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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备受瞩目。从碰撞冲突到合作共赢，几经波折，中美关系之路并不平坦，“复杂”是其主要基调。认识和分析造成“复杂”背后的原因对两国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及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利用文学与电影这一承载历史现象的媒介分析近百年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并通过评析华人与中国形象在电影与文学中的几度起伏变迁，揭示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关键词】：中美关系；文学与电影；华人与中国形象
一、引言
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两党候选人为入住白宫都曾提出各自的竞选纲领，虽在诸多政策方面相去甚远，但都不约而同地打出了“对华政策”牌。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他的首次参选演说中23次提到中国。[1]他指责中国和墨西哥令美国人失业，他将会从中国、墨西哥和日本等国把工作机会“夺回来”。然而，在同一篇演说中又自行矛盾地夸起中国。这种对中国“又爱又恨”的心理看似矛盾，却有其历史渊源，了解这种现象下隐含的历史因素对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都大有裨益。从经济政治等角度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却鲜有人从电影与文学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事实上，电影与文学中华人与中国形象的演变正是近百年中美关系的缩影。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入手，对这一时期电影与文学中的华人与中国形象进行历史梳理。
二、发展历程
（一）碰撞期
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吸引了第一批华人远赴重洋来到美国。淘金热过后的经济萧条导致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许多白人把失业原因归咎于华人，民间开始出现排华浪潮。白人对华人的歧视和暴力行径使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始而震惊，继而反思。马克·吐温就曾针对这种社会不公撰文批判。在其短篇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出洋》（1870），讲述了怀着去美国过“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挨骂受气”的幸福生活期望的华工艾送喜美梦破灭的全过程。艾送喜及其同伴在赴美途中遭受层层盘剥，到美国后又受欺凌排挤，向警察求救后反被投进监狱。马克·吐温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表达了对华人的同情与支持。
但在当时，同情支持华人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出于对华人挤占白人工作岗位的不满以及由于华人自身生活方式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所产生的误解，大多数作家都对华人充满恶意，华人所信奉的宗教，使用的语言，甚至聚居的街区都成为他们讽刺抨击的对象。
美国作家布雷特·哈特笔下的中国人就是一副“异教徒”模样。哈特在诗歌《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中塑造了隐藏在老实呆板面具下的诡计多端的华人阿辛。作者一开始便将罪恶属性赋予阿辛，其名字Sin在英语中代表的是违背宗教或道德原则的恶行，暗示华人是与基督教义相悖的异教徒。这种异教徒形象在其短篇小说《异教徒李万》 （ 1876）表现的更为突出，小说中“我”的随从李万是一个年仅十岁，“灰头土脸，怀里揣着揣着丑陋的瓷像的小‘异教徒’”，后来被教会男孩们用石头砸死，“临死前胸口还揣着那座瓷像”。哈特笔下的李万形象值得同情，但更多的美国人只关注到对华人的讥讽，只看到了其可笑与邪恶。
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发了美国人的好奇与嘲笑，作为华人聚居区的唐人街也难以幸免。美国作家威廉·诺尔在小说集《唐人街集景》（1892）中就向美国读者描绘了一个道德颓败，气氛诡异的唐人街街景。《唐人街集景》由六篇小说组成，以重复的手法，分别讲述了六个白人少女在唐人街的悲惨遭遇。小说中华人男子皆为拥有大笔不义之财的富人，皆是女主人公堕落乃至死亡的推手，作为故事背景的唐人街则充斥着邪恶堕落的阴霾。
这一系列对华人与东方文明的讽刺与忧虑到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黄祸论”。其的产生与中国国内的“义和团事件”紧密相关。义和团对西方文明显而易见的排斥使西方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恐慌，黄祸论开始在美国流行开来。杰克·伦敦就曾是“黄祸论”的主要宣扬者之一。作为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深受排挤、处于弱势的华人不仅没有同情之心，还把华人视为可怕的入侵者。1904年他发表了《黄祸》一文，随后又于1909年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入侵》描述了在未来摆脱了日本統治后的中国人口倍增，开始侵略邻国，“黄祸”使整个西方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最后以美国等国家使用生化武器，种族灭绝中国，将其瓜分而告终。“黄祸论”的流行表现的不仅是美国人对华人与其争夺资源的恐惧，更是西方文明面对古老东方的担忧。
（二）磨合期
