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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这又是在说教。耐心读下去，你会发现这是一篇颇有水平、颇有分量、颇有独到见解、颇有针砭意义的史论，有心人当不可错过。——编者
20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翦先生之所以值得史学界追念和缅怀，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理论著作闪耀着时代和历史的光辉。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发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迷信横行的年代，像是一副清醒剂，激发着人们去面对、去思考“若干历史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像翦伯赞先生这样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毕竟是凤毛麟角，今天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实事求是的梳理和评述，或许是有益的。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兴起。此后几十年间，我们经历了接受影响、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几个阶段。从总体上说，中国史学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从摆脱旧的史学方法的束缚，到建立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成绩重大。但从局部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没有认真掌握和深刻体会，在运用中不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本文拟综合我们对这个问题曾有过的观点，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些研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历程】
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的历史学发生了重要变化。历史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五四运动前，封建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一统天下，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前，史学界仍基本沿袭封建时代的史学方法。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达，并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史学足以对抗封建史学的局面。不论梁启超、胡适还是蒋廷黻等辈，都为在中国发展资产阶级史学作过努力。梁启超对封建史学曾作过有力的抨击：“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他认为，中国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梁启超选集》）胡适曾提倡整理国故，即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曾经说过，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胡适文存》卷二）蒋廷黻则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提倡新史学，即主张用欧洲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以上这些提倡对中国封建史学当然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并没有出现像样的资产阶级史学著作。
另一股新兴势力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产生于封建史学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史学又不发达的国度里，这就注定了孕育它的土壤是脆弱的。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李大钊传播和介绍到中国，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是比较彻底的，正如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的，《史记》《二十四史》《紫阳纲目》《资治通鉴》等书籍，“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他还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个表述已很不容易。但李大钊的历史观，似一朵艳丽的鲜花独自开放，由于他过早离开人世，未能亲自在历史研究中进行实践，加上在他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又使这种真知灼见未能及时地传开去，故未能对历史科学产生明显的影响。一直到若干年后，才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现，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郭沫若在《自序》中说，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好“轻谈”国故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沫若之后又过了几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才初成气候。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成了中国史学新兴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这支力量仍处于新生的、发展的阶段，人数和成果都不多。加之历史条件的限制，即战争环境及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批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资料和环境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的涉猎。“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先读经典著作和世界历史、外国历史”。（《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出于革命需要和理论勇气，这批先驱者确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打开了极其宽广的前程。但不可讳言，当时的所谓外国历史大多指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其中影响较大的，自然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联共（布）党史，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至于大量关于西方历史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的史学名著，则大多没有机会接触。这批学者急于从经典著作中猎取真理，而猎取真理所必须的对经典著作的选择和比较却是如此之少，这是他们不能不受到时代和条件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这一派的史学思想是进步的，方向是明确的，即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通过他们本身的历史研究实践，也证明了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纠正了旧史学只研究零星、局部的历史事件的传统。诸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这一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流派逐步成为我国史学研究队伍的主流。
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进行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前很有限：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队伍并不大；二是他们容易让史学研究政治化，或为政治斗争需要写历史。例如陈伯达写《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四大家族》等书，是历史著作，也是政治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归入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因为他写这些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主要不是为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不过，这个队伍大多是“站队”站过来的，一些人并非真正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这支队伍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大多被纳入阶级斗爭的任务中去，讲课、做研究等都要为政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尽管在改造历史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简单化的错误倾向。 【为政治服务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一回事】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史学的改造，其武器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指导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学体系。新旧史学方法的矛盾，在这时候主要表现在组织形式和争夺史学阵地的领导权方面，正如翦伯赞指出的：“在院系调整以前，有些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妄图霸占大学历史系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这种现象在许多史学机构中存在着。院系调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这是形象的说法，事实当然没这么简单。院系调整仅仅是一种学校体制的调整，通过这些调整，任命一批被认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或拥护共产党的史学工作者主持工作，解决领导权问题，真正从思想上插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情况更多的是，当时广大史学工作者迫于形势，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威信的提高，深感到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性。他们认真地研读经典著作，掌握和熟悉经典著作的一些内容。无疑，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公开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指导研究历史的人不多了，但真正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多。真正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率史料，并使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加科学的人就更少了，更多的是理论和史料“两张皮”相互脱节。
