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财主底儿女们》第一个象征层面所包含的权利话语问题,通过对其的逐步展开式探讨,揭示深蕴于文本深层次“人的存在问题”。该书深层的哲学探讨并非一种简单的哲学式思考,而是一种对第一个象征层面的问题愈抒写其哲学式思考也愈强化的、呈现为努力向形而下与形而上两极扩展的一种趋势所造成的断裂。
　　关键词:哲学式思考;断裂;张力;潜文本
　　
　　《财主底儿女们》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它书写大家族的没落,唱响旧时代的挽歌,用情绪化浓烈的语言,将人性的挣扎与超越,以及人心灵的震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文本表面所显示的一种找寻民族道路与文本深层探讨人生问题的形而上性所造成的张力和断裂,是本文所探讨的主旨。
　　
　　一
　　
　　路翎的这部小说,从第一个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它依然是一种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解读,是第三世界国家所普遍具有的一种与民族和现代性联系的具体产物,是一种较宏观的“阶级话语”。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所分析的那样:当阐释活动过渡到社会观的层面,“并发现我们借以理解文化客体的语义范围已经扩展到把社会秩序包括进来时……我们分析的客体本身已经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而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1]。他分析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认为《狂人日记》所表现的“是一种梦魇与精神的恍惚,是一种象征与寓言”[2]鲁迅用恐怖的手法将这种残忍与环境的肃杀,描写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让我们觉得是可信的。可是读者如果不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氛围,就自然很难理解这篇小说的死亡魅力。我们借此想说明,《财主底儿女们》无论形式表现得怎样超前,它的生成语境始终对它有极大的引力,这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母题。因此,《财主底儿女们》毫无疑问表现了一种时代的乱离之音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流浪与漂泊,作者如政治家一样关切地探讨了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其用大家族模式来结构全篇,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在《红楼梦》诞生后,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寓言模式。无论怎样解读,我们总容易把这种模式与一种旧的制度,或者一种凋零的、没落的思想上的桎梏联系在一起。小说中,蒋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全符合这种象征与寓言。蒋捷三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掌门人,他精明,能干,套用茅盾评论吴荪蒲的话,他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骑士、王子。蒋捷三身上遗传了几千年来积累的基因,具有中国文人的那种雅兴与智慧,即儒家所谓的“挥斥方遒”与道家的“超越洒脱”。作者有意将他刻画为一个这样的典型,是为了让他来代言这个东方帝国漫长灿烂的中古辉煌,所以蒋捷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田产,同时又在道德上占领着制高点,是效法圣贤之风的翩翩君子。在金陵这个中国江南最富庶之地,他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一切优点与缺点。可是,金素痕嫁到蒋家,无疑是对这个古老城堡的灾难。金素痕出身于上海的律师家庭,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众多的律师形象。律师这个阶层的人,在欧洲大师们的笔下已被详尽描绘,大抵都是一类暴发户的形象。路翎显然有意选取金素痕的家庭,作为一个小的发力点,明显地与金陵蒋家做一个对比,暗示他们积累财产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那么在金家这种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子女们肯定无不沾染了十里洋场的市侩气,注定是一批不同于所谓旧中国子民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一切特性,体现着一种文明,同时也具有现代文明带给人的堕落与失望。当金素痕嫁到蒋家时,可能她从一开始就想到要攫取财富。因此,她是以牺牲自己的恋爱幸福来得到一种金钱的满足的。这样一种方式不同于严格的所谓门第与血缘上的联系,而是野心勃勃地为了得到财产而采取的不择手段。蒋家的大儿子这个我们已熟悉的“多余人”形象,与金素痕相比自然显得生命力不足,无论智力还是手腕,蒋氏都不可能与之相比。所以这个新文明的人战胜了旧文明的人,作者继续着这一寓言。可是金素痕自身虽然攫取到了财产,最终也会因为自身的逝去的幸福而悔恨的。作者没能让新文明占领一切,在道德上作者显然留有余地——让代表新文明的金素痕自己去体味一种道德上的失落与痛苦感。接下来举的蒋少祖与蒋纯祖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第一个层面的浓厚象征。正如李泽厚所言,这一时期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一切尚未完成现代化、尚未完成民族独立的一切民族所要经历的。同一时期的拉美和印度,都出现了表现救亡的文学,而且一切文学都与救亡或多或少有联系。不能不说这是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再回到本文所要探讨的《财主底儿女们》所显示的第一个象征。第一个表层意义上的象征,是蒋少祖与蒋纯祖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与努力最终可以都归向一种路径,那就是他们两个先后对中国民族道路进行了探索,并且代表了主流的方向,即交替对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的主流思潮进行辨析。作者对上述种种探索民族救亡的道路进行思考。最终两种道路都失败了,作者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所带有的“意识形态素”[3]情怀,这是参与历史的深层的悲剧性,一种主体价值的失落。
