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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虞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他一生排孔非儒,传播西方文明开风气之先,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名动一时;“五四”以后,这位在政治运动中崛起的先驱者思想在学术上却少有创新,他反孔被尊孔派排挤,他维新被维新派倒戈。在当时复杂的人文背景下,吴虞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仍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吴虞 旧文化 叛逆者 新文化 戏剧人生 文化现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华文明的风流榜上,有“风流”无数。像吴虞这样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时代中,因“只手打孔家店”而赢得“老英雄”美名却又昙花一现的人也应该有名吧。只是历史渐行渐远,时至今日,吴虞的名声也已快被时间所湮没。也许遗忘一个吴虞对历史并没有多大损失,但在当时复杂的人文背景下,吴虞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仍有研究价值。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人,自幼聪颖,博闻强记,好诗文,19岁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后又从事朴学研究。戊戌维新时始求新学,1905年留学日本,学法律,1907年归国后任成都府中学堂教习,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任《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一生主要经历是办报和教书。1921年至1933年,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33年被迫去职,此后一直赋闲在家。1949年4月寿终于成都。单看简历,吴虞与他同时代众多的学人无异,然而学界对他的褒贬却多有分歧,那么,吴虞如何会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呢?
一 传播西方文明身体力行,开风气之先
1905年,33岁的吴虞留学日本学习政治法律,两年以后,回到成都教书。由于他在日本接受了反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反孔孟之道的日本精神领袖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因此,他回成都不久,便与被革职赋闲在家、到处寻花问柳、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的父亲冲突频繁。为平息家庭纠纷,他给父亲续了一房太太,可冲突不仅没被平息,矛盾反而愈加尖锐,他被赶出了成都的家。无奈之下,他携妻儿回乡下,并为不满一岁的儿子更名阿迁。从此,在吴虞的心中,父亲和魔鬼无异。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吴虞日记》)他将父子情绝,归罪于孔教,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迟迟无法解决,吴虞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一怒之下将他诉至官府,虽然胜诉,但“不孝”、“非理非法”、“忤逆”等道德谴责却随之而至。至此,家庭矛盾公开化、社会化。同年,吴虞把自己的家庭矛盾写成《家庭苦趣》一文,并印刷成为传单在成都市许多地方散发,他将家庭矛盾直接升级成为新旧文化冲突的“家庭革命”,把个人的叛逆行为看成是反中国家庭专制制度的行动,把街坊邻居们对他的不孝行为的指责言行升级成为了“愚昧的奴隶”,他要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愚昧苦海。吴虞这种极端个性化的行为,立即引起成都民众的公愤。他因“扬亲之过”被官府缉拿,成为 “名教罪人”,被“逐出教育界”。此事一直到1913年吴父去世,才算告一段落。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吴虞将家庭矛盾升级为“家庭革命”,成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名利双损。除了性格叛逆的元素外,其间必然蕴含着东西方文明模式的冲撞。
吴虞在日本留学期间,亲眼目睹西方文明中所体现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而其研读中国文化的精髓“孝敬忠顺”,却发现“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不利于卑贱”。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来甄别父子冲突,子女永远是弱势永远是受害者,而西方文明比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要进步得多,因此,吴虞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把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陋习是导致国家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而专制主义之根本在于家族制度。从而得出结论:要救国,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良传统文化,进行家庭革命。吴虞的家庭革命,虽然是在 “扬亲之过”,但客观上却是借助西方文明向封建传统文化宣战。虽然他对中国旧文化缺乏冷静的理性分析,没有将反传统文化上升到用建设先进文化代替封建文化的高度,但是在后来几十年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洪流中,在新文化传播的先驱者行列中,吴虞可谓开风气之先。
