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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东尼·特罗洛普在英国19世纪小说家中堪称是一位奇才，在他的一系列以"教会"为题材的"巴塞特郡"小说作品中，都体现出他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批判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特征及特罗洛普对英国国教会体制弊端和内部分裂的批判思想分析，研究他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批判思想特点。
关键词：安东尼·特罗洛普；英国国教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33-02
在大家云集、星光璀璨的英国19世纪小说家之列，有一位被20世纪著名评论家F·R·李维斯称之为“仅次于萨克雷”[1]（15）的文坛奇才，他就是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 1882）。《剑桥英国文学史》称安东尼·特罗洛普“作为一位有充分代表性的英国小说家和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学家，他的名声一直不衰，而且可能会长存下去”[2]（204）。特罗洛普一生写出47部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18部游记和传记、2部戏剧，总计79部作品。在他的47部长篇小说中，最值得称颂的是他的一组六部以教会为题材的“巴赛特郡”小说和另外一组六部的政治小说（又称“巴里赛”小说）。迈克尔·萨德勒在他1927年出版的《特罗洛普评传》中称特罗洛普是“一个时代的声音”，特罗洛普的小说具有“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他异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3]（13），“犹如山上的一座孤塔，矗立在维多利亚时期数英里之外的英国大地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难以理解和阐述”[3]（366-367）。在特罗洛普的作品中，几乎涉及维多利亚中期社会、宗教、政治、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他笔下的人物也包括英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我国著名学者朱虹教授在她的《安东尼·特罗洛普和他的小说成就》一文中，概述特罗洛普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现实世界的缩影。我们称英国19世纪小说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高峰，想当然地推狄更斯为首领，实际上，如果严格地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论，特罗洛普更有代表性，是更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家。”[4]（244）
前面提到特罗洛普最值得称颂的一组六部以教会为题材的“巴赛特郡”小说，包括《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医生》（1858）、《弗雷姆利教区》（1861）、《阿林顿的小庄园》（1864）和《巴赛特的最后纪事》（1867）。在这组小说中，特罗洛普以假想的巴赛特郡中心城市巴彻斯特为背景，描写了英国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通过一系列喜剧性场景的刻画，揭露了身着圣袍，传达福音的教士们的世俗生活，讽刺了教会中的种种黑暗与腐败：担任挂名差事、领取高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夫人”政治等。教会俨然成为世俗社会的一个缩影，特罗洛普深刻揭示出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黑暗，勾勒出教会内部各利益集团永无休止的斗争、人事倾轧、教义分裂等现状。
一、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
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面临外部世界的剧变和内部不断分裂的双重威胁。其一，英国国教会面临外部世界剧变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急剧变化。19世纪的英国由于技术革命和社会改革已发展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伦敦成为英国的重心，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教会带来巨大挑战。评论家R. H. Hutton在比较简·奥斯汀（1775-1817）和特罗洛普（1815-1882）两人笔下的社会特征时，说道：“简·奥斯汀笔下故事发生地是区域性的，与当地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特罗洛普笔下故事发生地则以伦敦为中心，散布开来，呈现出一张有机的网状图，伦敦的都市化生活成为了某种生活的原动力。”[5]（511）简·奥斯汀和特罗洛普两人均被看成19世纪英国社会风情画卷的“真实叙述者”。然而时隔数十年后，特罗洛普小说所呈现出的英国社会与简·奥斯汀时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社会重心发生了根本转变。与此同时，Hutton还比较了这两位作家笔下教士们的差异：“简·奥斯汀笔下的教士们是一群过着闲适、与世隔绝生活的绅士们；然而特罗洛普笔下的教士们忙于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务，教会冲突、报界攻击、来自伦敦大城市的诱惑……人人都生活在压力之下。”