世纪之交，随着排华浪潮逐渐消退，华人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华人逐渐被塑造成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随着华人与白人的接触增多，随之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华人与白人的通婚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伊迪丝·伊顿从婚姻角度入手，正本清源，力图还原一个真正的唐人街与华人形象。她在其小说集《春香夫人》）（ 1912）中所描绘的春香夫人是一位人如其名，令人如坐春风，善良机智的华人女性，她四处奔走为有缘人牵桥搭线，解决情感纠纷，婚姻难题。小说整体风格温馨幽默，充满温情，起到了为华人正名的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荧屏上的华人形象也有所改观，出现了由格里菲斯导演的《残花溅血》（1919）讲述了华人程环怀着“把微妙佛法传播到盎格鲁撒克逊的土地上的宏愿”，只身来到英国，当他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下破灭后，解救受暴虐拳击手父亲巴罗折磨的“残花”露西成为其心愿。后二人坠入爱河，巴罗反对，将露西打死，前来解救露西的程环将巴罗射杀后，自杀殉情。电影中的程华慈悲善良、钟情、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宛如“东方的白马王子”。
（三）丑化期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的外国特权受到了威胁。对此，美国人一方面对中国表现出尊重与同情，另一方面，对华人的恐惧也日益加深，对“黄祸论”的渲染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荧屏上出现了陈查理和傅满洲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陈查理是美国侦探小说家厄尔·德尔·比格斯笔下的华人探长，最早出现在《星期六晚报》（1925）的连载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中。后来改编成电影，也大受欢迎。他身材微胖，但行动敏捷优雅，且机智善良，说一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洋泾汀英语。他说话常引用中国古代格言，“子曰”是他的口头禅。诚然，这个形象仍存在对华人的戏谑与偏见，但整体来说是正面的。 但像陈查理一样偏正面的华人形象少之又少，与陈查理相对应的傅满洲博士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这个由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在1913年创造出的邪恶博士首次出现在电影《神秘的傅满洲博士》（1919）中。傅满洲是集诸多邪恶因素于一身的危险人物，精通多种语言，智近乎妖，邪恶残忍，培养了大批爪牙与死士听其差遣，俨然邪恶世界的王。电影防佛暗示观众，华人虽聪明，但他们的聪明是邪恶有害的。在这一时期的电影里，华人不仅是诡计多端的邪恶博士，还是玩弄女性的恶棍。电影《阎将军的苦茶》就描述了一个侮辱玩弄女性，排斥基督教的异教徒军阀形象。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荧屏上的华人男性形象多是野蛮的异教，是反人类的祸患。
而女性形象从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扮演的几个角色可见一斑。在《巴格达窃贼》（1924）中，她是一个以卑微下贱的蒙古女奴形象做掩饰的女间谍；在《唐人街繁华梦》（1929）中，她是爱算计，用美色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舞女；在《上海快车》（1929）中，她是精神麻木，被军阀强暴后又杀人的妓女；在《龙女》（1931）中，她是女扮男装残忍狡诈的灵梦。总之，她出演的几乎都是结局悲惨，蛇蝎心肠的坏女人，她自己都不禁感慨“我想我之所以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死太多次。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郝吉思 2016）
（四）同情期
二战中，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美国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傅满洲博士一度销声匿迹。根据美国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1937）登上了荧屏，向观众和读者讲述了农民夫妇王龙和玉兰为生存而斗争的故事，塑造了一对对土地充满热爱，温和顺从的中国农民夫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生存状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1937）向全世界报道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业绩。
（五）敌对期
二战结束后，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针对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红祸论”在美国蔓延开来。法国作家苏珊·拉宾的《蚂蚁山》（1950）在美国广为畅销。作者在前言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中国寓言 “苛政猛于虎”，影射中国政府实行的是“暴政”。其第六章《人民公社》对集体化运动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
“让我们闭上眼睛将思绪移到中国的农村，睁眼看看那些投身“大集体”劳动，过着被共产党设定好的生活的人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一丝有人居住的迹象。先前的房主早已搬至集体宿舍。房子里也没什么家当，甚至连根木棍都找不到。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搬到公社的集体宿舍去了。……自然，这儿也听不到有孩子的声音，他们被送到托儿所去了，直到八岁才能离开。……”[2]
《蚂蚁山》在美国的畅销加剧美国对红祸的恐慌，麦卡锡主义兴起，已销声匿迹的傅满洲再度复活。随着反共浪潮的扩大，许多作家不堪压力。赛珍珠也写起了反共小说。先后创作了《北京信札》（1957）《撒旦永不眠》（1962）。将新政权描绘的专制而残暴，对意欲挣脱其控制的人肆意迫害。
