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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学生活，尚可记者，还有“除四害”。那样轰轰烈烈地同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交战，动员之广，场面之壮观，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除四害，讲卫生的提出，好像是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17条的时候，但作为一场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端当在1958年初，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文件，足见重视。
共产党做事，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由毛泽东总结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即不但要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还必须有群众的积极性。“两种积极性”的办法，到建国以后，化为接二连三的群众运动。不论什么事，都要全民动员，全民参与。记得读初中时的“三反”“五反”，其一是“反贪污”。“贪污分子”名之曰“老虎”。我所在的北京汇文中学，校长名叫高凤山，现在已经重被称为优秀的教育家了，但当时硬说他是“老虎”，还是“大老虎”。“打虎”要有声势，除了“打虎队员”即骨干力量的“冲锋陷阵”，我们这些初中娃娃，也被组织起来，跟在校长后面大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死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随你走向那一条！”那样一弄，不但校长颜面扫地，而且不管最后如何定性，至少已经“轰轰烈烈”——群众发动起来了。最后，即便弄错了，挨整的也还要“正确对待群众”，怪不到领导头上。 “反浪费”也是如此。北京一些大屋顶的新建筑被指为浪费的典型。我们这些不懂什么建筑的娃娃，其实同这“大屋顶”并无干系，但也被动员起来哄哄。演个活报剧，唱的歌词好像是“我不吹，我不夸，我是个伟大的建筑家。人民有钱，我呀，我呀，我呀我呀我会花，哈哈”。
那样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是不是梁思成先生的主张，那时年少，弄不清楚，但直到今天，看着留在三里河、景山后街的那几座楼，还是觉得这样的建筑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毕竟是一种民族风格的尝试，同当时北京古老的风韵也较为协调。及至把那些还想顾及民族风格的建筑家都搞臭了，此后北京乃至全国就都是火柴盒子式楼房的一统天下了。
到发动“除四害”的时候，我已是大学生了。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增进健康，自然是好事，何况这是党中央的号召，岂能不坚决拥护，积极行动？老鼠有洞，麻雀会飞，苍蝇、蚊子虽不难打到，但时届早春，苍蝇蚊子都还少见。一成运动，就要声势，若是几天报不出惊人数字，岂不泄气？所以班级里大家商议，怎样才能立见成效。还是家在农村的同学有见识，说是苍蝇从幼虫到蝇蛆再变蛹，到天气再暖些才能羽化为蝇，但现在去挖蝇蛹可以把苍蝇消灭在成蝇之前。蛹在土里，不会动，一挖一个准儿。
这一说，立即士气高涨，于是三五成群，利用课余、周末去打蝇蛹歼灭战了。但校园里都是现代的下水设施，很少有蝇蛹存身的地方。好在复旦地处五角场附近，现在虽已繁华一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还是比较荒凉的地段，离得不远就有大片农田。农田附近都有粪坑，周围是蝇蛹藏身之所。那时政治热情高涨，虽是臭气熏得眼疼，还是不顾一切在坑边挖蛹，挖出的蝇蛹还用纸盒装好，以便回去上缴点验。这一来，效果立见，数字喜人，但不久就出了麻烦——有两位学兄得了传染性肝炎，后来知道叫“甲肝”。一查究竟，多半是挖蝇蛹后未能彻底冲洗消毒，以致病从口入。病者要隔离，这事就惊动了校方，于是下令不准再去挖蝇蛹。挖蛹之事就此暂停。这时，天气渐暖，蚊子已出来活动，便回师灭蚊。打蚊子大家很起劲，因为蚊子着实讨厌。不但吸血叮人，伤处瘙痒难耐，而且晚间温课之际在耳边嗡嗡营营，挥之不去，暂逸又返，弄得人心烦意乱。一则谜语道：“为你打我，为我打你。打死了你，流出了我的血。”颇肖拍蚊情状，噼啪之声，打得自己生疼。
