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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世俗非营利组织与宗教组织、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疏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少于彼此的内部联系，很少有横跨宗教与世俗的联通模式。黄海波认为，目前还缺少一种整合的动力，“学者们一直在建构涵盖三种组织差异的统一的整合框架。”
现年28岁的上海人周丰是在北京读的大学，2008年川震发生后，他家人在震区援建，他就去了绵竹汉旺镇吉祥寺的帐篷学校做志愿教师。
“一天中午遇到了两个穿着白裤子蓝上衣的人，就和他们聊天，得知了慈济，后来我才知道穿这种蓝衣白裤是叫做蓝天白云，慈济人统一的衣服，需要培训和做满一定的志工时间受证之后才可以穿。”
周丰很快就去慈济设在五都村的热食供应点帮忙，并且生平遇到了第一个以感恩为基本价值观的组织。回到北京后，周丰搜集了慈济的资料并且接触了一些慈济人，在北京开始受训成为灰衣志工。
今年他到上海工作，逐渐少了往来，但一直念着慈济的好。“我觉得慈济人很善良，很适合女孩子，有一种柔和的美”。根据调查，慈济委员的主力是中年妇女。“慈济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慈济人不谈宗教。” 作为慈济的参与者，被问到他对慈济内部的宗教氛围有何看法时，周丰的回答令人意外。他没有成为佛教徒。
在华东师大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华看来，这反映出宗教慈善组织在身份上的微妙问题。他把宗教组织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时的身份问题，看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意识。
宗教慈善的难言之隐
大陆各种宗教都在从事公益慈善，与世俗NGO相比，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不遑多让。但出于宗教的敏感，依然有一些规则，比如，公益慈善活动要与宗教组织相分离，不得借公益慈善传教。这是一个含糊的规定，一直是宗教慈善的难言之隐。
“政府有具体规定，传教活动要在宗教场所内进行”，上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黎介绍，他参与过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熟悉运作的内里矛盾，“爱德也很清楚，我们是社会服务组织，是中国基督徒发起的慈善组织。这一点和香港有点像，会有专门部门做传教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中，会把传教和慈善活动分开”。
师承李向华的黄海波博士认为，长期以来宗教组织被定性为信徒共同体，主要目的是处理各种与信徒直接相关的事务，侧重宗教内部活动，所以一旦从事宗教领域以外的社会公益活动时，就会面临身份问题和合法性危机，承受差异性要求所带来的压力。
像周丰那样，完成了信靠以及疏离慈济组织的全程中，没有受到所谓宗教的影响，可谓是慈济在适应大陆环境的成功之处。而本土的宗教组织则拘泥于此，造成了宗教性NGO在专业化与制度化上的瓶颈。基督教青年会或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等都在克服这个劣势。
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12月，是全国佛教界的首家慈善机构，创办人妙湛法师号召信众“寻声救苦，扶贫济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基金会主要部门负责人都由僧人担任，会长一般由南普陀寺方丈兼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整体上就是法师—会员的单层结构，信徒在参与活动时，多是与基金会单线联系，而会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很少，会员自发进行的公益活动则几乎没有。”长期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王佳说。宗教组织及其公益慈善事业“捆绑”的直接后果是，诸如一些养老托孤的行动难以取得合法身份，宗教组织的社会福利项目达不到《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被迫处于灰色地带。
解决慈善事业的身份问题已经成了宗教界的第一等要务，2010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慈善公益委员会，拟定五年工作计划，包括成立基金会和专门账号，支持佛教安养院等。
黄海波认为，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身份构建，逐渐形成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它为宗教因素在世俗性公益活动领域的存在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基础”。最近几年宗教界举办的慈善研讨会，都从各方面阐述了“脱敏”的愿望。这一点在诸如爱德基金会等NGO主办的论坛上表现突出，吁求包括：用公益事业、而不是用宗教问题的相关条例来管理宗教类社会服务机构，不能一味使用政治立场看待宗教慈善问题。
入世的宗教慈善
