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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玲是生活在山东的女性作家，近年来有不少作品获奖，她小说的“生活流”叙述别具特色，即值得读者细细品味，也值得小说创作者们借鉴。本文将对薛广玲的三篇小说《等待安比》、《许愿臜牌》、《腌年》进行解读，以期发现她小说中独特的内在价值。
一、《等待安比》的“等待”母题
“等待”是人类的一种心理活动类型，是人类共同经验的表达。等待本身似乎是单一乏味的过程，但任何东西只要赋予了时间性，便产生了美———从审美角度看待，等待也便有了文学色彩。
格雷厄姆说：对小说家来说，如何开头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题目中等待的是“安比”是一个西洋名字的音译。读者注意到这个题目，便会有一种阅读期待：安比是什么？似乎是一个外国人？那么本文是讲婚外情吗？一系列的疑问便升起。但叙述者并未在开头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是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描述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潘兰欣给女儿文文和儿子小宝洗完衣服，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老公刘凡一两眼放着绿光在床上等她。他们两个都对对方百思不得其解。“潘兰欣”、“文文”、“小宝”、“刘凡一”这些名字无疑与西洋化的“安比”扯不上一丝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土”。接着，这些人做了什么呢？“洗衣服到深夜”、“夫妻互相不理解”———这些庸常化的主角姓名和生活场景如当头一棒，立刻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但仅仅只有“出人意料”那便不是艺术了，艺术是一个自洽的整体，还需要“意料之内”的因素。潘兰欣洗完衣服，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小说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有邏辑性的一面，也有反逻辑的一面。按逻辑讲，正常情况下，潘兰欣如此劳累自然是渴望睡觉了，而刘凡一同样如此———工作了一整天。但小说艺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有时是反逻辑的———老公两眼放着绿光在床上等她，这使得潘兰欣颇为不解，她渴望老公能够理解自己。开头这一段，无论是讲潘兰欣洗完衣服等待睡觉，还是讲刘凡一等待夫妻生活，都与“等待”这个题目也是母题相关联。没有情节冲突小说也便无法继续叙述，接下来，这两个人的不同愿望果然相互碰撞，产生了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等待”———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潘兰欣渴望爱人的理解，她等待着刘凡一叩开她封闭已久的心门。如果小说的剧烈冲突在一开始便露出一丝马脚，那便是失败的艺术。作者在此对文本的跌宕起伏把握的很好，写完了潘兰欣对老公刘凡一的不解，紧接着叙述“其实潘兰欣对于生活的现状，还是极其满意的。”立刻将刚燃起的冲突之火扑灭，这样跌入平淡的叙述也恰恰迎合着“等待”的。
当隐喻的喻指不是一个语象，而是一个或者一些特定的精神内容时，就成了象征。安比在文中是台风的名字，而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等待其实不只是单纯的对台风的等待，更是潘兰欣生活各方面重压下即将情绪爆发的象征。
从全文的结构来看，全文近17300余字，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二章、三四章、五六章各为一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共4300余字，占全文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写潘兰欣对庸常婚姻的复杂情绪。作者先叙述了潘兰欣以往和如今的日常生活，她在与妹妹兰雪、老公刘凡一的对比中自惭形愧，进而产生气愤与委屈的情绪，但又因对老公和家庭的爱而平息情绪。第二部分中潘兰欣再一次因对婚姻的危机感向妹妹求助，但又因不满自己的外表而陷入绝望。第一部分是篇幅最短的，这是非常贴切的，正如进行正式宴会之前的开胃甜点一样，一开始开始以叙述鸡毛蒜皮小事的“生活流”叙述奠定全文的平淡基调。第二部分即第三四章共5500余字，以叙述者评论开头，为这一部分定下基本情节———“比”。