（六）蜜月期
七十年代中美关系逐渐解冻。面对美国自身困境，一批激进主义者开始向红色中国寻找希望。他们眼中的的中国，宛如一个红色天堂（周宁 2003），不仅取得了工业与科技上的进步，在道德上也树立了新的高标。在这里人们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热爱劳动，中国宛如一个人人平等社会典范。此时美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英雄，是力量的象征。李小龙与中国功夫登上了美国的荧屏。在电影《龙争虎斗》中他是力战群敌的功夫高手，是救众人于危难之中的救星。
（七）冰点期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形象日趋正面化。但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忌惮，中国威胁论开始兴起。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外媒的恶意夸大和歪曲使这种言论广泛传播。
美國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中国觉醒》（1994）造谣抹黑中国。其中《冤鬼怨魂》《向钱进》《血与铁》（李希光等 1996）等题目无一不充满诡异气氛。作者用煽动的口吻，把北京描绘的宛如人间地狱，而政府则成了压迫民主的暴政。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加入了丑化中国及我国领导人的大潮。先后写作《天安门日记：在六月的十三天里》（1989），《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在后者作者力图将两位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与“龙位”联系在一起。主席研读《资治通鉴》的爱好被写成研习“帝王术”，开国大典被称为加冕仪式。如果说纪思道和索尔兹伯里是从把中国描绘成专制统治下的人间地狱入手来抨击中国的话，那特里普利特与爱德华·延伯莱克合著的《鼠年》（1998）及《红龙跃起》（1999）则通过把中国做成美国的“假想敌”，来宣扬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及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八）新时期
进入21世纪，虽然“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时隐时现，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的“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与华人的形象日益多样化、立体化，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善与恶。中国与中国人也成了拯救世界打败邪恶组织的救星。《2012》（2009）中面对世界末日的到来，中国的大集体精神被宣传为唯一能完成现代“方舟”建造工程的现代精神；《基本演绎法》中福尔摩斯的得力助手琼·华生，《神盾局特工》里身手矫健、冷静缜密的女特工May就分别由华裔女演员刘玉玲及温明娜出演。中医，熊猫，中餐，功夫等中国元素也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美剧和电影中。《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等美剧就多次出现主角说中文，聚在一起吃中餐外卖的情节。
三、小结
习近平曾引用邓小平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来论述中美关系。文化作为众多“石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中美新型伙伴关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学与电影中华人与中国形象变迁的研究对摸索出一条新型中美关系之路必将大有裨益。 注释：
[1]揭秘美国异类总統参选人特朗普：我总能击败中国，新浪财经，2015-10-7。
[2]THE Anthill： 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100-101.
参考文献
[1] Bret Harte .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 [M]. The Overland Monthly Magazine ，1870.
[2] Bret Harte. Wan Lee， the pagan： and other sketches[M]. London： G. Routledge，1876.
[3] Eaton Edith Maud .Mrs. Spring Fragrance [M] Chicago， A.C. McClurg & Co， 1912.
[4] Edward Fitzgerald. The Anthill：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 [M]. New York： Praeger.
[5] William Norr. Stories of Chinatown： sketches from life in the Chinese colony of Mott， Pell and Doyers Streets [M]. New York： The author， 1892.
[6] Jack London.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J]. McClure's Magazine， 1910 （7）.
[7]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后记.
[8] 郝吉思. 黄柳霜： 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2.
[9] 李希光等.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16.
[10] 马克·吐温. 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1] 周宁.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3 （1）： 24.
