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直升飞机与纪念碑
每逢一场有名气的战争结束,通常要在交战双方的国家里各自建造一座纪念碑,开头的20年内外,还真能引来不少的眼泪、呐喊与反思。日子一久,当年的是非恩怨渐渐地被时间湮没,纪念碑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或旅游的景点,只有在细雨蒙蒙、春草新绿的时节,一些头发斑白或全白的人默默地站在它的面前时,一段当年的历史会像瀑布般突然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
美国《新闻周刊》以一架直升飞机的照片作为2000年5月首期的封面,这张黑白照片如实地摄下了1975年4月30日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楼顶上,逃难者拥挤着登上直升飞机的镜头。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记起,越战已经过去了25年。而手拿爆米花的这一代人,即使表情不会顿时肃穆起来,也会产生一串串发人深思的问号:一架这么小的直升飞机能够装得下这么多人吗?为什么不去飞机场坐大飞机?为什么美国人会如此的狼狈?难道这就是打了十几年、花费4000多亿美元、死亡美军5.6万人、伤30多万人的结局吗?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为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老掉了牙的问题,25年来,一直是美国人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犹如鬼魂缠身的问题。1970年5月4日,因为提出这些为什么,在美国肯特大学的校园内十几名学生倒在血泊之中。“肯特大屠杀”被称为“美国的五四运动”, 全国437所大学与学院因罢课而关闭,上千所大学举行了哀悼和抗议活动。哈佛大学与卫斯里大学的部分学生宣布自己与这个国家脱离关系,觉得当美国人实在太可耻。在费城,1万多人拥到了当年发表《独立宣言》的广场,人们质问,当年美国人把英国兵驱赶出美国,为什么现在的美国兵要充当英国兵在当年的角色。“如果美国军队继续对我们的越南、柬埔寨兄弟姐妹进行屠杀,我们就不仅要到白宫去抗议,而且还要把白宫烧掉!”
对此,基辛格曾有一段描述:“精疲力竭,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特征。为了获得一点睡眠,我不得不从被抗议者团团包围的住处搬到白宫地下室去。”
悲伤的日子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不久前,福特前总统和我重温在他任期内我们俩在处理政府事务中的一些经历。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一些重大事件也会在记忆中逐渐模糊,但是我们两人共同经历的那一段令人揪心的场面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与苦闷的日子,最后一个美国兵和一些可怜的越南难民从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屋顶上乘直升飞机撤离。”
“1975年4月,福特与我是相当孤独的;他呆在椭圆形办公室,我独自在楼下国家安全顾问的套间里,只有国防部定时打进来的电话报告每一架直升飞机撤离的消息。这个月来,我们要面对国内无穷无尽的争论,如何及早结束这场悲剧,如何把最后的几个美国兵没有危险地撤离出来,如何帮助尽可能多的越南人逃命。当然,还得应付国会的种种责难与要求,还得使美国的失败不显得那么的灰溜溜。”
那么福特那边又怎样呢?1975年4月30日那天,他又在沉思什么呢?福特总统回忆他单独地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观看有关直升飞机不断地在大使馆屋顶上升降的电影。“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悲伤的日子。说实在的,在北越的打击下,美国被踢出越南的下场,是我心头上的一出悲剧。”但是福特仍然感到“骄傲”地说,有5万个南越人和6000名美军在这次行动中获救了,代价只是付出了4名美军的生命。但是福特没有进一步谈起,毕竟还有数以万计的南越军人以及美国同盟国的军人来不及撤退,以至在后来的很多年中遭遇枪杀、监禁和送去再教育的命运。
斯各特罗夫将军当时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具体组织与指挥撤退的人。他说,“这是一个又疯狂,又混乱的日子。为了所谓的不共戴天,所谓的崇高事业,要死掉近6万名美国军人,要越南人在长达35年的内战中牺牲300万条生命。” 同时他还描述了正是他手拿电报匆匆走进福特的办公室,向总统报告飞机场已经被北越军队占领,撤退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直升飞机穿梭似地来回运送难民,而在最后撤退的11名美军是大使馆的护旗手。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地从亚洲的这块土地上撤离。
