来，都能机会均等。只要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赚到的钱都要有法律保障，不单这辈子是你的，下辈子也还是你的。这就意味着，在规则之外的所得，都是违法的，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不同形态的各个经济体，在这个规则之内良性发展。
经济调整的一大重点，就是回归实体经济。中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从温州现象可以看到，老板“跑路”问题并不是出在投资实体企业上，而是在赚快钱的时候出了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金融业、服务业、IT行业，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实体经济是支撑。
资金回归实体，需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政府通过税收、法规，对容易赚钱的产业多征收税，对不容易赚钱的产业作出鼓励，从而不让经济重心发生偏移；经济减速，让人们心态得以改变，不要以为中国经济永远会高速发展；中国要和全球做好接轨。
回归实业，本质是回归制造业。如果从一个国家做大做强来说，更准确地应该是回归制造业。只有制造业强大了，才能解决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问题。从机床行业来说，去年下半年有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快，客户需求的产品水平高、产品类别丰富。在这个市场中，中国企业制造水平还有差距，和世界强手在竞争中，市场份额正在减少，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升级。
中小企业永远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要让老百姓知道，赚钱靠自己，国家给环境。严格来说，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不一样，比如：汽车、机床等行业，都是现代化技术的集成，更强调的是复合型和集成性。这并不是一个产业就能做到，需要跨产业、跨行业的协同才能实现。
国家只是拿钱出来，以资扶持产业发展，这显然是不行的了。国家需要做的是帮助建立协同创新的联盟，这是企业没有能力做到的。企业本身没有能力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教学、科研院所整合在一起，各人研究的不是一个方向。
只有国家出台政策，调动所有的资源，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只有政府发挥职能作用，将各个行业，包括基础材料、电子材料，信息、计算机、刀具材料等，跨行业、跨领域的调动起来，联合采用大项目的方法，将各种研究整合在一起。
做好实业，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按照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制造业可以整合世界的产业链，但是世界的产业链对中国有门槛，不让中国来整合，逼得中国不得不创新。既然中国有能力做到“神八”、“天宫”在太空对接，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到这一步，那中国也能在制造业上有这个能力。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需要多行业的协同合作，国家需要找到制高点，制定国家战略。
实体企业难做，投机炒作兴起。别人已经创新提高了，你还在低层面上，这种情况，你不死掉，哪来生呢？民企的困难由来已久，越来越变得严重了。这背后可以归结的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机构要变革。
民营企业是一见阳光就灿烂，一见雨露就滋润、就生长。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任由民营企业自生自灭，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钱让很多人疯狂，富让很多人死亡。不要说温州人投资买房，真正搞实业比房地产好赚钱的话，实业会没人做吗？
政府再有困难，也要着眼未来。政策制定者要更深入地调研、听证、评估，真正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尽量减少政策的不稳定性。政府是服务于企业的，如果这个政策是好的，百姓不会吭声，也不会表扬你，好是理所当然。如果政策不好，百姓就会抨击，这是一种促进。中小企业不强，国家也不会强；中小企业不富，国家也富不到哪里去。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制造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这就是时代的差距，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政府强力统治的结果，最终是倒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只有政府明确服务功能，确认服务角色，承担服务使命，才能获得民众拥护，巩固合法地位，实现合法性的延续。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市场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只有国企、民企、外企在汪洋大海中都鲜龙活跳了，政府的角色定位无疑也就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