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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亭 本名廖莲婷，20世纪90年代生于广西，文学硕士。2012年开始发表作品，文章多见于《广西文学》《散文》《青年文学》《民族文学》《作品》《美文》《雨花》《西部》《黄河文学》《湖南文学》等刊，多次入选《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及其他年选，曾获2018年《民族文学》年度奖、2018年壮族年度散文家、2019年“甘嫫阿妞·全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奖”一等奖等奖项，2016年出版散文集《南方的河》（作家出版社）。
1
我没有确切的生日，由于多种原因，它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是1989年的某一天，或是1990年的某一天，甚至是1992年的某一天。至于户口本上的日期，那是亲戚背叛的结果。
1999年以前，我没有户口。我的父母是农民，为了生个儿子，把我寄养在外祖父家，把二妹交给大伯照顾，把三妹秘密送人。1998年春天，我弟弟出生，我母亲终于接受计生政策倡导的结扎手术，结束东躲西藏的日子。1998年秋，在村委任职的亲戚对计生人员说：“他们家有个女养在那边河，是超生户。”然后，我父亲被迫四处借钱上交超生罚款。这一年的冬天，我的名字得以出现在户口簿上，父亲在出生日期那一栏里，填写1989年12月5日。此后这个日期成了我的法定出生日期，在诸如身份证之类的地方标志着我。
这个日期是暧昧不清的，它存在拉开我和妹妹、弟弟出生时间间隔的嫌疑。在那样的年代，故意填写早两三年的日期是常有的事，这可以减少超生惩罚。我的父母，对我的出生年月闭口不谈，问及他们，均是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长大后，为了确认出生年份，我去医院做过骨骼鉴定，检测结果是1993年。然而，这极有可能是误差。
我成了一个生日不明的人。一个无法确定的日子，偶然给生命赋予神秘的情调。正好像我的开始起于一个超大模糊的影子，在我还未觉醒之前，谁也无法确定我的存在。它间接地使我得到不同寻常的体验，并使我的生命改变。我无法看清它，别人也不能。除了一个空旷的码头，几道土灰色的砖墙，摇荡不已的船只，流淌不息的河水，谁也说不清我的童年。它述说着开端之谜，以及一个长度不明的人生。它向我述说这个，正如我向世人述说的那样。
在南方的码头上，在那最初的阳光和风雨中，一切都处在模糊的水雾中。我的故事发生在指定不明的年岁里，在时代呼啸而过的世纪之交，一些历史的注释注定要遗漏。那个不知何时到来的我，为了一个不明所以的原因，在一个古老而偏僻的码头开始了并不传奇的人生。我从码头呼啦啦地跑过，走向通往大海的河水，被送往不可捉摸的世界，淹没于拥挤而喧嚣的城市生活。不论多少年后，都要回到一个类似集市的码头，寻找她来到世上的使命。在那里，风似乎是最具仪式感的东西，给她带来一些凌乱和沧桑。她将走向一些秘密的核心，而我将会在时空之外逐渐产生一种错觉。为此，我们经常迷路。在那些斑驳的砖墙和搁浅的船只上，时间正在逝去，从码头出发的人，或抵达码头的人，完成了一生的旅行。
我也许可以从哲学或者宗教当中，找到生命的初始密码。我并不认为这有多么不可能。维吉尔在《圣经》中找到罗马的影子，但丁有贝阿特丽采的指引，阿莱夫将博尔赫斯领向文学的终极。在哲学的思想或宗教的心绪中，也许我能获得造物者的启示。
这是一个美丽而危险的念头，一度让我在生与死的思索中发现自己游离于世界的心绪。我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却由于乡下医疗条件的简陋，阴差阳错地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孕检查出畸形而被放弃。我在生的光辉里，看到一艘搁浅的船只，它在水中摇动的声响，如此缓慢又如此回荡不已。我感觉到了声音与钟声的相似，我甚至觉得残损的船体像一本打开的哲学书。我在医疗匮乏的年代幸存下来，这和经历风浪而残留的船只，何其相似！
我仔细观察风浪在船体上留下的划痕和纹路。
那些灰黑色的伤痕，是多年前石头撞击留下的痕迹。伤痕表面涂过一层蜡，阳光将蜡烤干，污漬停留在上边，就像岁月没调匀的墨水，让我看到船只乘风破浪的倩影。
那些黄褐色的斑痕，是船桨擦碰留下的。这是前进的代价，每冲过一个滩头，它们就经历一些震荡。它们熟悉流水的旋涡，一些凹纹宛若谛听水声的耳朵。
那些浅白色的细纹，是陇头流水抚摸出的花瓣。这些花瓣雕刻着船只休息的岁月，在安静的梦里变幻成晚霞。
有一天，船只梦见自己变回了一棵树，一棵生长在森林的美丽的树。风吹树叶时，发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音乐，然后大海出现在树的眼前。
这是我在码头想象的旅程。一个女孩想象船只穿越河流的旅程。她觉得自己就是这艘船。然后，河流连接起她的起点和终点，就像时间串起她的出生和死亡。只是它的源头藏着迷途， 如果说死亡是被迫消失，是无可奈何的凋谢，那么出生不明就像是高级隐匿。我既害怕这个日期一直不明下去，更害怕它突然明晰，使我在战栗中窥见初始的光芒。
其实我愿意享受现在的状态，我已经适应这样的事实。即使我没能真正地接受它，我也已经喜爱它。
渐渐地，我发现在我之外，生日不明的事物还有很多，它们带来来历不明的生活、来历不明的欢愉与疼痛。它们在岁月斑驳的屏风上，述说着来历不明的故事，迎送着去向不明的身影。
2
一个人会多次使用的日期，居然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这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尴尬？它躲在暗处窥伺我生活的全部，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任由它戏弄我的人生，这是多么荒唐的安排。
在上学接受文明教育前，没有人在乎我以及我的出生。那时，我只是一个手指沾满泥巴又瘦又黑的野丫头，根本不必在乎自己打哪里来，走过了多少岁月。到了1995年，突然不一样了，出生日期变得重要起来。
1995年9月，舅舅在多次说我“太野了”之后，决定把我送进学校管教，并在陇村小学交了费。他从学校回家时，我正在桃树下玩小石头，他走过来叮嘱我，上学一定要说是1989年12月出生的。然后，他看着我站在桃树下练习自我介绍。 正当我练习得天衣无缝时，被告知入学注册失败。学校说，这孩子没有户口，看上去也没到入学年龄。对此，父亲想出了妙招，我第一次感到他是聪明的。
父亲站在并非他家乡的土地上，操着异乡的口音，和舅舅密谋拿下校长。他向人借来一辆自行车，骑到镇上给我买了语文书、算术书、品德书、练字本、笔、橡皮擦、削笔刀、铅笔盒。他把椅子搬到院子让我当书桌，命令我坐在矮凳上学习。
我在荒僻的乡村装模作样地表演学习，舅舅把校长引到院门前，观看被他拒绝的女孩勤学苦读。第二年他给这个女孩办了入学手续。
我学会“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时，校长突然被革职。有人说是因为喝酒误事，有人说是因为他徇私舞弊。
新上任的校长，是别村来的，他虽然没有开除我，但要收很多的钱，叫“片外费”。
父亲把骄傲嚼碎吞进冰凉的肚子里，三番五次去求新校长少收点钱，校长铁面无私地不予理会。父亲只好让我辗转到别的地方上学。
在新学校，我从不提父母，家长那一栏一直是空白的。有人向我问起他们，我都会飞快地掩饰过去，尽力岔开话题，生怕暴露他们的行踪。在我弟弟出生之前，他们鬼鬼祟祟地隐匿在石洞里，躲避计生的抓捕，虔诚地进行传宗接代的任务。
除了一些重大的必须他们出面的事情，父母很少有暇顾及我。新学校非常偏僻，只有几间瓦屋做教室，每个年级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我混在这些参差不齐的野孩子当中，不再被问及年龄。
城里的年轻人来支教是山村小学的大事。二十岁出头的男老师，穿着白衬衫、西裤，戴一副斯文的眼镜，胸前口袋别着一支钢笔。穿连衣裙的女老师，肤白貌美，嗓音清甜，教我们唱好听的歌儿。我们哼着不着调的歌儿跟在他们后面，欣喜如同参加盛大的典礼。这些人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并且再也没来过。
有一个老师，是外地来的，只是他来得太久了，人们都忘记他是外地的了。他来的时候，可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可能是七十年代，总之人们记不清了，而他自己经常短暂性地失忆，也记不清了。他也成了一个生日不明的人。
他已经不教书了，但我的老师曾是他的学生。学校要按工龄给老师发工资，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清开始工作的年份。早年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想弄清此事的统计员也无计可施。
