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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统计，元青花完整器在全球的存世量仅有400多件。海外以传世品为主，主要收藏于土耳其、伊朗、美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约有200余件；国内以大陆出土品为主，大多收藏于博物馆、考古所、文物管理委员会或文物保护中心，涉及全国20多个省、30多个城市的60多家单位，总计起来亦有200来件；除大陆外，中国香港葛氏天民楼、香港金氏静乐轩、台湾鸿禧美术馆和台北国立故宫等也收藏了近40件。但其中以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数量最多、品质最高，堪称世界之最。
皇室的珍爱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共珍藏有中国的元青花瓷器40件(一件罐盖未列入统计之内)，这些元青花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宫旧藏。托普卡比宫是在素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兴建的第二座皇宫，1465年开始动工修建，1478年才完成主体建筑雏形。从建成到1854年的近400年间，前后共有25位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居住于此。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托普卡比宫被辟为博物馆，珍藏展出原舆斯曼帝国王朝的珍宝，其中就有中国的元青花瓷器。
托普卡比博物馆珍藏的元青花包括大盘19件、梅瓶5件、大罐4件、大碗4件、葫芦瓶3件、盘口瓶1件、玉壶春瓶1件、四系扁壶1件。其中，以大盘的数量最多，几乎占到了其馆藏元青花的一半。
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了32件元青花，这些元青花原为阿迪比尔陵寺的旧藏，后于1935年转入馆藏。阿迪比尔寺的正式名称应该是“谢赫·萨非寺”。是14世纪时为当地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谢赫·萨非而修建的陵墓。1578年，谢赫·萨非的后代阿拔斯·萨非(1578至1629年间在位)登基。阿拔斯大帝非常喜欢瓷器，因此在对祖先的陵墓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的同时，还专门修建了漂亮的“瓷宫”，用来贮存皇室钦赐的瓷器珍宝，其中就包括已经在伊斯兰世界漂泊、流转了250年之久的元青花。
伊朗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元青花包括大盘19件、大碗2件、梅瓶4件、太罐4件、四系扁壶2件、残葫芦瓶1件。其中也是以大盘的数量最多，约占到了其馆藏元青花的五分之三。
丰富的造型，大盘居首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与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都是以大盘为主，其次才是梅瓶、大罐、大碗、四系扁壶、葫芦瓶和玉壶春瓶，其品类与造型既与大陆的出土品有相似之处，同时又有极具鲜明个性的稀世孤品。但无论哪种，均器形硕大，气势磅礴。
大盘
全世界元青花大盘完整器约有70余件，而土伊两国就有38件，竟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太盘均为圈足、折沿、深腹、砂底。从口沿形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菱花口大盘，另一种是圆口大盘。其中尤以菱花口大盘的数量最多，盘口波折类似菱形，与波斯地区人们当时使用的金、银、铜等金属器皿有相似之处。菱花口大盘的口径一般在45厘米以上，最大的甚至达57厘米以上，40厘米以下的则极少。圆口大盘，其口径则多在40厘米左右，45厘米以上的较少。这些大盘与景德镇湖田窑南河南岸窑址的出土品一样，都为进口青料所绘，盘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多为蓝地白花，应是当时景德镇按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生活习俗而专门烧制的。