要把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对过去和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剔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时由应用不准确产生的种种弊端。以吴晗写《朱元璋传》为例，毛泽东在早年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后，就批评他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为此吴晗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终未破解毛泽东批评的原意，只能在史料上下功夫，结果适得其反，到最后一版即1965年版呈送毛泽东时，仍没有就毛批评的问题作出交代。可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经过认真、诚实的总结和反思，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发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出于宣传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有许多是不太科学的，即把研究历史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不可否认，这些革命的历史工作者，在夺取政权和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但严格说来，他们主要是战士而不完全是历史研究者。他们的文章文笔锋利，既像投枪，又像匕首，但缺乏学术文章应有的探讨和分析。由这种风气形成不很健康的文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研究。例如靠跟风、听小道消息来写文章，借以迎合上意，搞影射史学，不正之风越演越烈，严重地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留下不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严肃的史学家，带头对此作了认真的反思。范文澜在谈到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时说，在写到三国时期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他的政敌……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事实上……对人民来说，武则天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吴晗在《朱元璋传·自序》中也作了这样的检讨：“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其他如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也都先后作过这样的说明。这些史学前辈出于对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即使他们的历史著作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们还是把学术和宣传分开，把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分开。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不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还是吕振羽、侯外庐等，他们编写或主编的各种通史、思想史、专著都特别注意科学性，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新成就，也为纠正史学研究中的不良风气作出了贡献。
【关于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
另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要求中，有些提法不够清楚或有欠妥当。比如，在歷史学研究中，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头等信条，以约束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围，这是有欠具体分析的。在立场、观点、方法这三者中，我们常常把解决立场问题放在第一位。而其中的“立场”，明显指的是政治立场，即在政治上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方法”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分析问题。“观点”是指研究者对问题的判断，其中包括对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判断。
学术研究应有广阔的空间让研究者自由产生命题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一开始就给研究者限定应有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观点，对研究进程未必有好处。况且，要求研究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研究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学术观点才是无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这也是个难于说清楚的问题。其实，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一个足以使研究者认同的科学概念。即使那些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学术观点也未必是完全正确的；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其学术见解也可能包含着真知灼见。比如，有的同志提出历史科学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钥匙，这钥匙就是下列几篇文章：《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显然，这些文章对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十分重要，但它们和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历史科学，关系并不很直接。
又如下面的一种说法就更有代表性了，即认为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奴隶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边，研究封建社会历史要站在农奴或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边，研究资本主义历史要站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边。这种提法如果是为了纠正剥削阶级史学家的阶级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作为研究的规范则不可取。研究任何社会形态的历史，都只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站在历史上任何阶级一边来研究历史，都未免有欠客观。很明显，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世界观属于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史学家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奴隶和农民一边，岂不是立场的倒退吗？况且，站在奴隶的一边一味反对奴隶主阶级，把奴隶主阶级说得一无是处；站在农民的一边，一味去反对地主阶级，把地主阶级说得一无是处，这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胸怀，更不是无产阶级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再如，过分强调写历史以写劳动人民为主，甚至主张用农民战争史替代中国通史，取消王朝体系，抹掉王朝年号，表面上看来立场很坚定，实际上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笔者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主要是解决分析问题和考虑问题的科学性，而不是其他。 当然，历史领域有许多分学科，如中国史、世界史、国别史等。有些学科比较敏感，如国史、党史，因而就有人提出，研究党史、国史要坚持党性立场。这样的提法是否必要，笔者以为应作具体分析。如上所述，立场是指政治立场，对一部分人提出要求可以，对所有研究党史、国史的人提这个要求，则大可不必。因为党性首先是政治概念，而党史、国史研究首先是学术概念。而且，党史、国史研究队伍并非只有共产党员，非党的、各种有各自信仰的人都可以研究，他们自然不受党性的约束。
