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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者赵月枝是从中国大陆走出的第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2011年8月，其第一部中文专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被中国传媒大学纳入“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书系”得以出版。该专著通过讨论“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和中国媒介商业转型的历史困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权力”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宏大命题，用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涵盖了全球化、主权、民主平等、公共性、多样性等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议题。这部专著是凝聚作者十余年深邃思考的倾心之作。
该书作者在2002年4月接受时任《中国传播学者访谈》丛书主编王永亮的网络采访中，曾以“威廉斯般的视野和席勒般的胆气”来概括自己做学问的体会。笔者有幸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联盟工作坊连续听完赵老师八次激情飞扬的讲座，尤其是在阅读完赵老师洋洋洒洒的专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之后，这种“威廉斯般的视野”之宏大与深邃、这种“席勒般的胆气”之果敢与气魄，透过其精彩的演讲、质朴的装束与其字字珠玑、力透纸背的文字表露无遗，充分彰显了一个学贯中西的学界翘楚不同寻常的眼光和其深深的文化忧思与人文情怀。而其所谓的“威廉斯般的视野和席勒般的勇气”，笔者以为便是其强烈的批判与反思、果敢与气魄的真实写照。
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出身于工人阶级，依靠奖学金的支持从一个异常封闭的农村进入剑桥大学这一知名学府，在剑桥这个“似乎是根据人们在贵宾桌上用餐次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地方，他的乡下人般的热情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的“乖巧而简慢的作风”格格不入。这种内在的张力促使其拒绝迎合阿多诺、利维斯等人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姿态，将大众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集中于对工人阶级经验的探讨，审查其中存在的压制性权力关系。他赋予文化以“全部生活的意义”，强调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民主潜力和解放力量。在有关传播与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关系上，他运用联系的观点反对单纯的“科技决定论”，并反对将科技看成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自主发展并反过来改变社会的孤单的个体。
同样，对于既出身于第三世界国家又来自社会底层的赵老师来说，依靠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漂洋过海异域求学，并作为“跨国知识劳工”远赴美国任教，这种“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与其对于“第三世界国民”的身份认同，促使其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自由”与“平等”，以其犀利敏锐的眼光围绕“传播与社会”，洞察了当代国内外新闻传播领域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例如在《意识形态的再次终结？》一章中，福柯割裂了其之前所关注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制度的依赖关系，转而关注于自主话语领域的形成以超越意识形态概念的知识考古学，作者以此为由头接连批判了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同时，作者的批判摒弃了一叶障目式“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利用其犀利敏锐的目光剔粗取精，肯定此三大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化约主义以及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经济—政治”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新批判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直陈其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的出现，从而失去了对主导统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和标准。不仅如此，作者从三大主义本身的理论局限性出发，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重新反思。在《国家、市场与社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立场》一章中，作者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作者批判了流行的“自由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大众启蒙和抵抗政治维权是首要任务，市场是自由和解放的源泉，而中国的问题是 “真正”的市场逻辑被国家权力歪曲了，即国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意识形态不仅隐含了简单地线性历史逻辑和机械二元对立的框架性错误，而且隐含了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迷思内化为后发国家现实的历史性误解；而这一理论框架可能限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自由与解放的社会历史性的理解。她批判了当今国内传播学界在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遗产的影响下，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上的偏颇而直接导致将“国家/市场”简单二元对立和对社会概念的缺失；指出这种要么盲从市场乌托邦主义，要么就是为“极权”招魂的二元逻辑其实质是在自由多元名义下通过污名化对立观点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而事实上，作为权力的不同组织形式，市场与国家相互构建、相互赋权。因此，正确的理论框架要将国家当做一个社会科学分析的范畴，坚持权力的多维视野，超越一系列受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伪”二元逻辑，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诸如“国家”“市场”“社会”“自由民主”“公共领域”“权力”“意识形态”等重要概念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化。
