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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之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于1966年6月24日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告“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他们请江青把大字报转交给毛泽东，毛于8月1日回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鲁丁《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由此，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牛鬼蛇神”展开了大批斗。这个批斗迅速从“触及灵魂”的“文斗”演变为“触及皮肉”的“武斗”，批斗会变成了全武行。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鼓动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脱红卫兵锐利的眼睛。”在这种鼓励下，“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遍布城乡，全国陷入了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浪潮之中，暴力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要特色。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事实上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暴力的政治迫害运动，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到了“文革”中，这段话进入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林彪、康生等人，也纷纷引用这段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篇累牍地号召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声称“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主义”（《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放军报》，1966年10月6日。以上参阅鲁丁：《一部“文革”中被滥用的毛泽东著作》，《党史博览》，2003年第7期）。于是，这段话连同毛泽东在同一文中所说的“列入另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戴高帽子游街”等话，成为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在“红色恐怖”和“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中的行动指南。
在1966年夏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红色恐怖”时期，李埏先生经受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牛鬼蛇神”都领教过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批斗，包括被粗麻绳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上书“牛鬼蛇神”XX或XXX，并用朱笔画上大叉），头戴纸糊高帽，在烈日下跪在大操场上或者其他场所接受长时间的批判，被反剪双臂，扭为“喷气式”，游校示众，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风靡全国并且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认可的标准批斗模式。（据纪登奎回忆，1967年毛泽东路过河南时接见纪登奎，问纪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纪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由此可知，“喷气式”批斗是当时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认可的批斗方式。）在这些批斗活动中，李埏先生和其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授们，还经常被那些坚信“对阶级敌人绝不能手软”的红卫兵拳打脚踢。与李埏先生一起被斗的江应樑教授，在一次批斗会上当场被打断肋骨。事后家属送去医院，医生也不敢医治，只开几片伤湿止痛膏了事。（江晓林：《江应樑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1966年秋那些夜晚令人恐惧。在夜深人静之时，忽然一阵急促的踢门声，把李先生的全家从睡梦中惊醒，一伙红卫兵和“革命教师”随即破门而入，把李先生反剪双臂，颈上挂上沉重的木牌，押去批斗。到了清晨，门外又响起喧嚣的口号声，李先生衣冠凌乱，被扭送回来。在家门口，他的家人被召集起来，低头恭听红卫兵的严厉训话。
1967年1月，紧跟上海“一月风暴”的榜样，云南也掀起了“夺权”风潮，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打倒，随后自杀。1962年阎红彦曾请李埏先生到安宁温泉为他讲历史知识。阎被打倒后，这件事又成了李先生的一条罪状。造反派每天深夜把李先生揪去审讯，要他老实交代揭发阎红彦的罪行。李先生老老实实地交代了给阎讲解历史的经过，但拒绝交代所谓的“罪行”。造反派经过半个月的审讯，没有从李先生口中要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而李先生则因此又受了一番折磨。
1967年3月，全国掀起了“抓叛徒”运动。李埏先生并非中共党员或者革命干部，因此本来与此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历史系“革命教师”们的特别“眷顾”，他也被审查。审查结束后，李先生虽然与“叛徒”沾不上边，但仍然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继续成了专政对象。