[5]（509-510）从Hutton的评论中，我们看出特罗洛普小说反映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社会打破了先前一贯的平静与安宁，英国国教会面临外部世界的各种威胁与挑战，而应对挑战的方式只有顺应社会环境的瞬息万变。其二，英国国教会还面临着内部不断分裂的威胁，主要表现在高教派和低教派之间展开的冲突。16世纪，英国国教会虽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却沿袭了大量罗马天主教会的礼仪及体制。17世纪英国清教徒运动以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礼仪等遭到进一步废除。1832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改革法案》，此法案授予许多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大城市在下议院中的席位，同时收回一些人口愈加减少的市镇的席位；中产阶级的势力得到不断加强，而土地贵族的权势受到打击和削弱。这项法案引起英国国教会中代表贵族利益保守派的不满，由英国牛津大学部分学者发起罗马天主教复兴运动，史称“牛津运动”。运动领导者皮由兹、纽曼、凯布勒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主张恢复罗马天主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被认为是英国国教高教派运动。与此同时，英国国教中不赞成恢复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教义、礼仪等的低教派，亦称“福音派”，掀起大规模的低教派运动。两派运动针锋相对，此起彼伏。
二、特罗洛普对英国国教会的批判
特罗洛普在他的回忆录《自传》中，谈到“巴赛特郡”第一部小说的创作意图时，说道：“使我深有所感的是两件截然相反的弊病——而且我对此毫无评断的能力，我想不妨加以暴露，或者说把两种弊病同写在一个小说里。第一个弊病是教会拥有用于慈善目的的经费和捐款，竟然成了悠闲高僧们的收入。这种事，当时公诸于世的不止一桩。将慈善基金归入私囊，情节严重。第二个弊病正好相反。我虽然有感于上述的不公，但是一些报纸对待接受这类收入然而不负主要罪责的人不当有的严厉，我也感到愤然。”[6]（66）特罗洛普揭示英国国教会弊病的同时，将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接受那些“合法”收入却招致报纸不公正对待的教士们身上，他对于报纸的那种无端攻击行为感到愤慨。由此，我们看出特罗洛普实质上将抨击的对象直指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体制弊端。在不合理的教会体制下，接受“合法”收入的教士们遭到媒体的攻击，无形中成为这种不合理教会体制的无辜受害者。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当养老院院长哈定牧师领取高额俸禄而受到一份强有力报纸《朱庇特日报》（特罗洛普实际上暗指《泰晤士报》）的责难时，作者借报纸之口讽刺了英国国教会对体制弊端的漠视，写到：“他（哈定牧师）已经领了好多年，并且，如果上帝保佑他的话，还打算永远继续领取从前时候热心敬神的果实，根本不问自己是否由此权利，或是别人是否受到损害！我们必须说，只有在国教教会里，只有在国教教士中，才可以见到这种漠视道义的情形。”[7]（77） 特罗洛普除了对英国国教会的体制弊端进行抨击外，还对英国国教会的内部分裂表现出批判、担忧乃至悲观主义的态度。上文谈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内部高教派与低教派之间由于教义、礼仪等的隔裂而导致两派运动更迭交替，派系之争势均力敌。在《巴彻斯特大教堂》第六章“战争”一篇中，特罗洛普运用夸张和讽刺的手法，向我们形象地描写了“低教派”阴险的野心家斯洛普与“高教派”的格伦雷之间因教会仪式而产生的争议与分歧，实质上他们的争执是利益和权利的争夺。“如果他，咱们的会吏长，拒绝作战，那么斯洛普先生就会扬扬得意地走过战场，把巴彻斯特主教区踩在他的脚下了。”[8]（55）这所城市的居民们都意识到“有一场恶仗要打，而且只要‘格伦雷主义’在巴彻斯特占着优势，‘普劳迪主义’就简直没有容身之地”[8]（59）。朱虹教授在评论特罗洛普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描述时，首先引用了狄安娜·尼尔的《英国小说简史》中对19世纪中期英国国教会的概述：“一些新的力量从外部向教会进攻，而教派争斗又从内部瓦解它。”接着她说道：“特罗洛普准确地抓住了英国教会的状况，突出表现了教会的一个根本矛盾，即它在宗教外衣下的世俗性质。……说穿了，教会不过是争名逐利的名利场，向上爬的阶梯，与世俗世界毫无二致。”[4]（223）
其实，一方面，特罗洛普批判教会内部分裂而导致的派系之争；另一方面，我们在《巴彻斯特大教堂》的后面章节中，看出特罗洛普对教会分立持有理性的折中主义态度：“我们太容易把自己教会中的分立看成是十恶不赦的。适度的分立，如果能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话，至少引起人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把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便会对这件事不在意的拥护者吸引过来，教导人们思考思考宗教。”[8]（227）
特罗洛普对待教会分裂的态度从之前的抨击到一分为二的折中主义，再到后来他的担，忧愈发呈现出悲观主义的趋势。他在1866年出版的《英国国教的教士》一书中，提出他自认为解决教会分裂最好的办法：首先大主教要尽力摆脱教义上的偏见，再者高教派和低教派两位主教共同掌管一个教区，最后提出让高教派和低教派轮流执掌教会的假想。然而事实却是不断发生争执和冲突的高、低教派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教会共同掌权，因为他们就是要达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目的，从本质上看，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争斗。在高教派和低教派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与权力斗争面前，特罗洛普提出如此理想化的解决对策，实则充满了对教会无奈且失望的情绪。