若只是打蚊子倒也罢了，但既是群众运动，自然就要有评比，看谁个消灭得多。要评比，就要有数量，总不能笼而统之，都说“消灭了大批蚊子”吧。有些地方灭鼠，要缴鼠尾，以证实灭鼠数量。蚊子体小，打死了也很难清点蚊尸，而且一间宿舍充其量也不过几只，不大会饕蚊成阵，即便清点战果，也不会令人“震撼”。但是既要争先，便会激发出各样巧招。那时复旦北面并没有什么围墙，只是一道铁丝网隔离了校区和校外。铁丝网外一片荒凉，一条臭水沟成了校外的“界河”。水沟两侧葭苇丛生，杂草簇长，杂草间大约因为有人行走，踏出了一条小土路来。每到傍晚，蚊子成群飞舞，像一团团青烟。我们吃过晚饭，就在脸盆里倒一点水，再擦上肥皂，到那小路上迎着蚊团一挥，便有几十只蚊子粘在盆上。连挥几回，总有百数。清点一过，便拿着脸盆去报告战绩，费时不多，战绩可观。起先，大家还认真，班干部有时还要复点。日子一长，就有点感到无聊。蚊子每天还在孳生，并未因捕杀而减少，而清点数字也着实麻烦。渐渐地，大家只是估摸着报个数字，而班干部也就报多少，写多少，反正也没人较真儿。日子再一长，又要围歼麻雀，数蚊子的事也就无疾而终。终于蚊子还是蚊子，每到夏天，扰人依旧。足见人要胜天，谈何容易！
“除四害”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还是围歼麻雀。上海围歼麻雀是怎样发动的，身处下层，不知高层的部署，但听到的传说却活灵活现：说是那年毛泽东驾临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一日凭窗而望，一只苍蝇不识相，恰恰停在伟大领袖的手上。于是毛主席道：“上海还有苍蝇啊。”在旁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赶紧检讨，说上海“除四害”还搞得不彻底。接下来就发出指令，“打一场围歼麻雀的人民战争”。这样的传闻是否确实，无从核对，只能聊备一说，以资谈助罢了。不过，这样的“人民战争”却绝非上海一处的发明，有记载称，北京在那年4月19日就出动了300万人灭雀；最近看到俞明先生的小说《姑苏烟云》，才知道同上海差不多的时间，苏州也曾倾城出动剿灭麻雀，办法同上海、北京是一样的。
这种事大概只有中国能做。一声令下，学生不上课，干部不上班，工厂大动员，连里弄的大爷大妈都一下子扑到街头巷尾、城境郊区。手执锣鼓、脸盆，鞭炮、喇叭，还有短棍、长竿，上面都扎有红色布条或旗子，一队一队，好不威武雄壮。我的“阵地”就在学校附近，说得具体一点，复旦大学校门斜对面，现在高楼林立的所在，当初还是一片农田，我就站在农田中间的田埂上，拿着一根木棒，一只脸盆，任务是看到麻雀飞来就连喊带敲，不让它落脚。据说，麻雀不耐久飞，这样“到处不留爷”，就会因疲劳而坠落、死亡。偌大一个上海，要让麻雀无处落脚，真不知要动员多少人力。
那天很热，带了一瓶水很快就喝完了，加上大声吆喝，真是咽如焦釜，精疲力竭。看到校门外有外文系一位女生，颈上挂一个饼干桶，左侧背着一个军用水壶，麻雀来了也不吆喝，只是用手轻轻将饼干桶敲敲，然后吃上一片饼干，喝上一口水，好不逍遥。起先很瞧不上这样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及至自己口焦舌燥，有类虚脱，又不禁有点羡慕起来。
好容易捱到鸣金收兵，如获大赦。回到宿舍，学友们有的说看到麻雀落地，我则未曾见到一只，大概都落到别处去了吧。
后来的报道，记得大都在描绘领导的指挥，队伍的雄壮，士气的高涨，民众的赞扬，至于全国性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总共消灭了多少麻雀，出动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财力，多收了多少粮食，均未见报道，这大概也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的原则吧。
又后来，大概一年之后，听说动物学家认为，麻雀主要吃的是害虫，只在某些季节吃些草籽谷粒，得失相权，益大于害。于是麻雀也蒙皇恩大赦，成为益鸟，而先是臭虫，后是蟑螂，填充了“四害”的空缺。