斯奈浦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在他回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是一段爱情的故事。他的越南情人梅蕾打电话向他求助,希望直升飞机能够将她和孕育中的爱情结晶一起撤离西贡。他当时赶着写一份报告给大使,要梅蕾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过来。当梅蕾再次打电话过来时,他因为要维持难民的秩序,没有在办公室,后来他再也没有与梅蕾联系上。4月30日,也就是最后撤退的那一天,他才知道梅蕾已经倒在血泊中——她自杀了。
漫长的阴影
从历史上看,美国自从建国之后,一共打过9次大的战争:第二次反英战争;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南北战争;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印度支那)战争;海湾战争。
除了朝鲜战争勉强算是平局外,6场是打赢的,惟有越南战争是彻底失败的。
从规模上看,越南战争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军费的开支上大致可以看出这个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640亿美元,朝鲜战争为1640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为1120亿美元,而越南战争为4000多亿美元。
从伤亡的数字来看,不仅美军伤亡惨重,也使几百万越南人因此丧生,百万计的船民难民九死一生流落他乡,这无论如何难以使一个信仰基督教博爱为怀的国民自圆其说,心灵与道德上的阴影历来是最难消除的。
同时,战场上统计出来的伤亡数字仅仅是指战争中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根据美国医学与心理学家对归国美军的长期观察与研究,提出了医学上与心理学上的新症状:“创伤后紊乱性紧张”,简称“后期效应”。
专家们作过统计,在活着回来的人中间,有30万人在战争之后暴死,其中有的酗酒过度,有的服药过度,有的死于凶杀等事故,尤其是10万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自杀身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等于战场死亡的5倍左右。除了死亡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兵从此离开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至少有1000多个老兵抛弃了亲人,隐匿到丛林或沙漠的深处,他们害怕被人发现,终日处于兔子逃避猎人狙击或全身武装以牙还牙的状态。他们像动物般出没在丛林中或山洞里,有时候,突然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像小孩子那样放声大哭或呼喊。他们无法摆脱这种梦魇般的折磨与烙在灵魂上的恐惧与内疚。
“别无选择”的战争?
人所共知,为美国两大政党和政府制订大政方针的是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学会,福特,洛克斐勒等基金会,哈佛,哥伦比亚等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经过互相争论,提出各自的方案供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采纳与执行。
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结束后10年又进行印度支那战争,这些智囊们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不认为朝鲜战争是一次败仗,最多只是一场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打了个平局,“但遏止了北韩或共产主义的扩张,保持38线,保持南韩与北韩的分裂,本身就是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南北分治的现状。”
在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处于守势的西方世界,“事实上已经别无选择”,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理论与实践,是任何一个以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为准则的政治家必然要采取的一种政策。
最早是艾逊豪威尔,他虽然以结束朝鲜战争作为竞选总统的诺言而上台,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身经百战的总统认为,法国在东南亚的溃败,会引起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开始是越南,随后是东南亚,印度,日本和欧洲。于是他指示美国代表团拒绝在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并指示国务卿杜勒斯加紧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来为美国继承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势力做准备,战略目标是把北越吃掉,而不是维持南北分治。
