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女性生育率话题重新得到大众的关注。通过文献回顾，可发现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成负相关。本文从女性的受教育時间、地位、观点变化等，多角度分析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关系成因。
关键词：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生育率
一、中国女性教育与生育率相关文献回顾
在中国内地，虽然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关系领的研究历史没有西方国家长，数量也没有西方国家多，但也可从一些近代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女性教育与生育率的关系跟国外研究的结果趋向一致：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成负相关。
21世纪前，女性受教育程度由文盲半文盲提高到小学直至初中，平均活产子女数由3.27个递减到2.08个直至1.18个，即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平均活产子女数就减少1个孩次左右（郑真真，1999）。在《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中，谭琳根据1988年全国29‰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发现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教育水平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同影响着她们的生育行为，四类地区都表现为妇女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终身生育子女数越少的特点（1992：5）。
进入21世纪，趋向大致变化不大。2000年，雷敏，冯九璋（2003：15）对南京市白下区15-50岁妇女做研究，发现大专、本科以上普遍选择只剩一孩，甚至选择当“丁克族”；次年，高祖新及尹勤（2001：297）对15-64岁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平均活产子女数进行调查，发现从文盲到初中到大专以上，从3.27到1.18再到0.83，平均活产子女数随着母亲教育程度增高而下降；同年，潘贵玉（2003：1）在研究中指出2001年的全国总趋势，即文化程度越低，一孩率和二孩率越低，到了大专及以上，已经没有出现比三个孩子更多的情况。此外，根据贾愚，朱素阳2006年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育龄妇女中，即使符合生育二胎政策，仍有44.34%的育龄妇女只想生一个，此意愿比例随育龄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有19.70%的育龄妇女选择“以后再说”，生育二胎的愿望并不强烈（2006：11）。
从以上几个国内研究，可窥探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数成反比关系，此长彼消，趋势明显。
二、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关系成因
1.女性受教育所需时间的增长
女性受教育状态对其婚育状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前中国女性地位低下，女性普遍只能受初中以下程度的教育，也有不少因承担家务劳动而辍学，农村落后地区女孩甚至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在15岁以下即结婚生子。如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女性有机会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一般城市女性而言都能收到高中以上的教育，上本科、研究生的比重也比上世纪末增长不少。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客观上直接推迟了女性初婚年龄，也推迟女性初孕时间（彭宏业，2009：13）。
近年，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内地高校扩招为女性受更多教育提供了其中一个契机。这占据人生青年时代的最重要的4-5年时间，而这个时期又刚好是女性生育的最佳时间，二者难以兼顾。因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她们一般更愿意选择通过学习完善自我，适应社会的需求，为将来的事业发展打基础，面对如此宝贵的机会，女性往往不愿意只为生儿育女而就此放弃（张品，2009：101）。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性读完大学又选择继续硕士甚至博士、博士后教育。结束学生涯走上社会，由于知识越来越多，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职业女性必须比以前有相同年龄的女性花更多时间接受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等的培训等，为其向高一层次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现代社会对个人的要求是一致的，不会因其在家庭中子女数目的增多耽误工作时而给予特殊的考虑。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在学习上多花了，自然先选择在别的如生育方面的计划先搁置。受教育时间的增长，随之而来便是育龄妇女生育期的缩短，子女数量的减少。“研究表明，一个妇女一生平均可生育10个孩子，如果20岁结婚平均可以生育8.4个，25岁结婚平均可以生育6.2个，30岁结婚平均可以生育4.2个。这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妇女结婚越晚，生育子女个数就会越少（2003：15）”。
