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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
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
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她已经35岁，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光欠”与“李八百”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偶尔，还会补上一句，“而且是个女孩子。”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被锁在房间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孤独，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她回忆。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
李敏的家乡，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
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李八百”，因为超生，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几个月白干了。
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因为生了二胎，双双被开除公职，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儿”，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
“一票否决制”
这显然是份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计生工作一直是乡里的重点工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会面临“一票否决”—失去参评优秀党委和优秀乡镇的机会。除了做好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免费发放计生用品等前期工作，还要联合村委会进行挨家挨户的孕期妇女普查，并即时上报。
一旦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将会面临一场“立体式”打击。
一位做计生工作的老同事说，多年前，也发生过荒唐事儿。
某村一位妇女已经超生两个女孩，这次好容易照了B超确定为男孩，人便东躲西藏。随后，乡长带队，乡里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联合出动，来到该村民家进行劝说，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门紧闭，里面的人拒绝配合。半天过去，几十号人最终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任凭老人嚎、孩子哭，最终把藏匿孕妇的房子给拆了，以此对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该妇女被控制后，上厕所的时候跳窗而逃，并躲过层层“追捕”，最终生下了孩子。后来，这一户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叫“狗追儿”。
计生工作人员下基层，家家户户都关起大门，“避瘟神似的”。早年间，如果实施强制引产，计生工作者会买好营养品、衣物甚至卫生用品，去卫生院安抚。那可是主动上门挨骂，一家子人会挑最难听的字眼，“问候”工作人员的好几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李敏说。如今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允许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单位，上至领导，下至科员，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
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按计生法规，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因为多一个孩子，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会资源。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农业、非农户口基数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负责人介绍，“18万是起步价，最多罚36万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胆敢以身试法，将会被“一票否决”，丢掉饭碗。
2003年9月1日《北京市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具体的奖励规定，并明确了违法生育（没经过审批生二胎，便屬于违法生育）的处罚：党员干部，要接受党纪处分，公务员开除公职。“也就是舆论常说的‘双开’，是全社会人群中后果最严重的。”该负责人说道。
“你连工作都丢了，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再生一个孩子，没人敢。”李敏评价，“公务员群体，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
再生一个的勇气
李敏认为，自己将是“单独可生二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多年前，她曾听闻过这样一个故事：临镇的某个小领导，为了再生一个孩子，又不被“双开”，妻子怀孕后一直瞒着外界。孩子出生后，户口悄悄挂在了别人家的户口本上，法律上并不认可其与亲生孩子的关系。即使这样，还成天担惊受怕。
在她看来，有本事生二胎的人群，根本不在乎多生几个：“有钱人”早就生了，无非多交点罚款，现在有能力还没生的，也就是公务员这一类人了。
收入稳定，是公务员最大的一个优势。虽然如今的奶粉钱越来越贵，但养活两个孩子对她而言还并不算吃紧。此外，他的丈夫经营一家小企业，如今两人在镇里住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辆轿车。丈夫有一个姐姐，是非独生子女。两人的情况，正好符合眼下“单独可生二胎”大致的条件。 此前，北京市已放开了“双独”生二胎的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女方满足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或者年龄不低于28周岁这两个条件之一，可以向计生部门申报，经过1个月左右的审批，以及一个月的公示期后，“就可以准备怀孕”了，不用再缴纳社会抚养费。
但李敏单位里满足“双独”的同龄人，都不打算生二胎。哪怕如今“单独生二胎”的政策逐渐明朗，很多“单独”的同事，也没做考虑。