【摘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备受瞩目。从碰撞冲突到合作共赢，几经波折，中美关系之路并不平坦，“复杂”是其主要基调。认识和分析造成“复杂”背后的原因对两国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及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利用文学与电影这一承载历史现象的媒介分析近百年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并通过评析华人与中国形象在电影与文学中的几度起伏变迁，揭示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关键词】：中美关系；文学与电影；华人与中国形象
一、引言
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两党候选人为入住白宫都曾提出各自的竞选纲领，虽在诸多政策方面相去甚远，但都不约而同地打出了“对华政策”牌。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他的首次参选演说中23次提到中国。[1]他指责中国和墨西哥令美国人失业，他将会从中国、墨西哥和日本等国把工作机会“夺回来”。然而，在同一篇演说中又自行矛盾地夸起中国。这种对中国“又爱又恨”的心理看似矛盾，却有其历史渊源，了解这种现象下隐含的历史因素对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都大有裨益。从经济政治等角度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却鲜有人从电影与文学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事实上，电影与文学中华人与中国形象的演变正是近百年中美关系的缩影。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入手，对这一时期电影与文学中的华人与中国形象进行历史梳理。
二、发展历程
（一）碰撞期
1848年美国加州淘金热吸引了第一批华人远赴重洋来到美国。淘金热过后的经济萧条导致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许多白人把失业原因归咎于华人，民间开始出现排华浪潮。白人对华人的歧视和暴力行径使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始而震惊，继而反思。马克·吐温就曾针对这种社会不公撰文批判。在其短篇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出洋》（1870），讲述了怀着去美国过“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挨骂受气”的幸福生活期望的华工艾送喜美梦破灭的全过程。艾送喜及其同伴在赴美途中遭受层层盘剥，到美国后又受欺凌排挤，向警察求救后反被投进监狱。马克·吐温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表达了对华人的同情与支持。
但在当时，同情支持华人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出于对华人挤占白人工作岗位的不满以及由于华人自身生活方式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所产生的误解，大多数作家都对华人充满恶意，华人所信奉的宗教，使用的语言，甚至聚居的街区都成为他们讽刺抨击的对象。
美国作家布雷特·哈特笔下的中国人就是一副“异教徒”模样。哈特在诗歌《诚实的詹姆斯的老实话》中塑造了隐藏在老实呆板面具下的诡计多端的华人阿辛。作者一开始便将罪恶属性赋予阿辛，其名字Sin在英语中代表的是违背宗教或道德原则的恶行，暗示华人是与基督教义相悖的异教徒。这种异教徒形象在其短篇小说《异教徒李万》 （ 1876）表现的更为突出，小说中“我”的随从李万是一个年仅十岁，“灰头土脸，怀里揣着揣着丑陋的瓷像的小‘异教徒’”，后来被教会男孩们用石头砸死，“临死前胸口还揣着那座瓷像”。哈特笔下的李万形象值得同情，但更多的美国人只关注到对华人的讥讽，只看到了其可笑与邪恶。
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发了美国人的好奇与嘲笑，作为华人聚居区的唐人街也难以幸免。美国作家威廉·诺尔在小说集《唐人街集景》（1892）中就向美国读者描绘了一个道德颓败，气氛诡异的唐人街街景。《唐人街集景》由六篇小说组成，以重复的手法，分别讲述了六个白人少女在唐人街的悲惨遭遇。小说中华人男子皆为拥有大笔不义之财的富人，皆是女主人公堕落乃至死亡的推手，作为故事背景的唐人街则充斥着邪恶堕落的阴霾。
这一系列对华人与东方文明的讽刺与忧虑到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黄祸论”。其的产生与中国国内的“义和团事件”紧密相关。义和团对西方文明显而易见的排斥使西方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恐慌，黄祸论开始在美国流行开来。杰克·伦敦就曾是“黄祸论”的主要宣扬者之一。作为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深受排挤、处于弱势的华人不仅没有同情之心，还把华人视为可怕的入侵者。1904年他发表了《黄祸》一文，随后又于1909年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入侵》描述了在未来摆脱了日本統治后的中国人口倍增，开始侵略邻国，“黄祸”使整个西方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最后以美国等国家使用生化武器，种族灭绝中国，将其瓜分而告终。“黄祸论”的流行表现的不仅是美国人对华人与其争夺资源的恐惧，更是西方文明面对古老东方的担忧。
（二）磨合期