因此，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客观上，占据了女性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初婚、初孕年龄的增长使生育率下降。
2.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第三世界国家，教育主要担任两大角色：一是提高知识与技能水平，及处理新思想的能力，二是为不同文化的输入提供载体（Caldwell，1979：408）。教育是知识的源头，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载体，也是观点的转变者（Martin，T.C.& Fatima J.，1995：53）。女性生育意识的转变，中国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有赖于教育这些重要作用。
过去，女性的地位普遍低下，即使到现在，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依然抱有“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观念，因为迟早要嫁人，即使受了教育，这笔财富带到婆家去，所以认为女孩受不受教育无所谓，更多地偏向把女孩留在家中料理家务，让儿子受教育。未受教育的女性很难走出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在家庭中更少有话语权，依附、顺从丈夫的程度更高，只能靠“生”实现自身价值（彭宏业，2009：11）。女性文化素质的提高受到抑制，导致了众多的女性被迫过早地承担起家务劳动和生育的责任，影响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生活目标的追求。“育龄妇女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社会效益也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因此一段时期内育龄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贾愚，朱素阳，2006：9）。加上在国内农村地方有根据土地分红之例，到手土地与资金的多少取决于家庭男性成员的数目。因此，女性最大的责任就是生儿育女，为夫家继后香灯。在儿子数量与地位成正比的情况下，女性不得不提高生育率。 进入21世纪，女性普遍受教育的机会大幅度增加，程度越来越高，承担的角色不只是妻子和母亲，还有公司的职员、社会财富的贡献者。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较好的教育，知识、技能水平相应提高，处事解难能力越来越强，经济、思想逐渐走向独立，不用如从前一般依赖丈夫（更进一步说是男性）生存，摆脱了传统家庭角色的束缚，改变单一的生活，走出狭隘的空间，参与社会工作与事务。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在社会打拼，取得理想的社经地位，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退休后，女性可以领取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维持生活。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容易在主观上延长自己的未婚状态，追求自由，不愿过早地接受婚姻家庭生活的压力，也不愿意因提早生育或孩子数量过多而降低自身生活质量。孩子不再是女性晚年的唯一依靠。因此，受过教育的女性“生活空间从家庭扩大到社会，经济从依赖走向独立，角色从依附转向自主，”无需为了获取丈夫或儿子的经济支持或提高自身地位而生育，也无需为了“养儿防老”而生育。通过教育，女性人格的塑造趋向独立和完善，女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传统利他型观念淡化，更期待提高婚育质量、丰富生活情趣（张品，2009：100-101）。這样，生育率自然下降。
除了社会地位以外，教育程度对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也起重要作用。Caldwell的研究表明，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愿意对她的家婆发起挑战。通常而言，稍年轻的妇女更勇敢以学校学到的知识反抗老一辈的“至理名言”。她更愿意尝试与丈夫沟通。随着夫妻关系的加深，她们更能明确拓展家庭的蓝图，更希望成立核心家庭。在所有这些改变中，首先发起的、产生重要作用的往往是女性而非男性（1979：413）。虽然这是外国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同样适用。以前中国传统家庭是几世同堂的大联合，而现代社会则追求家庭核心化。“一个现代核心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代际关系简单，妇女家庭角色少，家庭权利主要在夫妻之间分配，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提高（闫广芬，1996：433）。” “唯丈夫、长辈之命是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丈夫、长辈也更需要尊重女性的意愿。受教育程度高的女士，往往不会盲从丈夫和长辈的意愿，在生育数量的问题上有更大的主动权，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生育。
