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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12点，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门诊大厅内等候挂号的队伍依然很长。有的人因为长时间排队开始体力不支，干脆坐在地上，精神疲惫而紧张，但是没人离开队伍。
每隔几分钟，整个队伍会往前挪动一下。空出的位置，很快会被补上，甚至比刚才的还长，夜以继日。“其实，有效病人并不是那么多。”工作在这家医院的医生王微说。她在这家医院已干了十余年。
她所认为的有效病人，是指那些只能在这所医院或者只能在这个级别的医院诊疗的病人。“如果全是有效病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医生的诊疗压力，医院也可以给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
一位千里迢迢从济南赶来到骨科复诊的病人，等待了数小时后，发现查验结果和治疗方式与他在老家县医院查验的结果并无二致。
“中国的医生不是不够多，而是混乱的就诊制度使得一部分医生应付不过来，而另一部分医生却连基本的保障都没做好。”王微说。“中国应该实行转诊制度，真正地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一期待正逐步被认识到，但完全实现好似遥遥无期。
30人里，能用的也就20人
济南市郊的一所小镇医院内，医生肖桂芝打开微信，饶有兴致地看着群里的各种消息，时不时在里面发几句感慨。“病人很少啊。大多数人一旦得病，无论轻重，都会直接去县城或者上市立、省立医院。”
肖桂芝认为，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健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不能实现他们心理预期的乡镇医院的诊疗水平形成了冲突。”
中国的大多数医院由政府开办。上个世纪，公立医院享有政府的全额资助。市场化改革之后，公立医院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有说法称，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当过度检查和治疗、以药养医成为医院最大的收入来源，他们也因此失去了患者的信任。
一位曾经的医药代表孟依依（化名）表示，医药代表为了将医药打进医院，无所不用其极。“医院与医药代表形成利益链条，医生‘开方销药’拿提成已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有的医生胆肥儿点，有的医生更顾及尊严。”
此类事件曾经兴盛一时。后来政府出台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防止“以药养医”成为重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势头，但是中国医生收入过低的现实，从根本上很难将已经扭曲的现状改变。
在医院之间、各个岗位之间，医生们的收入分配也正形成利益对抗。“早在十多年前，某些医院就可以给收治新病人住院的医生进行相应提成。医生写一份大病历，有50元提成，一个月30份的话，已经比我们那时整月的工资要高。”王微说。
在这一现实下，很多医生在职业道德和养家糊口之间，艰难地做着抉择。而当生存压力和自我价值被政府和社会严重低估，一些医生选择了离岗弃职。
“现在根据国家的规定，我们医院医生的收入，除了工资，还有极少的一部分绩效，卫生局给限制了。工资不算高。”肖桂芝说。
为了那点工资，她每天辗转十几公里，从县城赶到这所小镇上班。患者们多是附近的农民，看她的目光中，却多有羡慕。
在肖桂芝看来，医改政策更倾向于患者，而患者却不信任医院。“新农合作医疗以及基本药价限制等医保政策使患者少花了很多钱。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患者依然认为医院在宰割他们。另外，患者的就医要求也在提高。很多患者事先会在网上查一些治疗方式，并以此来质问医生。他们总觉得医生诊疗不专业，或者无故增加检查项目，多收费用。”
面对不信任带来的诸多麻烦，很多乡镇医院不再将大门“敞开”。“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动不动就有病人找医院麻烦要求赔钱，所以我们也是安全起见，病重的不收，脾气不好的也不收。”肖桂芝说。
在北京郊区，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上次我去北京门头沟区一所乡镇医院交流，那里的医生只拿固定的薪资。他们有心电图设备，但是很少有医生愿意给患者做检查，一般就直接把患者介绍去大医院，应该是怕担责。”王微说。
事实上，很多基层医院为了保持有生力量，满足基本的医疗保障，也招聘了大量未经严格培训的“医专”生。
但是他们显然不足以获得患者的完全信任。王微的丈夫是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曾培训过一批进修的乡镇医生。“30个人里能用的也就20人，中国医生应该去掉1/3，这话说出来不会冤枉谁。”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一段时期内，乡镇医生为基层的医疗保障做出过贡献。
肖桂芝是在一所医专院校毕业之后，进入这家乡镇医院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家医院一度非常火爆，医生们有很多的拥趸，有些还被称为“名医”。但是2000年之后，随着一些医生调离、交通的便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病人直接选择更好的医院。最近的一家，是距离这座小镇15公里外的一家二甲医院。