晨婷是北京居士林派出的守护使者，负责接洽和联络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郭伟墨。后者在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诊断为罕见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为二十万分之一，手术费用预估为五万。居士林垫付了三万元，手术很成功，但术后三小时后，孩子不幸夭折。差不多晚上12点时，晨婷听到这个坏消息，她在报告中写到：心中很难过，眼前像过电影一样，重放了这些天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让我深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易，这件事情让救助的团队明白，救助这些孩子们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和急迫，更加明白佛陀所说的话：“人生的长度，就只是一吸一呼”。郭伟墨只是北京居士林专项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项目中的一例，该项目基金从2004年成立以来，在爱心团体和信众支持下，采取灵活的机制，实报实销、上不封顶，及时资助了数十名患儿手术，绝大多数患儿都成功康复。
创建了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博士认为，尽管规模不大，但北京居士林的救助活动成为政府、大型基金会和家庭不可或缺的补充，完善了社会救助机制的薄弱环节。北京居士林的上述做法可以归结为救助型慈善，另外两种宗教慈善类型是：服务型慈善和弘法型慈善。
三种慈善类型涵盖不同的宗教类别，一般集中在孤老养护、扶贫教育、灾害救援、医治困苦人群等。就宗教慈善提供的社会福利而言，佛教慈善组织相对保守一些，基督教更宽泛些，更主动地追求社会性。
沈黎向本刊介绍，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中，循道卫理是做得比较好的。它下面有许多机构，比如杨震社会服务处，提供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服务。圣公会下面设有圣公会福利协会，同样是专业机构。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是跨宗派的，有基督教背景的服务机构，它们也有非信徒为其工作。如果有教会实体的服务机构，宗教背景特殊就会比较强。与香港基督教会服务处相对应的，是大陆基督教青年会所展开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的总部设在上海，对于各地青年会的具体活动，很少干预，只有业务上的协商。 不像从基金会中心网可以清楚查到基金会的规模，大陆宗教慈善尽管低调繁荣，但是其总规模有多大仍是个谜。“我们曾经开过研讨会，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但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李向华告诉本刊记者。
模式受限潜力巨大
宗教组织对慈善公益的响应模式，可以分为常态与突发两种。对于突发灾害的配合处理，以前往往听从统战部门的号召。“现在更常态化了，无论是否教会，与社会链接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多赢的路径，对政府、民众以及自己的品牌推广都很好”，沈黎说。
南普陀慈善会是大陆地区最大的，即使这样，它的慈善公益项目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体现在专业化和组织程度。王佳认为，“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虽有共同理念，但由于缺乏机构层面的交流安排，致使上下左右都缺乏对彼此的深入了解，以至于难以充分发掘和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与力量”，到2006年底，南普陀慈善基金会有登记会员35000多人，但是如果按当年会费收入计算，实际缴费会员不到两万人。“应当重视会员的归属感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形成群体认同和内聚力，并能够提供群体支持，这样才能保持会员数量不断增长”，王佳建议。
对于像狮子会或慈济等组织来说，会员保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工作，前者对于退会比率、入会人数都有精确统计。但是对与宗教慈善组织，要向做到世俗组织这样的严密，目前有难度。清华大学的邓国胜教授认为，宗教慈善组织因为其信仰基础，在动员规模和能力上应该比世俗NGO更强大、更有潜力。
四川泸州允许一个基督教会开办福音医院，尽管只是街道医院，但是已经难得。它的服务受到社会认可，进入了卫生局体系，能够获得行政拨款。另外，也有开办幼儿园的。因为长期以来，与香港地区不同，大陆医疗等领域是不允许宗教团体介入的。
教会开办的收费医院，是否还是属于慈善公益？对此，沈黎认为，“慈善是福利的再分配，所以我不太把这些作为慈善的一部分。社会事功的概念更大，教会、国家和社会划分职能后，教会把针对社会服务的部分都算在事功里面。这是好事，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
强调专业更加入世
现在的绝大部分宗教都采用入世的方式，用积极方式凝聚信众，希望深入地与社会契合。基督教强调积极在人间，与“人间佛教”的提法不谋而合，这些思想都为宗教慈善扩大化提供了可能性。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于2010年8月在苏州挂牌成立，它快速复制“人间佛教”的理念，强调入世化的佛教，强调参与和感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佛教；慈济的慈善作为也已迥异于内地大多数寺庙的慈善传统，一整套标准都是社会心理的做法。
“它的所有过程都非常精妙和精准，很小的事情都很有意义。一整套慈善公益行为的过程都很现代化，让你身体力行。”沈黎明由衷赞叹。沈黎认为，大陆现有的宗教背景的慈善服务组织，还没有完全发育。“基督教这块，爱德基金会可以算得上不错，青年教会还难以符合标准。爱德基金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都在做全国教牧工的社会服务能力培训。但是还缺少系统化的训练。”中国基督教协会提供技术支援，送人出国培训或就读社会服务专业。宗教慈善要与社会服务相适应，“那么，做哪些事情有空间、可以被各地接受？培训就是观察需求的过程。”沈黎介绍。