1968年10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阶级斗争进一步升级。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以人划线，层层站队”。他说：“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这场 “划线站队”运动导致一百多万人被揪斗。云大造反派积极响应谭的指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李埏先生再次被划为“站错队”的人。12月，云南大学举办学习班以批判“站错队的资产阶级分子”。李埏先生被送进学习班，接受革命群众的狠批狠斗。
云大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委会都私设了监狱和劳改队，将“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非法囚禁和强迫劳改。李埏先生自1966年9月起就被关入“牛棚”，白天到云大农场，在红卫兵监督下劳动，晚上则在“牛棚”写交代检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有时下工回到“牛棚”后，几乎不能动。在劳动时，还要挂着“牛鬼蛇神”的大木牌子，不准摘下。幸而历史系红卫兵还没有中文系红卫兵那么“革命”，因此历史系“牛鬼蛇神”挂牌的时间要少一些。
“牛鬼蛇神”们在私设的劳改队中，不能见家人，也不得外出。李埏先生在196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数月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得看大字报，很多事都不知道。真是农场仅四月，隔世如百年！”他们被劳改长达年余，直到了1967年8月11日，当时的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和副书记贴出“平反认罪书”，为运动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师生平反，随后当时的历史系总支书记于8月21日向被历史系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表示赔礼认错。至此，李埏先生方得恢复人身自由。但是不久，随着新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的展开，李埏先生及其他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又再次成为“专政对象”。
由于这种“专政对象”的身份，在这十年所有运动中，李埏先生也总是处于任人欺凌的地位。例如1969年云南省革委会狠抓三件事，即“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和修“万岁纪念馆”，号称“谭氏三板斧”。1969年12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革委在昆明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这场劳民伤财的工程持续8个月，使得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滇池失去了3.8万亩的水面，导致了永久性的生态灾难。在这场疯狂的“围海造田”运动中，大中院校师生都作为重要劳动力使用。李埏先生等“牛鬼蛇神”，虽然大多年过半百，却被分配给最脏最苦的活，每天在泥泞中挖泥，从西山上担土下山，累得直不起腰来。到天黑收工回到住处，也难得休息。当时云大历史系师生住在西山上的一所庙，“革命师生”们都安居于庙内最好的地方，“牛鬼蛇神”们则被安排到外檐下没有遮蔽的走廊上，打地铺栖身。每当风雨袭来，这些鬓发半白的老教师就只能如当年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描述的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在凄厉的风雨和昏暗的夜色中，拥被枯坐，寂寂无声，等待天明。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落难。当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整人的干部，后来也大多沦为了“走资派”；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久也成为“五一六”份子和“站错队”人员。当年的风云人物一批接一批地落马，成为“革命群众”批斗的对象。在云大，这种批斗越来越频繁。今天斗甲，明天斗乙；今天这个部门拖去批斗一通，明天那个系所拉去批一场。但是，不管哪里开批斗大会，被称为“死老虎”的知名“牛鬼蛇神”都少不了要上场作陪斗。在这些批斗会上，被捆打，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示众，乃是家常便饭。由于是全省闻名的“牛鬼蛇神”，李埏先生在各种批判大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陪斗对象。因此在“文革”的每一个时期，他都注定要受苦受难。
在“文革”中，只有两个时期李埏先生暂时地摆脱了苦难。第一个时期是在1967年武斗高潮时期，第二次则是1974年邓小平复出时期。
1967年，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并迅速升级为使用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在昆明，武斗在1967年夏秋之际达到高峰。李埏先生家住的云大附中宿舍成为“八二三”和“炮兵团”两派交战的前线。每天枪声不断，子弹横飞。中文系傅懋勉教授的一个儿子在家里中流弹身亡。于是李先生带领全家，抛弃一切，经云大徐天祥教授联系，与徐天祥、赵季舜教授两家，一起于1967年9月1日仓皇逃到昆明六甲公社永胜村避难。
到了乡下，李先生一家借住村民杨云家。由于中央命令不准农村搞“文革”，因此相对于被“文革”搞得天翻地覆的城里来说，乡下反倒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永胜村位于滇池边，湖水浩渺，芦荡连绵，虽然由于多年的极左政策导致农村经济凋敝，物质匮乏，但是终归是鱼米之乡，除了有饭吃外，居然还有城里无法买到的鱼可吃。更加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大字报、批斗会、喷气式、挂黑牌、戴高帽、罚跪、挨打、监禁、劳改，有的是农民的纯朴、厚道和人情味。因此，李先生感到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主客两家相处非常融洽，李先生常常晚上和房东一起抽烟喝茶，聊天长谈，颇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乐趣。直到李先生一家结束避难回城后，两家人还保持着联系。这次避难经历，使得李先生度过了“文革”十年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