那就按1972年算吧，统计员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凭直觉，我感觉他遮盖了什么隐情，是他不愿提及的歷史。
他住在学校旁边的一间瓦屋里，门口正好对着河。屋前屋后绿茵茵的，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一棵桃树和一棵石榴树。瓦屋在树荫下看上去很低矮，好像一个人在里边站直了都觉得困难。
我老师经常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同去。在美丽的果树下，他们会说起一些我不太听得懂的话。我也不太爱听，一门心思地吃刚摘的果，等他们重新变回沉默寡言的人时，我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几个。
他的树开花时，他喜欢站在树下看蜜蜂，一看就是一整天。他说：“它们若是在地球上消失，人类就活不过四年。”
他问我：“你喜欢蜜蜂吗？” 我说：“它们会蜇人。”他温和地笑了笑，轻轻地摇头。
他有时会说起以前的事，但说得不多。他会暂时性失忆，尤其是癫痫发作之后。
我老师说，他年轻时受过很重的伤，被他最喜欢的学生打的。我很惊愕。
我老师还说，他是个饱学之士，方圆百里之内最有学问的人。
“学生为什么打他？”我问道。
“有时人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犯错，等事后才会后悔。你答应我，要做一个三思而后行的人，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我老师看着我的眼睛说。
他说这话时有点想哭。我问：“你为啥哭？”
“孩子，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啦。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他笑了笑。
“师爷为什么不回他的家乡去呢？”我问我的老师。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他没有家人了吧，因为从来没听说过。”
我很喜欢师爷的树。一天我问他：“这些树是谁种的？”
他说：“很久以前，一个姑娘种的。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
我又问：“她现在在哪里呢？”
他说：“在天堂里，很多年前她就去那里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他，觉得他有点苍老。
我觉得他一天天衰老下去，尤其是秋冬时这种感觉更明显。一天，我又跟随老师去瓦屋看望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看上去虚弱、苍老，浑身散发一股怪味，让人不能久留。
站在树下看着东流而去的河水时，老师喃喃地说：“他的日子不多了。以前，他可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啊！” 听了这话，我的心好像被蜜蜂蜇了一下，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但又说不清。
死神降临了，在树叶落满庭院的时候。我老师在瓦屋门前大哭了一场。
多年后，我回去看我的老师，发现瓦屋的位置盖了新的教室，那几棵可爱的树也不见了，好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喜欢看蜜蜂的师爷。我的老师，脸上爬满皱纹，头上顶着白霜。
3
当我在师爷的树下感觉到一些事情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看见什么都想哭。
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看见死亡，将会需要多少阳光，才能感觉到温暖？
阳光是缓慢地来到我的生活的，在那之前，我几次差点死去。
我的祖父，从南疆保卫战的战场回来后，被查出感染肺结核。他在等死的那十多年里，安心地在祖上留下的老宅过日子，与全家人分灶而食，精心地打理他在香槟玻璃瓶里养小鱼的爱好。他是家里唯一的闲人，这得益于被称作富贵病的肺病。我一岁多时，忙于农活的父母，把我暂时交给这个闲人照看。
这个“富贵闲人”，知道如何在战场厮杀，却不知道任何病理常识。他炒菜时把我背在身上，他喂鱼时把我背在身上，他的汗液与我的汗液混在一起，他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也喂进我嘴里。农忙结束后，父亲发现我的脸因为咳嗽变得红扑扑的。肺结核病毒悄悄地捕捉襁褓中的我，在我还未尽享人世时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记不清医生什么时候把我治好的，也记不清残缺的器官是如何消灭病毒的，只记得五六岁时我还会因为那场病而习惯性地咳嗽。
有一天，我和父亲从小诊所出来（诊所和我家老宅隔着一片稻田），走在初夏的田埂上，清风吹得田禾海浪般翻腾，稻花在阳光中散发迷人的清香，我的心脾感受到了，我的肺也感受到了。肺亢奋地咳嗽起来，这似乎一直是我用以表达快乐的乐曲。
父亲突然回过头来，皱着眉头对我说，你再咳就会死。
死亡的恐惧瞬间震慑住了我。咳嗽卡在半路而中断，另一阵快要奔涌而出的咳嗽也被我拼命压住。从那天开始，咳嗽渐渐式微，我的肺在胸透图中也被定义为健康。
我没有死于那场病，但祖父在我止住咳嗽的那年死了。他死的时候，肺已被啃噬得稀巴烂，虽然他还是一米八的汉子。
我有一个外号叫螳螂。同伴以此命名我，是取其形似。瘦削，露骨，青黄。如果你见过螳螂抱着草叶在风中晃荡的样子，你就能想象出年少时我在码头行走的模样。
我的肺已经好了，体质仍然太弱，时常感冒。从两岁开始就照顾我的外婆，恨不得把我浸到药罐里，让颜色各异的药水重塑我的骨骼、血肉，变幻出一个健康美丽的少女。
我吃过很多种药，麻木到感覺不出黄连的苦。也许我早就变成一种药了，因而我对药物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吞下，觉得它们只是偶然路过我的身体。我们之间存在着不明所以的排斥，因而我常常把它们吐出来，让它们回到本该属于它们的泥土里。
外婆没有因为我的排斥而放弃，相反，她对药有着非凡的执着。她总是对我说：“这是你的药。”以此来让我明白，这些药属于我，我不应该拒绝它们进入体内。
在外婆的循循善诱下，我练习与药和谐共处。我每天变换各种表情，以便增添喝药的新鲜感，或皱眉，或咧嘴，或叹气，或号叫，或嬉笑，或耍赖，把药灌进嘴里，一边感受它们在肠胃四处游击，一边和外婆一起祈祷病菌随着药物不知所终。
寻医问药，练习喝药，一度成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必备节目。她一次次地拖曳我去寻访医生。关于这些药物是否真有奇效，她不事先考证，只是执着地让我喝下它们，再仔细地观察结果。
有些药毫无作用，我厌烦、生气，她说试过总比没试好。有些药产生过短暂的效用，这时她便欣慰地让我坚持喝，并把稍有起色的成效夸大后渲染给我母亲听。我很抱歉我没在那些药中彻底强壮起来。
那些年，家人一直以为我只是因为祖父导致的那场病而体弱。多年后我才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左肾缺如”，胚胎时期受致畸因素影响而导致。医生说，我很难或者不会有孩子，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残酷的。
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母亲，我希望她能对我说点什么。我需要安慰，甚至有发泄的冲动。我提醒母亲回忆她怀我时有何不当行为，我引领她搜索可怜的微乎其微的迹象。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被感染致畸因素，一个人遭遇不幸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年代久远的不明原因在我的基因里埋下伏笔，我想知道这个伏笔是什么，埋得有多深。
母亲什么也没说。隔着话筒，我能感觉到她忍而未发的情绪。我挂了电话，从医院出来，找到一处墙根，困倦而茫然地看着我的身体。人永远都不知道生活中的细微的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知道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不能回到二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去阻止母亲不要靠近危险的兔子。我不能，所以我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我感觉码头的风，又一次吹向我。而我自己已变成一艘搁浅的船只，并且支离破碎。