“除四害”原是利民之举，只是好事也要有科学的方法。经济是一门学问，一味迷信群众运动，动辄千百万人齐上阵，未必就会引出积极的后果。后来的大炼钢铁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
除四害，讲卫生的提出，好像是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17条的时候，但作为一场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端当在1958年初，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文件，足见重视。
共产党做事，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由毛泽东总结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即不但要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还必须有群众的积极性。“两种积极性”的办法，到建国以后，化为接二连三的群众运动。不论什么事，都要全民动员，全民参与。记得读初中时的“三反”“五反”，其一是“反贪污”。“贪污分子”名之曰“老虎”。我所在的北京汇文中学，校长名叫高凤山，现在已经重被称为优秀的教育家了，但当时硬说他是“老虎”，还是“大老虎”。“打虎”要有声势，除了“打虎队员”即骨干力量的“冲锋陷阵”，我们这些初中娃娃，也被组织起来，跟在校长后面大唱“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死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随你走向那一条！”那样一弄，不但校长颜面扫地，而且不管最后如何定性，至少已经“轰轰烈烈”——群众发动起来了。最后，即便弄错了，挨整的也还要“正确对待群众”，怪不到领导头上。 “反浪费”也是如此。北京一些大屋顶的新建筑被指为浪费的典型。我们这些不懂什么建筑的娃娃，其实同这“大屋顶”并无干系，但也被动员起来哄哄。演个活报剧，唱的歌词好像是“我不吹，我不夸，我是个伟大的建筑家。人民有钱，我呀，我呀，我呀我呀我会花，哈哈”。
那样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是不是梁思成先生的主张，那时年少，弄不清楚，但直到今天，看着留在三里河、景山后街的那几座楼，还是觉得这样的建筑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毕竟是一种民族风格的尝试，同当时北京古老的风韵也较为协调。及至把那些还想顾及民族风格的建筑家都搞臭了，此后北京乃至全国就都是火柴盒子式楼房的一统天下了。
到发动“除四害”的时候，我已是大学生了。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增进健康，自然是好事，何况这是党中央的号召，岂能不坚决拥护，积极行动？老鼠有洞，麻雀会飞，苍蝇、蚊子虽不难打到，但时届早春，苍蝇蚊子都还少见。一成运动，就要声势，若是几天报不出惊人数字，岂不泄气？所以班级里大家商议，怎样才能立见成效。还是家在农村的同学有见识，说是苍蝇从幼虫到蝇蛆再变蛹，到天气再暖些才能羽化为蝇，但现在去挖蝇蛹可以把苍蝇消灭在成蝇之前。蛹在土里，不会动，一挖一个准儿。
这一说，立即士气高涨，于是三五成群，利用课余、周末去打蝇蛹歼灭战了。但校园里都是现代的下水设施，很少有蝇蛹存身的地方。好在复旦地处五角场附近，现在虽已繁华一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还是比较荒凉的地段，离得不远就有大片农田。农田附近都有粪坑，周围是蝇蛹藏身之所。那时政治热情高涨，虽是臭气熏得眼疼，还是不顾一切在坑边挖蛹，挖出的蝇蛹还用纸盒装好，以便回去上缴点验。这一来，效果立见，数字喜人，但不久就出了麻烦——有两位学兄得了传染性肝炎，后来知道叫“甲肝”。一查究竟，多半是挖蝇蛹后未能彻底冲洗消毒，以致病从口入。病者要隔离，这事就惊动了校方，于是下令不准再去挖蝇蛹。挖蛹之事就此暂停。这时，天气渐暖，蚊子已出来活动，便回师灭蚊。打蚊子大家很起劲，因为蚊子着实讨厌。不但吸血叮人，伤处瘙痒难耐，而且晚间温课之际在耳边嗡嗡营营，挥之不去，暂逸又返，弄得人心烦意乱。一则谜语道：“为你打我，为我打你。打死了你，流出了我的血。”颇肖拍蚊情状，噼啪之声，打得自己生疼。
