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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统治衰败，西方列强入侵，拜伦的文学作品中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当时深深吸引了中国的文人，从而掀起《哀希腊》的翻译热潮。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哀希腊》几个中文译本的政治化改写，分析拜伦式英雄形象中国化过程中导致误读的根本原因，揭示不同文化和時代背景下，翻译活动对于文学作品交流和演绎的影响。
【关键词】《哀希腊》汉译;拜伦式英雄;改写与误读;翻译与作品演绎
【作者简介】魏家朋，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一、引言
拜伦是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斗争的革命者，参与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唐璜》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哀希腊》（以下简称《哀》）是《唐璜》的重要部分，诗人鼓励希腊人民抗击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正是由于《哀》与当时的中国国情和译者思想上的契合，使之成为一大批文人志士政治化改写的对象。
1902年，《哀》首次被梁启超选译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自此，国内掀起了翻译《哀》的热潮。从梁启超的选译到马军武、苏曼殊的全译，再到胡适的骚体改译，起到了激发国人奋起抗争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译诗之“讹”。然而正是通过这些译诗之“讹”，改写了拜伦作品和拜伦人格中与中国时代背景、文化属性和价值导向不相契合的地方，尽管导致了拜伦式英雄在中国的误读，但是由于这样的改写和契合焕发了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价值，对那个时代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二、《哀希腊》在中国的政治化改写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关头，这与《哀》中拜伦描绘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历史环境颇为相似。拜伦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诗人，他身上所具有的敢于反抗、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正是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人关注《哀》的政治化改写。
翻译活动本身就是结合译者价值观的主观改写过程，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并非单纯的语言人，而是镌刻了社会性烙印的社会人。因此，翻译活动本质就是以既有作品为基础，通过译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结合并体现在译文之中的过程。
《哀》的不同中文译本，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哀》原诗的第一、三节如下：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
…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梁启超的译文为：
（沉醉东风）咳！ 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明，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梁启超译本虽与原文没有较大偏差，但“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一句中的“爱娇”与“天骄”，与原文意义相差甚远，另外“荣光常照”“缥缈”等词也有所偏差。但是这样的偏差，更容易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呼唤、一种激励、一种抗争。面对维新变法的失败，面对国将不国的关头，这样的改写充分体现了当时梁启超的政治诉求与内心渴望。
马君武译本是后来被诟病最多的一个版本，被认为是“失之讹”。在此仅摘录马君武译本《哀希腊歌》的第一节：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从马君武拟定的题目来看，《哀希腊歌》显然于文无据，从题目就开始“失之讹”。梁启超在此之前选译《哀》时，将诗名音译为《瑞志安》，马君武则是首位结合诗作内容对题目进行翻译的译者。相较于后世更为熟知的题目《哀希腊》，显然是传承了马君武的译本。在这个题目中，马君武用“哀”字统领全诗，“哀”既是这首诗的诗眼，也是马君武所要传达的中心。于他而言，一个“哀”字充分表达了他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心绪。
紧接着，正文中的“爱国之诗”四字被认为是无中生有，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据。但正是这于文无据的改写，直抒胸臆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志。结合马君武之前翻译的《法兰西革命史》《民约论》《物种起源》等著作来看，我们大可不必质疑其翻译功底与文化造诣。回眸马君武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生，显而易见，这个“失之讹”是他基于主观情感的政治化改写，宣扬的正是他所支持并献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胡适在译诗之前曾评价过马君武、苏曼殊的译本：“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失其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以下为胡适译本第一节的摘录：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胡适译本与之前其他一本最大的区别在于胡适译本采用骚体。屈原在创作《离骚》时正值楚国即将覆灭，诗人哀叹楚国命运，慨叹人民生活，表达了面对亡国的无奈與忧思。胡适采用骚体进行翻译，反映的同样是面临国家存亡，译者强烈的政治诉求与内心愿望。
三、拜伦式英雄中国化的误读
拜伦作品自从引入中国，便在中国广受赞誉，但实际上在英国，他存在不少被诟病的地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拜伦式英雄形象在我国本土化译作中，夸大了其敢于抗争、献身革命的一面，弱化或摒弃了其离群索居、孤胆英雄的一面。在拜伦式英雄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译者更多关注拜伦作品中他们想要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并以此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但或多或少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以及拜伦本身存在的不足。这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做法，正是导致拜伦式英雄中国化误读的根本原因。