4
如果不是多番求职受挫的话，我会以为文凭已经让我拥有一把金钥匙。我几乎忽略了斑驳的码头沉疴以及病弱的躯体打在我形象上的烙印。
2016年，落叶纷飞的城市，似乎正呈现复杂、崩塌、支离破碎的趋势，躁动不安而又变幻无常。全球股市风云变幻，经济进入了冬天，接着楼市突然疯长，房租上蹿……从宿舍窄小的窗户，可以窥见雨后春笋般升起的高楼，钢筋骨架直插云霄，天空被烟雾熏染……
一整代人陷入焦虑，社会频现读书无用论，每年有两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冷雨大风断断续续的日子，打开手机可见有人从高楼一跃而下的消息……
那些日子，父亲走在乡间小路的形象一次次浮现在我脑海。清晨中的小草以露珠接纳他持续的咳嗽和吐痰，像是某种契约或是标记。
他和第一缕阳光一同踏进工地，在干活前，把工地的每个角落查看一个遍。等工友陆续到来时，他就扯着嗓子分工，叫喊声和咳嗽声充斥整个工地。
同时，工地外低矮的稻田垂下了头颅，毫无意义的碎石堆在荒山下等待工人运走。几个村庄镶嵌在荒山的罅隙中，房子依山盘旋。上了年纪的或正在老去的人，从斑驳的木门中走出来，捡拾堆放在墙角的柴垛，不久屋顶上方飘起了炊烟。
一想起炊烟我就流泪。在世间生存，叫尝尽人间烟火。离开人世，叫化作一缕轻烟。城市的天空没有烟火，只有像抹布似的一层灰黄覆盖，擦拭着我和父亲在城市短暂的相处时间。
我找工作的时候，父亲想到我所在的城市打工。他要供十八岁的弟弟上大学，家乡没有生钱的路子，他以为我毕业有出息了，就来投靠我。
他看见我的出租屋，显露出迟疑和惊讶的神色。这是芜杂的城中村，没有繁华的迹象，拥挤的自建居民楼缩在菜市旁边，攀爬昏暗、陡峭的八层楼梯，才到达我那二十平米却隔为一室一厅的租房。
租屋没有空调，只有一张床一张椅子一个风扇，客厅散乱地堆放着我的书，薄薄的墙和玻璃隔不断公路上尖利的车声。
我想给他买个三百元的折叠床，他坚持打地铺，最后只买了一张竹席铺在客厅。带他熟悉如何坐公交、地铁、认路之后，我再也无暇顾及他。
每天早上，出门后我们各奔东西，晚上回家他给我煮挂面。有时他会因为迷路给我打电话，我则声嘶力竭地在电话一端指挥他。在城里他好像我的兵，我让他往左他绝不敢往右，再也不是那个在田地里乐呵呵地吆喝水牛干活的农夫。 我一门心思地找工作，赶着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奔走的路上，风总是很凉，行道树的枯叶扑簌簌地降落。我的目光始终绕不开这些落叶，它们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风中乱窜。它们落到地面，经受一些杂乱的踩踏后，很快被扫进垃圾桶。
晚上父亲偶尔会在出租屋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只有“挺好”两个字可以回答。他听了也不再问什么。大概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要回去了。这句话省去了他一个月的艰辛和复杂心绪，但我知道他求职的困难和屈辱甚于我千百倍。
我执意在他回乡之前，带他出去玩一趟。走在路上，看见挂在高楼墙壁外的装修工，他会露出歆羡，看见在街角挥动扫把的清洁工，他也会露出歆羡。他年近半百了，装修公司不要他。他是个连路都认不得的乡下人，街道清洁工也不要他。他已经认命自己不属于城市了，但他藏不住歆羡。
我让他在外滩上和东方明珠一起拍照。他拘谨地站着，苍老土气的样子，在璀璨灯火的映衬下特别突兀，但他还是努力地笑着，尽力模仿许文强的样子，想要把一生的美好都定格在按快门的瞬间。照片出来后，他皱着眉头端详很久，最后还是乐呵呵地笑着说：“上海滩就是不一样。”
我跟他说弟弟的学费不必担心，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生活费暂时由我来补贴，等他在家里找到活干后，一切又可以回到从前了。他表示同意，终于买了车票。
我目送他进站，极力地想追寻他的身影，但他很快被来来往往的旅客淹没。他没能融入浩荡的农民工队伍，却被淹没在失意的回乡人里，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回乡后，他在乡亲的羡慕中把上海描述得跟电视剧《上海滩》一样，说起我也只说好的一面。
后来我终于考了一家事业单位的第一名。入职体检时，我因查出“左肾缺如”而进了医院。医生告诉我，畸形发育加上过度劳累，我的腹部已经发炎，必须手术排出瘀血。
在医院，我告诉自己不要为风起云涌而害怕。但我还是哭了，哭声压抑在剧烈抖动的肩膀下，泪水挂满我埋在胸前的脸。
刚回家的父亲，又带着母亲到医院照顾我。在等待手术时，母亲给我讲兔子。她那么喜爱兔子，在怀我三个月时，她养了几只可爱的兔子。在四月，这几只兔子全死了。艾略特说的没错，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我母亲在多年前的四月为兔子落泪，现在她在陌生的城市为我哭泣。
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是一个侏儒症女人，脖子斜向一边生长，三十一岁。她住院是因为写博士论文累病了，必须做一个解除脊椎压迫神经的手术。
她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但与她交谈时，绝没有怜悯她的余地，相反，我时常惊骇、感叹、敬佩。我比她高，比她好看，可我却没她乐观坚强。
她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清醒时，她怂恿我和她一起唱《荣耀》：“成长于苍茫茫的异乡，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她的声音滑稽极了，面部因为唱歌鼓胀得很好笑，我却忍不住热泪盈眶……
她看出我时常心事重重，和家人话也不多，就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和你妈妈多说说话吧，以后你会知道说话的好处的。
终于，我在医院和母亲第一次达成真正的和解。我试着去听她讲家中的茶树，那是她嫁给父亲那年种的。她说，要是嫁不出去，大不了像茶树一样待在家里。我笑了。不是笑自己的命运，而是笑母亲将我比成她嫁给父亲时种的茶树。
从医院出来后，我继续奔走在求职的路上，一旦有落脚之地，就像一棵树一样挺立着、战斗着，任凭风吹雨打，我也张开双臂，想象它们是一把伞。
而后，我遇到了我的爱人。他包容我的一切缺陷，忠实地担任着我的人生伴侣，不是作为戏剧主角或者一个故事而存在，而是作为我身旁的一棵树而存在。以后的人生，不知将有什么痛苦等待我，但我不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
5
我们有了一点积蓄，存在银行里，就像把沙子装在竹篮里，一点点地下漏、变少。而如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房子，价格却在嘹亮地飞升。这让刚在城市打拼几年的我们很恐慌。
房东以房价上涨为由，想抛开合同涨房租，我们没同意。吵了一架后，我们被赶出了出租屋，签了一年的房租合同在雨水里无力地失掉笔迹。
这坚定了我们买房的决心。经过多方考察，发现我们不符合所在城市的限购令。朋友说，可以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先在能买的城市买房，等交满五年社保符合购买规定后，再把房子卖掉在这里买。房子在涨，不会亏的。
于是，我们凑了首付，在故乡的一个小城市买了房子。我们花光了积蓄，并欠银行几十万元。每月，我们要交付四千元的按揭，交三十年。同时，我们并没能住进去，而是飘在大城市里，每个月要交一千多元的房租。
我们规划了以房子为背景的幸福生活，深信只要辛苦几年，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在城市扎下根来。之后，我们发现恐慌并未消失，除了担心房价下跌，还担心购房政策频繁改变。
这个异地的房子，是我们应对通货膨胀的无奈之举。而我们却被房子和贷款利息套住了。我们低估了房价失控的车轮。它不只是疯长，它像沼泽一样可怕。每天，我们像从房子里弹出来的蝗虫，乱七八糟地在城市乱窜，只是为了虚幻的“下半辈子的辛苦能减轻一分”。
生活变得紧张单调、沉闷无聊。有一段时间，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消瘦不少。挤在人堆里上班和下班，不仅身体不适应，精神也不适应。曾经亮堂的心，有什么东西似乎枯萎了。
我成了城市中一個魂不守舍的人，随波逐流地过着似是而非的生活，仿佛在那，但又不在那。一天加完班坐夜车回家，看着车流人流在路上像过江之鲫般涌动，我难过得想哭。