3.女性观念的改变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对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养育孩子的质量之观念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愿意采用避孕措施控制生育孩子的数目。教育的一部份作用反映在夫妻对避孕知识的应用。受更多教育的父母趋向使用更多有效的避孕措施，使用的频率也会相对地高（1981：96）。根据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国内避孕普遍程度越低，没受教育与受过良好教育女性采取避孕行为的差距就越大（Martin，T.C.& Fatima J.，1995：54）。很多数据很好地证明，女性教育有助于转变她们母亲的泛滥，更好地做避孕措施，因为她们受一种意识引导：即使老一辈不希望这样，但学校、社区或文化都会希望她这么做。她会感受到更大的个人责任感（Caldwell，J.C，1979：412）。就如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执行初期，很多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无视政策的实施，依然多生，然后左躲右避，逃避“计生队”的查访与罚款。在城市，也有女性明知道政策规定超生会导致丢失工作依然冒险多生。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女性更愿意回应国家的倡导，主动“带环”或口服避孕药节育，也会希望丈夫配合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孩子数目。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注意对孩子的培养，注重孩子未来的发展，关心的更是质量而非数量。以前，若孩子生病，不少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会求助于鬼神，求大师作法或去寺庙求“灵符水”，有病不求医，导致孩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教育增加妇女接触大众媒体的机会。大众媒体通过推广非传统的生活方式，为行为改变创造有利环境，影响生育态度和行为（1995：55）。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使他们对孩子养育知识与观念飞速更新。现在，她们敢于打破传统，或者说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关于疾病的“宿命论”，接受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更多可选择的婴儿照顾方法。比起文盲断然拒绝医生，她更愿意听从医生和护士的建议（Caldwell，J.C，1979：409），科学地照顾孩子。母亲对孩子身体的照料与关注理念更新，方法更加多元化，使孩子比以前得到更好的照顾，死亡率大大降低，她们也就不需要为了“以防万一”而多生小孩。因此，教育一开始对社会整体及某些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而言起提高出生率的作用。但是到最后，教育的增加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Cochrane，S.H.，1979：55）。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因为重要的经济原因：孩子赡养成本的增加。
赡养一个小孩的家庭开支包括生育、食物、衣服、照顾、教育、娱乐、医疗、等等，还有其他常备忽略的消费，就是抚养孩子所花费的精神与时间（1981：86）。以前，赡养小孩只需给他吃穿，还有一定的教育，但现在就不只这么少。出生后纸尿片、奶粉、月嫂、满月酒，孩童时期早教、音乐、美术技能的培养，读书时期补习、旅游增见识等，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趋向“精养”孩子，更注重他们长远能力的全面发展，一个孩子的培养费用较之前翻倍。除此以外，养育一个孩子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容小觑，当母亲受教育程度增高，她的机会成本即相应提升，若把过多时间精力投放于孩子身上而忽略工作，长期以往便影响女性进而影响家庭的整体收入。多一个孩子，经济、时间、精力便会多付出，缩短夫妻“二人世界”时间，情趣减少，婚姻质量也可能有所下降。
因此，女性必须在孩子数量与质量上找到个合适的平衡点。
总而言之，中国内地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使生育率逐渐下降，客观上受教育时间拉长，主观上生育意识改变，加上在社会与家庭地位提高，使女性在生育上更有话语权，控制自身生育行为，降低孩子出生率。
参考文献 [1]Caldwell，John C.（1979）.Education as a factor in mortality decline：An examination of Nigerian data.Population Studies，33：395-413.
[2]Cochrane，Susan H.（1979）.Fertility and Education：What do we really know？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Martin，Teresa C.& Fatima Juarez.（1995）.The impact of women’s education on fertility in Latin America：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21（2）：52-80.
[4]McKenzie，Richard B.and Gordon Tullock.（1981）.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Exploration into the Human Experience.Mcgraw-Hill College.
[5]高祖新，尹勤.女性受教育程度與其生育水平关系的数学模型.《分析生物数学学报》，2001，16（4）：496-499.
[6]贾愚，朱素阳.育龄妇女文化素质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西北人口》，2006，9-12.
[7]雷敏，冯九璋.女性文化程度与生育率.《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9（2），14-18.
[8]彭宏业.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素质影响分析.河北大学硕士论文库，2009.
[9]谭琳.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92（5）.
[10]闫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11]张品.试论女性教育降低生育水平的原理.《兰州学刊》，2009（7），100-101.
[12]郑真真.对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分析.《人口与经济》，1999（2），13-17.