笔者曾上手过五件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它们是两件菱花口盘和三件圆口盘，分别绘有杂宝双风纹、云肩凤纹、芭蕉竹石花果纹、莲池纹和莲池鸳鸯纹。其中尤以菱花口大盘最为精美。两件均为十四瓣菱花式扳沿口，弧壁，浅圈足，底无釉。口沿边缘涂青料，扳沿上绘海水波涛纹。外壁绘缠枝莲纹，近足处钻刻有阿拉伯文。盘的内壁和内底均以青花地拔白技法装饰。青花色泽浓艳，图案满密。尤其是大面积采用了青花地留白装饰，使白地蓝花与蓝地白花相映成趣，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
大碗
据目前所知，全世界收藏的元青花大碗共有9件，而土伊两国就有6件，另三件分别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香港葛氏天民楼基金会和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
大碗有敞口和敛口两种，口径一般为35至40厘米之间，最大的达58厘米。敛口大碗主要收藏于海外，国内几乎不见。其中收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的一件岁寒三友图敛口大碗更是罕见，堪称世间孤品。该碗口径达36厘米，高16.5厘米，胎厚体大，造型端庄。内底绘庭院芭蕉莲池鸳鸯纹，外壁画岁寒三友图。
梅瓶
元青花梅瓶的全球存世量有40多件，而以大陆的收藏数量较多，仅出土的就有20件。这些元青花梅瓶，不仅绘画精工，装饰题材丰富，而且造型优美。除了体圆修长之外，还有带座及烧造难度较大的八棱形。有的配覆杯形盖，内心置圆管形榫，以防盖体滑落。从传世、窖藏或墓葬出土的资料分析，元青花梅瓶虽然主要用作盛酒器，但同时也兼具陈设装饰和陪葬明器等多重用途。
梅瓶应是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元青花产品。土伊两国虽然也收藏有9件，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花纹的精美程度上均无法与大陆出土品相比。笔者曾上手仔细观察过一件伊朗国家博物馆的缠枝牡丹纹梅瓶，青花色调浓艳，纹饰层次丰富。瓶的肩部和胫部还分别钻刻有阿拉伯文。但因历经流转与使用，其口沿已磕崩多处，剥釉多处；器身还有两道深深的凹沟及窑裂一处，且遍体划伤，磨痕、缩釉随处可见；底足亦有磕崩，窑裂等问题。如果用“伤痕累累”来形容，是最切实不过了。
玉壶春瓶
与元青花梅瓶相似，元青花玉壶春瓶也是以大陆收藏为主，全球藏量约在40件左右，大陆就收藏有19件，且大多为出土品。
玉壶春瓶由宋人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其造型源于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成熟于北宋，流行于元代。宋元时期，玉壶春瓶是一种装酒的实用器具。大陆出土的这些元青花玉壶春瓶，一般高30厘米左右，不但形体挺拔秀美，而且纹饰华丽。除圆形外，也有八棱形的。尤其是绘有人物故事图的更是精美绝伦。
土伊两国中只有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有1件残器，高22.5厘米。其颈部及口部均已缺失，后被镶上银盖，改装为类似小口瓶的造型。
葫芦瓶
与梅瓶和玉壶春瓶恰恰相反，元青花葫芦瓶主要收藏于海外，国内尚未见有出土过。元青花葫芦瓶目前仅知有5件，除日本山形掬粹巧艺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各收藏一件外，余三件皆珍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
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这三件葫芦瓶，两件为圆形，一件为八棱形，晟矮为60.5厘米，最高竟达70厘米，虽为中国的传统器形，但却加大了尺寸，尤其是根据实际需要，一件缠枝牡丹纹葫芦瓶还被镶嵌上了银盖顶，说明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器皿，而是被用于伊斯兰宗教仪式中至高无上的礼器。
盘口瓶
元青花盘口瓶极为罕见，目前仅知有3件，分别收藏于印度尼西亚私人博物馆、英国剑桥费提兹威廉姆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