医生这一职业被虚拟夸大了
古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名医与清官一样，备受敬仰。这在民间话语里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在王微的认知里，这都是圣人造相。“其实医生就是一种治病救人的职业。但是这种圣人造相，已经超越了职业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虚拟夸大。”
王微听到过更极端的说法，“医生最完美的结局就是以失败而告终，像跳高运动员一样，永远挑战高度，挑战未知。这是名医的归宿。”
王微对此不以为然。“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从事医生这一职业，并不希望有大起大落，倒是平凡最好。救死扶伤，问心无愧。”
她和同事们开过玩笑，“自古名医就是个危险职业。华佗纵使医术再高，不也遇到了曹操？”
而现在，医生面对的危险并没有减少。
媒体披露过一个针对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原因的调查，结论是：除了医生收受“红包”外，更多地，患者认为医生和医院沆瀣一气，增加病人负担。许多患者甚至将疾病恶化直接归罪于医生，指责医生既无医技，又无医德。 在医疗保障尚不完善、患者又没有宣泄愤怒与焦虑的出口的现实环境下，暴力伤医事件便屡屡发生了。
这让很多医院忧心忡忡。有些医院甚至聘请警察为副院长，负责医院安保。
“在台湾以及美国，法律在保护医生方面规定得比较详细。在人们的意识中，医生是一个挺伟大的职业。在台湾，医生很少受到肢体上的伤害。当然，医疗体制和医院管理方面，大陆和台湾是不同的。”王微的学生、来自台湾的王颐（化名）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她出生在台湾，在美国度过少年时期，来大陆读医学硕博。“在台湾和美国，医生的门槛很高，相应地，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不错。医生和医院是签约关系，在完成合同规定的约定之后，医生有自己的时间。医疗保障的完善也很少让医生考虑其他事宜，他们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医疗指南范围内治好患者。”
相关的文化也不一样。“在美国，很多患者会志愿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比如一种新研发出来的药品，在美国实现临床治疗之后，可能要等十年，中国才会把它用到临床上。这一方面在于受体制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保守的医疗背景。所以很多中国富人会去美国就医，对美国医生充满尊重和信任。”王颐说。
医生需要学会表达
在中国传统中医的诊疗过程中，“望闻问切”的治疗方式由来已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就医方式。
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医生通过交流，了解病人的病情；而患者在交流中感受到医生的重视和关爱，从而得到慰藉。由是，治疗朝着恰到好处的方向进行下去。
而西医的治疗手段，则过多依靠医学仪器，而忽视了与患者的沟通。患者面对冷冰冰的医疗设备，医生依靠设备数据得出诊疗结果，看似更具科学性，但对患者却少了一份人文关怀。
“医生起源于巫师，最早也如传教士般寓意着能带来心灵慰藉。”王微说。但是这一意义现在被慢慢抽离了。
“比如现在，医生做手术之前，需要患者家属签字，这是必走的程序。但是医生和家属交流时，往往是不太通畅的。”
王微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个动手术也无济于事的绝症病人，家人已经倾尽所有，这种情况下，医生就要表达一种婉拒。如果医生尽力去救了，但之前他没有和家属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手术后的结果往往很难令患者满意。”
“医生从事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学科。因此，医生考虑的东西应该很多，甚至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王微说。
这意味着，表达和沟通也是医生的一项基本技能。王微自认为有着很强的表达力，“这也许是我总是可以说服病人的原因吧。”
医生就是医疗体制的挡箭牌
据公开的医疗学术统计数据显示，称得上级别的医院，医生的技能虽然并不是万无一失，但失手概率极低。
业界普遍认为，有些事故确属医疗事故，但大部分所谓的医疗事故都是医生在“医规”指南下进行的尝试性拯救，称不上事故。但这些真相往往被不熟悉医疗程序的媒体所曲解了。
“医生对患者‘不轨’，这和医生职业本身是相悖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每个医生在医术上都追求完美，不想留下哪怕一点败笔。即使那些只追求名利的医生，也不可能置医疗准则于不顾，葬送自己。”王微说，“医生需要一种专业的解读。”
当下，随着健康成为人们的头等诉求，很多媒体以不同方式推出了很多专业的医学栏目，对医生的正解正在形成。
“当然，医生还承载着很多暂时不可改变的困局，医疗体制的改革仍需深化，医疗保障尚需完善。”王微说，“在这个局中，医生处在风口浪尖，时刻‘裸露’在这个缺口上，成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换句话说，医生就是医疗体制的挡箭牌。”王微说。