（作者单位：广东培正学院英语系2014级，指导老师：黎敏炫）
关键词：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生育率
一、中国女性教育与生育率相关文献回顾
在中国内地，虽然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关系领的研究历史没有西方国家长，数量也没有西方国家多，但也可从一些近代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女性教育与生育率的关系跟国外研究的结果趋向一致：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成负相关。
21世纪前，女性受教育程度由文盲半文盲提高到小学直至初中，平均活产子女数由3.27个递减到2.08个直至1.18个，即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平均活产子女数就减少1个孩次左右（郑真真，1999）。在《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中，谭琳根据1988年全国29‰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发现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教育水平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同影响着她们的生育行为，四类地区都表现为妇女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终身生育子女数越少的特点（1992：5）。
进入21世纪，趋向大致变化不大。2000年，雷敏，冯九璋（2003：15）对南京市白下区15-50岁妇女做研究，发现大专、本科以上普遍选择只剩一孩，甚至选择当“丁克族”；次年，高祖新及尹勤（2001：297）对15-64岁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平均活产子女数进行调查，发现从文盲到初中到大专以上，从3.27到1.18再到0.83，平均活产子女数随着母亲教育程度增高而下降；同年，潘贵玉（2003：1）在研究中指出2001年的全国总趋势，即文化程度越低，一孩率和二孩率越低，到了大专及以上，已经没有出现比三个孩子更多的情况。此外，根据贾愚，朱素阳2006年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育龄妇女中，即使符合生育二胎政策，仍有44.34%的育龄妇女只想生一个，此意愿比例随育龄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有19.70%的育龄妇女选择“以后再说”，生育二胎的愿望并不强烈（2006：11）。
从以上几个国内研究，可窥探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数成反比关系，此长彼消，趋势明显。
二、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关系成因
1.女性受教育所需时间的增长
女性受教育状态对其婚育状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前中国女性地位低下，女性普遍只能受初中以下程度的教育，也有不少因承担家务劳动而辍学，农村落后地区女孩甚至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在15岁以下即结婚生子。如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女性有机会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一般城市女性而言都能收到高中以上的教育，上本科、研究生的比重也比上世纪末增长不少。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客观上直接推迟了女性初婚年龄，也推迟女性初孕时间（彭宏业，2009：13）。
近年，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内地高校扩招为女性受更多教育提供了其中一个契机。这占据人生青年时代的最重要的4-5年时间，而这个时期又刚好是女性生育的最佳时间，二者难以兼顾。因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她们一般更愿意选择通过学习完善自我，适应社会的需求，为将来的事业发展打基础，面对如此宝贵的机会，女性往往不愿意只为生儿育女而就此放弃（张品，2009：101）。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性读完大学又选择继续硕士甚至博士、博士后教育。结束学生涯走上社会，由于知识越来越多，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职业女性必须比以前有相同年龄的女性花更多时间接受职业教育、专业技能等的培训等，为其向高一层次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现代社会对个人的要求是一致的，不会因其在家庭中子女数目的增多耽误工作时而给予特殊的考虑。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在学习上多花了，自然先选择在别的如生育方面的计划先搁置。受教育时间的增长，随之而来便是育龄妇女生育期的缩短，子女数量的减少。“研究表明，一个妇女一生平均可生育10个孩子，如果20岁结婚平均可以生育8.4个，25岁结婚平均可以生育6.2个，30岁结婚平均可以生育4.2个。这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妇女结婚越晚，生育子女个数就会越少（2003：15）”。
因此，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客观上，占据了女性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初婚、初孕年龄的增长使生育率下降。
