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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舍以其丰富的市民世界为读者展现了近代北京市民社会沉沦蜕变的历史变迁，读者在品味其诙谐幽默的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浓郁悲怆的悲剧意识。老舍的悲剧意识中融注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现实感受，这种悲剧意识主要源于作家经历的穷苦生存磨难、悲凉的末世心态及外国悲剧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老舍 悲剧意识 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意蕴，他所提供给读者的，是民族性格世相众生态的素描，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现代余韵的幽歌，是“含泪的笑”。我们在品味其丰富多彩、诙谐幽默的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浓郁悲怆的悲剧意识，使人久久不能释怀。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老舍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现代悲剧传统，以悲悯的情怀对北京市民社会进行解剖。“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现实中的悲剧虽未必一定会直接产生悲剧意识，然而悲剧意识的产生常源于人们对悲剧现实生活的体悟。老舍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生活不幸，然而他超越个人的不幸和痛苦，去探索人生真理，思考民族與人类的悲剧。“一个人一旦遇到极大的不幸，就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去沉思整个人类的苦难”，老舍的悲剧意识融注了自己对生命的独特体悟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老舍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其穷苦的生存磨难、人们的末世心态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通过对其悲剧意识成因的探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舍本人和他的作品。
一 穷苦的生存磨难
众所周知，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总是或多或少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制约和影响。老舍的悲剧意识首先源于他对穷苦生活的感悟，“他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他的思想和作品的出发点”，从其身世与成长经历解读老舍成为一种必要途径。
老舍出生在一个悲剧四伏的时代，19世纪末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1889年，老舍出生于一个下层的满族旗人家庭，虽然父亲只是保卫皇城的一名普通护军，然而他每月三两饷银的收入是全家人生活的主要来源。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父亲在抵抗侵略军的巷战中不幸战死，这对原本贫穷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的死给老舍的童年、甚至一生都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老舍在其作品中曾数次描写到父亲的死，如：《记懒人》中丧父孤儿的孤苦可怜；《月牙儿》中作者描述“父亲”的死：“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作晚饭。”文中的“我”小小年纪就饱受饥饿、寒冷与孤独之苦，其悲惨的境遇令人唏嘘。老舍将自己幼年失父的痛楚融注于笔端，化成令人感动涕泣的文字，诉说底层贫民人生的悲哀。父亲的死深深地印在老舍的心头，它是老舍苦难的开始，也是老舍悲剧意识的萌芽。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一懂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穷困的家境使老舍更快成长，老舍小小年纪就懂得为家人分担忧愁。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更为窘迫，只字不识的母亲勇敢坚强地担起家庭重担，靠给别人缝洗衣服来养活一家人，其艰辛可想而知。母亲给了老舍最初的“生命教育”，老舍秉承了母亲的勤劳、坚忍，形成他“外圆内方”的性格，这在他日后的创作和为人处事中表现出来。总之，贫穷使老舍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苦难，另一方面，使他对下层市民产生血肉相融、手足般的深厚感情。综观老舍的作品，其笔下的人物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都有，然而，老舍笔下写得最多、最震撼人心的是底层市民的悲剧人生，这源于老舍本身出身于这个阶层，并与他们手足情深，“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贫穷也成为老舍日后创作的源泉和宝贵精神财富。
贫苦生活的磨难使老舍深切地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尤其是底层人民命运的重要性，并将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在《小铃儿》中，小铃儿的理想是当个校长，希望继续升学，母亲却想要他早去学艺；《月牙儿》中的“我”的母亲曾靠出卖肉体来供“我”上学，为的是想让女儿通过读书改变人生，不再步自己的后尘。然而，“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在贫穷逼迫下，女儿最终还是无奈地走上母亲所走的路。老舍本人幼年求学的艰难和成年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看到广大人民，尤其是贫民接受教育的艰难。按马斯洛华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属于最底层生理需要，而在旧社会，广大的穷苦人民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欺凌的地位，吃饱穿暖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理想。穷人一辈子为食能果腹而奔波，贫穷使其变得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又加深其贫穷，贫穷与愚昧在底层市民身上互为因果，演绎着他们轮回宿命式的人生悲剧。老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始终关注着广大穷苦人的命运，他曾经想通过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精神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实现国富民安的理想，这与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悲凉的末世心态