第二个是肯尼迪,这个年轻气盛的总统在没有上台时的1956年就认为:“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奠基石、顶梁柱和转危为安的关键。”上台后又提出了“新边疆”的理论,先是将新边疆扩展到古巴的猪湾,触了个大霉头。于是又想把新边疆扩展到印度支那试试看,于是1961年5月派副总统约翰逊与南越的吴庭艳签订《联合公报》并随即派出100名特种部队,拉开了越南战争的帷幕。等到3500名美军的尸体陆续从越南运回来后,肯尼迪方知“美国是在一条看不到头的地道里”。 于是1963年10月2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毅然提出1965年从越南撤军的决定。可惜,11月22日遇刺身亡,结束特种战争的计划也随之告终。
第三个是约翰逊,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的总统兼三军统帅,制造东京湾(北部湾)事件直接出兵越南,又想效法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的仁川登陆来一手漂亮的南北夹击。1965年6月侵越美军已经达到54.3万(由280万美国的地面部队轮流前来更换,同年被打死14592名)。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这场肮脏战争的浪潮,他终于起用基辛格为国务院政策顾问,开始探讨结束战争的途径。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1967年败局已经显露出来,而作为一个总统,根据基辛格的描写,“到了1968年约翰逊除了在军事基地或其他能够将抗议分子隔离的地点之外,他无法公开露面。虽然他是现职总统,但根本无法出席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个是尼克松,他在越南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难度最大的角色,既干出了前任所不敢做的军事冒险,也一手促成了越南战争的实际结束。
尼克松现象
尼克松现象的主要含义是:立场坚定,谋略多变,赌徒心态,敢于妥协。
尼克松在越南战争这个特定时期的当政经历,堪称美国历史上内外交困的非常时期。何以见得,例如在任总统约翰逊向当选总统尼克松移交这个烂摊子时,私下对尼克松说:“当前国内外的各种问题,也许比林肯以来历届总统所面临过的问题都来得大。”
当时尼克松就请教约翰逊可有什么锦囊妙计可以赐教?约翰逊摇着头说,内阁的人“全都是聪明能干的人,大家已经拿不出什么新的方案了”!
尼克松的任期是1969年至1974年,上任的那一年,美国在越南已经打了8年。他明白,美国打不赢这场仗,从越南撤离只是个早晚的问题,他能够做的或必须做的事,就是让美国能够比较体面地撤离。于是他在关岛发表了一个讲话,为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尼克松主义作舆论准备。为了美国的面子,逼越南在谈判桌上就范,《华盛顿邮报》说他干出了“约翰逊以及前几任总统在过去一二十年坚决不干的事,尼克松居然在一夜间就干出来了”。
他干了些什么呢?第一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悍然出兵柬埔寨;第二是不惜与苏联和中国摊牌,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
他在任期间,面临了1969、1970和1971三大反战高潮,导致了国内的严重政治危机与阶层间的大搏斗;由于越南战争的持续,终于爆发1969~1970的经济危机。老实说,这场战争已经无法再打下去了,美国的处境不是谈和,而是乞和。但这个话,万万不能说出口。
因此,尼克松只能指使基辛格于1973年1月27日与代表北越的黎德寿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进行草签,为美军最终撤离越南作准备。为了面子,1973年撤离了所有的美国地面部队后,仍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南越留驻2万多名美国军事人员,企图帮助南越的110万军队实行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计划。其实,越南和平协定的结局,早在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与黎德寿首次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议时,基辛格就直言不讳地对黎德寿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等南越的战争结束,将来美国人远在万里之外,而北越人則相距只有300英里。
言下之意,越南可以被共产党统一,南越的政权可以被美国人当作筹码来出卖,但在时间上必须留给美国一点面子。事实也真是如此,1973年美军正式撤离,留下来的只是“文职人员”,随后是越南人打越南人的内战,美国再把“文职人员”逐步撤离,直至1975年4月30日北越兵临城下时,撤走大使馆中最后的11名护旗兵。
基辛格是替尼克松跑腿的,按照基辛格自己的说法,为了达成这个交易,他几乎跑断了腿,被南越的总统阮文绍指着鼻子骂,在电台上公开他与基辛格的争吵内容长达两个小时;另一方面,基辛格又经常要忍受北越的谈判代表黎德寿拍桌子和发脾气的指责。而在国内,基辛格也受到了两面夹攻,左翼指责他“欺骗”,右翼指责他“出卖”,这使基辛格筋疲力尽,难以应付。1972年12月2日基辛格对著名的专栏作家赖斯顿透露说:“我曾抱有这样的幻想,也许我们能够完成这次和平谈判,而不至于心力交瘁,但这可能只是奢望。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心力交瘁的事啊!”