我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要为那些冰冷的砖头而卖命地工作？
我在乎的不是房子，为什么却被裹在时代潮流中而陷入恐慌？
在这个尘世芸芸众生过着绝望的生活，试图以华丽的衣裳掩盖灵魂的空虚，以宽大的房子安放躁动的躯壳。可依然还有那么多庸常的灵魂，在重重负累下行将窒息。 我想起奈保尔笔下的毕司沃斯先生，为一套并不十分坚固的房子，泯灭理想，负债累累，耗尽一生，最后如同落叶般枯死。
我想起这一生我最想要的生活，是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写一首能使冷酷者落泪、绝望者微笑的诗。
我没有批判世俗生活的意思。没有谁能规定人该怎么活。挣钱和写诗，没有高尚与低俗之分。我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世界。房子是居所，也可能是牢笼，将更广阔的天地隔绝在方寸之外。
我凝视红尘中那个似是而非的自己，撕破她在职场中冲锋陷阵的面具，扒掉她修身的职业套装、高跟鞋，翻出她那颗隐没在虚伪下的热烈、多情、敏感的心。
我看清了既脆弱又强大、既无畏又婉转、既容易快乐又容易流泪的自己。
与其花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时间来赚钱，为了在苍老褪色的时间享受一部分可疑的自由，不如简简单单一辈子。在不安、忙乱、琐碎中浮浮沉沉，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没活过，多冤啊！
我已经死过几回了，何必害怕因为没有房子而生无保障、老无所依？
义无反顾地卖掉房子，辞去强撑硬扛的身份，卸下虚张声势的武装，从此天地任逍遥。
我在心里呼喊得豪壮，行动时却谨小慎微。我还是怕啊，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面前，谁不怕呢？
我遇到了华姐，于是有了行动的勇气。我们在一场文学笔会上相识，出乎意料地相见恨晚。她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蒙受过“文革”的劫难。她说她是在父亲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她父亲是一个大学音乐教授，前几年因病去世，未到耳顺之年。对于一个有才华的人，这样的生命太短暂了。父亲的死对她打击很大。死亡把时间斩断在一个人面前，迫使人改变，这是最具有生命逻辑的事情。
三十八岁，没有能结婚的人，就不再结婚了。东莞的房子卖掉，把钱投入个人图书室的建设。辞去忙碌的工作，专注地投入喜爱的事业：旅行，写书。
这种生活是我向往的，一直存在于我心里，华姐却把它变成了现实。
她说，旅行前，从不刻意准备，只把必备的东西塞进拉杆箱，就关门而去。在每一个城市都停留不长，只要觉得已经写出想要的东西就离开。
每到一个城市，就随意乱走，沿途的一切，无论是破旧或是繁华，都有等待发现的美。即使是随意路过的行人，树下乘凉的老人，施工的嘈杂工地，长满野草的荒地，午夜路边调情的男女，铺满落叶的安静角落……
我被她描述的世界深深打动。她活得多么富足啊！
我恳请她让我随行一次，她欣然答应。
我跟着她，蹦蹦跳跳，一路狂奔，兴致勃勃，不知疲累，跑上汽车，跳上火车，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一切从来都无须预约，每一天都是从头开始。
旅馆的窗户、楼台、鸽子、街道、行人，唤起了或者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些细节。无论是繁花绿树，还是人间灯火，都会在某一瞬间把人深深打动。
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下一刻又在何方。我捕捉我们相遇的这一刻。这一刻是什么，无法完全懂得，我只是抓住了某一种可能，并且一旦抓住，就会被其中庞大的情绪所占据，然后背负起向我走来的似是而非的故事。
我深知这不过是我臆测的故事而已，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所走过的路，宛如一小段模糊的旋律，我无法记住全部的曲调。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辨认这些旋律，并记录下来。
我不断发现身边存在一个平凡但精彩的世界。平凡的笑与泪，或是撬动整个世界的杠杆。凡人的哀與乐，谱写着生活的本相。“理想”在平凡的人间不可避免地遭遇凄凉，却始终支撑着人生的意趣。
我想，人生就是这样的，无论多么卑微、困顿，我们总能生发出一些光。因为这些光，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终于走出房子的阴影。这个阴影还在人间漫延，笼罩在城市的上空，但我已从蝗虫蜕变成飞鸟。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就没有哪一片乌云，能困住飞鸟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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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回望过去。在码头的风中看到家族深深浅浅的影子，它从明朝初年开始扎根在黔江流域，建立生养我的木石宅院。我的先辈在这里暗中编织了我的今天。
我看见我的曾祖父，这个清末时期出生的大家族的长子，自小便在战争岁月中，为整个家族的希望而读书、娶妻、生子，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生病，然后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实现早年因为家庭而暂且搁置的理想。曾祖父的一生与战争纠缠，他守候的家门前，走过太平天国的长毛军，走过北伐的黄埔军，接着是军阀之间的割据，然后是日军的轰炸……广西解放后，他失业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私塾被学校代替。他回到老宅里，没几年就病死了。
我看见我的祖父，他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诞生，并见证了日军的败退、国民党的撤退。南疆保卫战时，他已是一个有年头的老兵了，作为后勤兵他随部队前往越南，回来时肺部已被感染，一米八几的魁梧身材，与疾病抗争十多年后，倒在故土上。他的身后，是独自操持家庭的祖母，一个将对丈夫的思念和女人的柔弱隐藏在谷物中的女人。
我看见我的父亲。他成长于百业待兴、负重前行的历史时期，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在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的浪潮中娶妻生子，延续家族的血脉。为了他的四个不能团圆的孩子，把理想深埋心底，深埋在他与母亲的爱情里……
我看见个人始终和时代纠缠，犹如时代河床的一粒沙石。在与时代一同蹒跚学步时，我的先辈们失去一些，得到一些。他们的经历早已为我的人生塑形，成为我身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如果没有战争，就没有贫穷;没有贫穷，就不会有艰难的生活;没有艰难的生活，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模样……谁知道呢？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人的命运，谁说得清？
我看见我的先辈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很少有机会选择，只能任劳任怨地把传统和责任进行到底。
然后，我看见我心里的这块地，还执拗地长着一棵叫理想的树。
我所经历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复合历史。这个历史，帮助我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既简单又复杂的背景，对应着我生日不明的出世，存在着一个模糊的时代轮廓。我的开端，源自先辈的历史;我的现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未来。我的写作是这一切的总和。它们向我展示，生命是最具神秘性的，是融合悲伤、荣耀的旅程。我作为这个旅程的信徒，虔诚地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敬重与缅怀中，发现哲理与本真。
病患仍然时常席卷我。那些缓慢到来的阳光却把生日不明的我，历练成一个百折不挠的战士，随时应对不期而至的战争。
