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博罗政协率先在功能界别里增添了社会组织界别，三名政协委员来自建筑业协会、老年体协和残障协会。博罗试点的文件依据是省里推进民政工作的方案，呼应了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年初向全国政协提出的建议案。北方提议，南方先行。
　　从博罗经验看，很难说社会组织界别就能改变政协，但他们设立时确定的人选资格可以借鉴：拒绝了作协、音协等官方色彩偏浓的社会组织人士，新的功能界别突出民间性。这与王名建言的依据——增强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相一致。
　　王名是NGO研究的知名学者，本身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提案若让NGO表达看法，一定少不了反对意见。NGO本是社会力量，始终对体制化有避讳，是否一定要参与政治？
　　无论是官方口中的社会组织，还是民间所说的NGO，也不管从事何种社会工作，无非都是众人的事业。而政治不论其形态如何，总会影响到公众，关心政治与社会工作不矛盾。
　　有一种通常的说法，将NGO的存在看作是政府功能失效的补充，因此需要在远离政府的地方做事，疏远政府。但是像梁晓燕等所为，是在改变这种认知，在她看来，改变行政态度也是公益。
　　大量的NGO工作是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但NGO一直在政府势力的外围，至少政协的功能界别设置，可以改善这个状况。能否恰当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可以看做是NGO是否成熟的一个指标。
　　在现有的环境下，政策走向越来越大地牵制NGO的发展，这从社会管理的宏观设计上可见一斑。社会并没有为NGO准备好一个现成的平稳环境，争取影响政策也是NGO可以争取的目标之一。
　　在今年五月底举行的中华百人慈善论坛上，佛光山妙凡法师说：我们要关心大众的事务，我们不干涉。出家人只是菩萨道的行者，出家不是出国。应不应该关心这个国家？众生安乐该不该关心？
　　既然社会工作属于政策驱动型，介入政协，给予决策者以正确的指引，未尝不是NGO的努力方向。当然，一切的考量都还是要建基于行动，NGO的政治游说可以趁势而为。
　　此外，稍微看看NGO的生存环境就可以知道，它们要应对的方面、人物和资源大多数是跨越社会与政治的，要说完全脱离政治而活，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可以保持开放心态。
　　政治自然有它的负面作用，这是NGO界别应当清醒把握的。不拒绝政治表达的机会，不盲从政治的非分要求，不排斥创造政治合作的机遇，不在政治参与中迷失，NGO的政治修炼已经开始。（文/寇竹卿 漫画/邝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