透过这些改写与误读，特别是对译著过程进行分析、分解，我们可知，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中，《哀》的译者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文人志士，他们既是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富有革命激情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努力通过翻译一些贴近我国本土价值观、契合民族精神的作品，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唤醒亿万中华儿女展开救亡图存运动。正是精神上的契合，成为他们深沉的改译动机。
文学作品的外在价值在于，它是否能够对社会产生好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翻译活动通过主观改写以适合译者的价值导向，从而将翻译活动变成救亡图存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中，翻译行为成为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样的翻译活动，关键是如何做好“结合”。对此，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晓之以理”，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要求翻译活动在“理”的范围之内，不能完全颠倒原著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导向;“晓之以情”，则是要从某种角度或侧面，实现与译者在价值观上的结合，从而使得译作适合本土化的环境和氛围，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和实现有效传播。
文学之花经由有效的翻译活动，才能绽放于新的天地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艺术价值。20世纪初期，正是这些译者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武器，最终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忽视这样的积极功效和深远意义，一味地去批判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改写，反而大大局限了文学作品应有的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对于这样的改写，或许我们只能称之为“误读”，却不宜将此“误读”注入贬义的内涵。
当然，改写不是无原则的，它必须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通，在表达内容上作出有效的结合。所以，反过来说，对于好的译作，我们还要善于通过分析、分解的方法，既要努力把握原作的本质，又要深刻辨析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持有的价值倾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全面认识这两者如何产生有效结合，而这正是翻译艺术需要掌握的重点所在。
四、结语
《哀希腊》20世纪初期的中文译本中确实存在“译诗之讹”的现象，但这种“讹”是译者抒发爱国思想的表现形式，作以政治化改写，则因为与中国国情的契合，从而得到有效传播。正是这种政治化改写，导致了我们对拜伦式英雄形象的误读。通过以上分析、分解，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翻译艺术的美妙，特别是从中谙习翻译活动需要掌握的原则和方法，帮助我们把握事物的主流，更多更好地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优秀作品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6.
[2]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胡适.胡适诗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关键词】《哀希腊》汉译;拜伦式英雄;改写与误读;翻译与作品演绎
【作者简介】魏家朋，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一、引言
拜伦是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斗争的革命者，参与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唐璜》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哀希腊》（以下简称《哀》）是《唐璜》的重要部分，诗人鼓励希腊人民抗击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正是由于《哀》与当时的中国国情和译者思想上的契合，使之成为一大批文人志士政治化改写的对象。
1902年，《哀》首次被梁启超选译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自此，国内掀起了翻译《哀》的热潮。从梁启超的选译到马军武、苏曼殊的全译，再到胡适的骚体改译，起到了激发国人奋起抗争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译诗之“讹”。然而正是通过这些译诗之“讹”，改写了拜伦作品和拜伦人格中与中国时代背景、文化属性和价值导向不相契合的地方，尽管导致了拜伦式英雄在中国的误读，但是由于这样的改写和契合焕发了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价值，对那个时代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二、《哀希腊》在中国的政治化改写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关头，这与《哀》中拜伦描绘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历史环境颇为相似。拜伦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诗人，他身上所具有的敢于反抗、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正是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人关注《哀》的政治化改写。
翻译活动本身就是结合译者价值观的主观改写过程，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并非单纯的语言人，而是镌刻了社会性烙印的社会人。因此，翻译活动本质就是以既有作品为基础，通过译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结合并体现在译文之中的过程。
《哀》的不同中文译本，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哀》原诗的第一、三节如下：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
…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梁启超的译文为：
（沉醉东风）咳！ 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明，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梁启超译本虽与原文没有较大偏差，但“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一句中的“爱娇”与“天骄”，与原文意义相差甚远，另外“荣光常照”“缥缈”等词也有所偏差。但是这样的偏差，更容易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呼唤、一种激励、一种抗争。面对维新变法的失败，面对国将不国的关头，这样的改写充分体现了当时梁启超的政治诉求与内心渴望。
