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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昉，这位有着政协委员、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等头衔的“挺转”人士，如今，被贴上了“汉奸”、“卖国贼”的标签。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黄大昉就投入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虽然经历了以抗虫棉花为代表的转基因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如今却遇到转基因作物推广应用停滞不前的现实。
对于少数人的攻击和谩骂，他不屑一顾。
黄大昉最担忧的还是转基因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尽管他对转基因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坚持认为转基因技术应用是农业科技发展的必然，但眼下国内科普宣传的滞后，以及转基因作物难以实现产业化的现状，令他忧心忡忡。
中国转基因的三个阶段
71岁的黄大昉依旧精神抖擞，他投身转基因研究的这几十年，也见证了中国转基因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
上世纪80年代，黄大昉与一批农业、生物专业学生赴美学习转基因技术，让黄大昉深受感触的是，美国当时在病虫害生物学上的研究已领先一大步，尤其是抗虫棉技术上的研发成果。黄大昉这一批学生回国后，马上成为了国内转基因技术的主要实践者，抗虫棉技术的成功研发和广泛使用，也拉开了中国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序幕。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我国推动转基因技术的最强劲时期。”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黄大昉跟《经济》记者谈起还会很兴奋，抗虫棉技术的研发成功，意味着在转基因工程上，我国抗虫基因技术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农业增产、节约成本等效益充分展现。
伴随抗虫棉的推广使用，2000年以后，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产品不断取得突破，然而，由于管理和宣传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真正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仅有抗虫棉花，其他产品的产业化进程纷纷搁浅。
标志性的事件在2009年发生。当年，农业部批准了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的安全证书，其安全性经过了科研人员的大量认证，但社会上“反转”声势愈发浩大，政府也决定停止转基因产品的产业化生产。时至今日，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仍未真正意义上实现产业化，这也成为了转基因发展最为缓慢的第三阶段。
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一度跃居世界前列，可产业化进程却步步落后，三个阶段的推广程度从强到弱。黄大昉无比担忧，他说：“我国再不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将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
欠缺科普宣传 沟通非常重要
至今，许多公众仍不能理解国内为何要推广转基因技术，更不支持转基因食品“登陆”中国市场。
事实上，分析国家主管部门的态度可以发现，主管部门对转基因发展并没有反对。相反，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均可见到“挺转”的迹象，而一些科研项目也相继成为国家级的重点工程。
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产业化政策导向，众多“挺转”专家、学者却仍感底气不足。黄大昉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专家们一方面十分期盼国家尽快落实相关政策，一方面不得不等待观望。
“主管部门迟迟未对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做决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转基因的发展。”黄大昉把这一条视为转基因在中国发展缓慢的政策因素，但更令黄大昉等“挺转”人士为难的是，科普宣传不够导致大量公众对转基因缺乏足够了解而产生不必要的担心和恐慌。
始终不明朗的政策也让“反转”的声音一再高涨，可公开的观点却不能起到压倒性作用。“反转”人士也渴望高层听到自己的声音，出台鲜明的“反转”政策。显然，这个问题更加棘手。黄大昉指出，一些人借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又转移到了社会安全、国家政治等层面，致使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让黄大昉更觉得遗憾的是：抗虫棉花在国内广泛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欢迎时，落下了最重要的一课——科普宣传，以致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知之甚少。他认为，这成为今天“反转”声音不断的重要原因。
黄大昉也坦承，“农民只知道转基因棉花很好，但到底为什么好，他们到现在也不一定能理解。”
这样的观点表达后，随即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在“反转”人士看来，所谓的科普宣传欠缺，恰恰说明转基因技术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蒙蔽公众，令大家无法第一时间了解转基因发展现状而“难以接受”。
面对种种质疑，黄大昉笑称这也是一种人生经历。
在农业部安排下，网络、媒体上激烈对话的双方，也有坐在一起探讨转基因话题的时候。黄大昉感觉双方坐在一起反而气氛和谐，双方都不是想象中的“青面獠牙”。
“我倒认为，大家聚在一起，感情的交流要好过网上的论战。由于了解更多真实情况，而不再容易听信妖魔化转基因的种种传言。同样，公众对转基因的担心，我也非常理解。”黄大昉说，在双方争论的过程中，沟通非常重要，目前最缺乏的也就是沟通。