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海水云龙纹盘口瓶，高44.5厘米。上部为粗颈盘口，类似高颈兽耳大罐的口、颈部；瓶身则圆润挺拔，酷似梅瓶的肩、腹部。此盘口瓶应是以高颈兽耳大罐的口与梅瓶的体相结合的一件器物，造型新颖，风格独特，为元青花瓷的创新品种。
四系扁壶
元青花四系扁壶的存世量也极少，全世界共收藏有6件，而土伊两国就有3件。另外三件分别收藏于日本东京松岗美术馆、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和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工艺博物馆。四系扁壶虽然在北方磁州窑中有所生产，但青花制品在国内尚未出土过。
大罐
元青花大罐的藏量较多，约有50多件，亦以大陆收藏为主，共24件，且多为出土品。
大罐应是为适应元代社会生活需要而应时生产的储存器，按其形状基本可分为直口矮罐和盘口高罐两类。直口矮罐为直口，无颈、扁圆腹，荷叶式盖，一般口径大于足径，整体造型显得肥矮。盘口高罐为盘口、长颈、深腹，肩部两侧贴附有兽耳，折沿覆盆式盖，一般口径小于底径，整体造型显得瘦高。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种八棱形的高颈罐，极富特色，堪称国宝。
土伊两国则共收藏有8件，其中两件直口矮罐与大陆出土品别无二致，六件高颈兽耳罐中有两件为残器，另四件中又以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龙耳大罐最具特色，为国内所不见。
精绝的技艺，中西合璧
土伊两国收藏的这些元青花，在装饰工艺上也有着十分一致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构图饱满、层次繁多、纹饰密集。瓶和罐类的装饰带常为5层至8层；大盘和大碗的内外装饰，少则三四层，多则五六层。然层次虽多，却繁而不乱，布局清晰。为了生动形象地表现图案内容，造成繁丽、具象、精美的装饰效果，这些元青花除采用白地青花彩绘外，还较多地使用了印花、划花和蓝地白花工艺。
蓝地白花技艺十分纯熟，既有蓝地白花与白地蓝花同时使用的，也有只采用蓝地白花一种装饰的。
采用划花与青花绘画并用装饰的也十分流行，多用在牡丹花的主体纹饰中，即先在胎上刻划出牡丹的叶茎，然后再绘钴料，烧成后刻茎处的颜色明显深于其他部位，使牡丹花叶更加生动逼真。
采用印花与青花绘画结合的装饰技法更是土伊两国元青花的最大特色，即在同一装饰带中，花卉、枝叶等均为印花，花纹凸起，而花纹以外用钴料填满，不留地。
以上无论哪种装饰方法，均能做到主次分明，浑然一体。
华美的图案，汉韵新章
土伊两国收藏的这些元青花，其纹饰图案可分为主题图案、辅助图案和边隅图案三种。
辅助图案和边隅图案较为固定。辅助图案主要有变形莲瓣纹、云肩纹、缠枝莲纹和缠枝牡丹纹；边隅图案主要有卷草纹、海水纹、菱格锦纹和缠枝栀子花纹。
主题图案则十分丰富，有牡丹、荷莲、葡萄、松竹梅、竹石花果、如意杂宝、云龙、云凤、鱼藻、草虫、麒麟、孔雀、鸳鸯等。
牡丹纹均以盛开怒放的大花为主体，叶片肥硕，作五出状，有时在细如丝线的枝条上散缀一些嫩芽与苞蕾，绘工精致。从史料上看，从唐宋时期开始，牡丹花即有花王之称，因此成为瓷器上的主要花卉题材。但宋瓷上的牡丹纹多以刻划形式表现，元代的则以青花的瓷画水平最高，花朵有正视、侧视、俯视之别，姿态万千，硕大突出。
莲池水景纹的运用较为广泛，不仅在国内有出土，在国外亦有集中收藏，如1976年印度德里图克鲁克宫殿遗址就出土了装饰有此类纹饰的元青花残片13件。其内容十分丰富，有单纯的池莲、满塘的荷花，也有莲池与水禽结合的莲池鹭鸶、莲池鸳鸯等。这种纹饰也是中国元代瓷器，玉器和铜镜等其他各类工艺品上广泛采用的题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辽代四时撩钵制度中的“春水”和“秋山”。从南宋至元代，莲池水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样式，尤其是荷花与鸳鸯的固定组合，更合称作“满池娇”，成为时人题咏的曼妙篇章。
龙纹和风纹是中国的传统图案，其源头可上溯到中国的商周时期，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龙和风还分别成为了皇帝与皇后的象征。国内出土与传世的装饰有龙纹和凤纹的各类工艺品非常丰富，龙凤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图案符号。