“每个职业都会有每个职业的风险，看你怎么去看待。”在王微的语境里，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医生一定会从被误解的行业中解脱出来。
每隔几分钟，整个队伍会往前挪动一下。空出的位置，很快会被补上，甚至比刚才的还长，夜以继日。“其实，有效病人并不是那么多。”工作在这家医院的医生王微说。她在这家医院已干了十余年。
她所认为的有效病人，是指那些只能在这所医院或者只能在这个级别的医院诊疗的病人。“如果全是有效病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医生的诊疗压力，医院也可以给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
一位千里迢迢从济南赶来到骨科复诊的病人，等待了数小时后，发现查验结果和治疗方式与他在老家县医院查验的结果并无二致。
“中国的医生不是不够多，而是混乱的就诊制度使得一部分医生应付不过来，而另一部分医生却连基本的保障都没做好。”王微说。“中国应该实行转诊制度，真正地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一期待正逐步被认识到，但完全实现好似遥遥无期。
30人里，能用的也就20人
济南市郊的一所小镇医院内，医生肖桂芝打开微信，饶有兴致地看着群里的各种消息，时不时在里面发几句感慨。“病人很少啊。大多数人一旦得病，无论轻重，都会直接去县城或者上市立、省立医院。”
肖桂芝认为，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健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不能实现他们心理预期的乡镇医院的诊疗水平形成了冲突。”
中国的大多数医院由政府开办。上个世纪，公立医院享有政府的全额资助。市场化改革之后，公立医院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有说法称，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当过度检查和治疗、以药养医成为医院最大的收入来源，他们也因此失去了患者的信任。
一位曾经的医药代表孟依依（化名）表示，医药代表为了将医药打进医院，无所不用其极。“医院与医药代表形成利益链条，医生‘开方销药’拿提成已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有的医生胆肥儿点，有的医生更顾及尊严。”
此类事件曾经兴盛一时。后来政府出台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防止“以药养医”成为重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一势头，但是中国医生收入过低的现实，从根本上很难将已经扭曲的现状改变。
在医院之间、各个岗位之间，医生们的收入分配也正形成利益对抗。“早在十多年前，某些医院就可以给收治新病人住院的医生进行相应提成。医生写一份大病历，有50元提成，一个月30份的话，已经比我们那时整月的工资要高。”王微说。
在这一现实下，很多医生在职业道德和养家糊口之间，艰难地做着抉择。而当生存压力和自我价值被政府和社会严重低估，一些医生选择了离岗弃职。
“现在根据国家的规定，我们医院医生的收入，除了工资，还有极少的一部分绩效，卫生局给限制了。工资不算高。”肖桂芝说。
为了那点工资，她每天辗转十几公里，从县城赶到这所小镇上班。患者们多是附近的农民，看她的目光中，却多有羡慕。
在肖桂芝看来，医改政策更倾向于患者，而患者却不信任医院。“新农合作医疗以及基本药价限制等医保政策使患者少花了很多钱。但在目前的状况下，患者依然认为医院在宰割他们。另外，患者的就医要求也在提高。很多患者事先会在网上查一些治疗方式，并以此来质问医生。他们总觉得医生诊疗不专业，或者无故增加检查项目，多收费用。”
面对不信任带来的诸多麻烦，很多乡镇医院不再将大门“敞开”。“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动不动就有病人找医院麻烦要求赔钱，所以我们也是安全起见，病重的不收，脾气不好的也不收。”肖桂芝说。
在北京郊区，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上次我去北京门头沟区一所乡镇医院交流，那里的医生只拿固定的薪资。他们有心电图设备，但是很少有医生愿意给患者做检查，一般就直接把患者介绍去大医院，应该是怕担责。”王微说。
事实上，很多基层医院为了保持有生力量，满足基本的医疗保障，也招聘了大量未经严格培训的“医专”生。
但是他们显然不足以获得患者的完全信任。王微的丈夫是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曾培训过一批进修的乡镇医生。“30个人里能用的也就20人，中国医生应该去掉1/3，这话说出来不会冤枉谁。”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一段时期内，乡镇医生为基层的医疗保障做出过贡献。
肖桂芝是在一所医专院校毕业之后，进入这家乡镇医院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家医院一度非常火爆，医生们有很多的拥趸，有些还被称为“名医”。但是2000年之后，随着一些医生调离、交通的便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病人直接选择更好的医院。最近的一家，是距离这座小镇15公里外的一家二甲医院。
医生这一职业被虚拟夸大了