Durey在《特罗洛普与英国国教会》一书中说：“特罗洛普将整个英国国教会内部分裂所带来的威胁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然而评论家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寻求理解特罗洛普笔下的教会模式。”[9]（35）特罗洛普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更清楚地体现出他对英国国教会的无奈失望以及悲观主义的态度。“如果我们说维多利亚时代充满虚伪道德风气的话，那么特罗洛普是最少维多利亚主义的；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崇尚宗教感情的话，那么特罗洛普也是以最无敬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描写宗教”[4]（251）。因此，今天我们再次阅读特罗洛普的小说时，“犹如吸进新鲜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10]（110）。
参考文献：
〔1〕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M].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8.
〔2〕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Sadleir， Michael. Trollope： A Commentary[M].New York： Octagon Books，1947.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小说研究（1813-187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Smalley， Donald. Victorian Fiction： A Guide to Research[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特罗洛普.特罗洛普自传[M].张禹九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7〕特罗洛普.巴彻斯特养老院[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8〕特罗洛普.巴彻斯特大教堂[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Durey， Jill Felicity. Trollope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0〕Eliot， George.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M]. Ed. Gordon Sherman Ha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安东尼·特罗洛普；英国国教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33-02
在大家云集、星光璀璨的英国19世纪小说家之列，有一位被20世纪著名评论家F·R·李维斯称之为“仅次于萨克雷”[1]（15）的文坛奇才，他就是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 1882）。《剑桥英国文学史》称安东尼·特罗洛普“作为一位有充分代表性的英国小说家和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学家，他的名声一直不衰，而且可能会长存下去”[2]（204）。特罗洛普一生写出47部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18部游记和传记、2部戏剧，总计79部作品。在他的47部长篇小说中，最值得称颂的是他的一组六部以教会为题材的“巴赛特郡”小说和另外一组六部的政治小说（又称“巴里赛”小说）。迈克尔·萨德勒在他1927年出版的《特罗洛普评传》中称特罗洛普是“一个时代的声音”，特罗洛普的小说具有“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他异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3]（13），“犹如山上的一座孤塔，矗立在维多利亚时期数英里之外的英国大地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难以理解和阐述”[3]（366-367）。在特罗洛普的作品中，几乎涉及维多利亚中期社会、宗教、政治、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他笔下的人物也包括英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我国著名学者朱虹教授在她的《安东尼·特罗洛普和他的小说成就》一文中，概述特罗洛普的小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现实世界的缩影。我们称英国19世纪小说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高峰，想当然地推狄更斯为首领，实际上，如果严格地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论，特罗洛普更有代表性，是更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家。”[4]（244）