到了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了全面整顿，李先生的命运也出现一线转机。1975年，中共云南省委下达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根据中共云南省委26号文件精神，云南大学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错误批判、处理的干部和教师进行甄别平反，李埏先生被解放，成为“文革”中云南大学历史系第一位被批判和最后一位得到解放的教师。在邓小平主政的这段时期，李先生也得以参加一些会议，能够讲一些话。不过，好景不长，随着邓小平被批，他又被继续列入另册。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彻底解放。
四、“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
按照当时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错，因为在这场“革命”中，人性中最卑劣、最阴暗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李埏先生怎么也弄不懂：一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教师，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忽然就换了一副嘴脸，整起人来如此心狠手辣。正如与李先生一同被打成“云南三家村”的江应樑教授之子江晓林回忆的那样，这些人不久前见到这些老教授还恭敬地叫“先生”，现在却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江晓林：《江应樑传》，第193页）
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中，谈到“文革”中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和“革命教师”们发明出来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批斗”方法说：“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季羡林：《季羡林自选集：牛棚杂忆》，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
云南大学红卫兵在运动开始时，曾得北京南下红卫兵“传经送宝”，面授各种“文斗”和“武斗”秘诀。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不满足于先生传授的本事，绞尽脑汁，争相发明更加骇人听闻的方法，来凌辱、折磨、欺负、迫害那些辛辛苦苦地教他们的老师，以此取乐。
1966年9月8日，历史系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把系上的“牛鬼蛇神”召集起来，进行批斗后宣布：“你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白吃人民的大米饭，让你们教书，你们却散布封资修，你们罪不容诛！今后再也不能让你们享受教授的待遇了！但是我们也不让你们饿死，以后要把你们当猪养起来。现勒令你们每人写一张申请‘养猪费’的大字报，格式如下：
蠢猪×××：
因一贯吸吮人民血汗，现在我不能再过剥削生活了。所以将原养猪费X元，降为Y元。请从1966年9月份执行。
蠢猪×××
你们必须今天写好，明天早上贴到系里的黑板报上。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李埏先生从小熟读《礼记》，书中有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侮辱也。”这个“养猪费”事件，把他对近来经受的种种凌辱和折磨的忍耐力推到了极限。面对这种难以想象的侮辱，他想到了以死来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一个正直而有自尊心的人要活下去实在是一桩很困难的事。相对而言，死倒是可以摆脱这些痛苦，正如萧乾先生在回首“文革”时所言：“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由于不堪迫害，学者自杀成风。李埏先生过去读研究生时的同窗汪篯先生，是著名唐史学家，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汪先生在1966年6月11日被批斗之后，回到家中，服用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未几，毒性发作，痛苦不已，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先生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已气绝身亡，时年仅五十岁。（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噩耗传来，李埏先生不胜欷歔。在云大，著名文学家、副校长李广田先生也不堪折磨而自杀。（不过，当时有人看见李广田先生被红卫兵押出学校后门，不久即发现其尸体在莲花池中，满脸是血，腹中无水，额头一角有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因此很可能不是自杀而是被打死。（见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出事当日，李埏先生亦未感觉李先生有想要自杀的迹象。这桩疑案至今仍然无定论，而那些最后把李广田先生押出学校后门的红卫兵，也从未有人出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广田先生与李埏先生私交甚好，被打成反革命后，一同在云大私设的“劳改队”劳改，私下谈论颇多。因此他的逝去，更令李埏先生心灵备感震撼。这些熟人以死抗争的榜样，也使李先生产生了共鸣。