【如何理解“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14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两个决裂”，对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研究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对历史遗产只批判不继承，而且不少论者在批判历史遗产时，都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来作武器——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是这样，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样。于是，一部分人很容易把历史遗产当成“封、资、修”的货色，全盘否定。其实，把马、恩的论断理解成是一刀两断，是极不科学和极不准确的。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显然，这个“发展进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无产阶级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简短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个“决裂”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马克思讲的“最彻底决裂”是长远的战略目标，而且决裂也是逐步的，是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和传统观念的消失而决裂的，这当中有个量变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不是非要我们现在就与传统观念一刀两断。
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向来反对割断历史，反对把历史遗产和现实斗争分裂开来。他们认为，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的一种继续。因此，他们对历史遗产都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指出，每一个朝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又说，每一个朝代都是“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严肃批评了那种把中世纪看成“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指出他们看不到“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文化领域的扩大”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作了更清楚的阐述，他说：“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也就是说，对历史遗产要批判其错误的，继承其有益的成果。这里所引诸例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任何時候也没有主张要和历史遗产一刀两断。相反地，他们都把现实的一切看成渊源于历史，是历史的继续。新时代的一切活动，不过是继续先辈人的活动而已。很显然，那种把“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理解成和旧事物、旧观念一刀两断，是对马、恩原意的曲解。
当然，“批判地继承”的目的还在于继承。这方面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新民主主义论》）可见历史遗产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源泉之一，不认真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现实的一切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对传统文化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大多是以批判为主。这种思想与对“最彻底的决裂”的理解有关。据刘大年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时，毛主席给范文澜写信，指出：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如瘳平、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吴虞都要分析地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显然，毛泽东这里强调的批判，是包括继承的内容的，但侧重点是批判。这一思想贯彻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活中，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一系列不间断的批判便是一例。政治上的批判必然影响到对学术观点的批判。可见对经典作家所说的“最彻底的决裂”应有正确的认识，就表面上的内容直接照搬是片面的，批判继承的目的是继承，是吸收古代优秀文化来丰富当代文化，批判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对历史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只批判不继承，就会割断历史，看不到伟大的历史联系。同样，光继承不批判，把古代的东西一无例外当成珍贵的历史遗产加以继承，也是错误的。
2012年7月改定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编审，中国史学会理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翦先生之所以值得史学界追念和缅怀，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理论著作闪耀着时代和历史的光辉。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发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迷信横行的年代，像是一副清醒剂，激发着人们去面对、去思考“若干历史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像翦伯赞先生这样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毕竟是凤毛麟角，今天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实事求是的梳理和评述，或许是有益的。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兴起。此后几十年间，我们经历了接受影响、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几个阶段。从总体上说，中国史学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从摆脱旧的史学方法的束缚，到建立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成绩重大。但从局部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没有认真掌握和深刻体会，在运用中不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本文拟综合我们对这个问题曾有过的观点，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些研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历程】
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的历史学发生了重要变化。历史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五四运动前，封建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一统天下，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前，史学界仍基本沿袭封建时代的史学方法。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达，并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史学足以对抗封建史学的局面。不论梁启超、胡适还是蒋廷黻等辈，都为在中国发展资产阶级史学作过努力。梁启超对封建史学曾作过有力的抨击：“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他认为，中国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梁启超选集》）胡适曾提倡整理国故，即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曾经说过，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胡适文存》卷二）蒋廷黻则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提倡新史学，即主张用欧洲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以上这些提倡对中国封建史学当然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并没有出现像样的资产阶级史学著作。