二 传播新思想,在矛盾中前行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家庭革命、排孔非儒,引起以徐炯为首的四川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排挤,不能觅得教职,生计堪忧。从此,他开始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革命新思想,并在1911年写下一篇反封建礼教的诗歌:
“广从世界求知识,礼教何于限一方。大儒治国自恢恢,坐见中原几劫灰。始信诗书能发冢,好言多籍六经来。新律通篇无孝字,人间伦理讵全亡?茫茫禹迹久堪悲,宗法应同教义衰。止恐遗传奴隶种,不明奇物更狐疑。不使民知剧可伤,恰如行路暗无光。秦皇政策愚黔首,黔首愚时国亦亡。平等尊卑教不齐,圣人岂限海东西。若从世界公理论,未必耶稣逊仲尼。卢孟欧西擅盛名,东州孔墨亦分行。思潮新旧方冲突,付与通材细品评。相斫书成剧可惊,百家罢黜用儒生。生民立命徒虚说,万世何曾见太平。”(《吴虞集•辛亥杂诗》)。
辛亥革命后,吴虞成了四川地区的反封建英雄人物,在此期间,他开始在四川各种报刊上尽情地谴责封建家庭专制,即使他参与创办的《群醒报》因为思想激进被勒令停刊也斗志不减。由此可证,吴虞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与父亲的冲突,并非仅仅是因财产纠纷,欲泄私怨而“扬亲之过”,他与父亲的博弈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对撞,是自由平等的新文化与中国制造奴隶的孝文化的公开较量,否则他的这种思想,后来也不会被鲁迅等人所继承,并演变成为中国反家庭封建礼教的革命运动先声。
吴虞是思想界的先驱,也是尘世间的凡夫。1912年7月,为了生计,他到乐山帮朋友乐山知事方琢章写判词,做案牍劳形的工作。8月初的日记,有其欲买婢之记载:
“绍酒甚佳,来嘉所饮,以此次之酒为上。旭东言,此间买婢甚易,余托其物色,未知何如”。(《吴虞日记》)
稍作安顿,便商量买婢之事,买婢为何?1915年吴虞于栅子街置房已近三年,不再东躲西藏,任职川西道署,兼在一些报纸发表文章,生活不似先前那般急惶。买婢蓄妾重又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在那年4月似乎成了头等大事,连续二十天的日记里,多数记载都涉及到一桩买婢交易。这位反封建礼教的急先锋,常常惦念着买婢蓄妾之事,甚至求巫问卜,留须求子,且乐此不疲,直到花甲之年,家中婢女被女佣拐走,才从此罢休。这位被早年胡适誉为“思想界的清道夫”的思想家,行动上为何如此从俗,言行如此相悖?究其原因,应是风气使然,旧时多妻蓄妾实为传宗接代、为家族续上香火,既不违法也合乎旧道德。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像吴虞这样的新派人物也难脱俗,他们其实是新旧文化的混血儿、矛盾体,同宗同文,抨击旧文化却不建设新文化,势单力薄,从俗难免。
三 主流媒体传播,吴虞名动一时
困顿潦倒的窘境,知音难觅的悲凉,导致吴虞频频和外界联系,1915年,同样在日本受到日本精神文化领袖福泽谕吉影响的陈独秀回国开办《新青年》杂志,1916年,吴虞与陈独秀取得了联系,他写信给陈独秀诉说自己的苦闷:文章在四川惨遭封杀,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将“依次录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传播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慧眼识珠,旋即回复“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于是,吴虞得贵人相助、时来运转,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在全国打响了射杀家庭孝伦理文化的第一枪。随后,吴虞以反孔为主体的一系列文章在《新青年》相继刊出,至此其“蜀中名宿”“反孔偶像”的地位基本确立,并最终走出四川。
留学经历、西学洗礼、家庭冲突使吴虞走上“非礼”、“非孝”的道路,辛亥革命、《新青年》的传播、新文化运动、主将推举,天时人和,成就了吴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美名。
四 星光褪色,迷失自我,众弃亲离
《新青年》的传播,让吴虞“老英雄”的美名远扬。在胡适、陈独秀两位主将的鼎力相助下,1921年夏,吴虞应聘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初到北大,如逢盛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热情相迎,令他倍感亲切;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让他欣喜不已。1922年4月9日,他还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并与李大钊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但所有这一切,都如昙花一现般地很快过去了。1925年7月,在聒噪的蝉声中,五十三岁的吴虞孤苦伶仃地告别了北京城,踏上了归途,当他离开时,日记中经常提及的马幼鱼、胡适等并没有前来送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9月12日回成都,刚好遇着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不拘一格的张澜将其聘到国文系任教授。