在红卫兵发布“养猪费”通告的那天晚上，李埏先生坐在灯下苦苦思索。他觉得一死百了，一切痛苦都可以解脱了。（胡戟在《汪篯之死》中说：“回想起来，汪先生看到没有希望时，不等凌辱加身就走了，是明智的。反正他也是熬不过来的，不如走早些，少些痛苦。”）但思索良久，司马迁的名言涌上心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现在死去，虽然自己的痛苦得到了解脱，但是这对自己热爱的国家和钟爱的史学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又转身看到熟睡的孩子，对自己说：我的工资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自己一旦死去，家里就完全没有了收入，妻儿生计立刻没有了着落。同时，依照当时的规定，自杀者都要算作“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死硬分子”。这样一来，孩子们不仅将成为可怜无助的孤儿，而且还要为我的自尽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他们将怎样活下去呢？为了他们，我也必须活下去。想到了这些，他决定像司马迁一样，“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同时，他也隐隐地觉得黑暗不会永远存在，将来总还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到了那一天，自己和子女都应当为国家、为学术作出贡献。在这种坚强的意志的支持之下，李埏先生依照红卫兵的要求，于1966年9月9日在云大历史系办公室外的大字报栏上，贴出了向历史系革委会筹委会关于“养猪费”的申请。内容如下：
我本人申请每月给我最低生活费120元。计算如下：我本人每月20元，我的妻子每月16元，我的女儿每月16元，其他四个男孩每人每月15元。以上合计共112元，因妻子及长男残废，望能照顾医药费8元，所以共120元。
由于这种顿悟和决心，他打消了自戕以逃避现实的念头，勇敢地面对黑暗，坚强地生活下去。这一关过去后，其他的折磨和凌辱也就可以冷眼相对了。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梁漱溟先生曾写诗《咏“臭老九”》，形象地描写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可怜境地：“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这种对“臭老九”的敌视和鄙视一直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当政者也不断地发明出各种花样，对“反动学术权威”极尽凌辱之能事。
在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事例是“考教授”。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考教授，把北京地区17所高校的613名教授和副教授以开座谈会的名义召去，参加数理化考试。1974年1月25日，谢静宜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声称，有91.4％的教授不及格，1/3的交了白卷。组织者由此宣称：这些教授百无一用，白吃人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证实了毛泽东说的“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云南大学也组织了这种旨在羞辱教师的“考试”。李埏先生也被迫参加了“考试”，供“革命师生”们取乐。不过，由于此时李埏先生已经大彻大悟，因此能够坦然面对接踵而至的迫害、侮辱、折磨和摧残，漠然对待各种侮辱与损害。 （待续）
在《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之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于1966年6月24日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告“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他们请江青把大字报转交给毛泽东，毛于8月1日回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鲁丁《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由此，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牛鬼蛇神”展开了大批斗。这个批斗迅速从“触及灵魂”的“文斗”演变为“触及皮肉”的“武斗”，批斗会变成了全武行。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鼓动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脱红卫兵锐利的眼睛。”在这种鼓励下，“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遍布城乡，全国陷入了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浪潮之中，暴力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要特色。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事实上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暴力的政治迫害运动，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到了“文革”中，这段话进入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林彪、康生等人，也纷纷引用这段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篇累牍地号召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声称“这部著作，对于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主义”（《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放军报》，1966年10月6日。以上参阅鲁丁：《一部“文革”中被滥用的毛泽东著作》，《党史博览》，2003年第7期）。于是，这段话连同毛泽东在同一文中所说的“列入另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戴高帽子游街”等话，成为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在“红色恐怖”和“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中的行动指南。
