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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与文化产业的心理学分析。阿多诺认为人类历史的倒退在法西斯主义的崩溃之后并没有终结，那种极权统治得到了延续。文化产业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旨在实现政权对社会成员的整合。在这种整合中，个性不再存在，文化产业所呈现的只是一种“伪个性化”而已。阿多诺相信无论法西斯主义还是文化产业都是心理学的，因此也要用心理学的视角去分析。
【关键词】：阿多诺;法西斯主义;文化产业;个性的终结;心理学
理性主义相信人类社会行为的动机可以完全用对个人利益的合理的追求来解释，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要远远比这复杂。到20世纪初期，人们渐渐达成了一种理论共识，即简单的目的的合理性不足以作为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理论前提。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必须辅以心理分析。因此，不以简单的目的合理性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日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巴赫金和维戈茨基为避免马克思主义退化为简单经济主义的危险，主张要重视唯物主义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学者的理论或多或少都与精神分析学说有一定的关系，除了阿多诺之外，另一名重要成员马尔库塞就在20世纪20、30年代试图将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相融合为一体，他的非压抑性文明和爱欲解放理论就整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本文中主要涉及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分析。阿多诺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随即便受到迫害，后又流亡到美国，他一生中很重要的理论建树就是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研究方面。
在启蒙运动之后，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启蒙会带给人们平等、自由和理性，相信启蒙将会带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但随后文明世界的一系列战争带给世界的创伤无情地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幻想，尤其是二战中法西斯主义的肆虐使人类历史文明进入了一个倒退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启蒙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反而出人意料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战后，工人阶级对自己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感到颇为适应，默认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剥削;而统治阶级颇为成功地处理了原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得两个阶级的冲突逐渐变得缓和。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
而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分析则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现象稍作理解。
一、关于法西斯主义
今天希特勒的专制残暴统治形象已经臭名昭著，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真实面目。在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民群众的心目之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完美的领袖形象，他们相信他将带领德国人民走向一个强大的德国，引导整个德意志民族走向复兴。因此不同于日本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希特勒对国家权力的取得并非通过军事政变，而是一步步的民主选举，通过正式的合法程序获得的。而即使到了二战结束的最后阶段，德国人和他们的军队依旧相信和支持希特勒。那么，为什么这些素来严谨理性的德国人会相信希特勒的政客言辞，将自己和整个民族一并交到他手里，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整个德国人民依旧没有摆脱“希特勒主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阿多诺的分析中找到一丝端倪。
当我们去回顾希特勒的那些演讲，我们会惊讶于这些煽动言论思想内容的贫乏和重复，显然法西斯主义并不准备也不可能以理性的论据去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偏离逻辑理性的思考，以狂热的情感来诱导群众。就像阿多诺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开头所讲的那样“他们显然是根据心理的需求，而不是像通过合理的陈述合理的目的来赢得追随者。”[1]
令我们所有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理性和技术文化都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什么以理性自居的德国人会出现与此都相抵触的落后的行为形式，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体性，放弃理性的思考，融入狂热纳粹群体之中，任由虚幻的激情推着自己和整个德意志民族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要为这场人类的灾难负责？
阿多诺指出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民满足这样一种特性，“大多丧失个性的、非理性的、易受影响的、有暴力行为倾向的，总而言之具有倒退性质的。”完全具备典型的勒邦所描述的群众的特质。而在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具有盲目的服从集体意愿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希特勒的政权得以操纵德国人民，当个体走向群体的时候，心理与行为也随之而退化，我们失去了的是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
但如果想要将单个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连接成一个统一体，那一定有什么东西将它们联结起来。阿多诺认为弗洛伊德比其他心理学家更开明的一点在于，他没有仅仅指出群众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而是继续思考，是什么使得群众成为群众？使个体转变为群体的心理学力量究竟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各自的私人空间，就像原子核中带正电的质子，彼此之间存在这天生的斥力。一个纳粹群体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弗洛伊德看来使个体转变成群体的心理结合物便是原始的性能量——力比多。力比多就是群体与领袖，以及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如果没有人类的力比多冲动，无论是外部的权力机器，还是理性的利益，都不足以保证社会的运行。人类力比多的能量，似乎成为社会缺少它就无法凝聚的聚合剂，在一切文化领域中都对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坐出贡献。”[2]而法西斯煽动家就是在群众之中制作出这样的联结物，而将整个德意志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另外弗洛伊德认为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在献身群体的同时可以获得实际的或者共同的满足，这种满足也可以保持群体的内聚力。
但由于把群众成员之间结合在一起的力比多并不是一种不可克制性的天性[3]，在阿多诺看来，法西斯群众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因此，必然涉及到如何利用力比多將群众集合在一起的问题。