作者以回忆的形式写潘兰欣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她对杨小鹿的单相思和杨小鹿对兰雪的喜爱间的矛盾很好地诠释了她后来的自卑和潜意识里对漂亮女性的“敌意”，以及由此产生的胡思乱想。接着妹妹兰雪揭穿刘凡一的真面目似乎更是证实了潘兰欣的想法，第四章写潘兰欣知晓刘凡一曾意图对兰雪图谋不轨后内心所作出的剧烈心理斗争，这里叙述者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不断进行自我辩论———情感上，她对自己的付出被轻视感到悲愤，理智上，她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的处境，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工作的狂热中。第二部分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但展示矛盾冲突并非本文的重心———本文是希望以“嘈嘈切切错杂弹”后复归平静的美学风格来凸显“等待”母题的，故而篇幅占比也算合理。第三部分，即五六章，共7300余字，几乎占到全文篇幅的近一半。这部分的篇幅正如等待一样，平静而漫长。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以揭穿他人的婚外恋疯狂地发泄了自己的情绪。梦醒后便复归平静了，当然，这也有刘凡一又被提拔的功劳。她在宴会其间又听到老张和老古对刘凡一坐怀不乱的“夸奖”，潘兰欣选择相信了这个说法。接下来她变得温柔起来，发出一句“生活幸好是这样的，不然还能怎样呢。”的感慨。在结尾，本来预示着剧烈冲突与对抗的台风“安比”晚来了，并且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只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暴风雨”，但却“让海原市焕然一新……楼上的水滴几秒一滴，极像出家人敲打的木鱼。”仍然切合了等待的母题，而“木鱼”即是佛家无欲无求的隐喻，也切合着等待的母题。“木鱼”在暴风雨后出现，恰恰照应着全文由低潮到峰值再复归平静的叙事逻辑。而这种佛家打坐常用之物也暗示着潘兰欣真正的“黎明”“晴天”并未来临，她只有像敲木鱼的和尚一样等待下去。
二、《许愿牌》的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是现代小说家经常使用的叙述话语，它是一种转述他人语言和思维活动的表述方式。自由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不同，它没有引号，没有引导句（如“他说，”），在人称和时态上与间接引语是一致的。间接引语在转述他人话语时，叙述者是一个旁观者，并不介入到叙述中，而自由间接引语中蕴含着所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和其对事情的态度。《许愿牌》讲述了打工者罗玉娇夫妇和儿子潘向前之间时聚时散的经历，在罗氏夫妇和儿子之外还有数个次要人物，其间充斥着大量视角、用词、语态各异的间接引语，这种互不相同的“众声喧嚣”也恰恰呼应着《许愿牌》的题目———愿望总是带着人的主观性的，正如蕴含着主观意识的自由间接引语一样。 既然自由间接引语渗透着被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我们就必须先明确小说中出场人物甚至动物的基本资料以确定什么才是他们的视角、语气、语言、观点。罗玉娇常年在外打工，学历不高，曾经做过一名护士，手艺很好，扎针非常精准。儿子潘向前是留守儿童，“在海原市明阳里小学上六年级，和奶奶租住在海原市市郊西关村光明街的一个房子里。”婆婆是“大字不认几个的老太太”。
小说开头第二段叙述罗玉娇在每次回家途中所遭受的晕车之苦，“对于一些小偏方，她都怀着极度虔诚的心理去尝试，在鼻子上捂块桔子皮就能防止晕车。”罗玉娇做过护士，但学历不高，并不聪明，故而遇到这种事自然会求助于他人，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信这种偏方也便不足为奇了。这一段“把腰带往里扎了两个扣眼，几乎把自己齐腰勒成了两段。那次，她一路剥了十五个桔子……潘兰力读报纸时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晕车实际上是胃的毛病，把裤带扎紧一些，就能防止晕车。”这一段中，叙述者显然是可靠地，不会认为晕车靠扎紧裤腰、捂橘子皮便能轻易解决晕车问题，也不会没来由地相信罗玉娇的晕车是因为她有胃病，但依然这样叙述。显然，这里是罗玉娇自己的看法，“剥了十五个橘子”、“几乎把自己齐腰勒成了两段”这些主人公的痛苦体验被叙述者客观表述出来，使我们啼笑皆非的同时又会感同身受，产生对她的同情。
“潘向前牵着妈妈的手，要和认识的同学们一一打完招呼才肯回家。”儿子对短暂回归的母親极度依恋，并且同母亲一样———儿子也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在平时，同学们可能看不到他的父母，甚至有可能会开一些恶毒的玩笑嘲笑向前。但这时潘向前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故而“要和认识的同学们一一打完招呼才肯回家。”