在世俗社团那里，公益NGO的发展方向、成熟模式甚至问题意识都很清楚，也积累过许多经验。有意思的是，世俗非营利组织与宗教组织、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疏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少于彼此的内部联系，很少有横跨宗教与世俗的联通模式。黄海波认为，目前还缺少一种整合的动力，“学者们一直在建构涵盖三种组织差异的统一的整合框架。”
不仅是宗教局等行政部门担心宗教组织过度世俗化倾向。在宗教界内部，也担心社会化或“NGO化”会影响宗教目标。一些学者从台湾经验出发，担心过度顺从世俗需要会丧失宗教特性。在仁爱基金会索依托的北京龙泉寺，经过学诚大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建设，从破落古寺很快成为成现代弘法场所。与寺庙成长形成对比的是，仁爱的专业化尚需时日。
“我们的慈善活动其实还不太成熟，现在也处于内部建设的关键时期”，仁爱基金会轮值秘书长王卫说。从宗教组织中自主，获得NGO的新身份，近似于某种改宗的过程，在今天，建大雄宝殿或建造一所教堂也许不难，令宗教慈善组织转身为现代公益组织，反倒更不容易。难易之间，宗教不是唯一要跨越的难题。
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
1994年12月14日，中国大陆第一家佛教慈善机构——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妙湛老和尚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目前，慈善事业基金会已成立了“慈善处”“佛经流通处”、“义诊院”等机构，举办了青年佛学讲修班及“清净之旅”佛教青年夏令营。慈善基金会至今已赠各类书近百万册，创办了《慈善》会刊、会报，使慈善之念深入人心。自1994年成立至2008年9月底，慈善会先后发放各类善款4523.23万元。
苏州寒山寺慈善超市
寒山寺作为中外驰名的寺庙，多年来实践“人间佛教”重要思想。2003年10月，寒山寺方丈秋爽法师在学习苏州市平江区“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经验的基础上，与一些企业联系，筹办了全国宗教界首家社区慈善超市。为坚持办好慈善超市，寒山寺将每年计划拿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超市正常购物运转，并将与苏州慈善机构形成合力，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佛慈基金会
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12月，是代表湖南省佛教界的唯一慈善机构，一直担负着对湖南省十四个地区的贫困地区、贫困学生、孤老孤儿、残疾儿童、灾区及社会弱势群体资助的职责。目前，佛慈基金会巳为贫困地区捐建希望小学26所，另有一万多名学生得到长期资助。省内14个地区若出现灾情，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总是最先到达灾区现场,并给予当地大量米、衣、棉被及资金方面的资助。
现年28岁的上海人周丰是在北京读的大学，2008年川震发生后，他家人在震区援建，他就去了绵竹汉旺镇吉祥寺的帐篷学校做志愿教师。
“一天中午遇到了两个穿着白裤子蓝上衣的人，就和他们聊天，得知了慈济，后来我才知道穿这种蓝衣白裤是叫做蓝天白云，慈济人统一的衣服，需要培训和做满一定的志工时间受证之后才可以穿。”
周丰很快就去慈济设在五都村的热食供应点帮忙，并且生平遇到了第一个以感恩为基本价值观的组织。回到北京后，周丰搜集了慈济的资料并且接触了一些慈济人，在北京开始受训成为灰衣志工。
今年他到上海工作，逐渐少了往来，但一直念着慈济的好。“我觉得慈济人很善良，很适合女孩子，有一种柔和的美”。根据调查，慈济委员的主力是中年妇女。“慈济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慈济人不谈宗教。” 作为慈济的参与者，被问到他对慈济内部的宗教氛围有何看法时，周丰的回答令人意外。他没有成为佛教徒。
在华东师大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华看来，这反映出宗教慈善组织在身份上的微妙问题。他把宗教组织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时的身份问题，看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意识。
宗教慈善的难言之隐
大陆各种宗教都在从事公益慈善，与世俗NGO相比，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不遑多让。但出于宗教的敏感，依然有一些规则，比如，公益慈善活动要与宗教组织相分离，不得借公益慈善传教。这是一个含糊的规定，一直是宗教慈善的难言之隐。
“政府有具体规定，传教活动要在宗教场所内进行”，上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黎介绍，他参与过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熟悉运作的内里矛盾，“爱德也很清楚，我们是社会服务组织，是中国基督徒发起的慈善组织。这一点和香港有点像，会有专门部门做传教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中，会把传教和慈善活动分开”。
师承李向华的黄海波博士认为，长期以来宗教组织被定性为信徒共同体，主要目的是处理各种与信徒直接相关的事务，侧重宗教内部活动，所以一旦从事宗教领域以外的社会公益活动时，就会面临身份问题和合法性危机，承受差异性要求所带来的压力。