历史是留给后人看的,解密前,像金字塔那么神秘;解密后,又像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通过解剖,究竟能不能找出致病的根源,这也许是回顾越南战争25周年的现实意义。□ (编辑:郑作时)
每逢一场有名气的战争结束,通常要在交战双方的国家里各自建造一座纪念碑,开头的20年内外,还真能引来不少的眼泪、呐喊与反思。日子一久,当年的是非恩怨渐渐地被时间湮没,纪念碑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或旅游的景点,只有在细雨蒙蒙、春草新绿的时节,一些头发斑白或全白的人默默地站在它的面前时,一段当年的历史会像瀑布般突然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
美国《新闻周刊》以一架直升飞机的照片作为2000年5月首期的封面,这张黑白照片如实地摄下了1975年4月30日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楼顶上,逃难者拥挤着登上直升飞机的镜头。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记起,越战已经过去了25年。而手拿爆米花的这一代人,即使表情不会顿时肃穆起来,也会产生一串串发人深思的问号:一架这么小的直升飞机能够装得下这么多人吗?为什么不去飞机场坐大飞机?为什么美国人会如此的狼狈?难道这就是打了十几年、花费4000多亿美元、死亡美军5.6万人、伤30多万人的结局吗?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为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老掉了牙的问题,25年来,一直是美国人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犹如鬼魂缠身的问题。1970年5月4日,因为提出这些为什么,在美国肯特大学的校园内十几名学生倒在血泊之中。“肯特大屠杀”被称为“美国的五四运动”, 全国437所大学与学院因罢课而关闭,上千所大学举行了哀悼和抗议活动。哈佛大学与卫斯里大学的部分学生宣布自己与这个国家脱离关系,觉得当美国人实在太可耻。在费城,1万多人拥到了当年发表《独立宣言》的广场,人们质问,当年美国人把英国兵驱赶出美国,为什么现在的美国兵要充当英国兵在当年的角色。“如果美国军队继续对我们的越南、柬埔寨兄弟姐妹进行屠杀,我们就不仅要到白宫去抗议,而且还要把白宫烧掉!”
对此,基辛格曾有一段描述:“精疲力竭,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特征。为了获得一点睡眠,我不得不从被抗议者团团包围的住处搬到白宫地下室去。”
悲伤的日子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不久前,福特前总统和我重温在他任期内我们俩在处理政府事务中的一些经历。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一些重大事件也会在记忆中逐渐模糊,但是我们两人共同经历的那一段令人揪心的场面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与苦闷的日子,最后一个美国兵和一些可怜的越南难民从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屋顶上乘直升飞机撤离。”
“1975年4月,福特与我是相当孤独的;他呆在椭圆形办公室,我独自在楼下国家安全顾问的套间里,只有国防部定时打进来的电话报告每一架直升飞机撤离的消息。这个月来,我们要面对国内无穷无尽的争论,如何及早结束这场悲剧,如何把最后的几个美国兵没有危险地撤离出来,如何帮助尽可能多的越南人逃命。当然,还得应付国会的种种责难与要求,还得使美国的失败不显得那么的灰溜溜。”
那么福特那边又怎样呢?1975年4月30日那天,他又在沉思什么呢?福特总统回忆他单独地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观看有关直升飞机不断地在大使馆屋顶上升降的电影。“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悲伤的日子。说实在的,在北越的打击下,美国被踢出越南的下场,是我心头上的一出悲剧。”但是福特仍然感到“骄傲”地说,有5万个南越人和6000名美军在这次行动中获救了,代价只是付出了4名美军的生命。但是福特没有进一步谈起,毕竟还有数以万计的南越军人以及美国同盟国的军人来不及撤退,以至在后来的很多年中遭遇枪杀、监禁和送去再教育的命运。
斯各特罗夫将军当时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具体组织与指挥撤退的人。他说,“这是一个又疯狂,又混乱的日子。为了所谓的不共戴天,所谓的崇高事业,要死掉近6万名美国军人,要越南人在长达35年的内战中牺牲300万条生命。” 同时他还描述了正是他手拿电报匆匆走进福特的办公室,向总统报告飞机场已经被北越军队占领,撤退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直升飞机穿梭似地来回运送难民,而在最后撤退的11名美军是大使馆的护旗手。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地从亚洲的这块土地上撤离。
斯奈浦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在他回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是一段爱情的故事。他的越南情人梅蕾打电话向他求助,希望直升飞机能够将她和孕育中的爱情结晶一起撤离西贡。他当时赶着写一份报告给大使,要梅蕾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过来。当梅蕾再次打电话过来时,他因为要维持难民的秩序,没有在办公室,后来他再也没有与梅蕾联系上。4月30日,也就是最后撤退的那一天,他才知道梅蕾已经倒在血泊中——她自杀了。