无论身处何地，我都无法忘怀承载我童年的类似集市的码头，它是我第一次思考生命的地方，它是我人生一场最巨大的仪式的发生地。我驾着残破的船只起航，寻找我的意义，然后阳光缓慢地进入我的生命。
我带着码头的照片，一天天地行走在探索人生之谜的路上。出发，冒险，感受，抵达，把生活的体验带到书桌前，岁月流逝，我成长了，我发生了改变，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我回顾过去，重建自己的世界地图，忽而发现这是一份我所经历的时代的档案，尽管它暧昧不清而又微不足道，我也依旧珍惜那些若有若无却终将降临的阳光。
责任编辑 韦 露
1
我没有确切的生日，由于多种原因，它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是1989年的某一天，或是1990年的某一天，甚至是1992年的某一天。至于户口本上的日期，那是亲戚背叛的结果。
1999年以前，我没有户口。我的父母是农民，为了生个儿子，把我寄养在外祖父家，把二妹交给大伯照顾，把三妹秘密送人。1998年春天，我弟弟出生，我母亲终于接受计生政策倡导的结扎手术，结束东躲西藏的日子。1998年秋，在村委任职的亲戚对计生人员说：“他们家有个女养在那边河，是超生户。”然后，我父亲被迫四处借钱上交超生罚款。这一年的冬天，我的名字得以出现在户口簿上，父亲在出生日期那一栏里，填写1989年12月5日。此后这个日期成了我的法定出生日期，在诸如身份证之类的地方标志着我。
这个日期是暧昧不清的，它存在拉开我和妹妹、弟弟出生时间间隔的嫌疑。在那样的年代，故意填写早两三年的日期是常有的事，这可以减少超生惩罚。我的父母，对我的出生年月闭口不谈，问及他们，均是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长大后，为了确认出生年份，我去医院做过骨骼鉴定，检测结果是1993年。然而，这极有可能是误差。
我成了一个生日不明的人。一个无法确定的日子，偶然给生命赋予神秘的情调。正好像我的开始起于一个超大模糊的影子，在我还未觉醒之前，谁也无法确定我的存在。它间接地使我得到不同寻常的体验，并使我的生命改变。我无法看清它，别人也不能。除了一个空旷的码头，几道土灰色的砖墙，摇荡不已的船只，流淌不息的河水，谁也说不清我的童年。它述说着开端之谜，以及一个长度不明的人生。它向我述说这个，正如我向世人述说的那样。
在南方的码头上，在那最初的阳光和风雨中，一切都处在模糊的水雾中。我的故事发生在指定不明的年岁里，在时代呼啸而过的世纪之交，一些历史的注释注定要遗漏。那个不知何时到来的我，为了一个不明所以的原因，在一个古老而偏僻的码头开始了并不传奇的人生。我从码头呼啦啦地跑过，走向通往大海的河水，被送往不可捉摸的世界，淹没于拥挤而喧嚣的城市生活。不论多少年后，都要回到一个类似集市的码头，寻找她来到世上的使命。在那里，风似乎是最具仪式感的东西，给她带来一些凌乱和沧桑。她将走向一些秘密的核心，而我将会在时空之外逐渐产生一种错觉。为此，我们经常迷路。在那些斑驳的砖墙和搁浅的船只上，时间正在逝去，从码头出发的人，或抵达码头的人，完成了一生的旅行。
我也许可以从哲学或者宗教当中，找到生命的初始密码。我并不认为这有多么不可能。维吉尔在《圣经》中找到罗马的影子，但丁有贝阿特丽采的指引，阿莱夫将博尔赫斯领向文学的终极。在哲学的思想或宗教的心绪中，也许我能获得造物者的启示。
这是一个美丽而危险的念头，一度让我在生与死的思索中发现自己游离于世界的心绪。我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却由于乡下医疗条件的简陋，阴差阳错地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孕检查出畸形而被放弃。我在生的光辉里，看到一艘搁浅的船只，它在水中摇动的声响，如此缓慢又如此回荡不已。我感觉到了声音与钟声的相似，我甚至觉得残损的船体像一本打开的哲学书。我在医疗匮乏的年代幸存下来，这和经历风浪而残留的船只，何其相似！
我仔细观察风浪在船体上留下的划痕和纹路。
那些灰黑色的伤痕，是多年前石头撞击留下的痕迹。伤痕表面涂过一层蜡，阳光将蜡烤干，污漬停留在上边，就像岁月没调匀的墨水，让我看到船只乘风破浪的倩影。
那些黄褐色的斑痕，是船桨擦碰留下的。这是前进的代价，每冲过一个滩头，它们就经历一些震荡。它们熟悉流水的旋涡，一些凹纹宛若谛听水声的耳朵。
那些浅白色的细纹，是陇头流水抚摸出的花瓣。这些花瓣雕刻着船只休息的岁月，在安静的梦里变幻成晚霞。
有一天，船只梦见自己变回了一棵树，一棵生长在森林的美丽的树。风吹树叶时，发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音乐，然后大海出现在树的眼前。
这是我在码头想象的旅程。一个女孩想象船只穿越河流的旅程。她觉得自己就是这艘船。然后，河流连接起她的起点和终点，就像时间串起她的出生和死亡。只是它的源头藏着迷途， 如果说死亡是被迫消失，是无可奈何的凋谢，那么出生不明就像是高级隐匿。我既害怕这个日期一直不明下去，更害怕它突然明晰，使我在战栗中窥见初始的光芒。
其实我愿意享受现在的状态，我已经适应这样的事实。即使我没能真正地接受它，我也已经喜爱它。
渐渐地，我发现在我之外，生日不明的事物还有很多，它们带来来历不明的生活、来历不明的欢愉与疼痛。它们在岁月斑驳的屏风上，述说着来历不明的故事，迎送着去向不明的身影。
2
一个人会多次使用的日期，居然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这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尴尬？它躲在暗处窥伺我生活的全部，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任由它戏弄我的人生，这是多么荒唐的安排。
在上学接受文明教育前，没有人在乎我以及我的出生。那时，我只是一个手指沾满泥巴又瘦又黑的野丫头，根本不必在乎自己打哪里来，走过了多少岁月。到了1995年，突然不一样了，出生日期变得重要起来。
1995年9月，舅舅在多次说我“太野了”之后，决定把我送进学校管教，并在陇村小学交了费。他从学校回家时，我正在桃树下玩小石头，他走过来叮嘱我，上学一定要说是1989年12月出生的。然后，他看着我站在桃树下练习自我介绍。 正当我练习得天衣无缝时，被告知入学注册失败。学校说，这孩子没有户口，看上去也没到入学年龄。对此，父亲想出了妙招，我第一次感到他是聪明的。
父亲站在并非他家乡的土地上，操着异乡的口音，和舅舅密谋拿下校长。他向人借来一辆自行车，骑到镇上给我买了语文书、算术书、品德书、练字本、笔、橡皮擦、削笔刀、铅笔盒。他把椅子搬到院子让我当书桌，命令我坐在矮凳上学习。
我在荒僻的乡村装模作样地表演学习，舅舅把校长引到院门前，观看被他拒绝的女孩勤学苦读。第二年他给这个女孩办了入学手续。
我学会“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时，校长突然被革职。有人说是因为喝酒误事，有人说是因为他徇私舞弊。
新上任的校长，是别村来的，他虽然没有开除我，但要收很多的钱，叫“片外费”。
父亲把骄傲嚼碎吞进冰凉的肚子里，三番五次去求新校长少收点钱，校长铁面无私地不予理会。父亲只好让我辗转到别的地方上学。
在新学校，我从不提父母，家长那一栏一直是空白的。有人向我问起他们，我都会飞快地掩饰过去，尽力岔开话题，生怕暴露他们的行踪。在我弟弟出生之前，他们鬼鬼祟祟地隐匿在石洞里，躲避计生的抓捕，虔诚地进行传宗接代的任务。
除了一些重大的必须他们出面的事情，父母很少有暇顾及我。新学校非常偏僻，只有几间瓦屋做教室，每个年级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我混在这些参差不齐的野孩子当中，不再被问及年龄。
城里的年轻人来支教是山村小学的大事。二十岁出头的男老师，穿着白衬衫、西裤，戴一副斯文的眼镜，胸前口袋别着一支钢笔。穿连衣裙的女老师，肤白貌美，嗓音清甜，教我们唱好听的歌儿。我们哼着不着调的歌儿跟在他们后面，欣喜如同参加盛大的典礼。这些人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并且再也没来过。
有一个老师，是外地来的，只是他来得太久了，人们都忘记他是外地的了。他来的时候，可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可能是七十年代，总之人们记不清了，而他自己经常短暂性地失忆，也记不清了。他也成了一个生日不明的人。
他已经不教书了，但我的老师曾是他的学生。学校要按工龄给老师发工资，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清开始工作的年份。早年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想弄清此事的统计员也无计可施。