才上课不到半个月,徐炯便召集尊孔读经的有关教育人士,声明反对吴虞任成都大学国文系教授。前后不过几年,吴虞由逢盛世到遭唾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北大是常维新的,而吴虞在教学上却只注重校勘注释,对思想和学术缺乏独到新颖的分析,教授诸子,却对诸子思想的研究不去追根溯源,推陈出新;其次,后“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开始趋于理性和冷静,吴虞是在政治运动中崛起的学术明星,随着时间的推移,星光褪色,听他讲课的学生自然越来越少。加之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性格缺陷,因治学方法的迥异,和胡适渐行渐远;对政治和党派的淡漠,也让陈独秀和他的关系疏远。不顺应天时常维新,又没了陈、胡两位主将的鼎力相助,吴虞的空间能有多大?或许是为排遣孤苦寂寞,在北大,他竟然逛妓院、喝花酒、写艳诗且名噪一时。当时,北大设立了不嫖不赌不娶妾禁约的进德会,吴虞竟不顾清规戒律,放荡不羁,逞一时之快,令同仁不屑,陷陈、胡于尴尬,美誉尽失,可悲可叹。
吴虞父亲的专制曾让他吃尽了苦头,但仅隔十年,吴虞自己却成了专制的父亲。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同年10月12日,他收到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儿吴楷的来信,称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学费,“我看非起大革命不可了”。他在与女儿断绝关系的文书中说“诸女不能相助,反累责无已,且欲革命,尚得谓之有人心乎?”(《吴虞日记》)。是吴虞健忘还是造化弄人,吴虞革老父的命与女儿革吴虞的命,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
吴虞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生前或被尊孔派排挤,被反孔派倒戈;或被名流相拥,被众星捧月;或被大学问家冷落,被青年崇拜者抛弃;死后也免不了被历史湮没。他的一生是戏剧的也是悲剧的,其悲剧在于对人生定位不准、对中国旧文化定位不准。批判老祖宗的文化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是要推倒重塑,传播新思想是为了更好地全球化而不是绝对西化,这正是吴虞文化现象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吴虞:《吴虞文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
[2] 吴虞:《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申朝晖、李继凯:《〈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 刘静:《吴虞先生传略》,《工作简报》(增刊二),2006年5月8日。
[6] 冉云飞:《胡适与吴虞家事》,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总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 冉云飞:《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青年作家》,2007年第6期。
[8] 刘利民:《打倒孔家店:历史的误会》,《光明观察》,2007年9月7日。
[9] 李敖:《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李敖文集》,2008年版。
作者简介:黄述琼,女,1964—,四川新都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巴蜀文化与传播,工作单位:成都大学。
关键词:吴虞 旧文化 叛逆者 新文化 戏剧人生 文化现象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华文明的风流榜上,有“风流”无数。像吴虞这样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时代中,因“只手打孔家店”而赢得“老英雄”美名却又昙花一现的人也应该有名吧。只是历史渐行渐远,时至今日,吴虞的名声也已快被时间所湮没。也许遗忘一个吴虞对历史并没有多大损失,但在当时复杂的人文背景下,吴虞的人生充满了矛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仍有研究价值。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人,自幼聪颖,博闻强记,好诗文,19岁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后又从事朴学研究。戊戌维新时始求新学,1905年留学日本,学法律,1907年归国后任成都府中学堂教习,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任《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一生主要经历是办报和教书。1921年至1933年,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33年被迫去职,此后一直赋闲在家。1949年4月寿终于成都。单看简历,吴虞与他同时代众多的学人无异,然而学界对他的褒贬却多有分歧,那么,吴虞如何会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呢?
