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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力主“和平建设”的发展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因此他对1917年苏俄革命的一系列政策持有异议不足为怪。但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在寻求境外支持者的过程中，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极大的期望，利用旅俄华工组建军队的“西北计划”顺势提出。 与此同时，1919年列宁手创的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利用南北两方的战争促进社会革命”，“西北计划”的设想一度成为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契合点，他们把计划的实施寄希望于旅俄华工。1923年蒋介石曾率团到苏俄访问近三个月，讨论具体实施“西北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西北计划”遭苏俄否定而夭折。
孙中山寻求苏俄军事援助的“西北计划”
据现有资料，孙中山“西北计划”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它与孙中山中德俄联盟的外交架构设想有关。1918年12月，时在德国的曹亚伯（曾为孙中山“护法”筹得巨款）把孙中山的一个“计划”或“建议”交到德国外交部。内容是承认他的南方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应在粤、桂、闽、赣、湘、滇、黔等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德携手把日本、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势力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第二，曹亚伯提出了中国（广州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联盟的建议：在苏俄红军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旅俄华侨和10000名德国兵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进军，亲孙的军队则从国内西南方向北上接应，推翻北京政府。此后，中国要收回关税自主权，德国援助中国发展教育及工业。为此必须在苏俄或蒙古建立革命根据地。日本成城大学田岛信雄和德国郭恒钰二教授对这个问题有精辟考察。
十月革命后苏俄据其《和平法令》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一方面援助西伯利亚境內白俄军反对新俄政权，另一方面强迫中国在1918年5月16日与之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据此中国被定为军事行动区，中国军队要听从日本司令官指挥。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遭到强烈反对。条约酝酿时，由孙中山担任大元帅的南方非常国会于4月29日通电抗议。条约墨迹未干，5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再表态，称赞列宁政府的对外政策“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 务使人民悉登乐土”。该报还先声夺人主张中国应把俄国作为榜样“取以为法”。 此后，孙中山向苏俄发了电报。“很曲折地才托美洲的华侨同志”打到俄国。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向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透露：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列宁此时正受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这一封信，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 六七年后，担任孙中山总政治顾问的鲍罗庭也曾经回忆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鉴于此时苏俄根基未稳，孙中山并没有向苏俄方面提出求援问题。
孙中山的友好表示得到苏俄回应。1920年苏俄函请孙中山“不该浪费时间，应该立即恢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孙中山则建议苏俄等待，到他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北京政府，执掌中国大权后再谈也不迟。当时他正在寻求列强对其实业计划的支持，担心后者会因他“亲俄”而拒绝帮助，这种情况下，“西北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了。
苏俄使者的特殊使命
1919年3月由列宁手创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它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彻底埋葬它的使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所以第三国际是“行动的”国际，它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缩短社会发展进程”。季诺维也夫甚至邀请共产国际二大的与会者倾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鸟鼓翼欲飞“拍打翅膀” 的声音。托洛茨基设想过派遣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从苏俄亚洲部分直到阿富汗，一举完成所经地区的苏维埃革命。布哈林建议“往资产阶级腐朽的大厦里捅上一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钢棍”。今天有俄罗斯学者称，“当时整个共产国际领导层全都沉浸在积极行动的左倾主义中不能自拔”。共产国际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苏俄无产阶级帮助下，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设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是中国舆论的关注点不在这里，而是苏俄在1919年发表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的承诺：废除沙皇同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和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给中国。这是苏俄为摆脱其外交困境而做的姿态。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期盼一个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出现。