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科技专家们开始“恶补”科普宣传这一课。一个由国内5个顶尖的生物学会建立的“基因农业”网络平台出现在公众面前，旨在与媒体和公众形成互动，让大家全面了解转基因技术。
“以前的科学界没有形成合力，现在我们请来专业的媒体人协助建立这个网站，希望产生好的影响。”黄大昉认为，网络平台的建立颇为及时，尽管仍有骂声，但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条路是走对了。“转基因的研发、推广一定要与科普宣传同步进行。”
转基因的产业化之路
骂声没有停止，转基因在国内的推广也放慢了步伐，黄大昉仍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他说：“研发并推广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不可逆转。”
以黄大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随着人们对生态、健康提出更多的诉求，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唯有依靠新技术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升级。
“近期看，转基因技术能够有效解决虫害问题，保障我们的农作物增产、增收；从长远看意义更大，其实我国的转基因技术还停留在第一代水平，如果现在停下来、科技创新跟不上，在国际上将失去竞争力。”黄大昉说。 国内大量进口大豆已让黄大昉感到了压力。“如果当初我国在转基因大豆上下大力气，可能现在就不至于如此大量进口大豆，也可避免国外公司垄断市场的风险。”黄大昉认为，抵制国外垄断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抵制转基因，而是要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大豆也将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挺转”和“反转”人士的中间，那就是转基因产品“产业化”。这是“挺转”人士希望实现，而“反转”人士最不愿看到的未来。据知，国内不仅转基因产品没有大范围实现产业化，而且我国市场上也没有大规模出现转基因产品。
“实现转基因产品产业化真的很难。”这是黄大昉说得最简练的一句话，他把原因归结为“割裂”，科研技术的割裂以及产业链的割裂。
不同于早已实现产业化的IT科技产业，目前国内大量的转基因科研工作还只能在科研单位内进行，在企业内实现研发的寥寥无几，科学研究与企业生产形成了天生的割裂；在科研单位、企业不同体制的背景下，又加剧了割裂的程度。这就导致，国内多数已经成熟的转基因技术无法第一时间反映给企业、与生产同步。
产业链的割裂则更加凸显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缓慢。黄大昉认为，若想实现转基因产业化，就不能脱离大农业背景，既有转基因产业化自身特有的困境，也有国内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共有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农业产业化割裂，也迫使转基因的产业化之路一路坎坷。
乐观的黄大昉给转基因技术赋予了更高的“使命”，在他眼里，常规技术已经难以突破当今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以转基因为代表的新技术很有可能成为解决诸多困难的“引擎”、“动力”，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抓手。
《经济》：目前，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发展最主要的难题是什么？
黄大昉：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普宣传欠缺，另一个是政策不够明朗，前者难度更大。
《经济》：您认为沟通很重要，那么沟通的原则是什么，又包括哪些内容？
黄大昉：建立沟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一定要如实告知公众转基因安全性的真实情况，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在转基因话题上，公众首要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包括转基因安评情况和国外情况我们都要告知公众，至于技术研发方面的知识，公众需要知情，我们也会及时介绍。
《经济》：推进转基因发展，被一些人看作是发达国家的阴谋，您如何评价？
黄大昉：一些发达国家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倚仗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全球扩展市场和谋取霸权。这种意图显而易见，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国要做的不是放弃或抵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只能加强研发，加快推进，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取发展主动权。
《经济》：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关键在哪里？
黄大昉：转基因实现产业化，关键要将先进的技术很好地投入到企业生产中，形成一条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产业链。
《经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企业该如何参与？
黄大昉：我国的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光抓常规技术无法做大做强，要结合种业改革，以发展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先进技术为抓手，逐步建立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建议尽快明确转基因产业发展政策，大力支持有条件的国企和民企，使它们尽快成为生物育种的龙头企业。
《经济》：您怎么评价院士在转基因中话题中的作用？
