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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还一直在揣摩和重读已故的Jan Ekecrantz教授的著作。他的著作对我们今天关于全球媒介问题的讨论有重大贡献。我在这里以及今后将参加的会议中都将感念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今天我将尝试解决Jan在他最新的文章中提给自己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进行媒介研究?”(Ekecrantz,2007: 169)。因此,我的评论不仅仅是针对Straubhaar教授的演讲或著作,而更多地针对从国际传播到全球媒介研究的范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影响。我的演讲基于以下的假设:当理论发生变化时,我们就必须改变方法论以及与方法论相对应的经验事实的收集。这些变化理所当然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从全球化到全球化研究
在过去的15年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里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各个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媒介和传播学研究。“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鲜有人使用,而现在几乎被每个人以谨慎或非谨慎的态度广泛使用。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不在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内,而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的学科领域内。同时这些研究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范式变化,一种思考路径向另一种思考路径的转变(Rantanen, 2004)。许多早期的理论开拓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仅列举以下几位:Arjun Appadurai, Ulrich Beck, Manuel Castells, Anthony Giddens, Ulf Hannerz, Saskia Sassen 与 Roland Robertson。他们对全球化研究贡献诸多。尽管许多理论家在对全球化研究下定义时,曾使用不同的概念,如“网络社会”、“跨国化” 或“世界化”,但此处我使用“全球化研究”作为一个统称。
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开始,它就一直被争论和滥用。正如Giddens察觉到的那样:“如今,全球化的概念被用得过多而失去了一部分解释力”(Rantanen 2005a: 76)。即便如此,我们仍旧要问:如果全球化的概念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维,那它是如何做到的?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进行到何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尤其是与传媒研究相关的又有哪些?而这也正是Straubhaar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所问的:“有多少新的信息和娱乐资源是真正全球化的,而非仅仅是跨国的、国内的、区域的或地方的呢?”自全球化的讨论开始以来,许多主要概念和理论都不断地被重新思考,我将以这些概念和理论为开端,并将它们与媒介与传播学联系起来。
关键概念和理论
民族-国家。虽然学者们对民族-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力存在异议,我们将不再如我们在国际传播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假思索地将民族-国家作为我们研究的唯一起点。我们不再仅仅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世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将国家作为对比范畴。我们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可以拿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同质性实体,而国籍身份也并非就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区分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现在,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和国家未必是同一体。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民族和国家就是独立存在的而非现在的合体。两者都有不断变化的领土和边界。我们可以把民族和国家分开来进行研究。我们认可国家的权力,但是对民族和国家两者间的关系提出疑问。
文化、语言和认同。我们承认居住在同一民族国家的人们的多样性,也理解并没有唯一的民族文化和认同,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和认同,这些文化和认同是不固定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有许多被本民族国家的官方或主流文化所压迫,有些则被地理上或远或近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所侵蚀。
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是被“想象”出来的时候,我们便放弃了抽象地将语言、文化、认同和地域四者连成统一体,并承认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离。我们不再讨论同质化的全球媒介如何威胁同质化的国家认同。而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担忧多样的或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被不同的或相似的全球媒介所威胁。
政治和文化的公民身份。我们认识到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仅仅是界定一个个体的因素之一。我们开始理解一个个体在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可能与他或她在文化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承认个体与群体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元认同。
全球媒介化。我们认识到社会关系越来越媒介化,而身处不同地域的个体正通过媒介和通讯与国内外的人们彼此联系。诚如 Roger Silverstone(2006:5)所写:“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依赖媒介。它们已经变成我们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离开日常生活的内容,不为个人或政治生活提供分析、判断和行动,媒介却是令人费解和微不足道的。” 因此,对媒介和通讯的增量使用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界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 Castells(1996)所述,走出国门,放眼全球,既定的分等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已经让位于网络。这些网络(这是和全球化理论相交的地方)与民族国家呈现出不一样的构成方式。它们正不断使个体能够穿越他们的国家边界而与外界进行交流。这样,私人的和公众的不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产生出一种新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多样的虚拟私人和公共空间。