“要洗衣做饭，要接送孩子……恨不得把孩子变成一串钥匙挂在裤腰带上，有一千个害怕，一万个担心，日子过得惊恐不安的。”这里的语气、用词均是非常生活化的。“要要洗衣做饭，要接送孩子，孩子生病时，怕给孩子吃错了药，怕孩子发烧烧坏了大脑，怕孩子走丢了……”一连几个排比句式和，恰如老人家的絮絮叨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婆婆担惊受怕的情感。“恨不得把孩子变成一串钥匙挂在裤腰带上”这是婆婆的态度，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荒谬之处，这里便是自由间接引语所形成的反讽效果。
三、《腌臜年》中的地方性知识
作家格非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作家可以写出好作品，一种是对某个地方尤其是家乡的掌故了如指掌，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他们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另一种作家有着丰富的阅历，漫游过无数名山大川，去过很多地方，如康拉德。薛广玲女士属于第一种作家。
山东很多地方都认为“四十五岁”是人生的一道坎，把它说成“腌臜年”。而文中叙述的这段时间的确算是林宝静一家的“腌臜年”，先是林宝静病倒，接着儿子王远达与父母产生矛盾，王金彪又冠心病发作。林宝静无力反抗命运，便只得将希望寄托于神秘因素———“想起白玲表姐说过北山庙有个法师极为灵验，就专门挑了好日子开车去了。”宝静的做法在山东民间是比较盛行的。此外，她的家庭教育也影响了她的选择———“宝静十个月时得了痘疹……宝静妈妈按照镇上神婆子的要求，在半夜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用了二两胡荽，切碎，放入两碗酒中煎沸，冷却后去渣，含酒喷到宝静颈背直至两足。”这种神婆做法治病的方式曾经在山东非常盛行。胡荽，就是香菜，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开胃消郁还可止痛解毒。神婆若能“治好”病人，更多是因为所使用的药材或者说有某种心理暗示式的治疗作用。
除了山东本土文化因素以外，文中还出现了许多东北元素———地方文化虽是地方的，但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毕竟文化是互相交融的。在现实中的山东省也好，在小说中的“海市”也好，（作者曾向笔者证实海市的原型乃是山东西南部某地级市）祖籍或籍贯是东北的移入民是非常多的，东北的文化自然与山东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小妮子按东北人的说法，有点二虎劲。”这句地地道道的东北方言的使用不是没来由的，作为故事背景虚构在山东地区的小说来说，这样说是非常符合艺术真实的。宝静本身也是东北人，但“她不像一般的东北人，爱吃爱喝爱玩……宝静能付出辛苦，也会过日子。”一般来说，东北人的性格乐观外向，比较注重现世享受，而山东诸多地区的百姓比较倾向于考虑长远计划。林宝静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市”的东北人，却与普通东北人有些不同，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
薛广玲以人类学家的视角观察小城市百姓的生活写出的这篇小说题目是“腌臜年”，能对这种民间流传的说法半信半疑的人必然不是能够比较容易掌控自己命运的达官贵人，而是民间的小老百姓。他们为了养家糊口，每日忙碌奔波，却不总是尽如人意，于是便有了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希望寄希望于“神婆”、“庙宇”这种神秘力量，认定只要度过这种“腌臜年”便再无大难———人有了希望，才不会绝望。所谓“腌臜年”的说法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缓解心理压力的叙事治疗。既然叙述的是小老百姓的自我排遣，自然要夹杂许多地方性知识。
苏珊·桑塔格认为，最好的批评，而且是不落常套的批评，便是这一类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笔者不敢说对薛广玲女士作品的解读有多准确，但正是诚诚恳恳地遵循桑塔格的观点进行解读的。形式与内容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薛广玲小说所采用的叙述技法、继承的母题以及其中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即是小说的外在形式，也与小说表达思想内容相交融，正如已被诸多文学批评家印证了的那句老话一样，“没有无意义的形式”。
