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总在思考“我是谁”和“我從哪里来”后，自然而然就会想问第三个终极问题：“我将去哪里？”这就是“修道”最初的缘起和动力。百年匆匆的急迫感如同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激发出一股原生而又狂野的力量，驱使着奔向自己或是先贤设定的价值终点。由此岸及彼岸的这条路便是“道”。正如《说文解字》中提到，“所行，道也。”所行之道，不光是脚下的青砖黄土，当然还有这一言难尽的滚滚红尘。

道可道，非常道。

　　如若要修道，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个问题：“何为道？”老子《道德经》卷首“道可道，非常道”的六字名言，并不能堵住后世求道问路者的嘴。一时间各“道”尽出，并被门徒视为圭臬，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夕惕若厉以修其道。同时正己道，排他道，纷纷攘攘，硝烟弥漫。但回归问题本身，众家之“道”却仍是各有精彩。

　　作为“道”之首倡者，若是在当今的版权时代，道家对“道”绝对有“最终解释权”。无奈却在百家争鸣时代，但无论如何，道之为道，却是始终离不开道家的阐释。道家许是遵循门下“言不尽意”的传统，涉及“道”，他们的说法如同“列子御风”般，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只能从典章中的片段里，才可以窥见道家的宽阔胸怀。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的“道”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中，是宇宙万物最为原初的法则。由“道”产生混沌之冲气，再生阴阳二气，阴阳合转便生出众多以至于万物。由此可见，道家之“道”乃是一种朴素的一元论哲学思想。而后，在道家乃至道教的演进中，“道”被进一步阐释。《太上清净经》中就有提到：“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与道家的“谈玄论道”不同，儒家的“道”却讲得很清楚，因为儒家的“道”通常是与“德”一起论述的。《中庸》中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果说道家都是仰望星空的诗人，那么儒家就可以说是手执教鞭的夫子了。儒家将道从宇宙万物的维度上拉扯下来，告诉我们，道不过人们是由心性而成的行为模式，而且还需要后天教化来引导，如同人们的德行一般。
　　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就对儒道进行过深刻的表述，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顺便表达了一下对道家之“道”的鄙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韩愈的“道”，便是仁义道德之“道”，是儒家经世致用哲学中重要的一环。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从孔子开始，儒学便是中国的显学，虽然当中也有坎坷，却是主导中国文化思想的第一大门派，说他们是学术界的少林武当，也是当之无愧。但即便是这样的儒家，也并非没有“仇家”。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就对儒家之道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
　　《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墨子贬斥儒者学说，尤其是儒者中礼制部分。这是因为，墨子与老子、孔子等贵族、士大夫不同，墨子出身贫寒，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孔子作为贵族，认为乱世是“小人”犯上作乱，导致礼崩乐坏。墨子认为战乱是上层贵族残暴异常，而且使得平民生活困苦，所以墨之道更加重视实际和民生疾苦，对于儒家中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礼教部分也是深恶痛绝。
　　《墨子·公孟篇》中说道：“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症焉。”认为儒家“不信鬼神”、“厚葬久丧”、“天命论”等理念是扰乱社会的动因，所以墨家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出发，以朴素的实用主义为出发点，提出了更为具体墨之道：明法度、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尚贤和尚同。 　　这些观点都是从保护底层百姓利益出发。结合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对底层百姓的生存而言，道之道如同精神鸦片，儒之道，则脱离群众、不近人情。唯有墨之道成为黑暗中的一丝曙光，这束光芒，不仅照亮了生命的灯火。所带来的“除暴安良、以暴制暴”，也是后世武侠精神世界中那股热血中最原初的温热。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泛湖凭舟，登山以屐，道之不同，所以修习之法也是大相径庭。所寻之道迥异，所以有的人或将心灵寄托于自己创作的神灵；有的人游戏红尘、故作洒脱；有的人潇洒率真、不负岁月。即便是听闻同一种“道”，不同的人恐怕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修之。正所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那么，面对前文中如此繁杂不一的“道”，各个门派的先贤又是如何修习的呢？
　　道家一脉，当真是率性洒脱。《道德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道家以“道”言之，事物阴阳两方面，互相流转，世间万物，都有“道”这一冥冥之中的绝对真理控制。所以，若修此道，相应地提出“无为”、“齐物”、“虚静”的修道方法。既然万事万物皆已完备，我们只需顺应大道，无为不争，以虚静坐忘的无我状态，平静地看待万物的差别，因为万物早已统一于“道”之中。正如庄周梦蝶般，到底是庄周梦中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成了庄周，庄周、蝴蝶虽然有区别，但是这时却是在大道中交合变化。