那就按1972年算吧，统计员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凭直觉，我感觉他遮盖了什么隐情，是他不愿提及的歷史。
他住在学校旁边的一间瓦屋里，门口正好对着河。屋前屋后绿茵茵的，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一棵桃树和一棵石榴树。瓦屋在树荫下看上去很低矮，好像一个人在里边站直了都觉得困难。
我老师经常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同去。在美丽的果树下，他们会说起一些我不太听得懂的话。我也不太爱听，一门心思地吃刚摘的果，等他们重新变回沉默寡言的人时，我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几个。
他的树开花时，他喜欢站在树下看蜜蜂，一看就是一整天。他说：“它们若是在地球上消失，人类就活不过四年。”
他问我：“你喜欢蜜蜂吗？” 我说：“它们会蜇人。”他温和地笑了笑，轻轻地摇头。
他有时会说起以前的事，但说得不多。他会暂时性失忆，尤其是癫痫发作之后。
我老师说，他年轻时受过很重的伤，被他最喜欢的学生打的。我很惊愕。
我老师还说，他是个饱学之士，方圆百里之内最有学问的人。
“学生为什么打他？”我问道。
“有时人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犯错，等事后才会后悔。你答应我，要做一个三思而后行的人，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我老师看着我的眼睛说。
他说这话时有点想哭。我问：“你为啥哭？”
“孩子，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啦。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他笑了笑。
“师爷为什么不回他的家乡去呢？”我问我的老师。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他没有家人了吧，因为从来没听说过。”
我很喜欢师爷的树。一天我问他：“这些树是谁种的？”
他说：“很久以前，一个姑娘种的。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
我又问：“她现在在哪里呢？”
他说：“在天堂里，很多年前她就去那里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他，觉得他有点苍老。
我觉得他一天天衰老下去，尤其是秋冬时这种感觉更明显。一天，我又跟随老师去瓦屋看望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看上去虚弱、苍老，浑身散发一股怪味，让人不能久留。
站在树下看着东流而去的河水时，老师喃喃地说：“他的日子不多了。以前，他可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啊！” 听了这话，我的心好像被蜜蜂蜇了一下，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但又说不清。
死神降临了，在树叶落满庭院的时候。我老师在瓦屋门前大哭了一场。
多年后，我回去看我的老师，发现瓦屋的位置盖了新的教室，那几棵可爱的树也不见了，好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喜欢看蜜蜂的师爷。我的老师，脸上爬满皱纹，头上顶着白霜。
3
当我在师爷的树下感觉到一些事情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看见什么都想哭。
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看见死亡，将会需要多少阳光，才能感觉到温暖？
阳光是缓慢地来到我的生活的，在那之前，我几次差点死去。
我的祖父，从南疆保卫战的战场回来后，被查出感染肺结核。他在等死的那十多年里，安心地在祖上留下的老宅过日子，与全家人分灶而食，精心地打理他在香槟玻璃瓶里养小鱼的爱好。他是家里唯一的闲人，这得益于被称作富贵病的肺病。我一岁多时，忙于农活的父母，把我暂时交给这个闲人照看。
这个“富贵闲人”，知道如何在战场厮杀，却不知道任何病理常识。他炒菜时把我背在身上，他喂鱼时把我背在身上，他的汗液与我的汗液混在一起，他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也喂进我嘴里。农忙结束后，父亲发现我的脸因为咳嗽变得红扑扑的。肺结核病毒悄悄地捕捉襁褓中的我，在我还未尽享人世时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记不清医生什么时候把我治好的，也记不清残缺的器官是如何消灭病毒的，只记得五六岁时我还会因为那场病而习惯性地咳嗽。
有一天，我和父亲从小诊所出来（诊所和我家老宅隔着一片稻田），走在初夏的田埂上，清风吹得田禾海浪般翻腾，稻花在阳光中散发迷人的清香，我的心脾感受到了，我的肺也感受到了。肺亢奋地咳嗽起来，这似乎一直是我用以表达快乐的乐曲。
父亲突然回过头来，皱着眉头对我说，你再咳就会死。
死亡的恐惧瞬间震慑住了我。咳嗽卡在半路而中断，另一阵快要奔涌而出的咳嗽也被我拼命压住。从那天开始，咳嗽渐渐式微，我的肺在胸透图中也被定义为健康。
我没有死于那场病，但祖父在我止住咳嗽的那年死了。他死的时候，肺已被啃噬得稀巴烂，虽然他还是一米八的汉子。
我有一个外号叫螳螂。同伴以此命名我，是取其形似。瘦削，露骨，青黄。如果你见过螳螂抱着草叶在风中晃荡的样子，你就能想象出年少时我在码头行走的模样。
我的肺已经好了，体质仍然太弱，时常感冒。从两岁开始就照顾我的外婆，恨不得把我浸到药罐里，让颜色各异的药水重塑我的骨骼、血肉，变幻出一个健康美丽的少女。
我吃过很多种药，麻木到感覺不出黄连的苦。也许我早就变成一种药了，因而我对药物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吞下，觉得它们只是偶然路过我的身体。我们之间存在着不明所以的排斥，因而我常常把它们吐出来，让它们回到本该属于它们的泥土里。
外婆没有因为我的排斥而放弃，相反，她对药有着非凡的执着。她总是对我说：“这是你的药。”以此来让我明白，这些药属于我，我不应该拒绝它们进入体内。
在外婆的循循善诱下，我练习与药和谐共处。我每天变换各种表情，以便增添喝药的新鲜感，或皱眉，或咧嘴，或叹气，或号叫，或嬉笑，或耍赖，把药灌进嘴里，一边感受它们在肠胃四处游击，一边和外婆一起祈祷病菌随着药物不知所终。
寻医问药，练习喝药，一度成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必备节目。她一次次地拖曳我去寻访医生。关于这些药物是否真有奇效，她不事先考证，只是执着地让我喝下它们，再仔细地观察结果。
有些药毫无作用，我厌烦、生气，她说试过总比没试好。有些药产生过短暂的效用，这时她便欣慰地让我坚持喝，并把稍有起色的成效夸大后渲染给我母亲听。我很抱歉我没在那些药中彻底强壮起来。
那些年，家人一直以为我只是因为祖父导致的那场病而体弱。多年后我才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左肾缺如”，胚胎时期受致畸因素影响而导致。医生说，我很难或者不会有孩子，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残酷的。
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母亲，我希望她能对我说点什么。我需要安慰，甚至有发泄的冲动。我提醒母亲回忆她怀我时有何不当行为，我引领她搜索可怜的微乎其微的迹象。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被感染致畸因素，一个人遭遇不幸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年代久远的不明原因在我的基因里埋下伏笔，我想知道这个伏笔是什么，埋得有多深。
母亲什么也没说。隔着话筒，我能感觉到她忍而未发的情绪。我挂了电话，从医院出来，找到一处墙根，困倦而茫然地看着我的身体。人永远都不知道生活中的细微的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知道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不能回到二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去阻止母亲不要靠近危险的兔子。我不能，所以我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我感觉码头的风，又一次吹向我。而我自己已变成一艘搁浅的船只，并且支离破碎。