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向许多国家派遣使者。到中国来的М. Г.波波夫，玛特维耶夫·鲍德雷，A.C.波塔波夫，Г.Н. 吴廷康，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马林（H·斯内夫利特）等，其使命全是在中国寻找“亲”苏的势力，煽动阶级斗争，并“利用南北两方的战争促进社会革命”。莫斯科要求其代表：在广州政府里寻找能够在全中国制造起义的人。干预色彩相当强烈。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代表们奉行的工作方针是：“想方设法利用和激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冲突，“利用远东现存的政党”，“对远东的亚洲邻国最大限度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这些代表无一例外认为苏俄“风景独好”，他们则像普罗米修斯，给中国带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天火。于是对苏俄态度便成了他们挑选联络对象的标准。陈炯明的“入选”就是因为他在漳州的改革和1920年致函列宁表达联俄愿望，莫斯科大喜过望，认为能以陈为中心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成立那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等经过整合命名为中国国民党。建党伊始它既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与共产国际也没有联系。但是孙中山早在1918年就有意联合苏俄和德国。他钦佩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办党”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迫切追求由坚强的党来指挥一支为三民“主义”而战的党军，然后再由这个党来治国即所谓党国。他并不赞同苏俄国内政策，1921年底师次桂林准备北伐时，对首个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清楚地表态：苏式共产主义在中国“扦格不通”。他的兴奋点在于请苏俄帮助中国西北创建军队，以推翻北京政府。这才是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契合点。 共产国际精心安排的
旅俄华工
列宁早在1914年流亡伯尔尼时就考虑过通过旅俄华工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十月革命后他开始实施这个想法。
孙中山计划中指的旅俄华侨和列宁所指的旅俄华工是同一个群体。列宁恪守的信条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革命领导者的角色。而迫于生计流落俄境的华工恰好是一支可用力量。因他们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和打击白卫军的斗争，革命后在许多地方参加了反对有产者的飞行集会，去剥夺有产者的财产，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贡献，被认作无产阶级觉悟最高的人。1916年成立的中华旅俄联合会以刘泽荣（刘泽荣1892-1970）为会长，它本是沟通中俄官方处理侨务，1918年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开始把该会政治化，组建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泽荣为会长。共产国际成立大会时列宁指定他和该会莫斯科支会的张永奎为中国代表。
起初刘泽荣以会长身份斡旋于北京政府和苏俄政府之间，设法帮助这些处境势同倒悬的华工回国，工作卓有成效。列宁曾三次接见他。刘泽荣十分感激，在1920年4月代表华工向列宁赠送贺寿锦旗。
刘泽荣从五岁随父到俄格鲁吉亚，此时去国已逾十载。但他在这个国际性会议上的发言中表述的对孙中山和华南政治情况的了解却远超过一般人，明显透露出共产国际的精心安排。
共产国际还尝试向中国输出一个“共产党”，这就是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20年6月）建立的、7月1日俄共（布）正式批准的名为“俄国共产华员局” 的准华人共产党（Центральное o 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Б）但它隶属于俄共（布），原希冀以它为核心建立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如局章程所载，要尽可能“联络中国本土的共产主义者”，备日后移该局至中国。表现出相当强的干预性。
担任该主席的是一个从中国东北流落到俄罗斯的工人名安龙鹤者。为向旅俄华工和中国本土宣传十月革命，该局创办了中文机关刊物《震东报》。安龙鹤在俄共（布）安排下和刘泽荣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安并向列宁表示进行世界革命的决心。
1920年刘泽荣又应苏俄安排给孙中山发了许多函电，甚至有意请他访问苏俄。几个月后，1920年11月刘泽荣被共产国际派遣携家眷回国。他的使命是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但刘归国后供职于中东铁路管理部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件显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因而不无微词。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停止。旅俄华工联合会阿穆尔分会的刘谦于1920年10月到上海会见过孙中山，讨论的内容与前述曹亚伯向德国提交的计划相同：利用旅俄华人组建军队，与亲孙中山的军队混编起来，把新疆作为军队集结地，设指挥中心于俄布拉戈维申斯克，由此指挥进军华北，推翻“愚蠢而罪恶的”北京政府。
中国驻俄总领事陈广平1920年在旅俄华工会上“盛称孙大总统为我中华革命伟人，素抱民生主义，与俄过激党不谋而合。”陈认为当请示俄政府助以枪械粮饷，编制操练，开赴边境，侵入内地，遥与南军响应，助孙中山一举成功”。