李敏解释，工作升迁是个重要因素——一个本科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经过考察转正，已经二十四五岁左右。熬到可以升副科的年头时，可能已经28岁左右，这时候大部分人会选择生育。接下来要花心思扑在工作上，努力争取正科的职位。到了30岁出头，好不容易熬到提副处的时间段，可能将面临去市里挂职或去偏远地区锻炼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怀孕了，很可能就失去机会”。而这几年，也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后期了。身边的几个同事，都选择以事业为重。
此外，多一个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虽然小镇的消费水平比城里低了一截，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花费和精力，以及长大后就业、结婚方面的压力，令很多同事产生“一个孩子就够受的了，两个孩子活受罪”的想法。房子，更是个要命的问题。
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儿子上一年级，她工作之外的主要责任就是带孩子参加课外班。她一直告诫儿子，不能凡事依赖父母，包括以后房子的问题，也得自己承担责任。哪怕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也会灌输这种理念。
现在政策眼看松动了，夫妻俩有想法，两边的老人也都挺支持，就连自己7岁的儿子雷雷都催促，想要个弟弟或妹妹：“天天一个人玩没意思，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给他（她）。”
李敏想起了自己被关在“小黑屋”里的童年，她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就怕自己赶不及了”
如今，李敏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
每年年三十儿那晚，她带着孩子在三个家庭奔波：晚六点多，先去孩子奶奶家，吃顿饺子。到了九点多，丈夫留在父母家，她开车带着儿子去姥姥姥爷家——推开门，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马上张罗烧水下锅，再吃一顿饺子。等到雷雷犯困的时候，还得坐上车跟妈妈赶回自己家的楼房，一家三口等待新年钟声敲响。
儿子很厌烦这种状态，认为太折騰。李敏开导他：“这样多好啊，你一个人可以放三次鞭炮，别的小朋友都会羡慕你的。”
最近，她看了一组报道，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感同身受。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兄弟几个可以轮番照看。而等父母老了的时候呢？一想到这儿，她现在就觉得喘不过气来。
失独问题同样是她关注的。她所在的这个小镇上，有案可查的，也已经有十来户失独家庭了。市里每月补贴二百多元，区里再补贴五百多元，初步制定的政策是，等他们老了，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每想到这儿，李敏就会一身冷汗：“我能活到现在，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爸妈生生担心了三十多年啊！”
现在，李敏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爸爸去哪儿》，她觉得育子是幸福，而不是负担，是一种享受。
明年，她就35岁了。身边一个岁数比她大的朋友，因为工作忙一直拖着没生孩子，后来做产检的时候，得知胎儿是先天畸形，一家人愁得不知所措。她解释，35岁是道坎儿，过了这岁数，晚一年，生下先天疾病或体质孱弱孩子的几率会翻倍增长。
“那时候再打掉，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儿。”她现在也忐忑不安，只盼着政策最好早一天到来。
早在几年前，她就有生二胎的打算，衡量了一下风险性，还是放弃了。虽然着急，可她不敢提前做怀孕的准备：“万一最后政策没出来呢！这孩子是生，还是打掉？”
“现在，就怕赶不及了啊！”李敏期待中带着忧虑。她深知，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
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她已经35岁，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光欠”与“李八百”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偶尔，还会补上一句，“而且是个女孩子。”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被锁在房间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孤独，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她回忆。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
李敏的家乡，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
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李八百”，因为超生，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几个月白干了。
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因为生了二胎，双双被开除公职，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儿”，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
“一票否决制”
这显然是份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计生工作一直是乡里的重点工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会面临“一票否决”—失去参评优秀党委和优秀乡镇的机会。除了做好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免费发放计生用品等前期工作，还要联合村委会进行挨家挨户的孕期妇女普查，并即时上报。
一旦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将会面临一场“立体式”打击。
一位做计生工作的老同事说，多年前，也发生过荒唐事儿。
某村一位妇女已经超生两个女孩，这次好容易照了B超确定为男孩，人便东躲西藏。随后，乡长带队，乡里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联合出动，来到该村民家进行劝说，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门紧闭，里面的人拒绝配合。半天过去，几十号人最终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任凭老人嚎、孩子哭，最终把藏匿孕妇的房子给拆了，以此对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该妇女被控制后，上厕所的时候跳窗而逃，并躲过层层“追捕”，最终生下了孩子。后来，这一户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叫“狗追儿”。