而与威廉斯相比，这种批判的勇气和激进的胆气在赫伯特·席勒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席勒出版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第一次提出“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批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和文化入侵。70年代，他批判美国统治阶级及其传播者对大众的思想管制和观念操纵。80年代，他批判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媒介政策，揭露信息时代的谎言和悖论，反对私有权力对公共表达的接管。90年代，已经步入晚年的席勒又重新回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信息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危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这位一生均靠领取救济金度日的席勒，却“从来没有对行政者的偏好磕头”。
席勒的这种精神特质和批判姿态鼓舞了诸如赵月枝老师在内的后代学者。她以“席勒般的胆识”在异域他乡执著地以她富有洞察力与想象力、批判性与开拓性的视野，立足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围绕“权力”与“社会”、“自由”与“平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等理论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层层剖析，以卓越的眼光和大胆的批判对中国当下大部分传播学者的理论呈现与媒介实践上的迷失针砭时弊，从人们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思想与行为中，揭露被掩盖的问题与实质，并最终提出要超越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霸权、超越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本质主义、超越以英美为原点的“中心辐射式”的传播模式、超越中国城乡割裂式的传播格局的理想，坚持“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中国传播研究新视野。
同时，其在开篇谈到，在其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内，权力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因为就作者的终极关怀而言，这一理论框架的归宿不是“中国”“中国文化”“民族大义”和“中国走向辉煌未来”等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抽象全称概念和总体性的社会工程，而是特定社会群体、特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构成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赵老师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传播过程，也不是被物化的传播制度，而是透过传播的种种“怪相”深入探讨不同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整个生活方式。她认为，诸如此类，才应该是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旨。
总之，“批判是一种思维取向，也是一种治学的气度”。在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在这个仍由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中，赵月枝老师以其犀利批判的视野，敢言人之不敢言、不会言乃至“不屑于”言，勇敢而坚定地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成为中国大陆走出去的第一位传播批判学者！她“关注社会与民生，为正义呐喊”。出于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赵月枝老师连同她的后来者们仍然执著地在所谓的“中心”中审视“盲点”，在所谓的“边缘”中寻找“亮点”……
该书作者在2002年4月接受时任《中国传播学者访谈》丛书主编王永亮的网络采访中，曾以“威廉斯般的视野和席勒般的胆气”来概括自己做学问的体会。笔者有幸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联盟工作坊连续听完赵老师八次激情飞扬的讲座，尤其是在阅读完赵老师洋洋洒洒的专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之后，这种“威廉斯般的视野”之宏大与深邃、这种“席勒般的胆气”之果敢与气魄，透过其精彩的演讲、质朴的装束与其字字珠玑、力透纸背的文字表露无遗，充分彰显了一个学贯中西的学界翘楚不同寻常的眼光和其深深的文化忧思与人文情怀。而其所谓的“威廉斯般的视野和席勒般的勇气”，笔者以为便是其强烈的批判与反思、果敢与气魄的真实写照。
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出身于工人阶级，依靠奖学金的支持从一个异常封闭的农村进入剑桥大学这一知名学府，在剑桥这个“似乎是根据人们在贵宾桌上用餐次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地方，他的乡下人般的热情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的“乖巧而简慢的作风”格格不入。这种内在的张力促使其拒绝迎合阿多诺、利维斯等人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姿态，将大众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集中于对工人阶级经验的探讨，审查其中存在的压制性权力关系。他赋予文化以“全部生活的意义”，强调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民主潜力和解放力量。在有关传播与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关系上，他运用联系的观点反对单纯的“科技决定论”，并反对将科技看成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自主发展并反过来改变社会的孤单的个体。
同样，对于既出身于第三世界国家又来自社会底层的赵老师来说，依靠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漂洋过海异域求学，并作为“跨国知识劳工”远赴美国任教，这种“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与其对于“第三世界国民”的身份认同，促使其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自由”与“平等”，以其犀利敏锐的眼光围绕“传播与社会”，洞察了当代国内外新闻传播领域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例如在《意识形态的再次终结？》