前面提到特罗洛普最值得称颂的一组六部以教会为题材的“巴赛特郡”小说，包括《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巴彻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医生》（1858）、《弗雷姆利教区》（1861）、《阿林顿的小庄园》（1864）和《巴赛特的最后纪事》（1867）。在这组小说中，特罗洛普以假想的巴赛特郡中心城市巴彻斯特为背景，描写了英国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通过一系列喜剧性场景的刻画，揭露了身着圣袍，传达福音的教士们的世俗生活，讽刺了教会中的种种黑暗与腐败：担任挂名差事、领取高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夫人”政治等。教会俨然成为世俗社会的一个缩影，特罗洛普深刻揭示出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黑暗，勾勒出教会内部各利益集团永无休止的斗争、人事倾轧、教义分裂等现状。
一、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
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面临外部世界的剧变和内部不断分裂的双重威胁。其一，英国国教会面临外部世界剧变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急剧变化。19世纪的英国由于技术革命和社会改革已发展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伦敦成为英国的重心，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教会带来巨大挑战。评论家R. H. Hutton在比较简·奥斯汀（1775-1817）和特罗洛普（1815-1882）两人笔下的社会特征时，说道：“简·奥斯汀笔下故事发生地是区域性的，与当地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特罗洛普笔下故事发生地则以伦敦为中心，散布开来，呈现出一张有机的网状图，伦敦的都市化生活成为了某种生活的原动力。”[5]（511）简·奥斯汀和特罗洛普两人均被看成19世纪英国社会风情画卷的“真实叙述者”。然而时隔数十年后，特罗洛普小说所呈现出的英国社会与简·奥斯汀时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异，社会重心发生了根本转变。与此同时，Hutton还比较了这两位作家笔下教士们的差异：“简·奥斯汀笔下的教士们是一群过着闲适、与世隔绝生活的绅士们；然而特罗洛普笔下的教士们忙于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务，教会冲突、报界攻击、来自伦敦大城市的诱惑……人人都生活在压力之下。”[5]（509-510）从Hutton的评论中，我们看出特罗洛普小说反映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社会打破了先前一贯的平静与安宁，英国国教会面临外部世界的各种威胁与挑战，而应对挑战的方式只有顺应社会环境的瞬息万变。其二，英国国教会还面临着内部不断分裂的威胁，主要表现在高教派和低教派之间展开的冲突。16世纪，英国国教会虽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却沿袭了大量罗马天主教会的礼仪及体制。17世纪英国清教徒运动以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礼仪等遭到进一步废除。1832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改革法案》，此法案授予许多工业革命而崛起的大城市在下议院中的席位，同时收回一些人口愈加减少的市镇的席位；中产阶级的势力得到不断加强，而土地贵族的权势受到打击和削弱。这项法案引起英国国教会中代表贵族利益保守派的不满，由英国牛津大学部分学者发起罗马天主教复兴运动，史称“牛津运动”。运动领导者皮由兹、纽曼、凯布勒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主张恢复罗马天主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保留罗马天主教的礼仪。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被认为是英国国教高教派运动。与此同时，英国国教中不赞成恢复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教义、礼仪等的低教派，亦称“福音派”，掀起大规模的低教派运动。两派运动针锋相对，此起彼伏。
二、特罗洛普对英国国教会的批判
特罗洛普在他的回忆录《自传》中，谈到“巴赛特郡”第一部小说的创作意图时，说道：“使我深有所感的是两件截然相反的弊病——而且我对此毫无评断的能力，我想不妨加以暴露，或者说把两种弊病同写在一个小说里。第一个弊病是教会拥有用于慈善目的的经费和捐款，竟然成了悠闲高僧们的收入。这种事，当时公诸于世的不止一桩。将慈善基金归入私囊，情节严重。第二个弊病正好相反。我虽然有感于上述的不公，但是一些报纸对待接受这类收入然而不负主要罪责的人不当有的严厉，我也感到愤然。”[6]（66）特罗洛普揭示英国国教会弊病的同时，将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接受那些“合法”收入却招致报纸不公正对待的教士们身上，他对于报纸的那种无端攻击行为感到愤慨。由此，我们看出特罗洛普实质上将抨击的对象直指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体制弊端。在不合理的教会体制下，接受“合法”收入的教士们遭到媒体的攻击，无形中成为这种不合理教会体制的无辜受害者。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当养老院院长哈定牧师领取高额俸禄而受到一份强有力报纸《朱庇特日报》（特罗洛普实际上暗指《泰晤士报》）的责难时，作者借报纸之口讽刺了英国国教会对体制弊端的漠视，写到：“他（哈定牧师）已经领了好多年，并且，如果上帝保佑他的话，还打算永远继续领取从前时候热心敬神的果实，根本不问自己是否由此权利，或是别人是否受到损害！我们必须说，只有在国教教会里，只有在国教教士中，才可以见到这种漠视道义的情形。”