作者简介：古昊鑫，男，陕西延安人，陕西师范大学2018级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兼事小说创作，作品多见于《星星》、《西安晚报》、《成都日报》、《北京晚报》等。
一、《等待安比》的“等待”母题
“等待”是人类的一种心理活动类型，是人类共同经验的表达。等待本身似乎是单一乏味的过程，但任何东西只要赋予了时间性，便产生了美———从审美角度看待，等待也便有了文学色彩。
格雷厄姆说：对小说家来说，如何开头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题目中等待的是“安比”是一个西洋名字的音译。读者注意到这个题目，便会有一种阅读期待：安比是什么？似乎是一个外国人？那么本文是讲婚外情吗？一系列的疑问便升起。但叙述者并未在开头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是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描述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潘兰欣给女儿文文和儿子小宝洗完衣服，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老公刘凡一两眼放着绿光在床上等她。他们两个都对对方百思不得其解。“潘兰欣”、“文文”、“小宝”、“刘凡一”这些名字无疑与西洋化的“安比”扯不上一丝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土”。接着，这些人做了什么呢？“洗衣服到深夜”、“夫妻互相不理解”———这些庸常化的主角姓名和生活场景如当头一棒，立刻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但仅仅只有“出人意料”那便不是艺术了，艺术是一个自洽的整体，还需要“意料之内”的因素。潘兰欣洗完衣服，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小说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有邏辑性的一面，也有反逻辑的一面。按逻辑讲，正常情况下，潘兰欣如此劳累自然是渴望睡觉了，而刘凡一同样如此———工作了一整天。但小说艺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有时是反逻辑的———老公两眼放着绿光在床上等她，这使得潘兰欣颇为不解，她渴望老公能够理解自己。开头这一段，无论是讲潘兰欣洗完衣服等待睡觉，还是讲刘凡一等待夫妻生活，都与“等待”这个题目也是母题相关联。没有情节冲突小说也便无法继续叙述，接下来，这两个人的不同愿望果然相互碰撞，产生了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等待”———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潘兰欣渴望爱人的理解，她等待着刘凡一叩开她封闭已久的心门。如果小说的剧烈冲突在一开始便露出一丝马脚，那便是失败的艺术。作者在此对文本的跌宕起伏把握的很好，写完了潘兰欣对老公刘凡一的不解，紧接着叙述“其实潘兰欣对于生活的现状，还是极其满意的。”立刻将刚燃起的冲突之火扑灭，这样跌入平淡的叙述也恰恰迎合着“等待”的。
当隐喻的喻指不是一个语象，而是一个或者一些特定的精神内容时，就成了象征。安比在文中是台风的名字，而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等待其实不只是单纯的对台风的等待，更是潘兰欣生活各方面重压下即将情绪爆发的象征。
从全文的结构来看，全文近17300余字，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二章、三四章、五六章各为一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共4300余字，占全文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写潘兰欣对庸常婚姻的复杂情绪。作者先叙述了潘兰欣以往和如今的日常生活，她在与妹妹兰雪、老公刘凡一的对比中自惭形愧，进而产生气愤与委屈的情绪，但又因对老公和家庭的爱而平息情绪。第二部分中潘兰欣再一次因对婚姻的危机感向妹妹求助，但又因不满自己的外表而陷入绝望。第一部分是篇幅最短的，这是非常贴切的，正如进行正式宴会之前的开胃甜点一样，一开始开始以叙述鸡毛蒜皮小事的“生活流”叙述奠定全文的平淡基调。第二部分即第三四章共5500余字，以叙述者评论开头，为这一部分定下基本情节———“比”。作者以回忆的形式写潘兰欣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她对杨小鹿的单相思和杨小鹿对兰雪的喜爱间的矛盾很好地诠释了她后来的自卑和潜意识里对漂亮女性的“敌意”，以及由此产生的胡思乱想。