元青花瓷器也不例外，土伊两国的这些元青花上，画有龙纹的，以三爪龙纹最为常见，上颚比较大，颈特别细，尾或为蛇尾或呈火焰状，四足肘关节之毛呈三条宽而长的带状飘拂，两膊间饰以飘忽不定的火焰纹，形似腾云驾雾，格外威武，活灵活现。绘有风纹的，其图案设计较为多样，既有国内常见的凤穿花、云风纹，也有国内不见的风与瓜果竹石组合的图案。其中托普卡比官一件大盘上的凤纹，凤尾画成了牡丹叶形，十分奇特，在国内外均未见过，成为仅有的孤例。
鱼藻纹也是中国传统图案。在宋代以前，鱼纹就是中国陶瓷装饰常用的一种艺术题材，然而它们往往省略背景而只勾画鱼纹自身。元代鱼纹则与其生活环境融为一体。这些元青花瓷器上绘鱼藻纹的，以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大盘上的画面尤为生动，盘心画一条大鳜鱼，瞪着大眼，张着大嘴，游向左方，上下两丛水草随之摆动。鳜鱼神态凶猛，动感极强，充分展示出当时瓷绘家的高超技艺。令人称奇的是，鱼身上还刻有汉字的“春”字，从工整的字体和流畅的笔路来看，应是中国的景德镇工匠所书无疑。
莲瓣纹是受佛教影响而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早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器上在量出现。到了元代，变形莲瓣纹更是青花瓷器上的流行边饰，应用十分广泛。中国大陆出土元青花的变形莲瓣纹均作为边饰出现，且采用单纯的白地蓝花装饰，莲瓣各自独立并作均衡布列，其轮廓一般为一粗一细两根线条，不另填色。土伊两国收藏元青花瓷器的变形莲瓣纹，则多作为主题纹饰，且都采用了蓝地留白的表现形式，具有中西合璧的装饰艺术效果。
此外，竹石瓜果纹也十分丰富，其图案既有独立成图的，也有与庭院景物结合的。一般是以栏杆勾勒出庭院小景，绘麒麟、凤鸟或孔雀，并间饰以芭蕉、竹石、瓜果、花卉等，这些也是中国宋元时期文人画中的常见题材，极具中国的传统特色。
由上可见，元青花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工艺虽然吸收了当时伊斯兰文化因素，图案内容却主要取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纹样，很多都是当时国内各类工艺品上的流行图案，但同时也融进了伊斯兰、蒙古等多民族的文化色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化艺术相互借鉴与交融的历史，让后人得以领略了汉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蒙元文化的博大精深。
皇室的珍爱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共珍藏有中国的元青花瓷器40件(一件罐盖未列入统计之内)，这些元青花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王宫旧藏。托普卡比宫是在素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兴建的第二座皇宫，1465年开始动工修建，1478年才完成主体建筑雏形。从建成到1854年的近400年间，前后共有25位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居住于此。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托普卡比宫被辟为博物馆，珍藏展出原舆斯曼帝国王朝的珍宝，其中就有中国的元青花瓷器。
托普卡比博物馆珍藏的元青花包括大盘19件、梅瓶5件、大罐4件、大碗4件、葫芦瓶3件、盘口瓶1件、玉壶春瓶1件、四系扁壶1件。其中，以大盘的数量最多，几乎占到了其馆藏元青花的一半。
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了32件元青花，这些元青花原为阿迪比尔陵寺的旧藏，后于1935年转入馆藏。阿迪比尔寺的正式名称应该是“谢赫·萨非寺”。是14世纪时为当地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谢赫·萨非而修建的陵墓。1578年，谢赫·萨非的后代阿拔斯·萨非(1578至1629年间在位)登基。阿拔斯大帝非常喜欢瓷器，因此在对祖先的陵墓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的同时，还专门修建了漂亮的“瓷宫”，用来贮存皇室钦赐的瓷器珍宝，其中就包括已经在伊斯兰世界漂泊、流转了250年之久的元青花。