悲惨的境遇使旅俄华工具有朴素的改变命运的诉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景象引起他们本能的欢呼，感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便是穷苦人翻身的唯一捷径，他们愿意祖国独立富强，但没有能力辨别，似这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能否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加上他们心目中国家民族的意识相当淡薄，一些人甚至进入了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误区”或曰“盲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安龙鹤等华工写给俄共（布）的信，其中包含与孙中山相同的要求，请苏俄派遣军队到新疆，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有人甚至提出此后加入苏俄。他们更不知道共产国际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中是否存在“三人能成虎”的现象。
对俄国事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1921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的张作霖污蔑华工为“无业流氓”，台北有档案揭示，张作霖把华工联合会阿穆尔分会“时常开会发表意见、演说、鼓惑共产主义”等定性为“反抗中国官府，种种谬论皆系目无法纪之言”，是与“广东孙文”合谋不轨。他呈请北京政府防止俄共派遣华工回国宣传“过激主义”。北京政府也勅令其边陲官员严加防范，绝不许“过激主义”遍散国中。
莫利哀路29号的重大决策
1922年6月陈炯明事件发生，孙中山被困舰上，他通过陈友仁秘密送信给时在广州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C.A.达林，说他体会到苏俄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回不了上海，他就去苏俄。8月孙中山脱险，回到上海莫利哀路29号。就是在这里，他与苏俄特命驻华全权代表A.A.越飞开始频繁通信。9月，在这所宅第与越飞派来的军事专家A.И.格克尔会谈，讨论了苏俄提出的组成孙中山吴佩孚联合政府共同对付张作霖和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孙中山请苏联提供武器，加强粤、桂、赣、滇、蜀、黔等地军队的武装，并且在中国西北建立由孙中山指挥的军队。也是在这座宅第，孙中山做出另外一个大胆决定，11月初他派张继到北京告诉越飞：只要保证西北计划的实施，苏俄可以应孙中山之请派军队到新疆，在那里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包括苏维埃制度，利用德国技术共同开发当地富源，积聚力量备孙中山夺取政权。不过在公开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孙的表态有所不同，说的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发人深省的是，这一切发生在1922年那个多事之秋，苏俄陈兵中苏边境，欲至北满占领中东铁路。北京政府为国家主权计，知照苏俄“断不应为此”。孙中山也认为苏俄不应这样做，孙中山鉴于苏俄给他援助同许多条件捆绑在一起，他也通过马林知道苏俄底牌——苏俄给中国人民太多了，中东铁路“不能再给了，”所以他一方面派遣汪精卫、胡汉民等前往东北游说张作霖。另一方面于1922年12月秉笔致函列宁，说通过他孙中山能够保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
苏俄怕引起同日本等国在中国东北的冲突，特别不想让孙中山在毗连苏俄的蒙古边境拥有军队，经Л.М.加拉罕一番运作西北计划于1924年落空。幸哉。否则请神容易送神难。
原拟用共产国际后备基金在中国西北与苏交界处为国民党建的军校也“东南飞”到广州黄埔岛，这就是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从招生，课程设置到训练，它开始具有现代军队的特点，利用游民的思想基本被摒弃。
无论在军事计划或组党事业中，旅俄华工的角色只是昙花一现。利用外国帮助组建武装为某主义而战，置国家领土完整于不顾，强行促使政权更迭，是一个万不可坠入的陷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以俄国共产华员局为核心，而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发起。这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孙中山寻求苏俄军事援助的“西北计划”
据现有资料，孙中山“西北计划”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它与孙中山中德俄联盟的外交架构设想有关。1918年12月，时在德国的曹亚伯（曾为孙中山“护法”筹得巨款）把孙中山的一个“计划”或“建议”交到德国外交部。内容是承认他的南方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应在粤、桂、闽、赣、湘、滇、黔等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德携手把日本、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势力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第二，曹亚伯提出了中国（广州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联盟的建议：在苏俄红军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旅俄华侨和10000名德国兵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进军，亲孙的军队则从国内西南方向北上接应，推翻北京政府。此后，中国要收回关税自主权，德国援助中国发展教育及工业。为此必须在苏俄或蒙古建立革命根据地。日本成城大学田岛信雄和德国郭恒钰二教授对这个问题有精辟考察。
十月革命后苏俄据其《和平法令》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一方面援助西伯利亚境內白俄军反对新俄政权，另一方面强迫中国在1918年5月16日与之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据此中国被定为军事行动区，中国军队要听从日本司令官指挥。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遭到强烈反对。条约酝酿时，由孙中山担任大元帅的南方非常国会于4月29日通电抗议。条约墨迹未干，5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再表态，称赞列宁政府的对外政策“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 务使人民悉登乐土”。该报还先声夺人主张中国应把俄国作为榜样“取以为法”。 此后，孙中山向苏俄发了电报。“很曲折地才托美洲的华侨同志”打到俄国。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向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透露：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列宁此时正受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这一封信，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 六七年后，担任孙中山总政治顾问的鲍罗庭也曾经回忆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鉴于此时苏俄根基未稳，孙中山并没有向苏俄方面提出求援问题。
