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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40年前的往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中，我成为了参与者与见证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留着短发，身穿白衬衫、黑裙子，我走进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踏上外事工作之路。在尼克松访华前，作为一个进入外事部门不久的“新兵”，我当时毫无外事经验，对世界格局和外交形势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70年代，我开始参与了一些中美交往的重大事件：1970年11月，我参加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访问上海的接待工作。斯诺返回瑞士时带去了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发出的可以进行中美首脑会晤、会谈的重要信息。1971年4月我参加接待美国乒乓球队对上海的访问，这个举动是毛主席决定的为恢复中美接触和打开中美人员来往大门的一个重大步骤。接下来就是参与基辛格、黑格将军等美国先遣组及尼克松总统访华等一系列接待工作。
一、汇总信息 报告中央
尼克松总统为期7天的“破冰之旅”，第一个抵达的城市是上海，最后，又从上海告别中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一行在虹桥机场入境时，停留了约1小时，再飞往北京。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上海外事部门（当时叫市革委外事组）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接待班子，下设几个组，对每个环节都作了精心安排。
为了弄清为什么要接待尼克松、如何接待好他，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央指示、周总理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他说，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中美开始接触。尼克松，我们要争取一下，这对人民有利。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搞接待？为了要使世界起战略性的变化……
当时上海向中央传递上海方面的信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种是由外事组的领导通过保密电话直接报告；还有一种就是撰写简报，供中央决策参考。简报的要求是当天发生的事必须当天汇总，特事特报，急事急报，有时一天发三四期简报。负责简报工作的主要是外办秘书处的三四位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为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整个接待班子包括综合信息、撰写简报的人员进驻锦江饭店北楼办公达三个月之久。
我被分配的任务是用我的头脑和笔，或自己采写，或汇总由其他组四处搜集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最快的速度写成精炼的简报，向党中央报告上海准备情况。我们的工作很紧张，经常通宵达旦地写，内容主要有上海的市容市貌、环境布置、机场联检、安全保卫、通讯联络、宣传报道、基层准备、宾馆设施、生活接待、文艺节目、群众教育……同时，我还参加尼克松一行及其一批又一批先遣组人员参观访问的现场活动，了解他们的反映，整理成文。
在锦江饭店的三个月中，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中央的指示和总理的声音，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简报，我们也从中学习到简报的写法，其中不乏许多细节。从中我也了解到，除了大政方针，总理还亲自过问礼宾规格、陪同安排、礼品选择、是否挂国旗、是否奏国歌、宴会上演奏什么曲子……总之，一些“细枝末节”都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这些都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接待方针的具体体现。
在与美方人员的密切接触中，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来访的美国人对我们的国家、人民和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能来中国惊喜万分，新奇万分。好几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人把餐桌上的筷子、卧室里的衣架、客厅里的香烟悄悄地“藏”起来，带回美国去；有的到商店购买中国的瓷瓶、邮票、扯铃；他们还不约而同爱上了中国的食物，开玩笑地跟我们说：“这次回去以后，不吃美国饭了，留着肚子下次来中国饱餐一顿。”我们将这些细节通过简报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到对美国客人多做友好工作，因此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前赠送一些纪念品。我们按中央的指示向美方每人赠送5千克糖果，美方人员手捧礼盒，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激动地说：“我们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从未受到过像中国这样热情的照料。”不少人临别时说，耳闻不如目睹，中国将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二、深入现场 采写实况
在此期间，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为总统访华作准备、打前站的美方人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总统军事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准将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许多美国新闻记者和技术、安保人员。