伊朗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元青花包括大盘19件、大碗2件、梅瓶4件、太罐4件、四系扁壶2件、残葫芦瓶1件。其中也是以大盘的数量最多，约占到了其馆藏元青花的五分之三。
丰富的造型，大盘居首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与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都是以大盘为主，其次才是梅瓶、大罐、大碗、四系扁壶、葫芦瓶和玉壶春瓶，其品类与造型既与大陆的出土品有相似之处，同时又有极具鲜明个性的稀世孤品。但无论哪种，均器形硕大，气势磅礴。
大盘
全世界元青花大盘完整器约有70余件，而土伊两国就有38件，竟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太盘均为圈足、折沿、深腹、砂底。从口沿形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菱花口大盘，另一种是圆口大盘。其中尤以菱花口大盘的数量最多，盘口波折类似菱形，与波斯地区人们当时使用的金、银、铜等金属器皿有相似之处。菱花口大盘的口径一般在45厘米以上，最大的甚至达57厘米以上，40厘米以下的则极少。圆口大盘，其口径则多在40厘米左右，45厘米以上的较少。这些大盘与景德镇湖田窑南河南岸窑址的出土品一样，都为进口青料所绘，盘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多为蓝地白花，应是当时景德镇按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生活习俗而专门烧制的。
笔者曾上手过五件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它们是两件菱花口盘和三件圆口盘，分别绘有杂宝双风纹、云肩凤纹、芭蕉竹石花果纹、莲池纹和莲池鸳鸯纹。其中尤以菱花口大盘最为精美。两件均为十四瓣菱花式扳沿口，弧壁，浅圈足，底无釉。口沿边缘涂青料，扳沿上绘海水波涛纹。外壁绘缠枝莲纹，近足处钻刻有阿拉伯文。盘的内壁和内底均以青花地拔白技法装饰。青花色泽浓艳，图案满密。尤其是大面积采用了青花地留白装饰，使白地蓝花与蓝地白花相映成趣，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
大碗
据目前所知，全世界收藏的元青花大碗共有9件，而土伊两国就有6件，另三件分别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香港葛氏天民楼基金会和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
大碗有敞口和敛口两种，口径一般为35至40厘米之间，最大的达58厘米。敛口大碗主要收藏于海外，国内几乎不见。其中收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的一件岁寒三友图敛口大碗更是罕见，堪称世间孤品。该碗口径达36厘米，高16.5厘米，胎厚体大，造型端庄。内底绘庭院芭蕉莲池鸳鸯纹，外壁画岁寒三友图。
梅瓶
元青花梅瓶的全球存世量有40多件，而以大陆的收藏数量较多，仅出土的就有20件。这些元青花梅瓶，不仅绘画精工，装饰题材丰富，而且造型优美。除了体圆修长之外，还有带座及烧造难度较大的八棱形。有的配覆杯形盖，内心置圆管形榫，以防盖体滑落。从传世、窖藏或墓葬出土的资料分析，元青花梅瓶虽然主要用作盛酒器，但同时也兼具陈设装饰和陪葬明器等多重用途。
梅瓶应是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元青花产品。土伊两国虽然也收藏有9件，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花纹的精美程度上均无法与大陆出土品相比。笔者曾上手仔细观察过一件伊朗国家博物馆的缠枝牡丹纹梅瓶，青花色调浓艳，纹饰层次丰富。瓶的肩部和胫部还分别钻刻有阿拉伯文。但因历经流转与使用，其口沿已磕崩多处，剥釉多处；器身还有两道深深的凹沟及窑裂一处，且遍体划伤，磨痕、缩釉随处可见；底足亦有磕崩，窑裂等问题。如果用“伤痕累累”来形容，是最切实不过了。
玉壶春瓶
与元青花梅瓶相似，元青花玉壶春瓶也是以大陆收藏为主，全球藏量约在40件左右，大陆就收藏有19件，且大多为出土品。