　　
　　二
　　
　　为了完成这样一种史诗般的构思,作者塑造了一位尼采式的强者“蒋少祖”来完成,同时也精心构思了一种浓烈的氛围。“革命在尼采那里成了怨憎和嫉妒的表现形式。”[4]同样地,在《财主底儿女们》里,蒋少祖的哲学也是信奉一种超人的哲学,带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强烈斗争情绪去战斗。在四十年代,抗战进入低谷,国统区没有了抗战初期的亢奋,没有解放区的太阳高照,社会境况的急转直下让所有国统区知识分子开始深深思考自身境遇。一种激烈而入的二十世纪的思潮与战争的残酷,让他们开始体验到了什么是痛苦,什么是迷茫,什么是心灵的挣扎。蒋少祖是两个文明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是第一个走出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但却对自己的境遇不满意,时常痛苦,甘愿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放逐。他徘徊,犹豫,面对金素痕的进逼,面对走出家庭后的痛苦与人生理想的失落,他又不得不去向一种他自己所熟悉的方式妥协。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他拥有过崇高的理想,也曾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过。可是当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后,他发现自己慢慢地被世俗化、平庸化。作者为我们把这种内心情感的流动与细微的变化详细揣摩了出来,细密而令人信服。这样一种风格迥异于当时的其他小说,突出体现主体性人格而不是正面塑造一个成功的典型或者现实主义的杰作,响应了内心的诉求与呼声,用笔去记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变迁。所谓的“知识”说到底是指一种权利,知识分子是不甘于被边缘化和失去权利的一个群体。在美国,人们通常不会去讨论这个阶层的存在,因为他们似乎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就不需要这样一种群体去始终卓然独立,去坚持自己主张而与一切随波逐流的势力斗争,只需要按部就班地保持各方面利益的协调与博弈即可。而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则需要一批知识分子去努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努力为完成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社会这样一种任务而奋斗,去争取话语的权利。路翎显然是有意将其理想的人格贯注其中的。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长时间的权利制约,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逐渐被世俗化,逐渐被纳入权利体系分工中,或做一帮闲文人,或失去方向。然而,路翎通过塑造这样一些形象,始终寄寓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情结和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及当他面临困难、面临鲁迅先生所说的“铁屋”时的压抑感。因此,物质条件优裕的蒋少祖、特别是蒋纯祖,都是甘愿放逐自己心灵的漂泊者,掌握着知识(或者说掌握着话语)的优势,却始终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因此更不能转变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苦闷,彷徨,忧郁,最终被世俗化。如蒋纯祖这样一个屡被打击的具有超凡意志的拜伦式的人物,他能够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从而意识到自己所走道路的最终失败。
　　
　　三
　　
　　然而,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到这只能算是一部分。福柯说“陈述的分析试图超越的主题,以便在陈述本身纯粹的扩散上重建陈述;以便在显然是悖论的外在性中分析它们”,“把它们放在外在性的系统形式中来研究”[5]。如前面所讲,本文倾注于全篇的是一种让我们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与苦闷,让我们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叹惋、怜惜。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象征层面就在于将这种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波澜壮阔地写了出来。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参照体系”。而本部小说的真正魅力,在于愈发浓重地让读者感受到所谓历史,在于深层次探讨人的生存问题。我注意到这样一种探讨不是简单的思考,文本的表面意义也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我们不应该把陈述的主体设想为与表达的作者是同一的。”