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他用饱含深情的笔调书写对故土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遐想，“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想北京》），“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在老舍的笔下，北京是现实而具体的，更是理想的，他不仅熟悉“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甚至他一闭眼，北平就完整地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北京在老舍心中的记忆深刻是不言而喻的，北京还完全融入到老舍的骨子里去了，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想北京》）。从诸多类似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与老舍的血脉和心灵相通，它构成老舍作品中特有的形象和意蕴。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北京滋养了老舍，但也带给他沉郁的精神压力，其创作中常贯穿着“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末世人悲凉心态，形成“新时代的旧悲剧”的独特意蕴。他将朋友分两类，其中“第二类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这群朋友几乎没有一位快活的……都生在前清末年……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何容何许也人》）。这类朋友不像第一类朋友那样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养家糊口的困苦，更多的是老北京穷途末路般的精神痛苦。这虽然说的是朋友，但很大程度上却是夫子自道。
从民族出身来看，老舍是满族下层旗人，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曾一度卑微。近现代中国在推翻满清王朝统治过程中，曾出现过广泛而持久的反满、排满潮流。在革命者“驱除鞑虏”的号召下，国人将对于清政府的彻骨仇恨直指所有的满人，发泄到所有满人身上，满族人地位一落千丈，沦落成社会上最卑贱的群体。这种盲目的反满、排满情绪在老舍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身份的屈辱与家庭的贫困，使老舍形成沉郁内敛的个性，造就了他观察社会的独特眼光，其作品呈现出“新时代的旧悲剧”的特色，甚至形成了一种悲观的哲学意蕴。
从文化上来看，老舍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人，作为数朝古都的老北京，无疑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与满族沦落相似，由于整个社会与国家的衰落，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也急剧衰落。老舍跟北京血脉相通，传统文化的凋零使老舍深感失落，尤其是到伦敦接触到西方先进文明后，他以思辨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曾用笔挖掘传统文化的脓疮，批判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西方列强的欺弱本性与身处异域所受的民族歧视，使他无法真正接纳西方文明，文化上的别无依傍感促成了老舍身为传统中国人的末世心态，演绎成“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唏嘘慨叹。
三 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诸多现代作家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老舍便是其中之一，诚如老舍自己所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一个小说家。”（《我的创作经验》）无疑，老舍悲剧意识的形成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1925-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讲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英国的康拉德、狄更斯、哈代，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都有所涉猎，老舍对其中兴趣较浓的作品进行研究，吸取文学营养。古希腊悲剧、康拉德及莎士比亚等人的悲剧作品对老舍的影响极大，“希腊的悲剧教我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臘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写与读》）外国文学悲剧思想于老舍心理产生共鸣是与他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密切相关，老舍自幼丧父，家境贫困，而这样的家庭背景铸就了老舍沉郁而敏感的气质——因为穷而孤高。孤高的人常会独自沉思，也容易悲观。正是这样的悲剧遭遇，并经过转化，老舍形成了他对人生的悲剧观念，因此他更易接受西方文学的悲剧思想。这也促成了老舍对人生的悲剧意识，自然会表现在创作中。
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在人物的性格上可以说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颇相通，人物都是长于思想而短于行动。此外，老舍还写了诸如《铁牛和病鸭》《大悲寺外》等不少关于性格悲剧的短篇小说，多多少少借鉴了莎士比亚悲剧的写法。在表现人物命运与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给老舍启发最大的恐怕是但丁与英国作家康拉德。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写与读》）老舍对其推崇与赞美溢于言表，“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写与读》）为此，他提倡创造“灵的文学”，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改变过去较为单一的艺术视角，从剖析一般生活现象来反映社会现实，上升到把人的命运与灵魂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透过表象世界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在老舍笔下，表现“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更加丰富了作品的悲剧内涵。此外，从康拉德的作品中，老舍学到强调故事性的叙事模式与描写人物和景物的方法——“把人物与景物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的艺术手法，老舍从中得到启发，写小说以人物为重，借助景物的描写渲染人物悲剧命运，写出了在烈日和暴雨下车夫祥子的悲惨遭遇及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在揭示人物灵魂与内心世界上，康拉德的作品也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老舍是一个创造力极强的作家，虽然他自觉学习借鉴西方文学，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仿别人，则失去自己。”他坚持走自己的路，基于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思考，创造了老舍式的悲剧作品，为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敢于揭开国民精神疮疤，勇于直面人生，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不懈奔走呼号的作家。老舍遵从了鲁迅“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创作原则，其悲剧意识中融注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现实感受。老舍自幼历经了穷苦的人生磨难，目睹众多人生毁灭的悲剧，他悲凉的末世心态，受外国悲剧文学影响，这一切促成他悲剧意识的形成，也促使他的创作走向成功。而作为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感的作家，老舍并未囿于“个人悲剧命运的思考”，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严肃的审视和冷静思考。