马君武译本是后来被诟病最多的一个版本，被认为是“失之讹”。在此仅摘录马君武译本《哀希腊歌》的第一节：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从马君武拟定的题目来看，《哀希腊歌》显然于文无据，从题目就开始“失之讹”。梁启超在此之前选译《哀》时，将诗名音译为《瑞志安》，马君武则是首位结合诗作内容对题目进行翻译的译者。相较于后世更为熟知的题目《哀希腊》，显然是传承了马君武的译本。在这个题目中，马君武用“哀”字统领全诗，“哀”既是这首诗的诗眼，也是马君武所要传达的中心。于他而言，一个“哀”字充分表达了他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心绪。
紧接着，正文中的“爱国之诗”四字被认为是无中生有，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据。但正是这于文无据的改写，直抒胸臆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志。结合马君武之前翻译的《法兰西革命史》《民约论》《物种起源》等著作来看，我们大可不必质疑其翻译功底与文化造诣。回眸马君武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生，显而易见，这个“失之讹”是他基于主观情感的政治化改写，宣扬的正是他所支持并献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胡适在译诗之前曾评价过马君武、苏曼殊的译本：“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失其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以下为胡适译本第一节的摘录：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胡适译本与之前其他一本最大的区别在于胡适译本采用骚体。屈原在创作《离骚》时正值楚国即将覆灭，诗人哀叹楚国命运，慨叹人民生活，表达了面对亡国的无奈與忧思。胡适采用骚体进行翻译，反映的同样是面临国家存亡，译者强烈的政治诉求与内心愿望。
三、拜伦式英雄中国化的误读
拜伦作品自从引入中国，便在中国广受赞誉，但实际上在英国，他存在不少被诟病的地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拜伦式英雄形象在我国本土化译作中，夸大了其敢于抗争、献身革命的一面，弱化或摒弃了其离群索居、孤胆英雄的一面。在拜伦式英雄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译者更多关注拜伦作品中他们想要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并以此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但或多或少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以及拜伦本身存在的不足。这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做法，正是导致拜伦式英雄中国化误读的根本原因。
透过这些改写与误读，特别是对译著过程进行分析、分解，我们可知，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中，《哀》的译者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文人志士，他们既是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富有革命激情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努力通过翻译一些贴近我国本土价值观、契合民族精神的作品，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唤醒亿万中华儿女展开救亡图存运动。正是精神上的契合，成为他们深沉的改译动机。
文学作品的外在价值在于，它是否能够对社会产生好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翻译活动通过主观改写以适合译者的价值导向，从而将翻译活动变成救亡图存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中，翻译行为成为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样的翻译活动，关键是如何做好“结合”。对此，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晓之以理”，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要求翻译活动在“理”的范围之内，不能完全颠倒原著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导向;“晓之以情”，则是要从某种角度或侧面，实现与译者在价值观上的结合，从而使得译作适合本土化的环境和氛围，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和实现有效传播。
文学之花经由有效的翻译活动，才能绽放于新的天地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艺术价值。20世纪初期，正是这些译者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武器，最终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忽视这样的积极功效和深远意义，一味地去批判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改写，反而大大局限了文学作品应有的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对于这样的改写，或许我们只能称之为“误读”，却不宜将此“误读”注入贬义的内涵。
当然，改写不是无原则的，它必须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通，在表达内容上作出有效的结合。所以，反过来说，对于好的译作，我们还要善于通过分析、分解的方法，既要努力把握原作的本质，又要深刻辨析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持有的价值倾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全面认识这两者如何产生有效结合，而这正是翻译艺术需要掌握的重点所在。
四、结语
《哀希腊》20世纪初期的中文译本中确实存在“译诗之讹”的现象，但这种“讹”是译者抒发爱国思想的表现形式，作以政治化改写，则因为与中国国情的契合，从而得到有效传播。正是这种政治化改写，导致了我们对拜伦式英雄形象的误读。通过以上分析、分解，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翻译艺术的美妙，特别是从中谙习翻译活动需要掌握的原则和方法，帮助我们把握事物的主流，更多更好地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优秀作品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6.
[2]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胡适.胡适诗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