[7]（77） 特罗洛普除了对英国国教会的体制弊端进行抨击外，还对英国国教会的内部分裂表现出批判、担忧乃至悲观主义的态度。上文谈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内部高教派与低教派之间由于教义、礼仪等的隔裂而导致两派运动更迭交替，派系之争势均力敌。在《巴彻斯特大教堂》第六章“战争”一篇中，特罗洛普运用夸张和讽刺的手法，向我们形象地描写了“低教派”阴险的野心家斯洛普与“高教派”的格伦雷之间因教会仪式而产生的争议与分歧，实质上他们的争执是利益和权利的争夺。“如果他，咱们的会吏长，拒绝作战，那么斯洛普先生就会扬扬得意地走过战场，把巴彻斯特主教区踩在他的脚下了。”[8]（55）这所城市的居民们都意识到“有一场恶仗要打，而且只要‘格伦雷主义’在巴彻斯特占着优势，‘普劳迪主义’就简直没有容身之地”[8]（59）。朱虹教授在评论特罗洛普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国教会的描述时，首先引用了狄安娜·尼尔的《英国小说简史》中对19世纪中期英国国教会的概述：“一些新的力量从外部向教会进攻，而教派争斗又从内部瓦解它。”接着她说道：“特罗洛普准确地抓住了英国教会的状况，突出表现了教会的一个根本矛盾，即它在宗教外衣下的世俗性质。……说穿了，教会不过是争名逐利的名利场，向上爬的阶梯，与世俗世界毫无二致。”[4]（223）
其实，一方面，特罗洛普批判教会内部分裂而导致的派系之争；另一方面，我们在《巴彻斯特大教堂》的后面章节中，看出特罗洛普对教会分立持有理性的折中主义态度：“我们太容易把自己教会中的分立看成是十恶不赦的。适度的分立，如果能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话，至少引起人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把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便会对这件事不在意的拥护者吸引过来，教导人们思考思考宗教。”[8]（227）
特罗洛普对待教会分裂的态度从之前的抨击到一分为二的折中主义，再到后来他的担，忧愈发呈现出悲观主义的趋势。他在1866年出版的《英国国教的教士》一书中，提出他自认为解决教会分裂最好的办法：首先大主教要尽力摆脱教义上的偏见，再者高教派和低教派两位主教共同掌管一个教区，最后提出让高教派和低教派轮流执掌教会的假想。然而事实却是不断发生争执和冲突的高、低教派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教会共同掌权，因为他们就是要达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目的，从本质上看，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争斗。在高教派和低教派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与权力斗争面前，特罗洛普提出如此理想化的解决对策，实则充满了对教会无奈且失望的情绪。
Durey在《特罗洛普与英国国教会》一书中说：“特罗洛普将整个英国国教会内部分裂所带来的威胁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然而评论家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寻求理解特罗洛普笔下的教会模式。”[9]（35）特罗洛普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更清楚地体现出他对英国国教会的无奈失望以及悲观主义的态度。“如果我们说维多利亚时代充满虚伪道德风气的话，那么特罗洛普是最少维多利亚主义的；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崇尚宗教感情的话，那么特罗洛普也是以最无敬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描写宗教”[4]（251）。因此，今天我们再次阅读特罗洛普的小说时，“犹如吸进新鲜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10]（110）。
参考文献：
〔1〕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M].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8.
〔2〕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Sadleir， Michael. Trollope： A Commentary[M].New York： Octagon Books，1947.
〔4〕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小说研究（1813-187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Smalley， Donald. Victorian Fiction： A Guide to Research[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特罗洛普.特罗洛普自传[M].张禹九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7〕特罗洛普.巴彻斯特养老院[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8〕特罗洛普.巴彻斯特大教堂[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Durey， Jill Felicity. Trollope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0〕Eliot， George.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M]. Ed. Gordon Sherman Ha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