一 传播西方文明身体力行,开风气之先
1905年,33岁的吴虞留学日本学习政治法律,两年以后,回到成都教书。由于他在日本接受了反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反孔孟之道的日本精神领袖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因此,他回成都不久,便与被革职赋闲在家、到处寻花问柳、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的父亲冲突频繁。为平息家庭纠纷,他给父亲续了一房太太,可冲突不仅没被平息,矛盾反而愈加尖锐,他被赶出了成都的家。无奈之下,他携妻儿回乡下,并为不满一岁的儿子更名阿迁。从此,在吴虞的心中,父亲和魔鬼无异。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吴虞日记》)他将父子情绝,归罪于孔教,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迟迟无法解决,吴虞不顾“亲亲相隐”的古训,一怒之下将他诉至官府,虽然胜诉,但“不孝”、“非理非法”、“忤逆”等道德谴责却随之而至。至此,家庭矛盾公开化、社会化。同年,吴虞把自己的家庭矛盾写成《家庭苦趣》一文,并印刷成为传单在成都市许多地方散发,他将家庭矛盾直接升级成为新旧文化冲突的“家庭革命”,把个人的叛逆行为看成是反中国家庭专制制度的行动,把街坊邻居们对他的不孝行为的指责言行升级成为了“愚昧的奴隶”,他要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愚昧苦海。吴虞这种极端个性化的行为,立即引起成都民众的公愤。他因“扬亲之过”被官府缉拿,成为 “名教罪人”,被“逐出教育界”。此事一直到1913年吴父去世,才算告一段落。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吴虞将家庭矛盾升级为“家庭革命”,成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名利双损。除了性格叛逆的元素外,其间必然蕴含着东西方文明模式的冲撞。
吴虞在日本留学期间,亲眼目睹西方文明中所体现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而其研读中国文化的精髓“孝敬忠顺”,却发现“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不利于卑贱”。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来甄别父子冲突,子女永远是弱势永远是受害者,而西方文明比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要进步得多,因此,吴虞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把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陋习是导致国家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而专制主义之根本在于家族制度。从而得出结论:要救国,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良传统文化,进行家庭革命。吴虞的家庭革命,虽然是在 “扬亲之过”,但客观上却是借助西方文明向封建传统文化宣战。虽然他对中国旧文化缺乏冷静的理性分析,没有将反传统文化上升到用建设先进文化代替封建文化的高度,但是在后来几十年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洪流中,在新文化传播的先驱者行列中,吴虞可谓开风气之先。
二 传播新思想,在矛盾中前行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家庭革命、排孔非儒,引起以徐炯为首的四川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排挤,不能觅得教职,生计堪忧。从此,他开始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革命新思想,并在1911年写下一篇反封建礼教的诗歌:
“广从世界求知识,礼教何于限一方。大儒治国自恢恢,坐见中原几劫灰。始信诗书能发冢,好言多籍六经来。新律通篇无孝字,人间伦理讵全亡?茫茫禹迹久堪悲,宗法应同教义衰。止恐遗传奴隶种,不明奇物更狐疑。不使民知剧可伤,恰如行路暗无光。秦皇政策愚黔首,黔首愚时国亦亡。平等尊卑教不齐,圣人岂限海东西。若从世界公理论,未必耶稣逊仲尼。卢孟欧西擅盛名,东州孔墨亦分行。思潮新旧方冲突,付与通材细品评。相斫书成剧可惊,百家罢黜用儒生。生民立命徒虚说,万世何曾见太平。”(《吴虞集•辛亥杂诗》)。
辛亥革命后,吴虞成了四川地区的反封建英雄人物,在此期间,他开始在四川各种报刊上尽情地谴责封建家庭专制,即使他参与创办的《群醒报》因为思想激进被勒令停刊也斗志不减。由此可证,吴虞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与父亲的冲突,并非仅仅是因财产纠纷,欲泄私怨而“扬亲之过”,他与父亲的博弈其实就是中西文化的对撞,是自由平等的新文化与中国制造奴隶的孝文化的公开较量,否则他的这种思想,后来也不会被鲁迅等人所继承,并演变成为中国反家庭封建礼教的革命运动先声。
吴虞是思想界的先驱,也是尘世间的凡夫。1912年7月,为了生计,他到乐山帮朋友乐山知事方琢章写判词,做案牍劳形的工作。8月初的日记,有其欲买婢之记载:
“绍酒甚佳,来嘉所饮,以此次之酒为上。旭东言,此间买婢甚易,余托其物色,未知何如”。(《吴虞日记》)
稍作安顿,便商量买婢之事,买婢为何?1915年吴虞于栅子街置房已近三年,不再东躲西藏,任职川西道署,兼在一些报纸发表文章,生活不似先前那般急惶。买婢蓄妾重又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在那年4月似乎成了头等大事,连续二十天的日记里,多数记载都涉及到一桩买婢交易。这位反封建礼教的急先锋,常常惦念着买婢蓄妾之事,甚至求巫问卜,留须求子,且乐此不疲,直到花甲之年,家中婢女被女佣拐走,才从此罢休。这位被早年胡适誉为“思想界的清道夫”的思想家,行动上为何如此从俗,言行如此相悖?究其原因,应是风气使然,旧时多妻蓄妾实为传宗接代、为家族续上香火,既不违法也合乎旧道德。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像吴虞这样的新派人物也难脱俗,他们其实是新旧文化的混血儿、矛盾体,同宗同文,抨击旧文化却不建设新文化,势单力薄,从俗难免。
三 主流媒体传播,吴虞名动一时