那时，在中美隔绝20多年后，不少来访的美国客人对中国怀有一种“神秘感”，他们非常希望了解中国，而又显得有些拘谨。我们都以礼相待，主动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安排好各项活动，陪同他们到现场参观。我记得有一次曾安排一批美方安保人员参观华山医院“针刺麻醉”心脏手术，接受针刺麻醉后，胸腔打开的病人还可以吃橘子，开口说话。当时一位29岁的安保人员目睹这“神奇”的一幕，紧张得一度几乎昏厥，经现场紧急抢救才缓过气来。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行业的，工作时身上带着枪的，但在手术室里见到血，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非常震撼。”
在接待美方先遣人员的工作中，上海民航前后承担了51架次的美方专机的飞行导航，保证美机在虹桥机场顺利着陆。客人抵沪后，入境手续均在十几分钟内完成。电讯部门确保上海与美国之间的全部通讯线路畅通。接待办公室调集了英语翻译到宾馆总机间工作，国际电话在2—3分钟之内接通。首次在上海兴建的通讯卫星移动地面站，从土建、安装到调试、开通不到20天。美方人士对上海的工作安排之周到和办事效率之高留下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博士曾经说：“中国人办事好像毫不费力。”
2 月27日上午，尼克松总统一行278人在周总理和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陪同下自杭州抵达上海进行1天的访问。我当时在现场采集信息，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幕，现在还记忆犹新。能亲眼目睹敬爱的周总理的风采，我非常激动。尼克松、周总理走到哪里，大批外国记者蜂拥围去，试图靠近他们。我年轻气盛，毫不示弱，勇往直前，最后总有办法挤到他们的前头，采集到第一手的材料。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完全进入角色，成了一名能“抢新闻”，能作特殊报道的“外事记者”。 当天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虽然天气晴朗，但寒意袭人。宾主一同步入展览馆时，尼克松表现得很殷勤，主动帮助周总理脱了大衣，他也脱去大衣，说：“我的血和总理的血一样热。”尼克松在展览馆里看得很认真，他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听讲解员介绍。在观看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的操作表演时，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电钮。当取出加工件时，周总理笑着对他说：“你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他高兴地说：“对，对，我按的这一钮是建设性的。”
下午，《上海公报》在锦江小礼堂发布。当天的晚宴上，尼克松总统发表即席演讲说：“公报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所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大洋和曾分割我们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要做到这点，还要做更多的事。”这段话当然被我完整地写入当天的简报中，而且四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三、记者“疯狂” 群众自如
我面对面接触的第一批美国人是1971年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和随团记者。尼克松访沪前后，更多的美国记者云集上海。他们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的说：“美国人已经同中国隔绝20多年了，所以现在顾不上休息、吃饭，要拼命工作。”他们带着与中国隔绝22年的“饥渴感”到处猎取信息，希望将第一手的新闻最快地传递给美国人。
美国记者的“疯狂”甚至让我有些头痛。他们到了农民家里，有时一句话不说闯进厨房就掀开锅盖，看看农民吃什么菜，有没有肉。他们提的问题很具体，刨根究底，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房租、交税、饭菜、工资、退休、食堂、菜场、储蓄等，问到对美国、对尼克松有何看法等等。在工人新村、市郊农村，记者们都与普通百姓开展对话。有一批美方人员在参观工人新村时问一位老妈妈：“你是否欢迎我们美国人来访问？”老妈妈笑着说：“当然欢迎。解放二十多年了，现在的上海同旧社会已经大不一样了，你们是该来看看啦！”一批美国记者在参观一家工厂时问主人：“你对这次中美会谈有何看法？”主人答道：“世界形势变化了，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些不同了。这次会谈是件好事，但我们还要看美国今后怎么做！”不少美国记者感慨地说，他们在与中国人接触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信念、自尊和对政府政策的信任！”
我后来知道周总理在1972年2月25日曾说过，要转告新华社，美国这次随尼克松来中国这么多记者，从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我对美国记者的工作效率、敬业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感受到西方媒体的“无冕之王”具有难以对付的特点。在机场、参观单位和宴会席上，我也成为他们追踪采访的对象。我是中文系毕业生，以前学的是俄语。用英语与美国记者交流常常让我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他们快速提问，言辞犀利，我用几年来自学的英语，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单词与他们对话，刻把钟以后便“粮尽弹绝”，无言以对。我心急火燎，美国人十分失望，他们带着遗憾的口吻对我说：“希望下次见面时，你的英语能说得好一点！”这也直接促成我两年后，在市外办领导的支持下，重返大学校园学英语，掌握外交、外事人员与世界沟通的主要语言工具。
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也打开了中美跨文化交流的大门。我作为一名地方外事干部，参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事件，在国家的外交全局中，犹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发挥了虽然很微小，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尼克松访华后，我接待了大批美国访问团组，并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三次以“了解美国，宣传中国”为主题的跨文化之旅。