4
如果不是多番求职受挫的话，我会以为文凭已经让我拥有一把金钥匙。我几乎忽略了斑驳的码头沉疴以及病弱的躯体打在我形象上的烙印。
2016年，落叶纷飞的城市，似乎正呈现复杂、崩塌、支离破碎的趋势，躁动不安而又变幻无常。全球股市风云变幻，经济进入了冬天，接着楼市突然疯长，房租上蹿……从宿舍窄小的窗户，可以窥见雨后春笋般升起的高楼，钢筋骨架直插云霄，天空被烟雾熏染……
一整代人陷入焦虑，社会频现读书无用论，每年有两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冷雨大风断断续续的日子，打开手机可见有人从高楼一跃而下的消息……
那些日子，父亲走在乡间小路的形象一次次浮现在我脑海。清晨中的小草以露珠接纳他持续的咳嗽和吐痰，像是某种契约或是标记。
他和第一缕阳光一同踏进工地，在干活前，把工地的每个角落查看一个遍。等工友陆续到来时，他就扯着嗓子分工，叫喊声和咳嗽声充斥整个工地。
同时，工地外低矮的稻田垂下了头颅，毫无意义的碎石堆在荒山下等待工人运走。几个村庄镶嵌在荒山的罅隙中，房子依山盘旋。上了年纪的或正在老去的人，从斑驳的木门中走出来，捡拾堆放在墙角的柴垛，不久屋顶上方飘起了炊烟。
一想起炊烟我就流泪。在世间生存，叫尝尽人间烟火。离开人世，叫化作一缕轻烟。城市的天空没有烟火，只有像抹布似的一层灰黄覆盖，擦拭着我和父亲在城市短暂的相处时间。
我找工作的时候，父亲想到我所在的城市打工。他要供十八岁的弟弟上大学，家乡没有生钱的路子，他以为我毕业有出息了，就来投靠我。
他看见我的出租屋，显露出迟疑和惊讶的神色。这是芜杂的城中村，没有繁华的迹象，拥挤的自建居民楼缩在菜市旁边，攀爬昏暗、陡峭的八层楼梯，才到达我那二十平米却隔为一室一厅的租房。
租屋没有空调，只有一张床一张椅子一个风扇，客厅散乱地堆放着我的书，薄薄的墙和玻璃隔不断公路上尖利的车声。
我想给他买个三百元的折叠床，他坚持打地铺，最后只买了一张竹席铺在客厅。带他熟悉如何坐公交、地铁、认路之后，我再也无暇顾及他。
每天早上，出门后我们各奔东西，晚上回家他给我煮挂面。有时他会因为迷路给我打电话，我则声嘶力竭地在电话一端指挥他。在城里他好像我的兵，我让他往左他绝不敢往右，再也不是那个在田地里乐呵呵地吆喝水牛干活的农夫。 我一门心思地找工作，赶着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奔走的路上，风总是很凉，行道树的枯叶扑簌簌地降落。我的目光始终绕不开这些落叶，它们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风中乱窜。它们落到地面，经受一些杂乱的踩踏后，很快被扫进垃圾桶。
晚上父亲偶尔会在出租屋问我找工作的情况，我只有“挺好”两个字可以回答。他听了也不再问什么。大概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要回去了。这句话省去了他一个月的艰辛和复杂心绪，但我知道他求职的困难和屈辱甚于我千百倍。
我执意在他回乡之前，带他出去玩一趟。走在路上，看见挂在高楼墙壁外的装修工，他会露出歆羡，看见在街角挥动扫把的清洁工，他也会露出歆羡。他年近半百了，装修公司不要他。他是个连路都认不得的乡下人，街道清洁工也不要他。他已经认命自己不属于城市了，但他藏不住歆羡。
我让他在外滩上和东方明珠一起拍照。他拘谨地站着，苍老土气的样子，在璀璨灯火的映衬下特别突兀，但他还是努力地笑着，尽力模仿许文强的样子，想要把一生的美好都定格在按快门的瞬间。照片出来后，他皱着眉头端详很久，最后还是乐呵呵地笑着说：“上海滩就是不一样。”
我跟他说弟弟的学费不必担心，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生活费暂时由我来补贴，等他在家里找到活干后，一切又可以回到从前了。他表示同意，终于买了车票。
我目送他进站，极力地想追寻他的身影，但他很快被来来往往的旅客淹没。他没能融入浩荡的农民工队伍，却被淹没在失意的回乡人里，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回乡后，他在乡亲的羡慕中把上海描述得跟电视剧《上海滩》一样，说起我也只说好的一面。
后来我终于考了一家事业单位的第一名。入职体检时，我因查出“左肾缺如”而进了医院。医生告诉我，畸形发育加上过度劳累，我的腹部已经发炎，必须手术排出瘀血。
在医院，我告诉自己不要为风起云涌而害怕。但我还是哭了，哭声压抑在剧烈抖动的肩膀下，泪水挂满我埋在胸前的脸。
刚回家的父亲，又带着母亲到医院照顾我。在等待手术时，母亲给我讲兔子。她那么喜爱兔子，在怀我三个月时，她养了几只可爱的兔子。在四月，这几只兔子全死了。艾略特说的没错，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我母亲在多年前的四月为兔子落泪，现在她在陌生的城市为我哭泣。
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是一个侏儒症女人，脖子斜向一边生长，三十一岁。她住院是因为写博士论文累病了，必须做一个解除脊椎压迫神经的手术。
她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但与她交谈时，绝没有怜悯她的余地，相反，我时常惊骇、感叹、敬佩。我比她高，比她好看，可我却没她乐观坚强。
她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清醒时，她怂恿我和她一起唱《荣耀》：“成长于苍茫茫的异乡，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她的声音滑稽极了，面部因为唱歌鼓胀得很好笑，我却忍不住热泪盈眶……
她看出我时常心事重重，和家人话也不多，就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和你妈妈多说说话吧，以后你会知道说话的好处的。
终于，我在医院和母亲第一次达成真正的和解。我试着去听她讲家中的茶树，那是她嫁给父亲那年种的。她说，要是嫁不出去，大不了像茶树一样待在家里。我笑了。不是笑自己的命运，而是笑母亲将我比成她嫁给父亲时种的茶树。
从医院出来后，我继续奔走在求职的路上，一旦有落脚之地，就像一棵树一样挺立着、战斗着，任凭风吹雨打，我也张开双臂，想象它们是一把伞。
而后，我遇到了我的爱人。他包容我的一切缺陷，忠实地担任着我的人生伴侣，不是作为戏剧主角或者一个故事而存在，而是作为我身旁的一棵树而存在。以后的人生，不知将有什么痛苦等待我，但我不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
5
我们有了一点积蓄，存在银行里，就像把沙子装在竹篮里，一点点地下漏、变少。而如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房子，价格却在嘹亮地飞升。这让刚在城市打拼几年的我们很恐慌。
房东以房价上涨为由，想抛开合同涨房租，我们没同意。吵了一架后，我们被赶出了出租屋，签了一年的房租合同在雨水里无力地失掉笔迹。
这坚定了我们买房的决心。经过多方考察，发现我们不符合所在城市的限购令。朋友说，可以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先在能买的城市买房，等交满五年社保符合购买规定后，再把房子卖掉在这里买。房子在涨，不会亏的。
于是，我们凑了首付，在故乡的一个小城市买了房子。我们花光了积蓄，并欠银行几十万元。每月，我们要交付四千元的按揭，交三十年。同时，我们并没能住进去，而是飘在大城市里，每个月要交一千多元的房租。
我们规划了以房子为背景的幸福生活，深信只要辛苦几年，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在城市扎下根来。之后，我们发现恐慌并未消失，除了担心房价下跌，还担心购房政策频繁改变。
这个异地的房子，是我们应对通货膨胀的无奈之举。而我们却被房子和贷款利息套住了。我们低估了房价失控的车轮。它不只是疯长，它像沼泽一样可怕。每天，我们像从房子里弹出来的蝗虫，乱七八糟地在城市乱窜，只是为了虚幻的“下半辈子的辛苦能减轻一分”。
生活变得紧张单调、沉闷无聊。有一段时间，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消瘦不少。挤在人堆里上班和下班，不仅身体不适应，精神也不适应。曾经亮堂的心，有什么东西似乎枯萎了。
我成了城市中一個魂不守舍的人，随波逐流地过着似是而非的生活，仿佛在那，但又不在那。一天加完班坐夜车回家，看着车流人流在路上像过江之鲫般涌动，我难过得想哭。
我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要为那些冰冷的砖头而卖命地工作？
我在乎的不是房子，为什么却被裹在时代潮流中而陷入恐慌？
在这个尘世芸芸众生过着绝望的生活，试图以华丽的衣裳掩盖灵魂的空虚，以宽大的房子安放躁动的躯壳。可依然还有那么多庸常的灵魂，在重重负累下行将窒息。 我想起奈保尔笔下的毕司沃斯先生，为一套并不十分坚固的房子，泯灭理想，负债累累，耗尽一生，最后如同落叶般枯死。