我们认为连接性是全球媒介化的一部分。媒介化是一个可以被用来作为分析当代社会起点的概念,与“社会”或“社会互动”的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使用具有相似的意义。认识到社会本质和社会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而且借助媒介和通讯的使用越来越媒介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的边界,并且产生了以媒介化为特征的新的全球联系。媒介化既指媒介与通讯的物质实体,也指媒介与通讯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 (Hansen, 2006)。它还将创新、科技、生产、内容、消费的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认识到全球媒介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媒介比其他的媒介更有影响力。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问:“与全国性的、地方的或者其他媒介在文化上的影响相比,全球媒介的影响有何特点?在很大意义上,今天的全球媒介对人们的认同产生哪些影响,而我们又如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理解这些影响和认同本身?而所有这些现象又对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各级别的文化空间和市场的构造产生哪些影响?”然而,我们不再将媒介理解为单向流动的渠道或仅从影响上来理解媒体。我们将问题反过来提,我们的认同对全球性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这能使我们从媒介中心论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路径,即把媒介化视作一个积极的多向的过程。
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
当我们跨边界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将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而可以在国土边界内外进行地方、区域、城市和其他场所的相互比较。
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不认为一个特定的媒介能代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它的文化和认同。我们也意识到即使我们用国家身份来界定特定的媒介和通讯工具而使其国家化,比如“美国电视”,但是所有制、投资、生产、技术、内容包括受众都常常是跨越国界的。
我们需要重新实施我们的研究而使我们在使用“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等概念时能够获得共同的认可。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明白,不能用一个特定的媒介来代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国家主要由它的地域大小和地位所界定时。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比较大量的跨国界的媒介,其中包括针对少数民族和海外离散人群的媒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对待每个特定民族国家内部媒介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国界内外的媒介的相似点和差异性。
变化中的结论
我们不再用这种纯粹的两分法来理解全球媒介化的结果,而是开始看到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结果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地方的),并且两者内部和彼此间时有冲突。我们开始形成新的概念,如“杂糅,不完全抵抗,自治”(Straubhaar 2007)和一些我们至今无法定义和命名的新模式。
我们承认全球化的结局是不可预见的,但当我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既可能是同质化的也可能是异质化的时候 (Beck 2005b: 257),我们可能会冒着失去我们研究的批判性(和政治性)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再用“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来命名我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可能正接近全球媒介研究的终点,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全球化”曾是研究的起点,核心的理论概念以及关键的结论。
正如我在我的演讲开头所说,Straubhaar教授的演讲列举了我们研究中的种种变化。他的研究有力地展现了我们通过使用新的分析工具所获得的成果。而一如既往地,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正接近研究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我们必须思考下阶段的问题:紧随全球化之后的研究范式是什么?
(原文为作者在2007年第18届北欧媒介与传播学研究会议上的讲稿,首发于2008年Dordicom Review 第29期第2卷,pp. 31-4. 本刊刊编发时略有改动。)
作者泰尔希 兰塔宁(Terhi Rantanen)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译者单位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从全球化到全球化研究
在过去的15年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里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各个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媒介和传播学研究。“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鲜有人使用,而现在几乎被每个人以谨慎或非谨慎的态度广泛使用。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不在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内,而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的学科领域内。同时这些研究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范式变化,一种思考路径向另一种思考路径的转变(Rantanen, 2004)。许多早期的理论开拓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仅列举以下几位:Arjun Appadurai, Ulrich Beck, Manuel Castells, Anthony Giddens, Ulf Hannerz, Saskia Sassen 与 Roland Robertson。他们对全球化研究贡献诸多。尽管许多理论家在对全球化研究下定义时,曾使用不同的概念,如“网络社会”、“跨国化” 或“世界化”,但此处我使用“全球化研究”作为一个统称。
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开始,它就一直被争论和滥用。正如Giddens察觉到的那样:“如今,全球化的概念被用得过多而失去了一部分解释力”(Rantanen 2005a: 76)。即便如此,我们仍旧要问:如果全球化的概念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维,那它是如何做到的?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进行到何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尤其是与传媒研究相关的又有哪些?而这也正是Straubhaar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所问的:“有多少新的信息和娱乐资源是真正全球化的,而非仅仅是跨国的、国内的、区域的或地方的呢?”自全球化的讨论开始以来,许多主要概念和理论都不断地被重新思考,我将以这些概念和理论为开端,并将它们与媒介与传播学联系起来。
关键概念和理论
民族-国家。虽然学者们对民族-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力存在异议,我们将不再如我们在国际传播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假思索地将民族-国家作为我们研究的唯一起点。我们不再仅仅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世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将国家作为对比范畴。我们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可以拿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同质性实体,而国籍身份也并非就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区分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现在,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和国家未必是同一体。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民族和国家就是独立存在的而非现在的合体。两者都有不断变化的领土和边界。我们可以把民族和国家分开来进行研究。我们认可国家的权力,但是对民族和国家两者间的关系提出疑问。