（口述者夏永芳为上海市外办原主任助理）
责任编辑 张 鑫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留着短发，身穿白衬衫、黑裙子，我走进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踏上外事工作之路。在尼克松访华前，作为一个进入外事部门不久的“新兵”，我当时毫无外事经验，对世界格局和外交形势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70年代，我开始参与了一些中美交往的重大事件：1970年11月，我参加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访问上海的接待工作。斯诺返回瑞士时带去了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发出的可以进行中美首脑会晤、会谈的重要信息。1971年4月我参加接待美国乒乓球队对上海的访问，这个举动是毛主席决定的为恢复中美接触和打开中美人员来往大门的一个重大步骤。接下来就是参与基辛格、黑格将军等美国先遣组及尼克松总统访华等一系列接待工作。
一、汇总信息 报告中央
尼克松总统为期7天的“破冰之旅”，第一个抵达的城市是上海，最后，又从上海告别中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一行在虹桥机场入境时，停留了约1小时，再飞往北京。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上海外事部门（当时叫市革委外事组）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接待班子，下设几个组，对每个环节都作了精心安排。
为了弄清为什么要接待尼克松、如何接待好他，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央指示、周总理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他说，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中美开始接触。尼克松，我们要争取一下，这对人民有利。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搞接待？为了要使世界起战略性的变化……
当时上海向中央传递上海方面的信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种是由外事组的领导通过保密电话直接报告；还有一种就是撰写简报，供中央决策参考。简报的要求是当天发生的事必须当天汇总，特事特报，急事急报，有时一天发三四期简报。负责简报工作的主要是外办秘书处的三四位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为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整个接待班子包括综合信息、撰写简报的人员进驻锦江饭店北楼办公达三个月之久。
我被分配的任务是用我的头脑和笔，或自己采写，或汇总由其他组四处搜集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最快的速度写成精炼的简报，向党中央报告上海准备情况。我们的工作很紧张，经常通宵达旦地写，内容主要有上海的市容市貌、环境布置、机场联检、安全保卫、通讯联络、宣传报道、基层准备、宾馆设施、生活接待、文艺节目、群众教育……同时，我还参加尼克松一行及其一批又一批先遣组人员参观访问的现场活动，了解他们的反映，整理成文。
在锦江饭店的三个月中，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中央的指示和总理的声音，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简报，我们也从中学习到简报的写法，其中不乏许多细节。从中我也了解到，除了大政方针，总理还亲自过问礼宾规格、陪同安排、礼品选择、是否挂国旗、是否奏国歌、宴会上演奏什么曲子……总之，一些“细枝末节”都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这些都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接待方针的具体体现。
在与美方人员的密切接触中，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来访的美国人对我们的国家、人民和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能来中国惊喜万分，新奇万分。好几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人把餐桌上的筷子、卧室里的衣架、客厅里的香烟悄悄地“藏”起来，带回美国去；有的到商店购买中国的瓷瓶、邮票、扯铃；他们还不约而同爱上了中国的食物，开玩笑地跟我们说：“这次回去以后，不吃美国饭了，留着肚子下次来中国饱餐一顿。”我们将这些细节通过简报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考虑到对美国客人多做友好工作，因此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前赠送一些纪念品。我们按中央的指示向美方每人赠送5千克糖果，美方人员手捧礼盒，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激动地说：“我们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从未受到过像中国这样热情的照料。”不少人临别时说，耳闻不如目睹，中国将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二、深入现场 采写实况
在此期间，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为总统访华作准备、打前站的美方人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总统军事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准将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许多美国新闻记者和技术、安保人员。