接着妹妹兰雪揭穿刘凡一的真面目似乎更是证实了潘兰欣的想法，第四章写潘兰欣知晓刘凡一曾意图对兰雪图谋不轨后内心所作出的剧烈心理斗争，这里叙述者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不断进行自我辩论———情感上，她对自己的付出被轻视感到悲愤，理智上，她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的处境，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工作的狂热中。第二部分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但展示矛盾冲突并非本文的重心———本文是希望以“嘈嘈切切错杂弹”后复归平静的美学风格来凸显“等待”母题的，故而篇幅占比也算合理。第三部分，即五六章，共7300余字，几乎占到全文篇幅的近一半。这部分的篇幅正如等待一样，平静而漫长。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以揭穿他人的婚外恋疯狂地发泄了自己的情绪。梦醒后便复归平静了，当然，这也有刘凡一又被提拔的功劳。她在宴会其间又听到老张和老古对刘凡一坐怀不乱的“夸奖”，潘兰欣选择相信了这个说法。接下来她变得温柔起来，发出一句“生活幸好是这样的，不然还能怎样呢。”的感慨。在结尾，本来预示着剧烈冲突与对抗的台风“安比”晚来了，并且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只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暴风雨”，但却“让海原市焕然一新……楼上的水滴几秒一滴，极像出家人敲打的木鱼。”仍然切合了等待的母题，而“木鱼”即是佛家无欲无求的隐喻，也切合着等待的母题。“木鱼”在暴风雨后出现，恰恰照应着全文由低潮到峰值再复归平静的叙事逻辑。而这种佛家打坐常用之物也暗示着潘兰欣真正的“黎明”“晴天”并未来临，她只有像敲木鱼的和尚一样等待下去。
二、《许愿牌》的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是现代小说家经常使用的叙述话语，它是一种转述他人语言和思维活动的表述方式。自由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不同，它没有引号，没有引导句（如“他说，”），在人称和时态上与间接引语是一致的。间接引语在转述他人话语时，叙述者是一个旁观者，并不介入到叙述中，而自由间接引语中蕴含着所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和其对事情的态度。《许愿牌》讲述了打工者罗玉娇夫妇和儿子潘向前之间时聚时散的经历，在罗氏夫妇和儿子之外还有数个次要人物，其间充斥着大量视角、用词、语态各异的间接引语，这种互不相同的“众声喧嚣”也恰恰呼应着《许愿牌》的题目———愿望总是带着人的主观性的，正如蕴含着主观意识的自由间接引语一样。 既然自由间接引语渗透着被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我们就必须先明确小说中出场人物甚至动物的基本资料以确定什么才是他们的视角、语气、语言、观点。罗玉娇常年在外打工，学历不高，曾经做过一名护士，手艺很好，扎针非常精准。儿子潘向前是留守儿童，“在海原市明阳里小学上六年级，和奶奶租住在海原市市郊西关村光明街的一个房子里。”婆婆是“大字不认几个的老太太”。
小说开头第二段叙述罗玉娇在每次回家途中所遭受的晕车之苦，“对于一些小偏方，她都怀着极度虔诚的心理去尝试，在鼻子上捂块桔子皮就能防止晕车。”罗玉娇做过护士，但学历不高，并不聪明，故而遇到这种事自然会求助于他人，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信这种偏方也便不足为奇了。这一段“把腰带往里扎了两个扣眼，几乎把自己齐腰勒成了两段。那次，她一路剥了十五个桔子……潘兰力读报纸时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晕车实际上是胃的毛病，把裤带扎紧一些，就能防止晕车。”这一段中，叙述者显然是可靠地，不会认为晕车靠扎紧裤腰、捂橘子皮便能轻易解决晕车问题，也不会没来由地相信罗玉娇的晕车是因为她有胃病，但依然这样叙述。显然，这里是罗玉娇自己的看法，“剥了十五个橘子”、“几乎把自己齐腰勒成了两段”这些主人公的痛苦体验被叙述者客观表述出来，使我们啼笑皆非的同时又会感同身受，产生对她的同情。
“潘向前牵着妈妈的手，要和认识的同学们一一打完招呼才肯回家。”儿子对短暂回归的母親极度依恋，并且同母亲一样———儿子也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在平时，同学们可能看不到他的父母，甚至有可能会开一些恶毒的玩笑嘲笑向前。但这时潘向前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故而“要和认识的同学们一一打完招呼才肯回家。”
