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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1年，B公司委托C银行向D公司发放了一笔人民币1.5亿元的委托贷款。该笔委托贷款如期发放后，D公司资金始终比较紧张，无法及时付息还本。
为防止资金链断裂，D公司找到A银行、E基金为其提供过桥融资。2012年，A银行、E基金与B公司、C银行、D公司共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A银行、E基金采用优先/劣后结构联合收购上述1.5亿元的委托贷款，D公司同意A银行、E基金的收购行为；同时，A银行、E基金和D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担保合同》、《资金监管合同》等一揽子协议，重新修订了贷款期限、还款利率、结息方式、担保、资金监管、违约责任等条款和条件。
上述一揽子协议签订后，A银行以《委托贷款收购合同》约定的放款条件未能满足为由，未向C银行支付收款价款。D公司不认可A银行的理由，认为是A银行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放款，并极力鼓动B公司、C银行向A银行、E基金主张违约责任，要求A银行、E基金赔偿损失。各方由此产生争议，拟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律师点评
上述案例中主要的事实争议，是究竟是因为哪一方的原因或过错，导致A银行未放款。另一方面，各方主要的法律争议，是假定是因为金融机构的过错导致未放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对方是否有权要求金融机构赔偿？如有权要求赔偿，应按什么标准要求金融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合同法》如此规定，其法理基础是借款合同被普遍认为是诺成合同，一旦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告成立。本案的关系，是一个金融机构收购另一个金融机构的存量贷款，与典型意义上的“借款合同”并不完全相同，但金融机构“负有按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的义务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以金融机构的过错导致未放款为前提，合同相对方是有权要求金融机构赔偿的。
司法实践中，损失赔偿的范围如何确定，是另外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应当限制金融机构赔偿的最高限额，如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在《关于审理借款合同若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第40条规定：“贷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生效后拒绝发放借款的，借款合同视为解除，贷款人应当赔偿借款人由此产生的损失。但赔偿数额不超过履行借款合同贷款人应获利息的三分之一。”
而部分地区法院根据《合同法》第201条第1款的规定，认为金融机构违约应赔给借款单位的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譬如在万利公司诉某商业银行华丰支行借款合同案中，万利公司因购进商品所需向华丰支行申请3个月期100万元贷款，华丰支行因资金紧张未按约提供，法院判令该华丰支行赔偿万利公司的全部经济损失30万元，即：（1）万利公司与鸿业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因华丰支行未放款导致万利公司违约而支付的违约金10万元；（2）万利公司够买该批商品可获净利20万元。
当然，《关于审理借款合同若干问题的规定》（草稿）迄今仍未正式颁布，万利公司诉某商业银行华丰支行借款合同案也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目前对于赔偿范围的问题，还主要由各地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自行掌握。
本案中还有一个结构融资中的问题，即多家金融机构之间应承担何等责任。对内来说，A银行、E基金之间是否可以主张权利；对外来说，B公司、C银行、D公司是否可以主张A银行、E基金承担共同、连带或补充责任？这也是一个使用多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典型的如银团贷款）中很有争议的问题，法律未予明确约定，委托专业人士在事前作出合理、明确的法律地位安排和合同约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目前资金短缺，金融机构放款前处于强势地位，不按合同约定（尤其是不按约定时间）放款，甚至任意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不罕见。该案在一定程度给金融机构和借款单位都敲了一个警钟，各方都应学会更平等的看待交易相对方，审慎的对待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金融机构也应当更审慎选择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事先、正确、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切割各自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作者系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11年，B公司委托C银行向D公司发放了一笔人民币1.5亿元的委托贷款。该笔委托贷款如期发放后，D公司资金始终比较紧张，无法及时付息还本。
为防止资金链断裂，D公司找到A银行、E基金为其提供过桥融资。2012年，A银行、E基金与B公司、C银行、D公司共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A银行、E基金采用优先/劣后结构联合收购上述1.5亿元的委托贷款，D公司同意A银行、E基金的收购行为；同时，A银行、E基金和D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担保合同》、《资金监管合同》等一揽子协议，重新修订了贷款期限、还款利率、结息方式、担保、资金监管、违约责任等条款和条件。
上述一揽子协议签订后，A银行以《委托贷款收购合同》约定的放款条件未能满足为由，未向C银行支付收款价款。D公司不认可A银行的理由，认为是A银行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放款，并极力鼓动B公司、C银行向A银行、E基金主张违约责任，要求A银行、E基金赔偿损失。各方由此产生争议，拟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律师点评
上述案例中主要的事实争议，是究竟是因为哪一方的原因或过错，导致A银行未放款。另一方面，各方主要的法律争议，是假定是因为金融机构的过错导致未放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对方是否有权要求金融机构赔偿？如有权要求赔偿，应按什么标准要求金融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合同法》如此规定，其法理基础是借款合同被普遍认为是诺成合同，一旦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告成立。本案的关系，是一个金融机构收购另一个金融机构的存量贷款，与典型意义上的“借款合同”并不完全相同，但金融机构“负有按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的义务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以金融机构的过错导致未放款为前提，合同相对方是有权要求金融机构赔偿的。
司法实践中，损失赔偿的范围如何确定，是另外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应当限制金融机构赔偿的最高限额，如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在《关于审理借款合同若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第40条规定：“贷款人在签订借款合同生效后拒绝发放借款的，借款合同视为解除，贷款人应当赔偿借款人由此产生的损失。但赔偿数额不超过履行借款合同贷款人应获利息的三分之一。”
而部分地区法院根据《合同法》第201条第1款的规定，认为金融机构违约应赔给借款单位的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譬如在万利公司诉某商业银行华丰支行借款合同案中，万利公司因购进商品所需向华丰支行申请3个月期100万元贷款，华丰支行因资金紧张未按约提供，法院判令该华丰支行赔偿万利公司的全部经济损失30万元，即：（1）万利公司与鸿业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因华丰支行未放款导致万利公司违约而支付的违约金10万元；（2）万利公司够买该批商品可获净利20万元。
当然，《关于审理借款合同若干问题的规定》（草稿）迄今仍未正式颁布，万利公司诉某商业银行华丰支行借款合同案也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目前对于赔偿范围的问题，还主要由各地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自行掌握。
本案中还有一个结构融资中的问题，即多家金融机构之间应承担何等责任。对内来说，A银行、E基金之间是否可以主张权利；对外来说，B公司、C银行、D公司是否可以主张A银行、E基金承担共同、连带或补充责任？这也是一个使用多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典型的如银团贷款）中很有争议的问题，法律未予明确约定，委托专业人士在事前作出合理、明确的法律地位安排和合同约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目前资金短缺，金融机构放款前处于强势地位，不按合同约定（尤其是不按约定时间）放款，甚至任意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不罕见。该案在一定程度给金融机构和借款单位都敲了一个警钟，各方都应学会更平等的看待交易相对方，审慎的对待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金融机构也应当更审慎选择金融机构合作伙伴，事先、正确、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切割各自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作者系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