一章中，福柯割裂了其之前所关注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制度的依赖关系，转而关注于自主话语领域的形成以超越意识形态概念的知识考古学，作者以此为由头接连批判了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同时，作者的批判摒弃了一叶障目式“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利用其犀利敏锐的目光剔粗取精，肯定此三大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化约主义以及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经济—政治”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新批判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直陈其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的出现，从而失去了对主导统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和标准。不仅如此，作者从三大主义本身的理论局限性出发，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重新反思。在《国家、市场与社会：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基本立场》一章中，作者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作者批判了流行的“自由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大众启蒙和抵抗政治维权是首要任务，市场是自由和解放的源泉，而中国的问题是 “真正”的市场逻辑被国家权力歪曲了，即国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意识形态不仅隐含了简单地线性历史逻辑和机械二元对立的框架性错误，而且隐含了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迷思内化为后发国家现实的历史性误解；而这一理论框架可能限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自由与解放的社会历史性的理解。她批判了当今国内传播学界在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遗产的影响下，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上的偏颇而直接导致将“国家/市场”简单二元对立和对社会概念的缺失；指出这种要么盲从市场乌托邦主义，要么就是为“极权”招魂的二元逻辑其实质是在自由多元名义下通过污名化对立观点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而事实上，作为权力的不同组织形式，市场与国家相互构建、相互赋权。因此，正确的理论框架要将国家当做一个社会科学分析的范畴，坚持权力的多维视野，超越一系列受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伪”二元逻辑，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诸如“国家”“市场”“社会”“自由民主”“公共领域”“权力”“意识形态”等重要概念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化。
而与威廉斯相比，这种批判的勇气和激进的胆气在赫伯特·席勒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席勒出版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第一次提出“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批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和文化入侵。70年代，他批判美国统治阶级及其传播者对大众的思想管制和观念操纵。80年代，他批判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媒介政策，揭露信息时代的谎言和悖论，反对私有权力对公共表达的接管。90年代，已经步入晚年的席勒又重新回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信息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危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这位一生均靠领取救济金度日的席勒，却“从来没有对行政者的偏好磕头”。
席勒的这种精神特质和批判姿态鼓舞了诸如赵月枝老师在内的后代学者。她以“席勒般的胆识”在异域他乡执著地以她富有洞察力与想象力、批判性与开拓性的视野，立足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中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围绕“权力”与“社会”、“自由”与“平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等理论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层层剖析，以卓越的眼光和大胆的批判对中国当下大部分传播学者的理论呈现与媒介实践上的迷失针砭时弊，从人们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思想与行为中，揭露被掩盖的问题与实质，并最终提出要超越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霸权、超越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本质主义、超越以英美为原点的“中心辐射式”的传播模式、超越中国城乡割裂式的传播格局的理想，坚持“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中国传播研究新视野。
同时，其在开篇谈到，在其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内，权力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因为就作者的终极关怀而言，这一理论框架的归宿不是“中国”“中国文化”“民族大义”和“中国走向辉煌未来”等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抽象全称概念和总体性的社会工程，而是特定社会群体、特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构成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赵老师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传播过程，也不是被物化的传播制度，而是透过传播的种种“怪相”深入探讨不同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整个生活方式。她认为，诸如此类，才应该是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旨。
总之，“批判是一种思维取向，也是一种治学的气度”。在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在这个仍由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中，赵月枝老师以其犀利批判的视野，敢言人之不敢言、不会言乃至“不屑于”言，勇敢而坚定地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成为中国大陆走出去的第一位传播批判学者！她“关注社会与民生，为正义呐喊”。出于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赵月枝老师连同她的后来者们仍然执著地在所谓的“中心”中审视“盲点”，在所谓的“边缘”中寻找“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