他以独特幽默手段去体现悲剧品格，将悲伤藏于嬉笑嘲讽之中，他“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的态度，他温和宽厚的幽默讽刺艺术，形成老舍作品独特的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 张法：《中国文化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 樊骏：《老舍——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舒乙：《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城》，《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关键词：老舍 悲剧意识 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意蕴，他所提供给读者的，是民族性格世相众生态的素描，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现代余韵的幽歌，是“含泪的笑”。我们在品味其丰富多彩、诙谐幽默的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浓郁悲怆的悲剧意识，使人久久不能释怀。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老舍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现代悲剧传统，以悲悯的情怀对北京市民社会进行解剖。“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现实中的悲剧虽未必一定会直接产生悲剧意识，然而悲剧意识的产生常源于人们对悲剧现实生活的体悟。老舍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生活不幸，然而他超越个人的不幸和痛苦，去探索人生真理，思考民族與人类的悲剧。“一个人一旦遇到极大的不幸，就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去沉思整个人类的苦难”，老舍的悲剧意识融注了自己对生命的独特体悟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老舍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其穷苦的生存磨难、人们的末世心态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通过对其悲剧意识成因的探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舍本人和他的作品。
一 穷苦的生存磨难
众所周知，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总是或多或少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制约和影响。老舍的悲剧意识首先源于他对穷苦生活的感悟，“他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他的思想和作品的出发点”，从其身世与成长经历解读老舍成为一种必要途径。
老舍出生在一个悲剧四伏的时代，19世纪末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1889年，老舍出生于一个下层的满族旗人家庭，虽然父亲只是保卫皇城的一名普通护军，然而他每月三两饷银的收入是全家人生活的主要来源。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父亲在抵抗侵略军的巷战中不幸战死，这对原本贫穷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的死给老舍的童年、甚至一生都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老舍在其作品中曾数次描写到父亲的死，如：《记懒人》中丧父孤儿的孤苦可怜；《月牙儿》中作者描述“父亲”的死：“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作晚饭。”文中的“我”小小年纪就饱受饥饿、寒冷与孤独之苦，其悲惨的境遇令人唏嘘。老舍将自己幼年失父的痛楚融注于笔端，化成令人感动涕泣的文字，诉说底层贫民人生的悲哀。父亲的死深深地印在老舍的心头，它是老舍苦难的开始，也是老舍悲剧意识的萌芽。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一懂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穷困的家境使老舍更快成长，老舍小小年纪就懂得为家人分担忧愁。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更为窘迫，只字不识的母亲勇敢坚强地担起家庭重担，靠给别人缝洗衣服来养活一家人，其艰辛可想而知。母亲给了老舍最初的“生命教育”，老舍秉承了母亲的勤劳、坚忍，形成他“外圆内方”的性格，这在他日后的创作和为人处事中表现出来。总之，贫穷使老舍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苦难，另一方面，使他对下层市民产生血肉相融、手足般的深厚感情。综观老舍的作品，其笔下的人物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都有，然而，老舍笔下写得最多、最震撼人心的是底层市民的悲剧人生，这源于老舍本身出身于这个阶层，并与他们手足情深，“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贫穷也成为老舍日后创作的源泉和宝贵精神财富。
贫苦生活的磨难使老舍深切地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尤其是底层人民命运的重要性，并将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在《小铃儿》中，小铃儿的理想是当个校长，希望继续升学，母亲却想要他早去学艺；《月牙儿》中的“我”的母亲曾靠出卖肉体来供“我”上学，为的是想让女儿通过读书改变人生，不再步自己的后尘。然而，“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在贫穷逼迫下，女儿最终还是无奈地走上母亲所走的路。老舍本人幼年求学的艰难和成年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看到广大人民，尤其是贫民接受教育的艰难。按马斯洛华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属于最底层生理需要，而在旧社会，广大的穷苦人民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欺凌的地位，吃饱穿暖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理想。穷人一辈子为食能果腹而奔波，贫穷使其变得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又加深其贫穷，贫穷与愚昧在底层市民身上互为因果，演绎着他们轮回宿命式的人生悲剧。老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始终关注着广大穷苦人的命运，他曾经想通过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精神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以实现国富民安的理想，这与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悲凉的末世心态
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他用饱含深情的笔调书写对故土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遐想，“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想北京》），“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在老舍的笔下，北京是现实而具体的，更是理想的，他不仅熟悉“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甚至他一闭眼，北平就完整地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北京在老舍心中的记忆深刻是不言而喻的，北京还完全融入到老舍的骨子里去了，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我的”（《想北京》）。从诸多类似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与老舍的血脉和心灵相通，它构成老舍作品中特有的形象和意蕴。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北京滋养了老舍，但也带给他沉郁的精神压力，其创作中常贯穿着“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末世人悲凉心态，形成“新时代的旧悲剧”的独特意蕴。他将朋友分两类，其中“第二类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这群朋友几乎没有一位快活的……都生在前清末年……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何容何许也人》）。这类朋友不像第一类朋友那样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养家糊口的困苦，更多的是老北京穷途末路般的精神痛苦。这虽然说的是朋友，但很大程度上却是夫子自道。
