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8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来到杭州，下榻在西湖边熟悉的新新旅馆，20日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浙大学生唐为根回忆，当年胡适来浙大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并不确切。因为当天的竺可桢日记写得很清楚，听讲的浙大学生、老师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一小时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场的，“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他的日记中还说到胡适演讲时流汗，“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们都是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胡适比他小一岁。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好在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
　　“适之‘自由主义’讲演中引用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第四云：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胡适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浙大校长办公室稍坐，由竺可桢夫人陈允敏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直到1961年12月30日晚饭时，胡适离世前不久，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从竺可桢日记所记，这次演讲内容和胡适此后1949年3月27日在台湾所讲很接近，那次讲题《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他努力证明自由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也提到了王安石的诗，诗和浙大讲的有出入，“风吹屋顶瓦，正打破我头。我终不恨瓦，此瓦不自由。”大概是因为即兴背诵的缘故，他解释这是古人对于自由的理解，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他认为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批评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种标志，老子、孔子也是自由主义者，“有教无类”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孟子二、三千年前提出“民为贵“，就是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他列举王充、范缜、韩愈，他们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王阳明批评朱熹，批评作主，颜李学派反对皇帝提倡的朱子学派，都是争取思想自由。所以他的结论是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
　　和他之前在北平电台广播演讲《自由主义》的内容也相通，那一次，他还说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虽有“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有文官考试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限制权力、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制度来，而西方自由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容忍异己的风气，这是它“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内容。
　　胡适之所以经常强调自由主义中国古已有之，推其用意，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传统老树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的新因子，将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西方自由主义本土化，并非他不了解自由主义的真实含义。他这次在浙大演讲，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几个月后，他将永远与大陆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