本文的形而上的思考,是文本的内在张力,是文本努力向两极扩展的一种趋势所造成的断裂。这样一种两极,一极就是文中蒋少祖、蒋纯祖式的知识分子自我放逐心灵进行的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另一极则是本文的超越文本性,也就是要通过文本努力营造的一种氛围,与作者紧张的心保持距离,将知识分子的情怀姑且放下,以一个读者的眼光来审视文本,来建构参照体系进而理解整个人世、人生,或者对历史的兴亡沉浮进行存在式思考,最终形成一种俯瞰人生的角度。叙述者努力地进入文本,同时也努力以大段细腻的笔触让我们迅速进入作品,通过大量的情绪化的宣泄与思考,给我们强化某种印象、某种思考,而作者未曾表达的东西,则会隐藏到文本背后与文本的前述氛围构成一个统一的参照体。作者愈是强烈地向我们宣泄情感,为我们展现主人公探索民族救亡道路过程中的心灵震颤、挣扎与苦闷,就愈是将我们引向人存在的虚无乃至整个人生虚无的探讨。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张力,愈向一方则另一方愈是明显。这两极一个事关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知识分子命运,表现他们的同体歌唱,同体悲哀;一个则超越这一极,其语言上的拖沓、冗长乃至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残酷的心理斗争所造成的压抑,让人感受到与这样一股民族解放运动洪流不和谐的因子。
　　 在这种断裂之中,作者刻意用心去描摹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乃至影响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但是,无论哪种道路,作者所体味到的不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与轻松。换句话说,无论找到民族正确的救亡道路与否,作者都没有感受到一种愉快或者兴奋,而是一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的产生,如我前面所提,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国统区,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旧有的腐败的东西仍然在散发着臭味,而新的东西刚进来就已经被腐蚀,就像蒋少祖们一样,最终被世俗化。作家们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普遍开始思考人生,即有些学者所说的进入一个沉思期。另一方面,就是作者在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年代,往往能够在多元思潮的交错密布中,进行不断的思考,从而进行一种接近死亡的零距离思考,即在看透了生死之后,作者深深地怀疑与抗争。他不相信任何学说与思想,从而站在一种人生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就像评论家所说的,路翎有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不愿也不想去看待这个污浊的社会。其实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权利交替时代所出现的特有现象。在解放区,内部基本比较稳定,思想上的趋同性日益受到强化,文学的发展开始向民间有组织地进入。而国统区处在一个能看到昨天、明天的时代,能够有契机让作家们进行思考,从而获得关于整个人生的思考。再次回到这部小说,路翎也许看到了种种幌子、种种在历史变革中被隐藏的真相,从而不相信历史,怀疑自己的眼睛,开始对人生进行反思。
　　四
　　
　　 以上解释了本文的断裂之处和作者风格形成的原因。就作品而言,本文的断裂还在于本文的潜文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文学理论导引》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作品的洞察力与它的盲目性紧密相连: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它如何不说这些东西可能与它清晰表达的东西同样重要;看来像是作品的天窗、空白或矛盾心理的地方,可能会为作品的意义提供集中的暗示。”本文游离于主脉之外的文本的丰富、复杂,乃至蒋纯祖、蒋少祖大量的心理暗示,看似与文本的象征主旨毫无相干,其实正是本文建构自身的地方。因此,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这种对人生存在的主题,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作者有这个预设,有这个潜意识。要真正达到这一点,就需要读者根据作者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和谐,通过文本的冗长拖沓,乃至有些评论家所说的“结构松散”,去发现本文的断裂之处。这样一种结构松散,也可能是一种审美的距离,它在文本之外与文本保持内在的一致。它的完成,最终需要读者自己在这样一种看似悖论与虚假乃至矫情中设法回到文本本身;在进入文本后,能够洞若观火地从一种心灵的沉闷与苦涩中,从一种压抑与闭塞中,自己找到呼吸的窗口,从而在一种两极悖论中找到一点平衡。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文学作品或文化客体尽管第一次产生出那种环境,但同时又是对那种环境的反动”[6]。
　　因此,文本的解读点,在于从本文所营造的浓厚的象征氛围中去反文本来解读,在本文痛苦的氛围营造中去挣扎和超越文本,从而深刻体验这种断裂的审美魅力。
　　
　　注释:
　　[1][3][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 、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201页、第208-209页、第92-93页。
　　[2]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31页。
　　[5]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