文化、语言和认同。我们承认居住在同一民族国家的人们的多样性,也理解并没有唯一的民族文化和认同,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和认同,这些文化和认同是不固定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有许多被本民族国家的官方或主流文化所压迫,有些则被地理上或远或近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所侵蚀。
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是被“想象”出来的时候,我们便放弃了抽象地将语言、文化、认同和地域四者连成统一体,并承认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离。我们不再讨论同质化的全球媒介如何威胁同质化的国家认同。而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担忧多样的或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被不同的或相似的全球媒介所威胁。
政治和文化的公民身份。我们认识到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仅仅是界定一个个体的因素之一。我们开始理解一个个体在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可能与他或她在文化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承认个体与群体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元认同。
全球媒介化。我们认识到社会关系越来越媒介化,而身处不同地域的个体正通过媒介和通讯与国内外的人们彼此联系。诚如 Roger Silverstone(2006:5)所写:“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依赖媒介。它们已经变成我们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离开日常生活的内容,不为个人或政治生活提供分析、判断和行动,媒介却是令人费解和微不足道的。” 因此,对媒介和通讯的增量使用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界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 Castells(1996)所述,走出国门,放眼全球,既定的分等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已经让位于网络。这些网络(这是和全球化理论相交的地方)与民族国家呈现出不一样的构成方式。它们正不断使个体能够穿越他们的国家边界而与外界进行交流。这样,私人的和公众的不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产生出一种新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多样的虚拟私人和公共空间。
我们认为连接性是全球媒介化的一部分。媒介化是一个可以被用来作为分析当代社会起点的概念,与“社会”或“社会互动”的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使用具有相似的意义。认识到社会本质和社会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而且借助媒介和通讯的使用越来越媒介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的边界,并且产生了以媒介化为特征的新的全球联系。媒介化既指媒介与通讯的物质实体,也指媒介与通讯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 (Hansen, 2006)。它还将创新、科技、生产、内容、消费的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认识到全球媒介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媒介比其他的媒介更有影响力。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问:“与全国性的、地方的或者其他媒介在文化上的影响相比,全球媒介的影响有何特点?在很大意义上,今天的全球媒介对人们的认同产生哪些影响,而我们又如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理解这些影响和认同本身?而所有这些现象又对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各级别的文化空间和市场的构造产生哪些影响?”然而,我们不再将媒介理解为单向流动的渠道或仅从影响上来理解媒体。我们将问题反过来提,我们的认同对全球性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这能使我们从媒介中心论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路径,即把媒介化视作一个积极的多向的过程。
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
当我们跨边界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将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而可以在国土边界内外进行地方、区域、城市和其他场所的相互比较。
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不认为一个特定的媒介能代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它的文化和认同。我们也意识到即使我们用国家身份来界定特定的媒介和通讯工具而使其国家化,比如“美国电视”,但是所有制、投资、生产、技术、内容包括受众都常常是跨越国界的。
我们需要重新实施我们的研究而使我们在使用“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等概念时能够获得共同的认可。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明白,不能用一个特定的媒介来代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国家主要由它的地域大小和地位所界定时。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比较大量的跨国界的媒介,其中包括针对少数民族和海外离散人群的媒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对待每个特定民族国家内部媒介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国界内外的媒介的相似点和差异性。
变化中的结论
我们不再用这种纯粹的两分法来理解全球媒介化的结果,而是开始看到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结果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地方的),并且两者内部和彼此间时有冲突。我们开始形成新的概念,如“杂糅,不完全抵抗,自治”(Straubhaar 2007)和一些我们至今无法定义和命名的新模式。
我们承认全球化的结局是不可预见的,但当我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既可能是同质化的也可能是异质化的时候 (Beck 2005b: 257),我们可能会冒着失去我们研究的批判性(和政治性)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再用“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来命名我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可能正接近全球媒介研究的终点,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全球化”曾是研究的起点,核心的理论概念以及关键的结论。
正如我在我的演讲开头所说,Straubhaar教授的演讲列举了我们研究中的种种变化。他的研究有力地展现了我们通过使用新的分析工具所获得的成果。而一如既往地,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正接近研究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我们必须思考下阶段的问题:紧随全球化之后的研究范式是什么?
(原文为作者在2007年第18届北欧媒介与传播学研究会议上的讲稿,首发于2008年Dordicom Review 第29期第2卷,pp. 31-4. 本刊刊编发时略有改动。)
作者泰尔希 兰塔宁(Terhi Rantanen)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译者单位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