2.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第三世界国家，教育主要担任两大角色：一是提高知识与技能水平，及处理新思想的能力，二是为不同文化的输入提供载体（Caldwell，1979：408）。教育是知识的源头，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载体，也是观点的转变者（Martin，T.C.& Fatima J.，1995：53）。女性生育意识的转变，中国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有赖于教育这些重要作用。
过去，女性的地位普遍低下，即使到现在，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依然抱有“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观念，因为迟早要嫁人，即使受了教育，这笔财富带到婆家去，所以认为女孩受不受教育无所谓，更多地偏向把女孩留在家中料理家务，让儿子受教育。未受教育的女性很难走出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在家庭中更少有话语权，依附、顺从丈夫的程度更高，只能靠“生”实现自身价值（彭宏业，2009：11）。女性文化素质的提高受到抑制，导致了众多的女性被迫过早地承担起家务劳动和生育的责任，影响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生活目标的追求。“育龄妇女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社会效益也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因此一段时期内育龄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贾愚，朱素阳，2006：9）。加上在国内农村地方有根据土地分红之例，到手土地与资金的多少取决于家庭男性成员的数目。因此，女性最大的责任就是生儿育女，为夫家继后香灯。在儿子数量与地位成正比的情况下，女性不得不提高生育率。 进入21世纪，女性普遍受教育的机会大幅度增加，程度越来越高，承担的角色不只是妻子和母亲，还有公司的职员、社会财富的贡献者。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较好的教育，知识、技能水平相应提高，处事解难能力越来越强，经济、思想逐渐走向独立，不用如从前一般依赖丈夫（更进一步说是男性）生存，摆脱了传统家庭角色的束缚，改变单一的生活，走出狭隘的空间，参与社会工作与事务。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在社会打拼，取得理想的社经地位，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退休后，女性可以领取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维持生活。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容易在主观上延长自己的未婚状态，追求自由，不愿过早地接受婚姻家庭生活的压力，也不愿意因提早生育或孩子数量过多而降低自身生活质量。孩子不再是女性晚年的唯一依靠。因此，受过教育的女性“生活空间从家庭扩大到社会，经济从依赖走向独立，角色从依附转向自主，”无需为了获取丈夫或儿子的经济支持或提高自身地位而生育，也无需为了“养儿防老”而生育。通过教育，女性人格的塑造趋向独立和完善，女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传统利他型观念淡化，更期待提高婚育质量、丰富生活情趣（张品，2009：100-101）。這样，生育率自然下降。
除了社会地位以外，教育程度对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也起重要作用。Caldwell的研究表明，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愿意对她的家婆发起挑战。通常而言，稍年轻的妇女更勇敢以学校学到的知识反抗老一辈的“至理名言”。她更愿意尝试与丈夫沟通。随着夫妻关系的加深，她们更能明确拓展家庭的蓝图，更希望成立核心家庭。在所有这些改变中，首先发起的、产生重要作用的往往是女性而非男性（1979：413）。虽然这是外国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同样适用。以前中国传统家庭是几世同堂的大联合，而现代社会则追求家庭核心化。“一个现代核心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代际关系简单，妇女家庭角色少，家庭权利主要在夫妻之间分配，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提高（闫广芬，1996：433）。” “唯丈夫、长辈之命是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丈夫、长辈也更需要尊重女性的意愿。受教育程度高的女士，往往不会盲从丈夫和长辈的意愿，在生育数量的问题上有更大的主动权，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生育。
3.女性观念的改变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对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养育孩子的质量之观念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愿意采用避孕措施控制生育孩子的数目。教育的一部份作用反映在夫妻对避孕知识的应用。受更多教育的父母趋向使用更多有效的避孕措施，使用的频率也会相对地高（1981：96）。根据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国内避孕普遍程度越低，没受教育与受过良好教育女性采取避孕行为的差距就越大（Martin，T.C.& Fatima J.，1995：54）。很多数据很好地证明，女性教育有助于转变她们母亲的泛滥，更好地做避孕措施，因为她们受一种意识引导：即使老一辈不希望这样，但学校、社区或文化都会希望她这么做。她会感受到更大的个人责任感（Caldwell，J.C，1979：412）。就如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执行初期，很多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无视政策的实施，依然多生，然后左躲右避，逃避“计生队”的查访与罚款。在城市，也有女性明知道政策规定超生会导致丢失工作依然冒险多生。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女性更愿意回应国家的倡导，主动“带环”或口服避孕药节育，也会希望丈夫配合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孩子数目。