孙中山的友好表示得到苏俄回应。1920年苏俄函请孙中山“不该浪费时间，应该立即恢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孙中山则建议苏俄等待，到他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北京政府，执掌中国大权后再谈也不迟。当时他正在寻求列强对其实业计划的支持，担心后者会因他“亲俄”而拒绝帮助，这种情况下，“西北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了。
苏俄使者的特殊使命
1919年3月由列宁手创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它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彻底埋葬它的使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所以第三国际是“行动的”国际，它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缩短社会发展进程”。季诺维也夫甚至邀请共产国际二大的与会者倾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鸟鼓翼欲飞“拍打翅膀” 的声音。托洛茨基设想过派遣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从苏俄亚洲部分直到阿富汗，一举完成所经地区的苏维埃革命。布哈林建议“往资产阶级腐朽的大厦里捅上一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钢棍”。今天有俄罗斯学者称，“当时整个共产国际领导层全都沉浸在积极行动的左倾主义中不能自拔”。共产国际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苏俄无产阶级帮助下，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设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是中国舆论的关注点不在这里，而是苏俄在1919年发表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的承诺：废除沙皇同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和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给中国。这是苏俄为摆脱其外交困境而做的姿态。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期盼一个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出现。
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向许多国家派遣使者。到中国来的М. Г.波波夫，玛特维耶夫·鲍德雷，A.C.波塔波夫，Г.Н. 吴廷康，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马林（H·斯内夫利特）等，其使命全是在中国寻找“亲”苏的势力，煽动阶级斗争，并“利用南北两方的战争促进社会革命”。莫斯科要求其代表：在广州政府里寻找能够在全中国制造起义的人。干预色彩相当强烈。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代表们奉行的工作方针是：“想方设法利用和激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冲突，“利用远东现存的政党”，“对远东的亚洲邻国最大限度地开展”共产主义宣传。这些代表无一例外认为苏俄“风景独好”，他们则像普罗米修斯，给中国带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天火。于是对苏俄态度便成了他们挑选联络对象的标准。陈炯明的“入选”就是因为他在漳州的改革和1920年致函列宁表达联俄愿望，莫斯科大喜过望，认为能以陈为中心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成立那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等经过整合命名为中国国民党。建党伊始它既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与共产国际也没有联系。但是孙中山早在1918年就有意联合苏俄和德国。他钦佩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办党”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迫切追求由坚强的党来指挥一支为三民“主义”而战的党军，然后再由这个党来治国即所谓党国。他并不赞同苏俄国内政策，1921年底师次桂林准备北伐时，对首个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清楚地表态：苏式共产主义在中国“扦格不通”。他的兴奋点在于请苏俄帮助中国西北创建军队，以推翻北京政府。这才是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契合点。 共产国际精心安排的
旅俄华工
列宁早在1914年流亡伯尔尼时就考虑过通过旅俄华工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十月革命后他开始实施这个想法。
孙中山计划中指的旅俄华侨和列宁所指的旅俄华工是同一个群体。列宁恪守的信条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革命领导者的角色。而迫于生计流落俄境的华工恰好是一支可用力量。因他们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和打击白卫军的斗争，革命后在许多地方参加了反对有产者的飞行集会，去剥夺有产者的财产，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贡献，被认作无产阶级觉悟最高的人。1916年成立的中华旅俄联合会以刘泽荣（刘泽荣1892-1970）为会长，它本是沟通中俄官方处理侨务，1918年俄共（布）和苏俄政府开始把该会政治化，组建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泽荣为会长。共产国际成立大会时列宁指定他和该会莫斯科支会的张永奎为中国代表。
起初刘泽荣以会长身份斡旋于北京政府和苏俄政府之间，设法帮助这些处境势同倒悬的华工回国，工作卓有成效。列宁曾三次接见他。刘泽荣十分感激，在1920年4月代表华工向列宁赠送贺寿锦旗。
