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后的花了/最后的花了/最后的春天”——《梦园》
　　在既不忙于“谋生”也不急于 “谋求真理”的时候，顾城发现“我就是真理”。“植物呵，你这绿色的孩子/等来的要是秋天呢？”如果只是一棵普通的植物，当然摆脱不了春荣秋枯的命运，可是“你是常春藤，你拥抱着整座森林，使所有落叶飞上枝头”（《梦痕》）不论怎样的时代换迁，春天却永驻诗人之心。 这便是中国佛教所说“无所驻处是真心”。
　　“大地上长麦子/也长诗人”（《日晕》）启功曾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顾城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原始空白中，无疑是回到了人类的天真时期。像唐以前的诗歌一样，技巧和形式对顾城诗歌的影响很小。顾城曾多次在谈话中提到，“我就觉得写诗跟人喘气儿似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不让你喘气就不喘，或者让你怎么喘，说嘴喘气好，我就用嘴喘不用鼻子；那我鼻子喘舒服我就得用鼻子喘。”“我写诗，更像是土地的现象，而不是人的现象”。由于顾城觉得写诗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像鸟叫一样自由的事，只与自己相关。它是神灵附体的时候，从自己生命中“长”出来的。所以顾城后期的诗歌，越来越显现出“自语”的倾向，甚至被人认为是算不上诗的呓语。因为这些诗歌，除了顾城自己，只有少数几个身边亲近的朋友才能读懂。可是诗歌并不是因为接受者的懂得才具有意义的，诗歌甚至与意义无关。这种功利主义的诗论观，显然是顾城努力要摆脱的。诗歌之所以为诗歌，是因为它是天外透过来的光亮。它通过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却与这个世界无关。正如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意象如日神阿波罗，凭亮普照，世界一切的事物借他的光辉而显现形象。他怡然泰然地在那里静观自得，一切‘变化’在取得形象之中就注定了‘真如’（being）。”
　　特别是1988年，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定居以后，更是回到自然当中，像个野人一样生活。“山上有城/城下有树/树下有人”（《柳罐》）生活在原始森林一样的激流岛上，顾城感到“精神大的不得了”，他给精神找的出口，就是“写东西”，“我们写东西/像虫子 在松果里找路”（《我们写东西》）“树一个劲冒叶子/你一个劲说话”（《滴的里滴》）“谁能够比树枝真实”（《呀》）顾城越来越被精神的光辉所照耀，不能享受物质生活，他沉迷在他的“可汗城”里，编织着他从童年时就一直梦想的“异国的传说”。他并不是没有在大学教书或者到处演讲挣钱的机会，“说好了 枝杈丛生的人/是另一半/……/有钱的人是另一半”（《边》）他知道自己是哪一半，他是要做“枝杈丛生的人”，“比树枝真实”的人。
　　当顾城“齐天”“齐物”，与自然万物与太阳的光辉融为一体，便达到一种“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张说《醉中作》）的状态。这个时候，不仅他的诗歌，甚至他的书信、散文，以及唯一一篇长篇小说《英儿》都有着诗歌一样优美的语言。启功曾说：“从诗广义的概念来讲，宋词、元曲何尝不是诗？一篇好的散文也有诗的成分。”对顾城来说，他的《诗话散页》以及他的诗论，都像他的诗歌本身一样，语言简单优美，用花的香气鸟飞翔的自由等来表现诗歌的意义，形象生动而又不艰深晦涩。《英儿》虽是一篇小说，实际是诗人在受到强烈刺激以后，像遗言一样写下的“忏悔录”，它由一些散乱片段的回忆以及书信组成，因此，它缺少通常小说不可缺少的情节和叙事线索。他更像是诗人用生命最后谱写的诗歌绝章。
　　在诗歌这条道路上，顾城越奔越快，越奔越远，以致诗人的灵魂脱离了肉体本身。“这些花/都不应该有泥土/都不应该有土”（《吸烟》）他爱花，却不希望花有泥土。他觉得生命只是一场“失误”：“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我第一次打开小方盒/鸟就飞了，飞向阴暗的火焰//我第一次打开”他活着，却总是想着死了的样子：“0点/的鬼/走路十分小心/他害怕摔跟头/变成/了人”。他知道他的“墓床”是“安放”在“松林中”的“愿望”，“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而“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都与诗人无关了。没有人种它。它生生灭灭都是自然当中生命内部结构迸发出来的力量，开花也是。我们被他精神的光辉照耀，就像我们被一朵“绿花”吸引。而这一切，终将归于岑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