从民族出身来看，老舍是满族下层旗人，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曾一度卑微。近现代中国在推翻满清王朝统治过程中，曾出现过广泛而持久的反满、排满潮流。在革命者“驱除鞑虏”的号召下，国人将对于清政府的彻骨仇恨直指所有的满人，发泄到所有满人身上，满族人地位一落千丈，沦落成社会上最卑贱的群体。这种盲目的反满、排满情绪在老舍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身份的屈辱与家庭的贫困，使老舍形成沉郁内敛的个性，造就了他观察社会的独特眼光，其作品呈现出“新时代的旧悲剧”的特色，甚至形成了一种悲观的哲学意蕴。
从文化上来看，老舍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人，作为数朝古都的老北京，无疑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与满族沦落相似，由于整个社会与国家的衰落，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也急剧衰落。老舍跟北京血脉相通，传统文化的凋零使老舍深感失落，尤其是到伦敦接触到西方先进文明后，他以思辨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曾用笔挖掘传统文化的脓疮，批判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西方列强的欺弱本性与身处异域所受的民族歧视，使他无法真正接纳西方文明，文化上的别无依傍感促成了老舍身为传统中国人的末世心态，演绎成“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唏嘘慨叹。
三 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诸多现代作家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老舍便是其中之一，诚如老舍自己所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一个小说家。”（《我的创作经验》）无疑，老舍悲剧意识的形成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1925-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讲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英国的康拉德、狄更斯、哈代，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都有所涉猎，老舍对其中兴趣较浓的作品进行研究，吸取文学营养。古希腊悲剧、康拉德及莎士比亚等人的悲剧作品对老舍的影响极大，“希腊的悲剧教我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臘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写与读》）外国文学悲剧思想于老舍心理产生共鸣是与他的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密切相关，老舍自幼丧父，家境贫困，而这样的家庭背景铸就了老舍沉郁而敏感的气质——因为穷而孤高。孤高的人常会独自沉思，也容易悲观。正是这样的悲剧遭遇，并经过转化，老舍形成了他对人生的悲剧观念，因此他更易接受西方文学的悲剧思想。这也促成了老舍对人生的悲剧意识，自然会表现在创作中。
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在人物的性格上可以说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颇相通，人物都是长于思想而短于行动。此外，老舍还写了诸如《铁牛和病鸭》《大悲寺外》等不少关于性格悲剧的短篇小说，多多少少借鉴了莎士比亚悲剧的写法。在表现人物命运与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给老舍启发最大的恐怕是但丁与英国作家康拉德。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写与读》）老舍对其推崇与赞美溢于言表，“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写与读》）为此，他提倡创造“灵的文学”，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改变过去较为单一的艺术视角，从剖析一般生活现象来反映社会现实，上升到把人的命运与灵魂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透过表象世界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在老舍笔下，表现“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更加丰富了作品的悲剧内涵。此外，从康拉德的作品中，老舍学到强调故事性的叙事模式与描写人物和景物的方法——“把人物与景物打成了一片，而显出些神秘气味”的艺术手法，老舍从中得到启发，写小说以人物为重，借助景物的描写渲染人物悲剧命运，写出了在烈日和暴雨下车夫祥子的悲惨遭遇及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在揭示人物灵魂与内心世界上，康拉德的作品也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老舍是一个创造力极强的作家，虽然他自觉学习借鉴西方文学，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仿别人，则失去自己。”他坚持走自己的路，基于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思考，创造了老舍式的悲剧作品，为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敢于揭开国民精神疮疤，勇于直面人生，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不懈奔走呼号的作家。老舍遵从了鲁迅“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创作原则，其悲剧意识中融注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现实感受。老舍自幼历经了穷苦的人生磨难，目睹众多人生毁灭的悲剧，他悲凉的末世心态，受外国悲剧文学影响，这一切促成他悲剧意识的形成，也促使他的创作走向成功。而作为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感的作家，老舍并未囿于“个人悲剧命运的思考”，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严肃的审视和冷静思考。他以独特幽默手段去体现悲剧品格，将悲伤藏于嬉笑嘲讽之中，他“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的态度，他温和宽厚的幽默讽刺艺术，形成老舍作品独特的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 张法：《中国文化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 樊骏：《老舍——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舒乙：《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城》，《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