黄大昉：在转基因话题上，院士们如此受关注，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从我自己来讲，从来没想过申请院士，一是感觉自己还不够格儿，二是想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做些事情。我最近主要忙两件事情，参与转基因技术的科普宣传，以及参加国家转基因重大项目的评估和调研。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黄大昉就投入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虽然经历了以抗虫棉花为代表的转基因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如今却遇到转基因作物推广应用停滞不前的现实。
对于少数人的攻击和谩骂，他不屑一顾。
黄大昉最担忧的还是转基因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尽管他对转基因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坚持认为转基因技术应用是农业科技发展的必然，但眼下国内科普宣传的滞后，以及转基因作物难以实现产业化的现状，令他忧心忡忡。
中国转基因的三个阶段
71岁的黄大昉依旧精神抖擞，他投身转基因研究的这几十年，也见证了中国转基因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
上世纪80年代，黄大昉与一批农业、生物专业学生赴美学习转基因技术，让黄大昉深受感触的是，美国当时在病虫害生物学上的研究已领先一大步，尤其是抗虫棉技术上的研发成果。黄大昉这一批学生回国后，马上成为了国内转基因技术的主要实践者，抗虫棉技术的成功研发和广泛使用，也拉开了中国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序幕。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我国推动转基因技术的最强劲时期。”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黄大昉跟《经济》记者谈起还会很兴奋，抗虫棉技术的研发成功，意味着在转基因工程上，我国抗虫基因技术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农业增产、节约成本等效益充分展现。
伴随抗虫棉的推广使用，2000年以后，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产品不断取得突破，然而，由于管理和宣传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真正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仅有抗虫棉花，其他产品的产业化进程纷纷搁浅。
标志性的事件在2009年发生。当年，农业部批准了抗虫水稻和植酸酶玉米的安全证书，其安全性经过了科研人员的大量认证，但社会上“反转”声势愈发浩大，政府也决定停止转基因产品的产业化生产。时至今日，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仍未真正意义上实现产业化，这也成为了转基因发展最为缓慢的第三阶段。
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一度跃居世界前列，可产业化进程却步步落后，三个阶段的推广程度从强到弱。黄大昉无比担忧，他说：“我国再不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将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
欠缺科普宣传 沟通非常重要
至今，许多公众仍不能理解国内为何要推广转基因技术，更不支持转基因食品“登陆”中国市场。
事实上，分析国家主管部门的态度可以发现，主管部门对转基因发展并没有反对。相反，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均可见到“挺转”的迹象，而一些科研项目也相继成为国家级的重点工程。
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产业化政策导向，众多“挺转”专家、学者却仍感底气不足。黄大昉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专家们一方面十分期盼国家尽快落实相关政策，一方面不得不等待观望。
“主管部门迟迟未对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做决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转基因的发展。”黄大昉把这一条视为转基因在中国发展缓慢的政策因素，但更令黄大昉等“挺转”人士为难的是，科普宣传不够导致大量公众对转基因缺乏足够了解而产生不必要的担心和恐慌。
始终不明朗的政策也让“反转”的声音一再高涨，可公开的观点却不能起到压倒性作用。“反转”人士也渴望高层听到自己的声音，出台鲜明的“反转”政策。显然，这个问题更加棘手。黄大昉指出，一些人借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又转移到了社会安全、国家政治等层面，致使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让黄大昉更觉得遗憾的是：抗虫棉花在国内广泛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欢迎时，落下了最重要的一课——科普宣传，以致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知之甚少。他认为，这成为今天“反转”声音不断的重要原因。
黄大昉也坦承，“农民只知道转基因棉花很好，但到底为什么好，他们到现在也不一定能理解。”
这样的观点表达后，随即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在“反转”人士看来，所谓的科普宣传欠缺，恰恰说明转基因技术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蒙蔽公众，令大家无法第一时间了解转基因发展现状而“难以接受”。
面对种种质疑，黄大昉笑称这也是一种人生经历。
在农业部安排下，网络、媒体上激烈对话的双方，也有坐在一起探讨转基因话题的时候。黄大昉感觉双方坐在一起反而气氛和谐，双方都不是想象中的“青面獠牙”。
“我倒认为，大家聚在一起，感情的交流要好过网上的论战。由于了解更多真实情况，而不再容易听信妖魔化转基因的种种传言。同样，公众对转基因的担心，我也非常理解。”黄大昉说，在双方争论的过程中，沟通非常重要，目前最缺乏的也就是沟通。
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科技专家们开始“恶补”科普宣传这一课。一个由国内5个顶尖的生物学会建立的“基因农业”网络平台出现在公众面前，旨在与媒体和公众形成互动，让大家全面了解转基因技术。