玉壶春瓶由宋人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其造型源于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成熟于北宋，流行于元代。宋元时期，玉壶春瓶是一种装酒的实用器具。大陆出土的这些元青花玉壶春瓶，一般高30厘米左右，不但形体挺拔秀美，而且纹饰华丽。除圆形外，也有八棱形的。尤其是绘有人物故事图的更是精美绝伦。
土伊两国中只有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有1件残器，高22.5厘米。其颈部及口部均已缺失，后被镶上银盖，改装为类似小口瓶的造型。
葫芦瓶
与梅瓶和玉壶春瓶恰恰相反，元青花葫芦瓶主要收藏于海外，国内尚未见有出土过。元青花葫芦瓶目前仅知有5件，除日本山形掬粹巧艺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各收藏一件外，余三件皆珍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
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这三件葫芦瓶，两件为圆形，一件为八棱形，晟矮为60.5厘米，最高竟达70厘米，虽为中国的传统器形，但却加大了尺寸，尤其是根据实际需要，一件缠枝牡丹纹葫芦瓶还被镶嵌上了银盖顶，说明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器皿，而是被用于伊斯兰宗教仪式中至高无上的礼器。
盘口瓶
元青花盘口瓶极为罕见，目前仅知有3件，分别收藏于印度尼西亚私人博物馆、英国剑桥费提兹威廉姆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
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海水云龙纹盘口瓶，高44.5厘米。上部为粗颈盘口，类似高颈兽耳大罐的口、颈部；瓶身则圆润挺拔，酷似梅瓶的肩、腹部。此盘口瓶应是以高颈兽耳大罐的口与梅瓶的体相结合的一件器物，造型新颖，风格独特，为元青花瓷的创新品种。
四系扁壶
元青花四系扁壶的存世量也极少，全世界共收藏有6件，而土伊两国就有3件。另外三件分别收藏于日本东京松岗美术馆、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和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工艺博物馆。四系扁壶虽然在北方磁州窑中有所生产，但青花制品在国内尚未出土过。
大罐
元青花大罐的藏量较多，约有50多件，亦以大陆收藏为主，共24件，且多为出土品。
大罐应是为适应元代社会生活需要而应时生产的储存器，按其形状基本可分为直口矮罐和盘口高罐两类。直口矮罐为直口，无颈、扁圆腹，荷叶式盖，一般口径大于足径，整体造型显得肥矮。盘口高罐为盘口、长颈、深腹，肩部两侧贴附有兽耳，折沿覆盆式盖，一般口径小于底径，整体造型显得瘦高。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一种八棱形的高颈罐，极富特色，堪称国宝。
土伊两国则共收藏有8件，其中两件直口矮罐与大陆出土品别无二致，六件高颈兽耳罐中有两件为残器，另四件中又以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龙耳大罐最具特色，为国内所不见。
精绝的技艺，中西合璧
土伊两国收藏的这些元青花，在装饰工艺上也有着十分一致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构图饱满、层次繁多、纹饰密集。瓶和罐类的装饰带常为5层至8层；大盘和大碗的内外装饰，少则三四层，多则五六层。然层次虽多，却繁而不乱，布局清晰。为了生动形象地表现图案内容，造成繁丽、具象、精美的装饰效果，这些元青花除采用白地青花彩绘外，还较多地使用了印花、划花和蓝地白花工艺。
蓝地白花技艺十分纯熟，既有蓝地白花与白地蓝花同时使用的，也有只采用蓝地白花一种装饰的。
采用划花与青花绘画并用装饰的也十分流行，多用在牡丹花的主体纹饰中，即先在胎上刻划出牡丹的叶茎，然后再绘钴料，烧成后刻茎处的颜色明显深于其他部位，使牡丹花叶更加生动逼真。
采用印花与青花绘画结合的装饰技法更是土伊两国元青花的最大特色，即在同一装饰带中，花卉、枝叶等均为印花，花纹凸起，而花纹以外用钴料填满，不留地。
以上无论哪种装饰方法，均能做到主次分明，浑然一体。
华美的图案，汉韵新章