那时，在中美隔绝20多年后，不少来访的美国客人对中国怀有一种“神秘感”，他们非常希望了解中国，而又显得有些拘谨。我们都以礼相待，主动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安排好各项活动，陪同他们到现场参观。我记得有一次曾安排一批美方安保人员参观华山医院“针刺麻醉”心脏手术，接受针刺麻醉后，胸腔打开的病人还可以吃橘子，开口说话。当时一位29岁的安保人员目睹这“神奇”的一幕，紧张得一度几乎昏厥，经现场紧急抢救才缓过气来。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行业的，工作时身上带着枪的，但在手术室里见到血，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非常震撼。”
在接待美方先遣人员的工作中，上海民航前后承担了51架次的美方专机的飞行导航，保证美机在虹桥机场顺利着陆。客人抵沪后，入境手续均在十几分钟内完成。电讯部门确保上海与美国之间的全部通讯线路畅通。接待办公室调集了英语翻译到宾馆总机间工作，国际电话在2—3分钟之内接通。首次在上海兴建的通讯卫星移动地面站，从土建、安装到调试、开通不到20天。美方人士对上海的工作安排之周到和办事效率之高留下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博士曾经说：“中国人办事好像毫不费力。”
2 月27日上午，尼克松总统一行278人在周总理和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陪同下自杭州抵达上海进行1天的访问。我当时在现场采集信息，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幕，现在还记忆犹新。能亲眼目睹敬爱的周总理的风采，我非常激动。尼克松、周总理走到哪里，大批外国记者蜂拥围去，试图靠近他们。我年轻气盛，毫不示弱，勇往直前，最后总有办法挤到他们的前头，采集到第一手的材料。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完全进入角色，成了一名能“抢新闻”，能作特殊报道的“外事记者”。 当天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虽然天气晴朗，但寒意袭人。宾主一同步入展览馆时，尼克松表现得很殷勤，主动帮助周总理脱了大衣，他也脱去大衣，说：“我的血和总理的血一样热。”尼克松在展览馆里看得很认真，他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听讲解员介绍。在观看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的操作表演时，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电钮。当取出加工件时，周总理笑着对他说：“你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他高兴地说：“对，对，我按的这一钮是建设性的。”
下午，《上海公报》在锦江小礼堂发布。当天的晚宴上，尼克松总统发表即席演讲说：“公报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所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大洋和曾分割我们22年敌对情绪的桥梁，要做到这点，还要做更多的事。”这段话当然被我完整地写入当天的简报中，而且四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三、记者“疯狂” 群众自如
我面对面接触的第一批美国人是1971年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和随团记者。尼克松访沪前后，更多的美国记者云集上海。他们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的说：“美国人已经同中国隔绝20多年了，所以现在顾不上休息、吃饭，要拼命工作。”他们带着与中国隔绝22年的“饥渴感”到处猎取信息，希望将第一手的新闻最快地传递给美国人。
美国记者的“疯狂”甚至让我有些头痛。他们到了农民家里，有时一句话不说闯进厨房就掀开锅盖，看看农民吃什么菜，有没有肉。他们提的问题很具体，刨根究底，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房租、交税、饭菜、工资、退休、食堂、菜场、储蓄等，问到对美国、对尼克松有何看法等等。在工人新村、市郊农村，记者们都与普通百姓开展对话。有一批美方人员在参观工人新村时问一位老妈妈：“你是否欢迎我们美国人来访问？”老妈妈笑着说：“当然欢迎。解放二十多年了，现在的上海同旧社会已经大不一样了，你们是该来看看啦！”一批美国记者在参观一家工厂时问主人：“你对这次中美会谈有何看法？”主人答道：“世界形势变化了，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些不同了。这次会谈是件好事，但我们还要看美国今后怎么做！”不少美国记者感慨地说，他们在与中国人接触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信念、自尊和对政府政策的信任！”
我后来知道周总理在1972年2月25日曾说过，要转告新华社，美国这次随尼克松来中国这么多记者，从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我对美国记者的工作效率、敬业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感受到西方媒体的“无冕之王”具有难以对付的特点。在机场、参观单位和宴会席上，我也成为他们追踪采访的对象。我是中文系毕业生，以前学的是俄语。用英语与美国记者交流常常让我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他们快速提问，言辞犀利，我用几年来自学的英语，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单词与他们对话，刻把钟以后便“粮尽弹绝”，无言以对。我心急火燎，美国人十分失望，他们带着遗憾的口吻对我说：“希望下次见面时，你的英语能说得好一点！”这也直接促成我两年后，在市外办领导的支持下，重返大学校园学英语，掌握外交、外事人员与世界沟通的主要语言工具。
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也打开了中美跨文化交流的大门。我作为一名地方外事干部，参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事件，在国家的外交全局中，犹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发挥了虽然很微小，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尼克松访华后，我接待了大批美国访问团组，并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三次以“了解美国，宣传中国”为主题的跨文化之旅。
（口述者夏永芳为上海市外办原主任助理）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