“以前的科学界没有形成合力，现在我们请来专业的媒体人协助建立这个网站，希望产生好的影响。”黄大昉认为，网络平台的建立颇为及时，尽管仍有骂声，但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条路是走对了。“转基因的研发、推广一定要与科普宣传同步进行。”
转基因的产业化之路
骂声没有停止，转基因在国内的推广也放慢了步伐，黄大昉仍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他说：“研发并推广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不可逆转。”
以黄大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随着人们对生态、健康提出更多的诉求，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唯有依靠新技术才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升级。
“近期看，转基因技术能够有效解决虫害问题，保障我们的农作物增产、增收；从长远看意义更大，其实我国的转基因技术还停留在第一代水平，如果现在停下来、科技创新跟不上，在国际上将失去竞争力。”黄大昉说。 国内大量进口大豆已让黄大昉感到了压力。“如果当初我国在转基因大豆上下大力气，可能现在就不至于如此大量进口大豆，也可避免国外公司垄断市场的风险。”黄大昉认为，抵制国外垄断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抵制转基因，而是要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大豆也将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挺转”和“反转”人士的中间，那就是转基因产品“产业化”。这是“挺转”人士希望实现，而“反转”人士最不愿看到的未来。据知，国内不仅转基因产品没有大范围实现产业化，而且我国市场上也没有大规模出现转基因产品。
“实现转基因产品产业化真的很难。”这是黄大昉说得最简练的一句话，他把原因归结为“割裂”，科研技术的割裂以及产业链的割裂。
不同于早已实现产业化的IT科技产业，目前国内大量的转基因科研工作还只能在科研单位内进行，在企业内实现研发的寥寥无几，科学研究与企业生产形成了天生的割裂；在科研单位、企业不同体制的背景下，又加剧了割裂的程度。这就导致，国内多数已经成熟的转基因技术无法第一时间反映给企业、与生产同步。
产业链的割裂则更加凸显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缓慢。黄大昉认为，若想实现转基因产业化，就不能脱离大农业背景，既有转基因产业化自身特有的困境，也有国内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共有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农业产业化割裂，也迫使转基因的产业化之路一路坎坷。
乐观的黄大昉给转基因技术赋予了更高的“使命”，在他眼里，常规技术已经难以突破当今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以转基因为代表的新技术很有可能成为解决诸多困难的“引擎”、“动力”，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抓手。
《经济》：目前，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发展最主要的难题是什么？
黄大昉：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普宣传欠缺，另一个是政策不够明朗，前者难度更大。
《经济》：您认为沟通很重要，那么沟通的原则是什么，又包括哪些内容？
黄大昉：建立沟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一定要如实告知公众转基因安全性的真实情况，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在转基因话题上，公众首要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包括转基因安评情况和国外情况我们都要告知公众，至于技术研发方面的知识，公众需要知情，我们也会及时介绍。
《经济》：推进转基因发展，被一些人看作是发达国家的阴谋，您如何评价？
黄大昉：一些发达国家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倚仗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全球扩展市场和谋取霸权。这种意图显而易见，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国要做的不是放弃或抵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只能加强研发，加快推进，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取发展主动权。
《经济》：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关键在哪里？
黄大昉：转基因实现产业化，关键要将先进的技术很好地投入到企业生产中，形成一条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产业链。
《经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企业该如何参与？
黄大昉：我国的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光抓常规技术无法做大做强，要结合种业改革，以发展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先进技术为抓手，逐步建立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建议尽快明确转基因产业发展政策，大力支持有条件的国企和民企，使它们尽快成为生物育种的龙头企业。
《经济》：您怎么评价院士在转基因中话题中的作用？
黄大昉：在转基因话题上，院士们如此受关注，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从我自己来讲，从来没想过申请院士，一是感觉自己还不够格儿，二是想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做些事情。我最近主要忙两件事情，参与转基因技术的科普宣传，以及参加国家转基因重大项目的评估和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