若只是打蚊子倒也罢了，但既是群众运动，自然就要有评比，看谁个消灭得多。要评比，就要有数量，总不能笼而统之，都说“消灭了大批蚊子”吧。有些地方灭鼠，要缴鼠尾，以证实灭鼠数量。蚊子体小，打死了也很难清点蚊尸，而且一间宿舍充其量也不过几只，不大会饕蚊成阵，即便清点战果，也不会令人“震撼”。但是既要争先，便会激发出各样巧招。那时复旦北面并没有什么围墙，只是一道铁丝网隔离了校区和校外。铁丝网外一片荒凉，一条臭水沟成了校外的“界河”。水沟两侧葭苇丛生，杂草簇长，杂草间大约因为有人行走，踏出了一条小土路来。每到傍晚，蚊子成群飞舞，像一团团青烟。我们吃过晚饭，就在脸盆里倒一点水，再擦上肥皂，到那小路上迎着蚊团一挥，便有几十只蚊子粘在盆上。连挥几回，总有百数。清点一过，便拿着脸盆去报告战绩，费时不多，战绩可观。起先，大家还认真，班干部有时还要复点。日子一长，就有点感到无聊。蚊子每天还在孳生，并未因捕杀而减少，而清点数字也着实麻烦。渐渐地，大家只是估摸着报个数字，而班干部也就报多少，写多少，反正也没人较真儿。日子再一长，又要围歼麻雀，数蚊子的事也就无疾而终。终于蚊子还是蚊子，每到夏天，扰人依旧。足见人要胜天，谈何容易！
“除四害”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还是围歼麻雀。上海围歼麻雀是怎样发动的，身处下层，不知高层的部署，但听到的传说却活灵活现：说是那年毛泽东驾临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一日凭窗而望，一只苍蝇不识相，恰恰停在伟大领袖的手上。于是毛主席道：“上海还有苍蝇啊。”在旁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赶紧检讨，说上海“除四害”还搞得不彻底。接下来就发出指令，“打一场围歼麻雀的人民战争”。这样的传闻是否确实，无从核对，只能聊备一说，以资谈助罢了。不过，这样的“人民战争”却绝非上海一处的发明，有记载称，北京在那年4月19日就出动了300万人灭雀；最近看到俞明先生的小说《姑苏烟云》，才知道同上海差不多的时间，苏州也曾倾城出动剿灭麻雀，办法同上海、北京是一样的。
这种事大概只有中国能做。一声令下，学生不上课，干部不上班，工厂大动员，连里弄的大爷大妈都一下子扑到街头巷尾、城境郊区。手执锣鼓、脸盆，鞭炮、喇叭，还有短棍、长竿，上面都扎有红色布条或旗子，一队一队，好不威武雄壮。我的“阵地”就在学校附近，说得具体一点，复旦大学校门斜对面，现在高楼林立的所在，当初还是一片农田，我就站在农田中间的田埂上，拿着一根木棒，一只脸盆，任务是看到麻雀飞来就连喊带敲，不让它落脚。据说，麻雀不耐久飞，这样“到处不留爷”，就会因疲劳而坠落、死亡。偌大一个上海，要让麻雀无处落脚，真不知要动员多少人力。
那天很热，带了一瓶水很快就喝完了，加上大声吆喝，真是咽如焦釜，精疲力竭。看到校门外有外文系一位女生，颈上挂一个饼干桶，左侧背着一个军用水壶，麻雀来了也不吆喝，只是用手轻轻将饼干桶敲敲，然后吃上一片饼干，喝上一口水，好不逍遥。起先很瞧不上这样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及至自己口焦舌燥，有类虚脱，又不禁有点羡慕起来。
好容易捱到鸣金收兵，如获大赦。回到宿舍，学友们有的说看到麻雀落地，我则未曾见到一只，大概都落到别处去了吧。
后来的报道，记得大都在描绘领导的指挥，队伍的雄壮，士气的高涨，民众的赞扬，至于全国性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总共消灭了多少麻雀，出动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财力，多收了多少粮食，均未见报道，这大概也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的原则吧。
又后来，大概一年之后，听说动物学家认为，麻雀主要吃的是害虫，只在某些季节吃些草籽谷粒，得失相权，益大于害。于是麻雀也蒙皇恩大赦，成为益鸟，而先是臭虫，后是蟑螂，填充了“四害”的空缺。
“除四害”原是利民之举，只是好事也要有科学的方法。经济是一门学问，一味迷信群众运动，动辄千百万人齐上阵，未必就会引出积极的后果。后来的大炼钢铁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