像周丰那样，完成了信靠以及疏离慈济组织的全程中，没有受到所谓宗教的影响，可谓是慈济在适应大陆环境的成功之处。而本土的宗教组织则拘泥于此，造成了宗教性NGO在专业化与制度化上的瓶颈。基督教青年会或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等都在克服这个劣势。
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12月，是全国佛教界的首家慈善机构，创办人妙湛法师号召信众“寻声救苦，扶贫济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基金会主要部门负责人都由僧人担任，会长一般由南普陀寺方丈兼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整体上就是法师—会员的单层结构，信徒在参与活动时，多是与基金会单线联系，而会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很少，会员自发进行的公益活动则几乎没有。”长期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王佳说。宗教组织及其公益慈善事业“捆绑”的直接后果是，诸如一些养老托孤的行动难以取得合法身份，宗教组织的社会福利项目达不到《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被迫处于灰色地带。
解决慈善事业的身份问题已经成了宗教界的第一等要务，2010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慈善公益委员会，拟定五年工作计划，包括成立基金会和专门账号，支持佛教安养院等。
黄海波认为，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身份构建，逐渐形成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它为宗教因素在世俗性公益活动领域的存在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基础”。最近几年宗教界举办的慈善研讨会，都从各方面阐述了“脱敏”的愿望。这一点在诸如爱德基金会等NGO主办的论坛上表现突出，吁求包括：用公益事业、而不是用宗教问题的相关条例来管理宗教类社会服务机构，不能一味使用政治立场看待宗教慈善问题。
入世的宗教慈善
晨婷是北京居士林派出的守护使者，负责接洽和联络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郭伟墨。后者在北京八一儿童医院诊断为罕见的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为二十万分之一，手术费用预估为五万。居士林垫付了三万元，手术很成功，但术后三小时后，孩子不幸夭折。差不多晚上12点时，晨婷听到这个坏消息，她在报告中写到：心中很难过，眼前像过电影一样，重放了这些天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让我深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易，这件事情让救助的团队明白，救助这些孩子们的生命是如此的重要和急迫，更加明白佛陀所说的话：“人生的长度，就只是一吸一呼”。郭伟墨只是北京居士林专项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项目中的一例，该项目基金从2004年成立以来，在爱心团体和信众支持下，采取灵活的机制，实报实销、上不封顶，及时资助了数十名患儿手术，绝大多数患儿都成功康复。
创建了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博士认为，尽管规模不大，但北京居士林的救助活动成为政府、大型基金会和家庭不可或缺的补充，完善了社会救助机制的薄弱环节。北京居士林的上述做法可以归结为救助型慈善，另外两种宗教慈善类型是：服务型慈善和弘法型慈善。
三种慈善类型涵盖不同的宗教类别，一般集中在孤老养护、扶贫教育、灾害救援、医治困苦人群等。就宗教慈善提供的社会福利而言，佛教慈善组织相对保守一些，基督教更宽泛些，更主动地追求社会性。
沈黎向本刊介绍，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中，循道卫理是做得比较好的。它下面有许多机构，比如杨震社会服务处，提供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服务。圣公会下面设有圣公会福利协会，同样是专业机构。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是跨宗派的，有基督教背景的服务机构，它们也有非信徒为其工作。如果有教会实体的服务机构，宗教背景特殊就会比较强。与香港基督教会服务处相对应的，是大陆基督教青年会所展开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的总部设在上海，对于各地青年会的具体活动，很少干预，只有业务上的协商。 不像从基金会中心网可以清楚查到基金会的规模，大陆宗教慈善尽管低调繁荣，但是其总规模有多大仍是个谜。“我们曾经开过研讨会，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但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李向华告诉本刊记者。
模式受限潜力巨大
宗教组织对慈善公益的响应模式，可以分为常态与突发两种。对于突发灾害的配合处理，以前往往听从统战部门的号召。“现在更常态化了，无论是否教会，与社会链接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多赢的路径，对政府、民众以及自己的品牌推广都很好”，沈黎说。