在1966年夏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红色恐怖”时期，李埏先生经受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牛鬼蛇神”都领教过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批斗，包括被粗麻绳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上书“牛鬼蛇神”XX或XXX，并用朱笔画上大叉），头戴纸糊高帽，在烈日下跪在大操场上或者其他场所接受长时间的批判，被反剪双臂，扭为“喷气式”，游校示众，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风靡全国并且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认可的标准批斗模式。（据纪登奎回忆，1967年毛泽东路过河南时接见纪登奎，问纪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纪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由此可知，“喷气式”批斗是当时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认可的批斗方式。）在这些批斗活动中，李埏先生和其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授们，还经常被那些坚信“对阶级敌人绝不能手软”的红卫兵拳打脚踢。与李埏先生一起被斗的江应樑教授，在一次批斗会上当场被打断肋骨。事后家属送去医院，医生也不敢医治，只开几片伤湿止痛膏了事。（江晓林：《江应樑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1966年秋那些夜晚令人恐惧。在夜深人静之时，忽然一阵急促的踢门声，把李先生的全家从睡梦中惊醒，一伙红卫兵和“革命教师”随即破门而入，把李先生反剪双臂，颈上挂上沉重的木牌，押去批斗。到了清晨，门外又响起喧嚣的口号声，李先生衣冠凌乱，被扭送回来。在家门口，他的家人被召集起来，低头恭听红卫兵的严厉训话。
1967年1月，紧跟上海“一月风暴”的榜样，云南也掀起了“夺权”风潮，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打倒，随后自杀。1962年阎红彦曾请李埏先生到安宁温泉为他讲历史知识。阎被打倒后，这件事又成了李先生的一条罪状。造反派每天深夜把李先生揪去审讯，要他老实交代揭发阎红彦的罪行。李先生老老实实地交代了给阎讲解历史的经过，但拒绝交代所谓的“罪行”。造反派经过半个月的审讯，没有从李先生口中要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而李先生则因此又受了一番折磨。
1967年3月，全国掀起了“抓叛徒”运动。李埏先生并非中共党员或者革命干部，因此本来与此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历史系“革命教师”们的特别“眷顾”，他也被审查。审查结束后，李先生虽然与“叛徒”沾不上边，但仍然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继续成了专政对象。
1968年10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阶级斗争进一步升级。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以人划线，层层站队”。他说：“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这场 “划线站队”运动导致一百多万人被揪斗。云大造反派积极响应谭的指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李埏先生再次被划为“站错队”的人。12月，云南大学举办学习班以批判“站错队的资产阶级分子”。李埏先生被送进学习班，接受革命群众的狠批狠斗。
云大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委会都私设了监狱和劳改队，将“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非法囚禁和强迫劳改。李埏先生自1966年9月起就被关入“牛棚”，白天到云大农场，在红卫兵监督下劳动，晚上则在“牛棚”写交代检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有时下工回到“牛棚”后，几乎不能动。在劳动时，还要挂着“牛鬼蛇神”的大木牌子，不准摘下。幸而历史系红卫兵还没有中文系红卫兵那么“革命”，因此历史系“牛鬼蛇神”挂牌的时间要少一些。
“牛鬼蛇神”们在私设的劳改队中，不能见家人，也不得外出。李埏先生在196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数月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得看大字报，很多事都不知道。真是农场仅四月，隔世如百年！”他们被劳改长达年余，直到了1967年8月11日，当时的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和副书记贴出“平反认罪书”，为运动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师生平反，随后当时的历史系总支书记于8月21日向被历史系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表示赔礼认错。至此，李埏先生方得恢复人身自由。但是不久，随着新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的展开，李埏先生及其他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又再次成为“专政对象”。