土伊两国收藏的这些元青花，其纹饰图案可分为主题图案、辅助图案和边隅图案三种。
辅助图案和边隅图案较为固定。辅助图案主要有变形莲瓣纹、云肩纹、缠枝莲纹和缠枝牡丹纹；边隅图案主要有卷草纹、海水纹、菱格锦纹和缠枝栀子花纹。
主题图案则十分丰富，有牡丹、荷莲、葡萄、松竹梅、竹石花果、如意杂宝、云龙、云凤、鱼藻、草虫、麒麟、孔雀、鸳鸯等。
牡丹纹均以盛开怒放的大花为主体，叶片肥硕，作五出状，有时在细如丝线的枝条上散缀一些嫩芽与苞蕾，绘工精致。从史料上看，从唐宋时期开始，牡丹花即有花王之称，因此成为瓷器上的主要花卉题材。但宋瓷上的牡丹纹多以刻划形式表现，元代的则以青花的瓷画水平最高，花朵有正视、侧视、俯视之别，姿态万千，硕大突出。
莲池水景纹的运用较为广泛，不仅在国内有出土，在国外亦有集中收藏，如1976年印度德里图克鲁克宫殿遗址就出土了装饰有此类纹饰的元青花残片13件。其内容十分丰富，有单纯的池莲、满塘的荷花，也有莲池与水禽结合的莲池鹭鸶、莲池鸳鸯等。这种纹饰也是中国元代瓷器，玉器和铜镜等其他各类工艺品上广泛采用的题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辽代四时撩钵制度中的“春水”和“秋山”。从南宋至元代，莲池水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样式，尤其是荷花与鸳鸯的固定组合，更合称作“满池娇”，成为时人题咏的曼妙篇章。
龙纹和风纹是中国的传统图案，其源头可上溯到中国的商周时期，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龙和风还分别成为了皇帝与皇后的象征。国内出土与传世的装饰有龙纹和凤纹的各类工艺品非常丰富，龙凤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图案符号。
元青花瓷器也不例外，土伊两国的这些元青花上，画有龙纹的，以三爪龙纹最为常见，上颚比较大，颈特别细，尾或为蛇尾或呈火焰状，四足肘关节之毛呈三条宽而长的带状飘拂，两膊间饰以飘忽不定的火焰纹，形似腾云驾雾，格外威武，活灵活现。绘有风纹的，其图案设计较为多样，既有国内常见的凤穿花、云风纹，也有国内不见的风与瓜果竹石组合的图案。其中托普卡比官一件大盘上的凤纹，凤尾画成了牡丹叶形，十分奇特，在国内外均未见过，成为仅有的孤例。
鱼藻纹也是中国传统图案。在宋代以前，鱼纹就是中国陶瓷装饰常用的一种艺术题材，然而它们往往省略背景而只勾画鱼纹自身。元代鱼纹则与其生活环境融为一体。这些元青花瓷器上绘鱼藻纹的，以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大盘上的画面尤为生动，盘心画一条大鳜鱼，瞪着大眼，张着大嘴，游向左方，上下两丛水草随之摆动。鳜鱼神态凶猛，动感极强，充分展示出当时瓷绘家的高超技艺。令人称奇的是，鱼身上还刻有汉字的“春”字，从工整的字体和流畅的笔路来看，应是中国的景德镇工匠所书无疑。
莲瓣纹是受佛教影响而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早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器上在量出现。到了元代，变形莲瓣纹更是青花瓷器上的流行边饰，应用十分广泛。中国大陆出土元青花的变形莲瓣纹均作为边饰出现，且采用单纯的白地蓝花装饰，莲瓣各自独立并作均衡布列，其轮廓一般为一粗一细两根线条，不另填色。土伊两国收藏元青花瓷器的变形莲瓣纹，则多作为主题纹饰，且都采用了蓝地留白的表现形式，具有中西合璧的装饰艺术效果。
此外，竹石瓜果纹也十分丰富，其图案既有独立成图的，也有与庭院景物结合的。一般是以栏杆勾勒出庭院小景，绘麒麟、凤鸟或孔雀，并间饰以芭蕉、竹石、瓜果、花卉等，这些也是中国宋元时期文人画中的常见题材，极具中国的传统特色。
由上可见，元青花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工艺虽然吸收了当时伊斯兰文化因素，图案内容却主要取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纹样，很多都是当时国内各类工艺品上的流行图案，但同时也融进了伊斯兰、蒙古等多民族的文化色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化艺术相互借鉴与交融的历史，让后人得以领略了汉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蒙元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