另一股新兴势力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产生于封建史学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史学又不发达的国度里，这就注定了孕育它的土壤是脆弱的。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李大钊传播和介绍到中国，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是比较彻底的，正如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的，《史记》《二十四史》《紫阳纲目》《资治通鉴》等书籍，“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他还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这个表述已很不容易。但李大钊的历史观，似一朵艳丽的鲜花独自开放，由于他过早离开人世，未能亲自在历史研究中进行实践，加上在他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又使这种真知灼见未能及时地传开去，故未能对历史科学产生明显的影响。一直到若干年后，才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现，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郭沫若在《自序》中说，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好“轻谈”国故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沫若之后又过了几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才初成气候。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成了中国史学新兴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这支力量仍处于新生的、发展的阶段，人数和成果都不多。加之历史条件的限制，即战争环境及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批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资料和环境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的涉猎。“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先读经典著作和世界历史、外国历史”。（《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出于革命需要和理论勇气，这批先驱者确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打开了极其宽广的前程。但不可讳言，当时的所谓外国历史大多指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其中影响较大的，自然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联共（布）党史，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至于大量关于西方历史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的史学名著，则大多没有机会接触。这批学者急于从经典著作中猎取真理，而猎取真理所必须的对经典著作的选择和比较却是如此之少，这是他们不能不受到时代和条件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这一派的史学思想是进步的，方向是明确的，即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通过他们本身的历史研究实践，也证明了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纠正了旧史学只研究零星、局部的历史事件的传统。诸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这一重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史学流派逐步成为我国史学研究队伍的主流。
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进行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前很有限：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队伍并不大；二是他们容易让史学研究政治化，或为政治斗争需要写历史。例如陈伯达写《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四大家族》等书，是历史著作，也是政治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归入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因为他写这些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主要不是为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不过，这个队伍大多是“站队”站过来的，一些人并非真正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这支队伍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大多被纳入阶级斗爭的任务中去，讲课、做研究等都要为政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尽管在改造历史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简单化的错误倾向。 【为政治服务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一回事】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史学的改造，其武器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指导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学体系。新旧史学方法的矛盾，在这时候主要表现在组织形式和争夺史学阵地的领导权方面，正如翦伯赞指出的：“在院系调整以前，有些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妄图霸占大学历史系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这种现象在许多史学机构中存在着。院系调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这是形象的说法，事实当然没这么简单。院系调整仅仅是一种学校体制的调整，通过这些调整，任命一批被认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党员或拥护共产党的史学工作者主持工作，解决领导权问题，真正从思想上插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情况更多的是，当时广大史学工作者迫于形势，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威信的提高，深感到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性。他们认真地研读经典著作，掌握和熟悉经典著作的一些内容。无疑，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公开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指导研究历史的人不多了，但真正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多。真正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率史料，并使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加科学的人就更少了，更多的是理论和史料“两张皮”相互脱节。
要把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对过去和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剔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时由应用不准确产生的种种弊端。以吴晗写《朱元璋传》为例，毛泽东在早年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后，就批评他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为此吴晗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终未破解毛泽东批评的原意，只能在史料上下功夫，结果适得其反，到最后一版即1965年版呈送毛泽东时，仍没有就毛批评的问题作出交代。可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经过认真、诚实的总结和反思，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发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出于宣传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有许多是不太科学的，即把研究历史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不可否认，这些革命的历史工作者，在夺取政权和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但严格说来，他们主要是战士而不完全是历史研究者。他们的文章文笔锋利，既像投枪，又像匕首，但缺乏学术文章应有的探讨和分析。由这种风气形成不很健康的文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研究。例如靠跟风、听小道消息来写文章，借以迎合上意，搞影射史学，不正之风越演越烈，严重地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留下不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严肃的史学家，带头对此作了认真的反思。范文澜在谈到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时说，在写到三国时期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又如武则天利用特务镇压他的政敌……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事实上……对人民来说，武则天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吴晗在《朱元璋传·自序》中也作了这样的检讨：“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其他如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也都先后作过这样的说明。这些史学前辈出于对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即使他们的历史著作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们还是把学术和宣传分开，把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分开。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不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还是吕振羽、侯外庐等，他们编写或主编的各种通史、思想史、专著都特别注意科学性，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的新成就，也为纠正史学研究中的不良风气作出了贡献。
【关于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