由于这种“专政对象”的身份，在这十年所有运动中，李埏先生也总是处于任人欺凌的地位。例如1969年云南省革委会狠抓三件事，即“划线站队”、“围海（滇池）造田”和修“万岁纪念馆”，号称“谭氏三板斧”。1969年12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革委在昆明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这场劳民伤财的工程持续8个月，使得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滇池失去了3.8万亩的水面，导致了永久性的生态灾难。在这场疯狂的“围海造田”运动中，大中院校师生都作为重要劳动力使用。李埏先生等“牛鬼蛇神”，虽然大多年过半百，却被分配给最脏最苦的活，每天在泥泞中挖泥，从西山上担土下山，累得直不起腰来。到天黑收工回到住处，也难得休息。当时云大历史系师生住在西山上的一所庙，“革命师生”们都安居于庙内最好的地方，“牛鬼蛇神”们则被安排到外檐下没有遮蔽的走廊上，打地铺栖身。每当风雨袭来，这些鬓发半白的老教师就只能如当年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描述的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在凄厉的风雨和昏暗的夜色中，拥被枯坐，寂寂无声，等待天明。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落难。当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整人的干部，后来也大多沦为了“走资派”；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久也成为“五一六”份子和“站错队”人员。当年的风云人物一批接一批地落马，成为“革命群众”批斗的对象。在云大，这种批斗越来越频繁。今天斗甲，明天斗乙；今天这个部门拖去批斗一通，明天那个系所拉去批一场。但是，不管哪里开批斗大会，被称为“死老虎”的知名“牛鬼蛇神”都少不了要上场作陪斗。在这些批斗会上，被捆打，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示众，乃是家常便饭。由于是全省闻名的“牛鬼蛇神”，李埏先生在各种批判大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陪斗对象。因此在“文革”的每一个时期，他都注定要受苦受难。
在“文革”中，只有两个时期李埏先生暂时地摆脱了苦难。第一个时期是在1967年武斗高潮时期，第二次则是1974年邓小平复出时期。
1967年，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并迅速升级为使用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在昆明，武斗在1967年夏秋之际达到高峰。李埏先生家住的云大附中宿舍成为“八二三”和“炮兵团”两派交战的前线。每天枪声不断，子弹横飞。中文系傅懋勉教授的一个儿子在家里中流弹身亡。于是李先生带领全家，抛弃一切，经云大徐天祥教授联系，与徐天祥、赵季舜教授两家，一起于1967年9月1日仓皇逃到昆明六甲公社永胜村避难。
到了乡下，李先生一家借住村民杨云家。由于中央命令不准农村搞“文革”，因此相对于被“文革”搞得天翻地覆的城里来说，乡下反倒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世外桃源”。永胜村位于滇池边，湖水浩渺，芦荡连绵，虽然由于多年的极左政策导致农村经济凋敝，物质匮乏，但是终归是鱼米之乡，除了有饭吃外，居然还有城里无法买到的鱼可吃。更加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大字报、批斗会、喷气式、挂黑牌、戴高帽、罚跪、挨打、监禁、劳改，有的是农民的纯朴、厚道和人情味。因此，李先生感到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主客两家相处非常融洽，李先生常常晚上和房东一起抽烟喝茶，聊天长谈，颇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乐趣。直到李先生一家结束避难回城后，两家人还保持着联系。这次避难经历，使得李先生度过了“文革”十年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
到了197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了全面整顿，李先生的命运也出现一线转机。1975年，中共云南省委下达26号文件，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根据中共云南省委26号文件精神，云南大学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错误批判、处理的干部和教师进行甄别平反，李埏先生被解放，成为“文革”中云南大学历史系第一位被批判和最后一位得到解放的教师。在邓小平主政的这段时期，李先生也得以参加一些会议，能够讲一些话。不过，好景不长，随着邓小平被批，他又被继续列入另册。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彻底解放。
四、“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
按照当时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错，因为在这场“革命”中，人性中最卑劣、最阴暗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李埏先生怎么也弄不懂：一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教师，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忽然就换了一副嘴脸，整起人来如此心狠手辣。正如与李先生一同被打成“云南三家村”的江应樑教授之子江晓林回忆的那样，这些人不久前见到这些老教授还恭敬地叫“先生”，现在却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江晓林：《江应樑传》，第193页）
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中，谈到“文革”中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和“革命教师”们发明出来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批斗”方法说：“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季羡林：《季羡林自选集：牛棚杂忆》，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
云南大学红卫兵在运动开始时，曾得北京南下红卫兵“传经送宝”，面授各种“文斗”和“武斗”秘诀。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不满足于先生传授的本事，绞尽脑汁，争相发明更加骇人听闻的方法，来凌辱、折磨、欺负、迫害那些辛辛苦苦地教他们的老师，以此取乐。
1966年9月8日，历史系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把系上的“牛鬼蛇神”召集起来，进行批斗后宣布：“你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白吃人民的大米饭，让你们教书，你们却散布封资修，你们罪不容诛！今后再也不能让你们享受教授的待遇了！但是我们也不让你们饿死，以后要把你们当猪养起来。现勒令你们每人写一张申请‘养猪费’的大字报，格式如下：