南普陀慈善会是大陆地区最大的，即使这样，它的慈善公益项目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体现在专业化和组织程度。王佳认为，“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虽有共同理念，但由于缺乏机构层面的交流安排，致使上下左右都缺乏对彼此的深入了解，以至于难以充分发掘和调动会员的积极性与力量”，到2006年底，南普陀慈善基金会有登记会员35000多人，但是如果按当年会费收入计算，实际缴费会员不到两万人。“应当重视会员的归属感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形成群体认同和内聚力，并能够提供群体支持，这样才能保持会员数量不断增长”，王佳建议。
对于像狮子会或慈济等组织来说，会员保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工作，前者对于退会比率、入会人数都有精确统计。但是对与宗教慈善组织，要向做到世俗组织这样的严密，目前有难度。清华大学的邓国胜教授认为，宗教慈善组织因为其信仰基础，在动员规模和能力上应该比世俗NGO更强大、更有潜力。
四川泸州允许一个基督教会开办福音医院，尽管只是街道医院，但是已经难得。它的服务受到社会认可，进入了卫生局体系，能够获得行政拨款。另外，也有开办幼儿园的。因为长期以来，与香港地区不同，大陆医疗等领域是不允许宗教团体介入的。
教会开办的收费医院，是否还是属于慈善公益？对此，沈黎认为，“慈善是福利的再分配，所以我不太把这些作为慈善的一部分。社会事功的概念更大，教会、国家和社会划分职能后，教会把针对社会服务的部分都算在事功里面。这是好事，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
强调专业更加入世
现在的绝大部分宗教都采用入世的方式，用积极方式凝聚信众，希望深入地与社会契合。基督教强调积极在人间，与“人间佛教”的提法不谋而合，这些思想都为宗教慈善扩大化提供了可能性。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于2010年8月在苏州挂牌成立，它快速复制“人间佛教”的理念，强调入世化的佛教，强调参与和感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佛教；慈济的慈善作为也已迥异于内地大多数寺庙的慈善传统，一整套标准都是社会心理的做法。
“它的所有过程都非常精妙和精准，很小的事情都很有意义。一整套慈善公益行为的过程都很现代化，让你身体力行。”沈黎明由衷赞叹。沈黎认为，大陆现有的宗教背景的慈善服务组织，还没有完全发育。“基督教这块，爱德基金会可以算得上不错，青年教会还难以符合标准。爱德基金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都在做全国教牧工的社会服务能力培训。但是还缺少系统化的训练。”中国基督教协会提供技术支援，送人出国培训或就读社会服务专业。宗教慈善要与社会服务相适应，“那么，做哪些事情有空间、可以被各地接受？培训就是观察需求的过程。”沈黎介绍。
在世俗社团那里，公益NGO的发展方向、成熟模式甚至问题意识都很清楚，也积累过许多经验。有意思的是，世俗非营利组织与宗教组织、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疏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少于彼此的内部联系，很少有横跨宗教与世俗的联通模式。黄海波认为，目前还缺少一种整合的动力，“学者们一直在建构涵盖三种组织差异的统一的整合框架。”
不仅是宗教局等行政部门担心宗教组织过度世俗化倾向。在宗教界内部，也担心社会化或“NGO化”会影响宗教目标。一些学者从台湾经验出发，担心过度顺从世俗需要会丧失宗教特性。在仁爱基金会索依托的北京龙泉寺，经过学诚大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建设，从破落古寺很快成为成现代弘法场所。与寺庙成长形成对比的是，仁爱的专业化尚需时日。
“我们的慈善活动其实还不太成熟，现在也处于内部建设的关键时期”，仁爱基金会轮值秘书长王卫说。从宗教组织中自主，获得NGO的新身份，近似于某种改宗的过程，在今天，建大雄宝殿或建造一所教堂也许不难，令宗教慈善组织转身为现代公益组织，反倒更不容易。难易之间，宗教不是唯一要跨越的难题。
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
1994年12月14日，中国大陆第一家佛教慈善机构——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妙湛老和尚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目前，慈善事业基金会已成立了“慈善处”“佛经流通处”、“义诊院”等机构，举办了青年佛学讲修班及“清净之旅”佛教青年夏令营。慈善基金会至今已赠各类书近百万册，创办了《慈善》会刊、会报，使慈善之念深入人心。自1994年成立至2008年9月底，慈善会先后发放各类善款4523.23万元。
苏州寒山寺慈善超市
寒山寺作为中外驰名的寺庙，多年来实践“人间佛教”重要思想。2003年10月，寒山寺方丈秋爽法师在学习苏州市平江区“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经验的基础上，与一些企业联系，筹办了全国宗教界首家社区慈善超市。为坚持办好慈善超市，寒山寺将每年计划拿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超市正常购物运转，并将与苏州慈善机构形成合力，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佛慈基金会
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12月，是代表湖南省佛教界的唯一慈善机构，一直担负着对湖南省十四个地区的贫困地区、贫困学生、孤老孤儿、残疾儿童、灾区及社会弱势群体资助的职责。目前，佛慈基金会巳为贫困地区捐建希望小学26所，另有一万多名学生得到长期资助。省内14个地区若出现灾情，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总是最先到达灾区现场,并给予当地大量米、衣、棉被及资金方面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