　　说完道家修道的模式，那么儒家又是怎样的呢？
　　儒家历经两千多年的演进，修道之法随着时代不停地修正，所衍生出的派别更是不可计数。但这也正是儒道能流传至今的一大秘诀，早期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一本正经的儒家总是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来教化民众，认为应该用内在道德、礼法来约束民众。所以，孔子认为修道便是“仁爱爱人”，曾子用“三省吾身”严于律己。孟子养“浩然正气”，以此感召君王。独尊儒术后，儒家提又出许多修道的模式，最著名的当属《礼记》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后理学兴盛，朱熹据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用严格的礼教教化民众，追寻大同之道。王阳明格了三天竹子，也不能“格物致知”，所以认为修道不应格物，而应该格心，既所谓的致良知。那么该如何致良知呢？那便是有名的“知行合一”了。清朝初年，王夫子一反心学“心外无物”的空洞，认为儒者之道，应该“经世致用”，不能只是埋首故纸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

　　墨家在修道一途显出特有“江湖”气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墨子与公输班的论战，墨子以一己之力，在模拟战中击败公输班代表的强大楚国，保存了弱小的宋国。
　　墨子身上本身就有一股侠气，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所说的：“墨学自墨子卒后，历代巨子承其教义，以抑强扶弱为宗旨，专与强者为仇，演成游侠一派。”墨家修道具体有以下的方法：兼爱、非攻、任侠、抒困。
　　兼爱，并不是博爱，而是讲究平等的同理性。非攻，认为战争是人类巨大的灾难。任侠则是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正所谓“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家为了自己的道，虽不利己但若利人的话，也会去做，进而引申为舍己为人。同时，墨家认为“义，利也。”墨家并未从精神道德层面来论述如何修道，而是用一种应用性的结果论来阐释，“兼爱、非攻、任侠、抒困”，这些不是他们精神层面的追求，而是实际利益的考量，而且这种利并非是个人或者群体利益，而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品德，是社会绝大多数人所渴求的“利”。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就如《墨子》中所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博采众家，侠道不孤。

　　与上述“名门正派”相比，侠之道虽然出身“绿林草莽”，但仍不失为是刻印在中国人心中的一条“阳关大道”。侠之道，大可简化为两个字：“侠义”。武侠，顾名思义，以武行侠。正如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提到：“‘武’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侠’是一种精神气质。”江湖之中的“道”便是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不光是来自上层士大夫“天道有常”的笃信，也不仅仅是古时文人士子“兼济天下”的理想投射，也包含了底层百姓对“扶危济困”的渴望。侠之道，融合了中国传统各家道统的思想，形成了独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精神追求。正如《幽梦影》中所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侠之道，博彩众家之道，所以侠之修道必然也与上述代表性的修道模式脱不开干系。虽然，武侠世界中修“道”的方式各异，但在诸多细节中我们还是能窥视一二。
　　《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男为阳，女为阴，所以武侠设定中男性宜修炼阳刚的武功，女性以阴柔武功为主。而且，当阴柔相济时，往往还有“二生三”的功效。例如《神雕侠侣》中的玉女剑法，和侠世界中峨眉男女双修的设定。再者，如道家的无我更是在武道一途中发扬光大，所谓的“无招胜有招”，便是源自道家的虚静论，感悟天地万物，自创武功，则是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思想的注解。儒道在武道中也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的正本清源，使得武道一途，必须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不可贪多冒进，前者为正道德的名门正派，后者为邪魔外道的魔教贼子。同儒道一般，武道也被赋予了道德层面的优劣。当然，若说起关联，墨道堪称是武道的本家，无论是行侠仗义还是任侠率真，这些都是墨道的题中之意。或许正是这种包容性，才成就了武道的辉煌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