刘泽荣从五岁随父到俄格鲁吉亚，此时去国已逾十载。但他在这个国际性会议上的发言中表述的对孙中山和华南政治情况的了解却远超过一般人，明显透露出共产国际的精心安排。
共产国际还尝试向中国输出一个“共产党”，这就是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20年6月）建立的、7月1日俄共（布）正式批准的名为“俄国共产华员局” 的准华人共产党（Центральное o 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Б）但它隶属于俄共（布），原希冀以它为核心建立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如局章程所载，要尽可能“联络中国本土的共产主义者”，备日后移该局至中国。表现出相当强的干预性。
担任该主席的是一个从中国东北流落到俄罗斯的工人名安龙鹤者。为向旅俄华工和中国本土宣传十月革命，该局创办了中文机关刊物《震东报》。安龙鹤在俄共（布）安排下和刘泽荣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安并向列宁表示进行世界革命的决心。
1920年刘泽荣又应苏俄安排给孙中山发了许多函电，甚至有意请他访问苏俄。几个月后，1920年11月刘泽荣被共产国际派遣携家眷回国。他的使命是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但刘归国后供职于中东铁路管理部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件显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因而不无微词。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停止。旅俄华工联合会阿穆尔分会的刘谦于1920年10月到上海会见过孙中山，讨论的内容与前述曹亚伯向德国提交的计划相同：利用旅俄华人组建军队，与亲孙中山的军队混编起来，把新疆作为军队集结地，设指挥中心于俄布拉戈维申斯克，由此指挥进军华北，推翻“愚蠢而罪恶的”北京政府。
中国驻俄总领事陈广平1920年在旅俄华工会上“盛称孙大总统为我中华革命伟人，素抱民生主义，与俄过激党不谋而合。”陈认为当请示俄政府助以枪械粮饷，编制操练，开赴边境，侵入内地，遥与南军响应，助孙中山一举成功”。
悲惨的境遇使旅俄华工具有朴素的改变命运的诉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景象引起他们本能的欢呼，感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便是穷苦人翻身的唯一捷径，他们愿意祖国独立富强，但没有能力辨别，似这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能否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加上他们心目中国家民族的意识相当淡薄，一些人甚至进入了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误区”或曰“盲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安龙鹤等华工写给俄共（布）的信，其中包含与孙中山相同的要求，请苏俄派遣军队到新疆，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有人甚至提出此后加入苏俄。他们更不知道共产国际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中是否存在“三人能成虎”的现象。
对俄国事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1921年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的张作霖污蔑华工为“无业流氓”，台北有档案揭示，张作霖把华工联合会阿穆尔分会“时常开会发表意见、演说、鼓惑共产主义”等定性为“反抗中国官府，种种谬论皆系目无法纪之言”，是与“广东孙文”合谋不轨。他呈请北京政府防止俄共派遣华工回国宣传“过激主义”。北京政府也勅令其边陲官员严加防范，绝不许“过激主义”遍散国中。
莫利哀路29号的重大决策
1922年6月陈炯明事件发生，孙中山被困舰上，他通过陈友仁秘密送信给时在广州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C.A.达林，说他体会到苏俄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回不了上海，他就去苏俄。8月孙中山脱险，回到上海莫利哀路29号。就是在这里，他与苏俄特命驻华全权代表A.A.越飞开始频繁通信。9月，在这所宅第与越飞派来的军事专家A.И.格克尔会谈，讨论了苏俄提出的组成孙中山吴佩孚联合政府共同对付张作霖和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孙中山请苏联提供武器，加强粤、桂、赣、滇、蜀、黔等地军队的武装，并且在中国西北建立由孙中山指挥的军队。也是在这座宅第，孙中山做出另外一个大胆决定，11月初他派张继到北京告诉越飞：只要保证西北计划的实施，苏俄可以应孙中山之请派军队到新疆，在那里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包括苏维埃制度，利用德国技术共同开发当地富源，积聚力量备孙中山夺取政权。不过在公开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孙的表态有所不同，说的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发人深省的是，这一切发生在1922年那个多事之秋，苏俄陈兵中苏边境，欲至北满占领中东铁路。北京政府为国家主权计，知照苏俄“断不应为此”。孙中山也认为苏俄不应这样做，孙中山鉴于苏俄给他援助同许多条件捆绑在一起，他也通过马林知道苏俄底牌——苏俄给中国人民太多了，中东铁路“不能再给了，”所以他一方面派遣汪精卫、胡汉民等前往东北游说张作霖。另一方面于1922年12月秉笔致函列宁，说通过他孙中山能够保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
苏俄怕引起同日本等国在中国东北的冲突，特别不想让孙中山在毗连苏俄的蒙古边境拥有军队，经Л.М.加拉罕一番运作西北计划于1924年落空。幸哉。否则请神容易送神难。
原拟用共产国际后备基金在中国西北与苏交界处为国民党建的军校也“东南飞”到广州黄埔岛，这就是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从招生，课程设置到训练，它开始具有现代军队的特点，利用游民的思想基本被摒弃。
无论在军事计划或组党事业中，旅俄华工的角色只是昙花一现。利用外国帮助组建武装为某主义而战，置国家领土完整于不顾，强行促使政权更迭，是一个万不可坠入的陷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以俄国共产华员局为核心，而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发起。这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