世纪之交，随着排华浪潮逐渐消退，华人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华人逐渐被塑造成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随着华人与白人的接触增多，随之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华人与白人的通婚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伊迪丝·伊顿从婚姻角度入手，正本清源，力图还原一个真正的唐人街与华人形象。她在其小说集《春香夫人》）（ 1912）中所描绘的春香夫人是一位人如其名，令人如坐春风，善良机智的华人女性，她四处奔走为有缘人牵桥搭线，解决情感纠纷，婚姻难题。小说整体风格温馨幽默，充满温情，起到了为华人正名的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荧屏上的华人形象也有所改观，出现了由格里菲斯导演的《残花溅血》（1919）讲述了华人程环怀着“把微妙佛法传播到盎格鲁撒克逊的土地上的宏愿”，只身来到英国，当他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下破灭后，解救受暴虐拳击手父亲巴罗折磨的“残花”露西成为其心愿。后二人坠入爱河，巴罗反对，将露西打死，前来解救露西的程环将巴罗射杀后，自杀殉情。电影中的程华慈悲善良、钟情、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宛如“东方的白马王子”。
（三）丑化期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的外国特权受到了威胁。对此，美国人一方面对中国表现出尊重与同情，另一方面，对华人的恐惧也日益加深，对“黄祸论”的渲染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荧屏上出现了陈查理和傅满洲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陈查理是美国侦探小说家厄尔·德尔·比格斯笔下的华人探长，最早出现在《星期六晚报》（1925）的连载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中。后来改编成电影，也大受欢迎。他身材微胖，但行动敏捷优雅，且机智善良，说一口带着浓重中国口音的洋泾汀英语。他说话常引用中国古代格言，“子曰”是他的口头禅。诚然，这个形象仍存在对华人的戏谑与偏见，但整体来说是正面的。 但像陈查理一样偏正面的华人形象少之又少，与陈查理相对应的傅满洲博士反映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这个由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在1913年创造出的邪恶博士首次出现在电影《神秘的傅满洲博士》（1919）中。傅满洲是集诸多邪恶因素于一身的危险人物，精通多种语言，智近乎妖，邪恶残忍，培养了大批爪牙与死士听其差遣，俨然邪恶世界的王。电影防佛暗示观众，华人虽聪明，但他们的聪明是邪恶有害的。在这一时期的电影里，华人不仅是诡计多端的邪恶博士，还是玩弄女性的恶棍。电影《阎将军的苦茶》就描述了一个侮辱玩弄女性，排斥基督教的异教徒军阀形象。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荧屏上的华人男性形象多是野蛮的异教，是反人类的祸患。
而女性形象从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扮演的几个角色可见一斑。在《巴格达窃贼》（1924）中，她是一个以卑微下贱的蒙古女奴形象做掩饰的女间谍；在《唐人街繁华梦》（1929）中，她是爱算计，用美色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舞女；在《上海快车》（1929）中，她是精神麻木，被军阀强暴后又杀人的妓女；在《龙女》（1931）中，她是女扮男装残忍狡诈的灵梦。总之，她出演的几乎都是结局悲惨，蛇蝎心肠的坏女人，她自己都不禁感慨“我想我之所以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死太多次。可怜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经成了我的绝活。”（郝吉思 2016）
（四）同情期
二战中，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美国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傅满洲博士一度销声匿迹。根据美国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1937）登上了荧屏，向观众和读者讲述了农民夫妇王龙和玉兰为生存而斗争的故事，塑造了一对对土地充满热爱，温和顺从的中国农民夫妇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生存状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1937）向全世界报道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业绩。
（五）敌对期
二战结束后，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针对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红祸论”在美国蔓延开来。法国作家苏珊·拉宾的《蚂蚁山》（1950）在美国广为畅销。作者在前言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中国寓言 “苛政猛于虎”，影射中国政府实行的是“暴政”。其第六章《人民公社》对集体化运动的描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
“让我们闭上眼睛将思绪移到中国的农村，睁眼看看那些投身“大集体”劳动，过着被共产党设定好的生活的人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一丝有人居住的迹象。先前的房主早已搬至集体宿舍。房子里也没什么家当，甚至连根木棍都找不到。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搬到公社的集体宿舍去了。……自然，这儿也听不到有孩子的声音，他们被送到托儿所去了，直到八岁才能离开。……”[2]
