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兴哥的人物形象具有多重性，本文只分析其中之一点——“重利轻别”只为“安身立命”。
　　 对于从小就耳濡目染经商之道的蒋兴哥来说，商人的心理已经根深蒂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条件下，商人自然认为牟利高于一切。因此，即使蒋兴哥娶了一个“娇姿艳质”的妻子，彼此相亲相爱，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也难断他出外经商之意。终于，兴哥决意要抛下爱妻，到广东做生意。兴哥暗暗收拾行李，临行前五日，才对妻子说知：“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对于兴哥的这一做法有人解读为：
　　 说来像是因经济拮据，甚不得已才去经商的。但后文却处处显示蒋兴哥相当富有，根本不愁吃穿。薛婆要看三巧儿首饰时，三巧儿陆续搬出许多钗钿璎珞之类。薛婆看了，夸美不尽，道：“大娘有恁般珍异，把老身这几件东西，看不在眼了。”后来三巧儿被休时，蒋兴哥封存的“楼上细软箱笼，大小共十六只”，也可看出家道殷实的一斑。这种商人的牟利心理，在当时十分普遍，带有时代特点。而于这篇小说，无论人物关系的发展、情节的组织，这一点都至关重要。商人的重利轻别，正是造成这种爱情婚姻悲喜剧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正如小说中所说：“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讲，蒋兴哥的这种做法也是正确的，正所谓“哪有不需要面包的爱情”，经济基础永远是婚姻稳固的前提。蒋家即使再富有，正如蒋兴哥所说，也不能坐吃山空。作为商人，经商是其道，但家庭也是相当重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蒋兴哥知道自己靠“衣食道路”来“成家立业”，理应以经商治生为急务，经商治生的目的是为了“赡养家口”，为了“安身立命”。“三言”中描写的商人，从事的大都是与生产相脱节的买贱卖贵的贩运贸易。冯天瑜对此种贸易形式曾有过论述：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 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剩余产品‘待商而通’后才成为商品， 这就给商人投机造成空隙。闭塞和不完全的自给自足为买贱卖贵的贩运贸易创造了方便条件。” 由此论述可以看出，这种贸易形式是封建社会商品生产水平低下的产物，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因此，这种贸易形式对动摇封建自然的经济基础来说，作用就很微弱。小商人手中很难积聚大量资本，就算有些善于经营的商人，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掌握一定量的资金，但是，在牢固的封建经济控制下，他们不可能把手中的资金用于投资商品生产。相反，受封建地主阶级享乐思想的影响，对于增值的资本，只能用来挥霍和享受。买房置产，整顿家当，把家业挣得花锦般相似，驱奴使婢，甚有气象。蒋兴哥当然也受这样社会风气影响，更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商人，更应该继续经商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虽然同意蒋兴哥外出做生意，但不应该去那么长时间，就真的应该像他自己所说：“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如果蒋兴哥及时赶回，哪怕稍晚些时日，不为了到苏州这个“上说天堂，下说苏杭”的大马头发卖货物，也就不至于耽误良久，促成三巧儿与陈商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