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注意对孩子的培养，注重孩子未来的发展，关心的更是质量而非数量。以前，若孩子生病，不少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会求助于鬼神，求大师作法或去寺庙求“灵符水”，有病不求医，导致孩子病情加重甚至死亡。教育增加妇女接触大众媒体的机会。大众媒体通过推广非传统的生活方式，为行为改变创造有利环境，影响生育态度和行为（1995：55）。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使他们对孩子养育知识与观念飞速更新。现在，她们敢于打破传统，或者说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关于疾病的“宿命论”，接受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更多可选择的婴儿照顾方法。比起文盲断然拒绝医生，她更愿意听从医生和护士的建议（Caldwell，J.C，1979：409），科学地照顾孩子。母亲对孩子身体的照料与关注理念更新，方法更加多元化，使孩子比以前得到更好的照顾，死亡率大大降低，她们也就不需要为了“以防万一”而多生小孩。因此，教育一开始对社会整体及某些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而言起提高出生率的作用。但是到最后，教育的增加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Cochrane，S.H.，1979：55）。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因为重要的经济原因：孩子赡养成本的增加。
赡养一个小孩的家庭开支包括生育、食物、衣服、照顾、教育、娱乐、医疗、等等，还有其他常备忽略的消费，就是抚养孩子所花费的精神与时间（1981：86）。以前，赡养小孩只需给他吃穿，还有一定的教育，但现在就不只这么少。出生后纸尿片、奶粉、月嫂、满月酒，孩童时期早教、音乐、美术技能的培养，读书时期补习、旅游增见识等，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趋向“精养”孩子，更注重他们长远能力的全面发展，一个孩子的培养费用较之前翻倍。除此以外，养育一个孩子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容小觑，当母亲受教育程度增高，她的机会成本即相应提升，若把过多时间精力投放于孩子身上而忽略工作，长期以往便影响女性进而影响家庭的整体收入。多一个孩子，经济、时间、精力便会多付出，缩短夫妻“二人世界”时间，情趣减少，婚姻质量也可能有所下降。
因此，女性必须在孩子数量与质量上找到个合适的平衡点。
总而言之，中国内地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使生育率逐渐下降，客观上受教育时间拉长，主观上生育意识改变，加上在社会与家庭地位提高，使女性在生育上更有话语权，控制自身生育行为，降低孩子出生率。
参考文献 [1]Caldwell，John C.（1979）.Education as a factor in mortality decline：An examination of Nigerian data.Population Studies，33：395-413.
[2]Cochrane，Susan H.（1979）.Fertility and Education：What do we really know？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Martin，Teresa C.& Fatima Juarez.（1995）.The impact of women’s education on fertility in Latin America：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21（2）：52-80.
[4]McKenzie，Richard B.and Gordon Tullock.（1981）.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Exploration into the Human Experience.Mcgraw-Hill College.
[5]高祖新，尹勤.女性受教育程度與其生育水平关系的数学模型.《分析生物数学学报》，2001，16（4）：496-499.
[6]贾愚，朱素阳.育龄妇女文化素质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西北人口》，2006，9-12.
[7]雷敏，冯九璋.女性文化程度与生育率.《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9（2），14-18.
[8]彭宏业.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素质影响分析.河北大学硕士论文库，2009.
[9]谭琳.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人口与经济》，1992（5）.
[10]闫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
[11]张品.试论女性教育降低生育水平的原理.《兰州学刊》，2009（7），100-101.
[12]郑真真.对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分析.《人口与经济》，1999（2），13-17.
（作者单位：广东培正学院英语系2014级，指导老师：黎敏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