漫长的阴影
从历史上看,美国自从建国之后,一共打过9次大的战争:第二次反英战争;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南北战争;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印度支那)战争;海湾战争。
除了朝鲜战争勉强算是平局外,6场是打赢的,惟有越南战争是彻底失败的。
从规模上看,越南战争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军费的开支上大致可以看出这个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640亿美元,朝鲜战争为1640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为1120亿美元,而越南战争为4000多亿美元。
从伤亡的数字来看,不仅美军伤亡惨重,也使几百万越南人因此丧生,百万计的船民难民九死一生流落他乡,这无论如何难以使一个信仰基督教博爱为怀的国民自圆其说,心灵与道德上的阴影历来是最难消除的。
同时,战场上统计出来的伤亡数字仅仅是指战争中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根据美国医学与心理学家对归国美军的长期观察与研究,提出了医学上与心理学上的新症状:“创伤后紊乱性紧张”,简称“后期效应”。
专家们作过统计,在活着回来的人中间,有30万人在战争之后暴死,其中有的酗酒过度,有的服药过度,有的死于凶杀等事故,尤其是10万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自杀身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等于战场死亡的5倍左右。除了死亡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兵从此离开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至少有1000多个老兵抛弃了亲人,隐匿到丛林或沙漠的深处,他们害怕被人发现,终日处于兔子逃避猎人狙击或全身武装以牙还牙的状态。他们像动物般出没在丛林中或山洞里,有时候,突然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像小孩子那样放声大哭或呼喊。他们无法摆脱这种梦魇般的折磨与烙在灵魂上的恐惧与内疚。
“别无选择”的战争?
人所共知,为美国两大政党和政府制订大政方针的是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学会,福特,洛克斐勒等基金会,哈佛,哥伦比亚等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经过互相争论,提出各自的方案供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采纳与执行。
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结束后10年又进行印度支那战争,这些智囊们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不认为朝鲜战争是一次败仗,最多只是一场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打了个平局,“但遏止了北韩或共产主义的扩张,保持38线,保持南韩与北韩的分裂,本身就是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南北分治的现状。”
在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处于守势的西方世界,“事实上已经别无选择”,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理论与实践,是任何一个以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为准则的政治家必然要采取的一种政策。
最早是艾逊豪威尔,他虽然以结束朝鲜战争作为竞选总统的诺言而上台,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身经百战的总统认为,法国在东南亚的溃败,会引起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开始是越南,随后是东南亚,印度,日本和欧洲。于是他指示美国代表团拒绝在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并指示国务卿杜勒斯加紧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来为美国继承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势力做准备,战略目标是把北越吃掉,而不是维持南北分治。
第二个是肯尼迪,这个年轻气盛的总统在没有上台时的1956年就认为:“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奠基石、顶梁柱和转危为安的关键。”上台后又提出了“新边疆”的理论,先是将新边疆扩展到古巴的猪湾,触了个大霉头。于是又想把新边疆扩展到印度支那试试看,于是1961年5月派副总统约翰逊与南越的吴庭艳签订《联合公报》并随即派出100名特种部队,拉开了越南战争的帷幕。等到3500名美军的尸体陆续从越南运回来后,肯尼迪方知“美国是在一条看不到头的地道里”。 于是1963年10月2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毅然提出1965年从越南撤军的决定。可惜,11月22日遇刺身亡,结束特种战争的计划也随之告终。
