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电影，其实并不是太喜欢，因为电影里有些东西跟我的感觉不太一致。直到做《胭脂扣》，它蕴含的文化性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进入了一个不同于现代世界境界里。
　　于是，我开始试着把电影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杰作，用人的精神状态去重新建构影像，寻找全新的表达。
　　这种表达需要借代。借代的意思就是，它原本不是这个东西，但通过某种形式将它变成了这个东西。
　　就好比说，梅兰芳是个男人，他可以通过他的装扮、他的嗓音、他的演出将自己变成一个女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去演女人，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一个女人在表达她的感情，这说明他的表演和精神已经融为一体，这就是我想做的东西。
　　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帮我做了很多舞台的东西。他教我怎样处理自己的身体，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宇宙，变作一个整体的概念。
　　比如中国的椅子，它跟人们的身体有关，而且还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当你坐上椅子，你就会奇迹般地被控制住；当你摸着椅子，它所有的设计理念就好像走上了探索时光的路。
　　我有朋友经常骂那些做沙发的人，他们说坐了沙发之后人就变懒了。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沙发把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老，艺术也是如此。
　　中国人其实年龄越大越精神，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身边一些让他年轻的东西，比如练功夫、学养身学。他们跟身体说话，就像和朋友聊天，会有一种在现实生活以上一种追求，我们称之为信仰。中国人讲究简单，讲究飘逸，讲究精气神，其实就是灵魂处在一种很轻松很自由的状态，并且用这种饱满的状态去迎接生活。
　　这几年，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我只能用自己很真实的、不思考的方法，和真正的外界沟通。我觉得，现代人已经被污染得差不多了，那些来自自身的限制、浅薄、对某种东西的执著、质疑、癖好，把一个人的所有感官都挡住了。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挑剔。
　　观众很有趣，他们其实想看新的东西，又喜欢挑剔你。但挑剔时既没有说词，也没有高深的学理，只是一味地说“不行”，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公认的权威。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你要真的按他的想法设计，他又觉得很闷，又会继续挑你的刺。
　　长期做一种类型化的风格，我其实也觉得很累。所以我想重归上世纪60年代，找回那个时代影像风格的生命力。
　　电影美术在当下有点没落了，失去了上世纪60年代的力量。不管你怎么做，它只是一个营造气氛的工具，没有确切的语言，没有寓意。
　　因为，现在电影本身就遇到了很大困难，电影故事要拍得很新颖，要让大众乐意买票进场，看完电影，他们还要喜欢，不能骂。一部电影的出产要照顾方方面面，拍摄成本越来越大，创作空间越来越小，很多想法都不能在电影里体现。电影已经变成了一个娱乐性太强的东西，而且观众是不能得罪的。不能得罪观众，那就没法表达什么了，所以最后的状态只能是平的。
　　艺术这东西，讲到底是很个人的东西，都跟感情有关，也跟你的生活状态有关。所以艺术家真的必须从现实中抽离，才能钻进艺术世界，这个过程，注定是最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