困顿潦倒的窘境,知音难觅的悲凉,导致吴虞频频和外界联系,1915年,同样在日本受到日本精神文化领袖福泽谕吉影响的陈独秀回国开办《新青年》杂志,1916年,吴虞与陈独秀取得了联系,他写信给陈独秀诉说自己的苦闷:文章在四川惨遭封杀,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将“依次录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传播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慧眼识珠,旋即回复“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于是,吴虞得贵人相助、时来运转,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在全国打响了射杀家庭孝伦理文化的第一枪。随后,吴虞以反孔为主体的一系列文章在《新青年》相继刊出,至此其“蜀中名宿”“反孔偶像”的地位基本确立,并最终走出四川。
留学经历、西学洗礼、家庭冲突使吴虞走上“非礼”、“非孝”的道路,辛亥革命、《新青年》的传播、新文化运动、主将推举,天时人和,成就了吴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美名。
四 星光褪色,迷失自我,众弃亲离
《新青年》的传播,让吴虞“老英雄”的美名远扬。在胡适、陈独秀两位主将的鼎力相助下,1921年夏,吴虞应聘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初到北大,如逢盛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热情相迎,令他倍感亲切;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让他欣喜不已。1922年4月9日,他还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并与李大钊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但所有这一切,都如昙花一现般地很快过去了。1925年7月,在聒噪的蝉声中,五十三岁的吴虞孤苦伶仃地告别了北京城,踏上了归途,当他离开时,日记中经常提及的马幼鱼、胡适等并没有前来送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9月12日回成都,刚好遇着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不拘一格的张澜将其聘到国文系任教授。才上课不到半个月,徐炯便召集尊孔读经的有关教育人士,声明反对吴虞任成都大学国文系教授。前后不过几年,吴虞由逢盛世到遭唾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北大是常维新的,而吴虞在教学上却只注重校勘注释,对思想和学术缺乏独到新颖的分析,教授诸子,却对诸子思想的研究不去追根溯源,推陈出新;其次,后“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开始趋于理性和冷静,吴虞是在政治运动中崛起的学术明星,随着时间的推移,星光褪色,听他讲课的学生自然越来越少。加之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性格缺陷,因治学方法的迥异,和胡适渐行渐远;对政治和党派的淡漠,也让陈独秀和他的关系疏远。不顺应天时常维新,又没了陈、胡两位主将的鼎力相助,吴虞的空间能有多大?或许是为排遣孤苦寂寞,在北大,他竟然逛妓院、喝花酒、写艳诗且名噪一时。当时,北大设立了不嫖不赌不娶妾禁约的进德会,吴虞竟不顾清规戒律,放荡不羁,逞一时之快,令同仁不屑,陷陈、胡于尴尬,美誉尽失,可悲可叹。
吴虞父亲的专制曾让他吃尽了苦头,但仅隔十年,吴虞自己却成了专制的父亲。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同年10月12日,他收到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儿吴楷的来信,称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学费,“我看非起大革命不可了”。他在与女儿断绝关系的文书中说“诸女不能相助,反累责无已,且欲革命,尚得谓之有人心乎?”(《吴虞日记》)。是吴虞健忘还是造化弄人,吴虞革老父的命与女儿革吴虞的命,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
吴虞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生前或被尊孔派排挤,被反孔派倒戈;或被名流相拥,被众星捧月;或被大学问家冷落,被青年崇拜者抛弃;死后也免不了被历史湮没。他的一生是戏剧的也是悲剧的,其悲剧在于对人生定位不准、对中国旧文化定位不准。批判老祖宗的文化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是要推倒重塑,传播新思想是为了更好地全球化而不是绝对西化,这正是吴虞文化现象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吴虞:《吴虞文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
[2] 吴虞:《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申朝晖、李继凯:《〈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 刘静:《吴虞先生传略》,《工作简报》(增刊二),2006年5月8日。
[6] 冉云飞:《胡适与吴虞家事》,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总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 冉云飞:《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青年作家》,2007年第6期。
[8] 刘利民:《打倒孔家店:历史的误会》,《光明观察》,2007年9月7日。
[9] 李敖:《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李敖文集》,2008年版。
作者简介:黄述琼,女,1964—,四川新都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巴蜀文化与传播,工作单位:成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