第三个是约翰逊,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的总统兼三军统帅,制造东京湾(北部湾)事件直接出兵越南,又想效法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的仁川登陆来一手漂亮的南北夹击。1965年6月侵越美军已经达到54.3万(由280万美国的地面部队轮流前来更换,同年被打死14592名)。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这场肮脏战争的浪潮,他终于起用基辛格为国务院政策顾问,开始探讨结束战争的途径。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1967年败局已经显露出来,而作为一个总统,根据基辛格的描写,“到了1968年约翰逊除了在军事基地或其他能够将抗议分子隔离的地点之外,他无法公开露面。虽然他是现职总统,但根本无法出席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个是尼克松,他在越南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难度最大的角色,既干出了前任所不敢做的军事冒险,也一手促成了越南战争的实际结束。
尼克松现象
尼克松现象的主要含义是:立场坚定,谋略多变,赌徒心态,敢于妥协。
尼克松在越南战争这个特定时期的当政经历,堪称美国历史上内外交困的非常时期。何以见得,例如在任总统约翰逊向当选总统尼克松移交这个烂摊子时,私下对尼克松说:“当前国内外的各种问题,也许比林肯以来历届总统所面临过的问题都来得大。”
当时尼克松就请教约翰逊可有什么锦囊妙计可以赐教?约翰逊摇着头说,内阁的人“全都是聪明能干的人,大家已经拿不出什么新的方案了”!
尼克松的任期是1969年至1974年,上任的那一年,美国在越南已经打了8年。他明白,美国打不赢这场仗,从越南撤离只是个早晚的问题,他能够做的或必须做的事,就是让美国能够比较体面地撤离。于是他在关岛发表了一个讲话,为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尼克松主义作舆论准备。为了美国的面子,逼越南在谈判桌上就范,《华盛顿邮报》说他干出了“约翰逊以及前几任总统在过去一二十年坚决不干的事,尼克松居然在一夜间就干出来了”。
他干了些什么呢?第一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悍然出兵柬埔寨;第二是不惜与苏联和中国摊牌,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
他在任期间,面临了1969、1970和1971三大反战高潮,导致了国内的严重政治危机与阶层间的大搏斗;由于越南战争的持续,终于爆发1969~1970的经济危机。老实说,这场战争已经无法再打下去了,美国的处境不是谈和,而是乞和。但这个话,万万不能说出口。
因此,尼克松只能指使基辛格于1973年1月27日与代表北越的黎德寿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进行草签,为美军最终撤离越南作准备。为了面子,1973年撤离了所有的美国地面部队后,仍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南越留驻2万多名美国军事人员,企图帮助南越的110万军队实行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计划。其实,越南和平协定的结局,早在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与黎德寿首次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议时,基辛格就直言不讳地对黎德寿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等南越的战争结束,将来美国人远在万里之外,而北越人則相距只有300英里。
言下之意,越南可以被共产党统一,南越的政权可以被美国人当作筹码来出卖,但在时间上必须留给美国一点面子。事实也真是如此,1973年美军正式撤离,留下来的只是“文职人员”,随后是越南人打越南人的内战,美国再把“文职人员”逐步撤离,直至1975年4月30日北越兵临城下时,撤走大使馆中最后的11名护旗兵。
基辛格是替尼克松跑腿的,按照基辛格自己的说法,为了达成这个交易,他几乎跑断了腿,被南越的总统阮文绍指着鼻子骂,在电台上公开他与基辛格的争吵内容长达两个小时;另一方面,基辛格又经常要忍受北越的谈判代表黎德寿拍桌子和发脾气的指责。而在国内,基辛格也受到了两面夹攻,左翼指责他“欺骗”,右翼指责他“出卖”,这使基辛格筋疲力尽,难以应付。1972年12月2日基辛格对著名的专栏作家赖斯顿透露说:“我曾抱有这样的幻想,也许我们能够完成这次和平谈判,而不至于心力交瘁,但这可能只是奢望。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心力交瘁的事啊!”
历史是留给后人看的,解密前,像金字塔那么神秘;解密后,又像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通过解剖,究竟能不能找出致病的根源,这也许是回顾越南战争25周年的现实意义。□ (编辑:郑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