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当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之际，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主动向朝廷请缨，带领新老湘军20余营、计1万余人高调出关，两个月后便一败涂地，被撤去帮办军务职，交部议处。
　　书生报国也好，纸上谈兵也罢，吴大澂毕竟站了出来。
　　1895年6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吴大澂给张之洞发了一通电报，提出愿毁家纾难，将家藏古器共3200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
　　这一次，吴大澂又站了出来，只是书生意气得让人错愕。他真的以为日本人会花1000万两白银买他的那些收藏品？
　　不过，相比惨淡的军旅生涯，吴大澂在晚清收藏界的确算得上一个风云人物。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中，白谦慎先生给我们打开了一幅清末收藏图。
　　在吴大澂的时代，士大夫仍然沿袭着悠久的收藏传统，官员依凭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群体，晚清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有能力在收藏市场大显身手吗？
　　从吴大澂这样一个算不上很有钱并且算得上清官的人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官员收入问题也是《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重点谈论的部分。
　　以吴大澂为例，他的收藏时间跨度和仕宦生涯基本上是重叠的，都在25年左右。据白谦慎估算，吴大澂在河南任道台期间，年收入在2万两至2.5万两之间;他在1887年升任广东巡抚之后，年收入在3万两至3.5万两之间;后来转任平级的湖南巡抚之后，他的收入就下降了不少。
　　尽管这高于明面上的官方收入，但在晚清那种环境里，如果吴大澂放开了“挣钱”，收入将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因此，他算得上相对清廉的官员。我们可以与晚清的另外一位“准清官”——曾国藩对比一下。张宏杰在《曾国藩的经济课》一书中估计，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年收入为3.5万两，和吴大澂在巅峰时期的收入差不多。
　　按说，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在晚清收藏市场上大杀四方了。毕竟，1880年时赵孟頫的一幅草书也就150两左右，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开价只要60两。但问题是，晚清官员的支出也相当大，总督、巡抚这样的官员要自掏腰包养一整套工作班子，还有名目繁多却必不可少的送礼和应酬。
　　因此，对吴大澂这样的准清官玩家而言，拼资金一向不是他们的收藏准则。吴大澂从未购买过300两以上的单品。他在晚清收藏市场的名气主要来自人脉、“学术眼光”和“错位竞争”。1873年，他在陕甘学政任上时，就趁着地域优势，以比北京便宜很多的价格收藏了一批青铜器。当主流士大夫都去买青铜器和书画时，他进入古玉这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在1889年一年就買了三四百件玉器，还编了一本《古玉图考》，一举成为“晚清藏玉第一人”。
　　在吴大澂的社交网络中，最为豪气的要数他的师长辈、曾官至大学士的潘祖荫。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北京城最大的青铜器买家就是潘祖荫。他的藏品中包括大盂鼎。大盂鼎原由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用700两白银买下，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早年在自己遭构陷时仗义执言，便买下大盂鼎送给他。据说，左宗棠将大盂鼎从陕西运回北京时用了几十名士兵，成为当时的京城一景。1890年潘祖荫去世时，另一位官场收藏家王懿荣写信给文物商人，嘱其“此后古物不可再出大价收矣”。可见潘祖荫一人竟能深刻影响到青铜器市场的价格走势。
　　除这些高层官员之外，晚清的中低级官员也对收藏趋之若鹜，足见收藏已是晚清官场的集体性行为。财力有限的低级官员更多的是收藏拓片，以及同时代之人创作的书画。
　　大乱之后是收藏最好的时间窗口。圆明园被毁后一个多月，很多园中藏品流入民间，翁同龢就曾亲眼在潘祖荫家中看到两幅散落的书画。1872年的青铜器涨价潮，也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后在“同治中兴”的催化下收藏市场全面复苏有关。
　　不过，对吴大澂而言，甲午战争却成了他收藏生涯的“断龙石”。战败被罢官后，他不仅丧失了继续购买藏品的能力，还陷入依靠变卖藏品补贴生活的窘境。
　　这并非吴大澂一个人的结局。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人和西方藏家的大举入局，官员和士大夫作为主力的收藏格局走向终局。
　　（松 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3期，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