另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要求中，有些提法不够清楚或有欠妥当。比如，在歷史学研究中，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头等信条，以约束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围，这是有欠具体分析的。在立场、观点、方法这三者中，我们常常把解决立场问题放在第一位。而其中的“立场”，明显指的是政治立场，即在政治上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方法”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分析问题。“观点”是指研究者对问题的判断，其中包括对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判断。
学术研究应有广阔的空间让研究者自由产生命题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一开始就给研究者限定应有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观点，对研究进程未必有好处。况且，要求研究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研究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学术观点才是无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这也是个难于说清楚的问题。其实，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一个足以使研究者认同的科学概念。即使那些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学术观点也未必是完全正确的；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其学术见解也可能包含着真知灼见。比如，有的同志提出历史科学工作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钥匙，这钥匙就是下列几篇文章：《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显然，这些文章对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十分重要，但它们和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历史科学，关系并不很直接。
又如下面的一种说法就更有代表性了，即认为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奴隶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边，研究封建社会历史要站在农奴或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的一边，研究资本主义历史要站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边。这种提法如果是为了纠正剥削阶级史学家的阶级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作为研究的规范则不可取。研究任何社会形态的历史，都只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站在历史上任何阶级一边来研究历史，都未免有欠客观。很明显，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世界观属于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史学家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奴隶和农民一边，岂不是立场的倒退吗？况且，站在奴隶的一边一味反对奴隶主阶级，把奴隶主阶级说得一无是处；站在农民的一边，一味去反对地主阶级，把地主阶级说得一无是处，这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胸怀，更不是无产阶级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再如，过分强调写历史以写劳动人民为主，甚至主张用农民战争史替代中国通史，取消王朝体系，抹掉王朝年号，表面上看来立场很坚定，实际上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笔者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主要是解决分析问题和考虑问题的科学性，而不是其他。 当然，历史领域有许多分学科，如中国史、世界史、国别史等。有些学科比较敏感，如国史、党史，因而就有人提出，研究党史、国史要坚持党性立场。这样的提法是否必要，笔者以为应作具体分析。如上所述，立场是指政治立场，对一部分人提出要求可以，对所有研究党史、国史的人提这个要求，则大可不必。因为党性首先是政治概念，而党史、国史研究首先是学术概念。而且，党史、国史研究队伍并非只有共产党员，非党的、各种有各自信仰的人都可以研究，他们自然不受党性的约束。
【如何理解“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14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两个决裂”，对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研究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对历史遗产只批判不继承，而且不少论者在批判历史遗产时，都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来作武器——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是这样，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样。于是，一部分人很容易把历史遗产当成“封、资、修”的货色，全盘否定。其实，把马、恩的论断理解成是一刀两断，是极不科学和极不准确的。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显然，这个“发展进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无产阶级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简短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个“决裂”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马克思讲的“最彻底决裂”是长远的战略目标，而且决裂也是逐步的，是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增长和传统观念的消失而决裂的，这当中有个量变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不是非要我们现在就与传统观念一刀两断。
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向来反对割断历史，反对把历史遗产和现实斗争分裂开来。他们认为，现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的一种继续。因此，他们对历史遗产都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指出，每一个朝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又说，每一个朝代都是“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严肃批评了那种把中世纪看成“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指出他们看不到“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文化领域的扩大”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作了更清楚的阐述，他说：“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也就是说，对历史遗产要批判其错误的，继承其有益的成果。这里所引诸例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任何時候也没有主张要和历史遗产一刀两断。相反地，他们都把现实的一切看成渊源于历史，是历史的继续。新时代的一切活动，不过是继续先辈人的活动而已。很显然，那种把“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理解成和旧事物、旧观念一刀两断，是对马、恩原意的曲解。
当然，“批判地继承”的目的还在于继承。这方面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新民主主义论》）可见历史遗产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源泉之一，不认真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现实的一切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对传统文化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大多是以批判为主。这种思想与对“最彻底的决裂”的理解有关。据刘大年说：范文澜在延安讲经学时，毛主席给范文澜写信，指出：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如瘳平、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吴虞都要分析地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显然，毛泽东这里强调的批判，是包括继承的内容的，但侧重点是批判。这一思想贯彻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活中，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一系列不间断的批判便是一例。政治上的批判必然影响到对学术观点的批判。可见对经典作家所说的“最彻底的决裂”应有正确的认识，就表面上的内容直接照搬是片面的，批判继承的目的是继承，是吸收古代优秀文化来丰富当代文化，批判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对历史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只批判不继承，就会割断历史，看不到伟大的历史联系。同样，光继承不批判，把古代的东西一无例外当成珍贵的历史遗产加以继承，也是错误的。
2012年7月改定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编审，中国史学会理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