计生工作人员下基层，家家户户都关起大门，“避瘟神似的”。早年间，如果实施强制引产，计生工作者会买好营养品、衣物甚至卫生用品，去卫生院安抚。那可是主动上门挨骂，一家子人会挑最难听的字眼，“问候”工作人员的好几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李敏说。如今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允许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单位，上至领导，下至科员，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
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按计生法规，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因为多一个孩子，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会资源。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农业、非农户口基数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负责人介绍，“18万是起步价，最多罚36万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胆敢以身试法，将会被“一票否决”，丢掉饭碗。
2003年9月1日《北京市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具体的奖励规定，并明确了违法生育（没经过审批生二胎，便屬于违法生育）的处罚：党员干部，要接受党纪处分，公务员开除公职。“也就是舆论常说的‘双开’，是全社会人群中后果最严重的。”该负责人说道。
“你连工作都丢了，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再生一个孩子，没人敢。”李敏评价，“公务员群体，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
再生一个的勇气
李敏认为，自己将是“单独可生二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多年前，她曾听闻过这样一个故事：临镇的某个小领导，为了再生一个孩子，又不被“双开”，妻子怀孕后一直瞒着外界。孩子出生后，户口悄悄挂在了别人家的户口本上，法律上并不认可其与亲生孩子的关系。即使这样，还成天担惊受怕。
在她看来，有本事生二胎的人群，根本不在乎多生几个：“有钱人”早就生了，无非多交点罚款，现在有能力还没生的，也就是公务员这一类人了。
收入稳定，是公务员最大的一个优势。虽然如今的奶粉钱越来越贵，但养活两个孩子对她而言还并不算吃紧。此外，他的丈夫经营一家小企业，如今两人在镇里住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辆轿车。丈夫有一个姐姐，是非独生子女。两人的情况，正好符合眼下“单独可生二胎”大致的条件。 此前，北京市已放开了“双独”生二胎的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女方满足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或者年龄不低于28周岁这两个条件之一，可以向计生部门申报，经过1个月左右的审批，以及一个月的公示期后，“就可以准备怀孕”了，不用再缴纳社会抚养费。
但李敏单位里满足“双独”的同龄人，都不打算生二胎。哪怕如今“单独生二胎”的政策逐渐明朗，很多“单独”的同事，也没做考虑。
李敏解释，工作升迁是个重要因素——一个本科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经过考察转正，已经二十四五岁左右。熬到可以升副科的年头时，可能已经28岁左右，这时候大部分人会选择生育。接下来要花心思扑在工作上，努力争取正科的职位。到了30岁出头，好不容易熬到提副处的时间段，可能将面临去市里挂职或去偏远地区锻炼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怀孕了，很可能就失去机会”。而这几年，也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后期了。身边的几个同事，都选择以事业为重。
此外，多一个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虽然小镇的消费水平比城里低了一截，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花费和精力，以及长大后就业、结婚方面的压力，令很多同事产生“一个孩子就够受的了，两个孩子活受罪”的想法。房子，更是个要命的问题。
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儿子上一年级，她工作之外的主要责任就是带孩子参加课外班。她一直告诫儿子，不能凡事依赖父母，包括以后房子的问题，也得自己承担责任。哪怕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也会灌输这种理念。
现在政策眼看松动了，夫妻俩有想法，两边的老人也都挺支持，就连自己7岁的儿子雷雷都催促，想要个弟弟或妹妹：“天天一个人玩没意思，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给他（她）。”
李敏想起了自己被关在“小黑屋”里的童年，她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就怕自己赶不及了”
如今，李敏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
每年年三十儿那晚，她带着孩子在三个家庭奔波：晚六点多，先去孩子奶奶家，吃顿饺子。到了九点多，丈夫留在父母家，她开车带着儿子去姥姥姥爷家——推开门，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马上张罗烧水下锅，再吃一顿饺子。等到雷雷犯困的时候，还得坐上车跟妈妈赶回自己家的楼房，一家三口等待新年钟声敲响。
儿子很厌烦这种状态，认为太折騰。李敏开导他：“这样多好啊，你一个人可以放三次鞭炮，别的小朋友都会羡慕你的。”
最近，她看了一组报道，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感同身受。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兄弟几个可以轮番照看。而等父母老了的时候呢？一想到这儿，她现在就觉得喘不过气来。
失独问题同样是她关注的。她所在的这个小镇上，有案可查的，也已经有十来户失独家庭了。市里每月补贴二百多元，区里再补贴五百多元，初步制定的政策是，等他们老了，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每想到这儿，李敏就会一身冷汗：“我能活到现在，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爸妈生生担心了三十多年啊！”
现在，李敏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爸爸去哪儿》，她觉得育子是幸福，而不是负担，是一种享受。
明年，她就35岁了。身边一个岁数比她大的朋友，因为工作忙一直拖着没生孩子，后来做产检的时候，得知胎儿是先天畸形，一家人愁得不知所措。她解释，35岁是道坎儿，过了这岁数，晚一年，生下先天疾病或体质孱弱孩子的几率会翻倍增长。
“那时候再打掉，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儿。”她现在也忐忑不安，只盼着政策最好早一天到来。
早在几年前，她就有生二胎的打算，衡量了一下风险性，还是放弃了。虽然着急，可她不敢提前做怀孕的准备：“万一最后政策没出来呢！这孩子是生，还是打掉？”
“现在，就怕赶不及了啊！”李敏期待中带着忧虑。她深知，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