法西斯的宣传在于实现其非理性的独裁，要实现这种目的，就不能依靠合理的论据来说服对方。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类似于心理学上催眠的方式，试图唤起对方潜意识中的古代遗传特征，将希特勒塑造成了全能而威严的原始族长，从而迫使个体倒退到仅仅是集体成员的地位，以此唤起他们的非理性部分，最终使人们陷入一味的服从。阿多诺认为纳粹就是借助这些与催眠相类似的煽动言论，使得希特勒成为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完美领袖，
【关键词】：阿多诺;法西斯主义;文化产业;个性的终结;心理学
理性主义相信人类社会行为的动机可以完全用对个人利益的合理的追求来解释，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要远远比这复杂。到20世纪初期，人们渐渐达成了一种理论共识，即简单的目的的合理性不足以作为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理论前提。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必须辅以心理分析。因此，不以简单的目的合理性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日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巴赫金和维戈茨基为避免马克思主义退化为简单经济主义的危险，主张要重视唯物主义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学者的理论或多或少都与精神分析学说有一定的关系，除了阿多诺之外，另一名重要成员马尔库塞就在20世纪20、30年代试图将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相融合为一体，他的非压抑性文明和爱欲解放理论就整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本文中主要涉及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分析。阿多诺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随即便受到迫害，后又流亡到美国，他一生中很重要的理论建树就是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研究方面。
在启蒙运动之后，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启蒙会带给人们平等、自由和理性，相信启蒙将会带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但随后文明世界的一系列战争带给世界的创伤无情地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幻想，尤其是二战中法西斯主义的肆虐使人类历史文明进入了一个倒退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启蒙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反而出人意料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战后，工人阶级对自己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感到颇为适应，默认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剥削;而统治阶级颇为成功地处理了原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得两个阶级的冲突逐渐变得缓和。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
而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分析则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现象稍作理解。
一、关于法西斯主义
今天希特勒的专制残暴统治形象已经臭名昭著，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真实面目。在纳粹时代的德国人民群众的心目之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完美的领袖形象，他们相信他将带领德国人民走向一个强大的德国，引导整个德意志民族走向复兴。因此不同于日本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希特勒对国家权力的取得并非通过军事政变，而是一步步的民主选举，通过正式的合法程序获得的。而即使到了二战结束的最后阶段，德国人和他们的军队依旧相信和支持希特勒。那么，为什么这些素来严谨理性的德国人会相信希特勒的政客言辞，将自己和整个民族一并交到他手里，义无反顾地走向自我毁灭之路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整个德国人民依旧没有摆脱“希特勒主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阿多诺的分析中找到一丝端倪。
当我们去回顾希特勒的那些演讲，我们会惊讶于这些煽动言论思想内容的贫乏和重复，显然法西斯主义并不准备也不可能以理性的论据去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偏离逻辑理性的思考，以狂热的情感来诱导群众。就像阿多诺在《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开头所讲的那样“他们显然是根据心理的需求，而不是像通过合理的陈述合理的目的来赢得追随者。”[1]
令我们所有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理性和技术文化都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什么以理性自居的德国人会出现与此都相抵触的落后的行为形式，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体性，放弃理性的思考，融入狂热纳粹群体之中，任由虚幻的激情推着自己和整个德意志民族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要为这场人类的灾难负责？
阿多诺指出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民满足这样一种特性，“大多丧失个性的、非理性的、易受影响的、有暴力行为倾向的，总而言之具有倒退性质的。”完全具备典型的勒邦所描述的群众的特质。而在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具有盲目的服从集体意愿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希特勒的政权得以操纵德国人民，当个体走向群体的时候，心理与行为也随之而退化，我们失去了的是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
但如果想要将单个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连接成一个统一体，那一定有什么东西将它们联结起来。阿多诺认为弗洛伊德比其他心理学家更开明的一点在于，他没有仅仅指出群众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而是继续思考，是什么使得群众成为群众？使个体转变为群体的心理学力量究竟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各自的私人空间，就像原子核中带正电的质子，彼此之间存在这天生的斥力。一个纳粹群体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弗洛伊德看来使个体转变成群体的心理结合物便是原始的性能量——力比多。力比多就是群体与领袖，以及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如果没有人类的力比多冲动，无论是外部的权力机器，还是理性的利益，都不足以保证社会的运行。人类力比多的能量，似乎成为社会缺少它就无法凝聚的聚合剂，在一切文化领域中都对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坐出贡献。”[2]而法西斯煽动家就是在群众之中制作出这样的联结物，而将整个德意志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另外弗洛伊德认为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在献身群体的同时可以获得实际的或者共同的满足，这种满足也可以保持群体的内聚力。
但由于把群众成员之间结合在一起的力比多并不是一种不可克制性的天性[3]，在阿多诺看来，法西斯群众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因此，必然涉及到如何利用力比多將群众集合在一起的问题。
法西斯的宣传在于实现其非理性的独裁，要实现这种目的，就不能依靠合理的论据来说服对方。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类似于心理学上催眠的方式，试图唤起对方潜意识中的古代遗传特征，将希特勒塑造成了全能而威严的原始族长，从而迫使个体倒退到仅仅是集体成员的地位，以此唤起他们的非理性部分，最终使人们陷入一味的服从。阿多诺认为纳粹就是借助这些与催眠相类似的煽动言论，使得希特勒成为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完美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