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杨度（1875～1932年），湖南省湘潭县人。他考取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过往甚密，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他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全国上下声讨，杨度也被唾弃。他后学佛参禅，还加入了国民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度移居上海后，家中经常有客人。这时，湖南老乡方表、王绍先等人也到了上海，成为杨家的常客。特别是王绍先王九爷，本是个富家子弟，经常没什么事，就找杨度聊天。王绍先有个亲戚叫陈赓，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王绍先通过陈赓，经常弄些进步书刊带到杨家，与杨度关上门阅读，这些进步刊物为杨度在佛学救国的理论之外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杨度对处于低潮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了钦佩与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寻求救国真理的精神也激发了杨度内心深处扶危救难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度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杨度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把从杜公馆得到的内部消息告诉了王绍先，通过他向陈赓汇报。1928年的一天，王绍先领着陈赓上杨度家，三人密谈，最后，杨度向陈赓表示：愿以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共产党出力。
　　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对杨度投身革命的真诚性表示怀疑。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会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服务？于是，中央又派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去和杨度联系，进行考察。
　　其时，潘汉年正以文化界人士的公开身份从事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杨度与潘汉年的姐夫路家相识。通过这层关系，杨度与潘汉年也认识了。潘汉年经过与杨度的深入接触，感到杨度确实有为革命而工作的诚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确实抱有信心，因此做了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正在筹办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请杨度为他题写报头。杨度毫不犹豫一挥而就。只有很少人知道，1928年11月27日《红旗日报》第二期上的“红旗”两字就是出自杨度之手。
　　经过一年的考察，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部部长和秘书长，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可见对杨度的重视。
　　杨度受周恩来领导，而由潘汉年与他单线联系。杨度利用他的特殊身价，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情报，还捐献了不少财物。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有人讥笑杨度一个“帝制余孽”入党是投机，杨度说：“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1930年2月，鲁迅、夏衍、郁达夫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杨度签名参加。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杨度也签名参加。
　　1931年4月，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此后，中共中央特科进行改组，潘汉年接替陈赓二科（情报科）科长之责，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实际上成为特科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由夏衍（沈端先）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于是，夏衍第一次见到了杨度。多年之后，回想起这次会面的情形，夏衍还记忆犹新。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生襟抱本无垠：近代风云人物杨度》 作者：张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