我想起这一生我最想要的生活，是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写一首能使冷酷者落泪、绝望者微笑的诗。
我没有批判世俗生活的意思。没有谁能规定人该怎么活。挣钱和写诗，没有高尚与低俗之分。我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世界。房子是居所，也可能是牢笼，将更广阔的天地隔绝在方寸之外。
我凝视红尘中那个似是而非的自己，撕破她在职场中冲锋陷阵的面具，扒掉她修身的职业套装、高跟鞋，翻出她那颗隐没在虚伪下的热烈、多情、敏感的心。
我看清了既脆弱又强大、既无畏又婉转、既容易快乐又容易流泪的自己。
与其花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时间来赚钱，为了在苍老褪色的时间享受一部分可疑的自由，不如简简单单一辈子。在不安、忙乱、琐碎中浮浮沉沉，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没活过，多冤啊！
我已经死过几回了，何必害怕因为没有房子而生无保障、老无所依？
义无反顾地卖掉房子，辞去强撑硬扛的身份，卸下虚张声势的武装，从此天地任逍遥。
我在心里呼喊得豪壮，行动时却谨小慎微。我还是怕啊，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面前，谁不怕呢？
我遇到了华姐，于是有了行动的勇气。我们在一场文学笔会上相识，出乎意料地相见恨晚。她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蒙受过“文革”的劫难。她说她是在父亲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她父亲是一个大学音乐教授，前几年因病去世，未到耳顺之年。对于一个有才华的人，这样的生命太短暂了。父亲的死对她打击很大。死亡把时间斩断在一个人面前，迫使人改变，这是最具有生命逻辑的事情。
三十八岁，没有能结婚的人，就不再结婚了。东莞的房子卖掉，把钱投入个人图书室的建设。辞去忙碌的工作，专注地投入喜爱的事业：旅行，写书。
这种生活是我向往的，一直存在于我心里，华姐却把它变成了现实。
她说，旅行前，从不刻意准备，只把必备的东西塞进拉杆箱，就关门而去。在每一个城市都停留不长，只要觉得已经写出想要的东西就离开。
每到一个城市，就随意乱走，沿途的一切，无论是破旧或是繁华，都有等待发现的美。即使是随意路过的行人，树下乘凉的老人，施工的嘈杂工地，长满野草的荒地，午夜路边调情的男女，铺满落叶的安静角落……
我被她描述的世界深深打动。她活得多么富足啊！
我恳请她让我随行一次，她欣然答应。
我跟着她，蹦蹦跳跳，一路狂奔，兴致勃勃，不知疲累，跑上汽车，跳上火车，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一切从来都无须预约，每一天都是从头开始。
旅馆的窗户、楼台、鸽子、街道、行人，唤起了或者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些细节。无论是繁花绿树，还是人间灯火，都会在某一瞬间把人深深打动。
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下一刻又在何方。我捕捉我们相遇的这一刻。这一刻是什么，无法完全懂得，我只是抓住了某一种可能，并且一旦抓住，就会被其中庞大的情绪所占据，然后背负起向我走来的似是而非的故事。
我深知这不过是我臆测的故事而已，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所走过的路，宛如一小段模糊的旋律，我无法记住全部的曲调。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辨认这些旋律，并记录下来。
我不断发现身边存在一个平凡但精彩的世界。平凡的笑与泪，或是撬动整个世界的杠杆。凡人的哀與乐，谱写着生活的本相。“理想”在平凡的人间不可避免地遭遇凄凉，却始终支撑着人生的意趣。
我想，人生就是这样的，无论多么卑微、困顿，我们总能生发出一些光。因为这些光，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我终于走出房子的阴影。这个阴影还在人间漫延，笼罩在城市的上空，但我已从蝗虫蜕变成飞鸟。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就没有哪一片乌云，能困住飞鸟的翅膀。
6
我时常回望过去。在码头的风中看到家族深深浅浅的影子，它从明朝初年开始扎根在黔江流域，建立生养我的木石宅院。我的先辈在这里暗中编织了我的今天。
我看见我的曾祖父，这个清末时期出生的大家族的长子，自小便在战争岁月中，为整个家族的希望而读书、娶妻、生子，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生病，然后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实现早年因为家庭而暂且搁置的理想。曾祖父的一生与战争纠缠，他守候的家门前，走过太平天国的长毛军，走过北伐的黄埔军，接着是军阀之间的割据，然后是日军的轰炸……广西解放后，他失业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私塾被学校代替。他回到老宅里，没几年就病死了。
我看见我的祖父，他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诞生，并见证了日军的败退、国民党的撤退。南疆保卫战时，他已是一个有年头的老兵了，作为后勤兵他随部队前往越南，回来时肺部已被感染，一米八几的魁梧身材，与疾病抗争十多年后，倒在故土上。他的身后，是独自操持家庭的祖母，一个将对丈夫的思念和女人的柔弱隐藏在谷物中的女人。
我看见我的父亲。他成长于百业待兴、负重前行的历史时期，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在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的浪潮中娶妻生子，延续家族的血脉。为了他的四个不能团圆的孩子，把理想深埋心底，深埋在他与母亲的爱情里……
我看见个人始终和时代纠缠，犹如时代河床的一粒沙石。在与时代一同蹒跚学步时，我的先辈们失去一些，得到一些。他们的经历早已为我的人生塑形，成为我身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如果没有战争，就没有贫穷;没有贫穷，就不会有艰难的生活;没有艰难的生活，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模样……谁知道呢？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人的命运，谁说得清？
我看见我的先辈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很少有机会选择，只能任劳任怨地把传统和责任进行到底。
然后，我看见我心里的这块地，还执拗地长着一棵叫理想的树。
我所经历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复合历史。这个历史，帮助我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既简单又复杂的背景，对应着我生日不明的出世，存在着一个模糊的时代轮廓。我的开端，源自先辈的历史;我的现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未来。我的写作是这一切的总和。它们向我展示，生命是最具神秘性的，是融合悲伤、荣耀的旅程。我作为这个旅程的信徒，虔诚地书写自己的历史，在敬重与缅怀中，发现哲理与本真。
病患仍然时常席卷我。那些缓慢到来的阳光却把生日不明的我，历练成一个百折不挠的战士，随时应对不期而至的战争。
无论身处何地，我都无法忘怀承载我童年的类似集市的码头，它是我第一次思考生命的地方，它是我人生一场最巨大的仪式的发生地。我驾着残破的船只起航，寻找我的意义，然后阳光缓慢地进入我的生命。
我带着码头的照片，一天天地行走在探索人生之谜的路上。出发，冒险，感受，抵达，把生活的体验带到书桌前，岁月流逝，我成长了，我发生了改变，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我回顾过去，重建自己的世界地图，忽而发现这是一份我所经历的时代的档案，尽管它暧昧不清而又微不足道，我也依旧珍惜那些若有若无却终将降临的阳光。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