《蚂蚁山》在美国的畅销加剧美国对红祸的恐慌，麦卡锡主义兴起，已销声匿迹的傅满洲再度复活。随着反共浪潮的扩大，许多作家不堪压力。赛珍珠也写起了反共小说。先后创作了《北京信札》（1957）《撒旦永不眠》（1962）。将新政权描绘的专制而残暴，对意欲挣脱其控制的人肆意迫害。
（六）蜜月期
七十年代中美关系逐渐解冻。面对美国自身困境，一批激进主义者开始向红色中国寻找希望。他们眼中的的中国，宛如一个红色天堂（周宁 2003），不仅取得了工业与科技上的进步，在道德上也树立了新的高标。在这里人们热爱集体，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热爱劳动，中国宛如一个人人平等社会典范。此时美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英雄，是力量的象征。李小龙与中国功夫登上了美国的荧屏。在电影《龙争虎斗》中他是力战群敌的功夫高手，是救众人于危难之中的救星。
（七）冰点期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形象日趋正面化。但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忌惮，中国威胁论开始兴起。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外媒的恶意夸大和歪曲使这种言论广泛传播。
美國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在《中国觉醒》（1994）造谣抹黑中国。其中《冤鬼怨魂》《向钱进》《血与铁》（李希光等 1996）等题目无一不充满诡异气氛。作者用煽动的口吻，把北京描绘的宛如人间地狱，而政府则成了压迫民主的暴政。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加入了丑化中国及我国领导人的大潮。先后写作《天安门日记：在六月的十三天里》（1989），《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在后者作者力图将两位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与“龙位”联系在一起。主席研读《资治通鉴》的爱好被写成研习“帝王术”，开国大典被称为加冕仪式。如果说纪思道和索尔兹伯里是从把中国描绘成专制统治下的人间地狱入手来抨击中国的话，那特里普利特与爱德华·延伯莱克合著的《鼠年》（1998）及《红龙跃起》（1999）则通过把中国做成美国的“假想敌”，来宣扬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及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八）新时期
进入21世纪，虽然“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时隐时现，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的“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与华人的形象日益多样化、立体化，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善与恶。中国与中国人也成了拯救世界打败邪恶组织的救星。《2012》（2009）中面对世界末日的到来，中国的大集体精神被宣传为唯一能完成现代“方舟”建造工程的现代精神；《基本演绎法》中福尔摩斯的得力助手琼·华生，《神盾局特工》里身手矫健、冷静缜密的女特工May就分别由华裔女演员刘玉玲及温明娜出演。中医，熊猫，中餐，功夫等中国元素也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美剧和电影中。《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等美剧就多次出现主角说中文，聚在一起吃中餐外卖的情节。
三、小结
习近平曾引用邓小平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来论述中美关系。文化作为众多“石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中美新型伙伴关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学与电影中华人与中国形象变迁的研究对摸索出一条新型中美关系之路必将大有裨益。 注释：
[1]揭秘美国异类总統参选人特朗普：我总能击败中国，新浪财经，2015-10-7。
[2]THE Anthill： 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 P100-101.
参考文献
[1] Bret Harte .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 [M]. The Overland Monthly Magazine ，1870.
[2] Bret Harte. Wan Lee， the pagan： and other sketches[M]. London： G. Routledge，1876.
[3] Eaton Edith Maud .Mrs. Spring Fragrance [M] Chicago， A.C. McClurg & Co， 1912.
[4] Edward Fitzgerald. The Anthill：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 [M]. New York： Praeger.
[5] William Norr. Stories of Chinatown： sketches from life in the Chinese colony of Mott， Pell and Doyers Streets [M]. New York： The author， 1892.
[6] Jack London.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J]. McClure's Magazine， 1910 （7）.
[7]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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