蠢猪×××：
因一贯吸吮人民血汗，现在我不能再过剥削生活了。所以将原养猪费X元，降为Y元。请从1966年9月份执行。
蠢猪×××
你们必须今天写好，明天早上贴到系里的黑板报上。否则，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李埏先生从小熟读《礼记》，书中有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侮辱也。”这个“养猪费”事件，把他对近来经受的种种凌辱和折磨的忍耐力推到了极限。面对这种难以想象的侮辱，他想到了以死来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一个正直而有自尊心的人要活下去实在是一桩很困难的事。相对而言，死倒是可以摆脱这些痛苦，正如萧乾先生在回首“文革”时所言：“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由于不堪迫害，学者自杀成风。李埏先生过去读研究生时的同窗汪篯先生，是著名唐史学家，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汪先生在1966年6月11日被批斗之后，回到家中，服用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未几，毒性发作，痛苦不已，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先生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已气绝身亡，时年仅五十岁。（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噩耗传来，李埏先生不胜欷歔。在云大，著名文学家、副校长李广田先生也不堪折磨而自杀。（不过，当时有人看见李广田先生被红卫兵押出学校后门，不久即发现其尸体在莲花池中，满脸是血，腹中无水，额头一角有伤，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因此很可能不是自杀而是被打死。（见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出事当日，李埏先生亦未感觉李先生有想要自杀的迹象。这桩疑案至今仍然无定论，而那些最后把李广田先生押出学校后门的红卫兵，也从未有人出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广田先生与李埏先生私交甚好，被打成反革命后，一同在云大私设的“劳改队”劳改，私下谈论颇多。因此他的逝去，更令李埏先生心灵备感震撼。这些熟人以死抗争的榜样，也使李先生产生了共鸣。
在红卫兵发布“养猪费”通告的那天晚上，李埏先生坐在灯下苦苦思索。他觉得一死百了，一切痛苦都可以解脱了。（胡戟在《汪篯之死》中说：“回想起来，汪先生看到没有希望时，不等凌辱加身就走了，是明智的。反正他也是熬不过来的，不如走早些，少些痛苦。”）但思索良久，司马迁的名言涌上心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现在死去，虽然自己的痛苦得到了解脱，但是这对自己热爱的国家和钟爱的史学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又转身看到熟睡的孩子，对自己说：我的工资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自己一旦死去，家里就完全没有了收入，妻儿生计立刻没有了着落。同时，依照当时的规定，自杀者都要算作“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死硬分子”。这样一来，孩子们不仅将成为可怜无助的孤儿，而且还要为我的自尽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上，他们将怎样活下去呢？为了他们，我也必须活下去。想到了这些，他决定像司马迁一样，“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同时，他也隐隐地觉得黑暗不会永远存在，将来总还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到了那一天，自己和子女都应当为国家、为学术作出贡献。在这种坚强的意志的支持之下，李埏先生依照红卫兵的要求，于1966年9月9日在云大历史系办公室外的大字报栏上，贴出了向历史系革委会筹委会关于“养猪费”的申请。内容如下：
我本人申请每月给我最低生活费120元。计算如下：我本人每月20元，我的妻子每月16元，我的女儿每月16元，其他四个男孩每人每月15元。以上合计共112元，因妻子及长男残废，望能照顾医药费8元，所以共120元。
由于这种顿悟和决心，他打消了自戕以逃避现实的念头，勇敢地面对黑暗，坚强地生活下去。这一关过去后，其他的折磨和凌辱也就可以冷眼相对了。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梁漱溟先生曾写诗《咏“臭老九”》，形象地描写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可怜境地：“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这种对“臭老九”的敌视和鄙视一直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当政者也不断地发明出各种花样，对“反动学术权威”极尽凌辱之能事。
在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事例是“考教授”。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考教授，把北京地区17所高校的613名教授和副教授以开座谈会的名义召去，参加数理化考试。1974年1月25日，谢静宜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声称，有91.4％的教授不及格，1/3的交了白卷。组织者由此宣称：这些教授百无一用，白吃人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证实了毛泽东说的“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云南大学也组织了这种旨在羞辱教师的“考试”。李埏先生也被迫参加了“考试”，供“革命师生”们取乐。不过，由于此时李埏先生已经大彻大悟，因此能够坦然面对接踵而至的迫害、侮辱、折磨和摧残，漠然对待各种侮辱与损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