古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名医与清官一样，备受敬仰。这在民间话语里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在王微的认知里，这都是圣人造相。“其实医生就是一种治病救人的职业。但是这种圣人造相，已经超越了职业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虚拟夸大。”
王微听到过更极端的说法，“医生最完美的结局就是以失败而告终，像跳高运动员一样，永远挑战高度，挑战未知。这是名医的归宿。”
王微对此不以为然。“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从事医生这一职业，并不希望有大起大落，倒是平凡最好。救死扶伤，问心无愧。”
她和同事们开过玩笑，“自古名医就是个危险职业。华佗纵使医术再高，不也遇到了曹操？”
而现在，医生面对的危险并没有减少。
媒体披露过一个针对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原因的调查，结论是：除了医生收受“红包”外，更多地，患者认为医生和医院沆瀣一气，增加病人负担。许多患者甚至将疾病恶化直接归罪于医生，指责医生既无医技，又无医德。 在医疗保障尚不完善、患者又没有宣泄愤怒与焦虑的出口的现实环境下，暴力伤医事件便屡屡发生了。
这让很多医院忧心忡忡。有些医院甚至聘请警察为副院长，负责医院安保。
“在台湾以及美国，法律在保护医生方面规定得比较详细。在人们的意识中，医生是一个挺伟大的职业。在台湾，医生很少受到肢体上的伤害。当然，医疗体制和医院管理方面，大陆和台湾是不同的。”王微的学生、来自台湾的王颐（化名）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她出生在台湾，在美国度过少年时期，来大陆读医学硕博。“在台湾和美国，医生的门槛很高，相应地，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不错。医生和医院是签约关系，在完成合同规定的约定之后，医生有自己的时间。医疗保障的完善也很少让医生考虑其他事宜，他们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医疗指南范围内治好患者。”
相关的文化也不一样。“在美国，很多患者会志愿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比如一种新研发出来的药品，在美国实现临床治疗之后，可能要等十年，中国才会把它用到临床上。这一方面在于受体制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保守的医疗背景。所以很多中国富人会去美国就医，对美国医生充满尊重和信任。”王颐说。
医生需要学会表达
在中国传统中医的诊疗过程中，“望闻问切”的治疗方式由来已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就医方式。
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医生通过交流，了解病人的病情；而患者在交流中感受到医生的重视和关爱，从而得到慰藉。由是，治疗朝着恰到好处的方向进行下去。
而西医的治疗手段，则过多依靠医学仪器，而忽视了与患者的沟通。患者面对冷冰冰的医疗设备，医生依靠设备数据得出诊疗结果，看似更具科学性，但对患者却少了一份人文关怀。
“医生起源于巫师，最早也如传教士般寓意着能带来心灵慰藉。”王微说。但是这一意义现在被慢慢抽离了。
“比如现在，医生做手术之前，需要患者家属签字，这是必走的程序。但是医生和家属交流时，往往是不太通畅的。”
王微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个动手术也无济于事的绝症病人，家人已经倾尽所有，这种情况下，医生就要表达一种婉拒。如果医生尽力去救了，但之前他没有和家属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手术后的结果往往很难令患者满意。”
“医生从事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学科。因此，医生考虑的东西应该很多，甚至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王微说。
这意味着，表达和沟通也是医生的一项基本技能。王微自认为有着很强的表达力，“这也许是我总是可以说服病人的原因吧。”
医生就是医疗体制的挡箭牌
据公开的医疗学术统计数据显示，称得上级别的医院，医生的技能虽然并不是万无一失，但失手概率极低。
业界普遍认为，有些事故确属医疗事故，但大部分所谓的医疗事故都是医生在“医规”指南下进行的尝试性拯救，称不上事故。但这些真相往往被不熟悉医疗程序的媒体所曲解了。
“医生对患者‘不轨’，这和医生职业本身是相悖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每个医生在医术上都追求完美，不想留下哪怕一点败笔。即使那些只追求名利的医生，也不可能置医疗准则于不顾，葬送自己。”王微说，“医生需要一种专业的解读。”
当下，随着健康成为人们的头等诉求，很多媒体以不同方式推出了很多专业的医学栏目，对医生的正解正在形成。
“当然，医生还承载着很多暂时不可改变的困局，医疗体制的改革仍需深化，医疗保障尚需完善。”王微说，“在这个局中，医生处在风口浪尖，时刻‘裸露’在这个缺口上，成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换句话说，医生就是医疗体制的挡箭牌。”王微说。
“每个职业都会有每个职业的风险，看你怎么去看待。”在王微的语境里，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医生一定会从被误解的行业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