“要洗衣做饭，要接送孩子……恨不得把孩子变成一串钥匙挂在裤腰带上，有一千个害怕，一万个担心，日子过得惊恐不安的。”这里的语气、用词均是非常生活化的。“要要洗衣做饭，要接送孩子，孩子生病时，怕给孩子吃错了药，怕孩子发烧烧坏了大脑，怕孩子走丢了……”一连几个排比句式和，恰如老人家的絮絮叨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婆婆担惊受怕的情感。“恨不得把孩子变成一串钥匙挂在裤腰带上”这是婆婆的态度，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荒谬之处，这里便是自由间接引语所形成的反讽效果。
三、《腌臜年》中的地方性知识
作家格非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作家可以写出好作品，一种是对某个地方尤其是家乡的掌故了如指掌，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他们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另一种作家有着丰富的阅历，漫游过无数名山大川，去过很多地方，如康拉德。薛广玲女士属于第一种作家。
山东很多地方都认为“四十五岁”是人生的一道坎，把它说成“腌臜年”。而文中叙述的这段时间的确算是林宝静一家的“腌臜年”，先是林宝静病倒，接着儿子王远达与父母产生矛盾，王金彪又冠心病发作。林宝静无力反抗命运，便只得将希望寄托于神秘因素———“想起白玲表姐说过北山庙有个法师极为灵验，就专门挑了好日子开车去了。”宝静的做法在山东民间是比较盛行的。此外，她的家庭教育也影响了她的选择———“宝静十个月时得了痘疹……宝静妈妈按照镇上神婆子的要求，在半夜鸡不叫狗不咬的时候，用了二两胡荽，切碎，放入两碗酒中煎沸，冷却后去渣，含酒喷到宝静颈背直至两足。”这种神婆做法治病的方式曾经在山东非常盛行。胡荽，就是香菜，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开胃消郁还可止痛解毒。神婆若能“治好”病人，更多是因为所使用的药材或者说有某种心理暗示式的治疗作用。
除了山东本土文化因素以外，文中还出现了许多东北元素———地方文化虽是地方的，但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毕竟文化是互相交融的。在现实中的山东省也好，在小说中的“海市”也好，（作者曾向笔者证实海市的原型乃是山东西南部某地级市）祖籍或籍贯是东北的移入民是非常多的，东北的文化自然与山东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小妮子按东北人的说法，有点二虎劲。”这句地地道道的东北方言的使用不是没来由的，作为故事背景虚构在山东地区的小说来说，这样说是非常符合艺术真实的。宝静本身也是东北人，但“她不像一般的东北人，爱吃爱喝爱玩……宝静能付出辛苦，也会过日子。”一般来说，东北人的性格乐观外向，比较注重现世享受，而山东诸多地区的百姓比较倾向于考虑长远计划。林宝静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市”的东北人，却与普通东北人有些不同，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
薛广玲以人类学家的视角观察小城市百姓的生活写出的这篇小说题目是“腌臜年”，能对这种民间流传的说法半信半疑的人必然不是能够比较容易掌控自己命运的达官贵人，而是民间的小老百姓。他们为了养家糊口，每日忙碌奔波，却不总是尽如人意，于是便有了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希望寄希望于“神婆”、“庙宇”这种神秘力量，认定只要度过这种“腌臜年”便再无大难———人有了希望，才不会绝望。所谓“腌臜年”的说法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缓解心理压力的叙事治疗。既然叙述的是小老百姓的自我排遣，自然要夹杂许多地方性知识。
苏珊·桑塔格认为，最好的批评，而且是不落常套的批评，便是这一类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笔者不敢说对薛广玲女士作品的解读有多准确，但正是诚诚恳恳地遵循桑塔格的观点进行解读的。形式与内容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薛广玲小说所采用的叙述技法、继承的母题以及其中蕴含的地方性知识即是小说的外在形式，也与小说表达思想内容相交融，正如已被诸多文学批评家印证了的那句老话一样，“没有无意义的形式”。
作者简介：古昊鑫，男，陕西延安人，陕西师范大学2018级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兼事小说创作，作品多见于《星星》、《西安晚报》、《成都日报》、《北京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