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邓晓芒，1948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代表作有《思辨的张力》《灵之舞》《新批判主义》等。
　　作为一名哲人，邓晓芒的身上汇集着不少矛盾。比如，在学术上，他有着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维，固执而又倔强。面对不同意的观点，即便对方是自己朋友，也毫不留情，因为“真理面前应该铁面无情，要把话说透”。
　　可生活中的他又颇易妥协。有些邀请，“本来不打算去，结果人家三请五请就去了，回来后又懊悔得要死。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应该有点个性。”
　　他身形瘦削，典型的文弱书生模样，但说话行文，总有种内力暗运、剑去无痕、每击必中的铿锵之感。老友易中天评价邓晓芒：尽管语言不是多么“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思辨的力量”。
　　批判儒家的儒家
　　不管邓晓芒自己是否认可，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是“批评家”。他批评国民性、批评文学、批评知识分子、批评教育……其中，他“死死揪住不放，不打倒在地不罢休”的，是儒家文化里的病灶。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与儒家学说的交锋就没有中断过。”他曾在著作和文章中对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展开批判;他还曾“以一敌多”，在学术杂志上连篇累牍地与儒家学说捍卫者们展开反复论战。正因如此，在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看来，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哲学家和“战士”。
　　邓晓芒主张大力批判儒家。“儒家的一些命题可以表达普世价值，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然而，如果没有经过具体批判，即使这些，也很可能成为鱼目混珠的赝品。”

　　儒家最大的问题，在邓晓芒看来，就是伪善。“它所说的话抽象地看都是好话，合乎情理，近乎人情，以至于今天人们说它是‘以人为本’甚至是‘人本主义’;但最终实现出来，却是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所以就连清代儒者戴震都斥后儒为‘以理杀人’。”基于此，邓晓芒从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双重标准论”，主张中国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引入西方现代价值;相反，西方则有必要批判自己的传统，转而引入东方或中国文化。这个观点，“我至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前段时间，邓晓芒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与儒家》的文章，文中一句“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让学界错愕不已，以为他是在向新儒家投降示弱了，也要把儒家这顶光辉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面对外界的猜疑，他笑着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就像看球赛一样，大家都纳闷邓晓芒这回怎么踢了个‘乌龙球’？”
　　在那篇文章里，邓晓芒写道：“我本人其实骨子里奉行的正是儒家的做人原则，这不光是指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而且是说就在我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也是本着儒家精神在尽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责。对此，我自己从来都不否认。”
　　邓晓芒其实已经很习惯外界对他的误解。随着新儒家的渐渐复兴，在国内已有显学之势，而他则总在漩涡中，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某网站公布的一份名单中，邓晓芒的名字出现在“骨干西奴”和“哲学西奴”两栏下，同列的还有易中天、钱刚、贺卫方、江平等知名学者。
　　国内的一批新儒家学者，这些年来的确越来越有影响力，邓晓芒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现实感，以为把传统弘扬起来就是理想社会了，显得很无知”。对于以余英时等人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邓晓芒虽不认同，但报以理解，“他们对西方的民主比较了解，可身在海外，对故土有情节，对传统有眷念，是人之常情，但会影响理性判断。”
　　邓晓芒很认可鲁迅，“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邓晓芒同时也批判地看鲁迅，“他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
　　和批判儒家的目的一样，邓晓芒对鲁迅的批判性继承，是想从骨子里更新和重建中国文化，“其实西方人看待国民性批判已有这种眼光，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到落泪，他就是当作人性批判来读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带来对人性的宽容和个人的忏悔。”
　　文革是反思起点
　　邓晓芒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植根于他对“文革”的反思。1964年，16岁的邓晓芒初中毕业。因为父母是“右派”，无法继续学业的他，只得选择响应号召，插队落户到湖南省江永县，成为了一名知青。
　　知青生涯把邓晓芒锻炼成了干活的一把好手。多年后有次装修房子，年轻的工人往铝合金框里装窗纱，怎么都弄不好，邓晓芒很老到地在旁指点：“搞一个棍子，把那个纱卷在棍子上面，这样一推过去，不是很平展吗？”
　　农活的劳碌驱散不了邓晓芒青春的迷惘。狂热的时代氛围，也影响着他和同时代的知青们。“当年把那看作是一种理想，要为之献身的！”邓晓芒回忆说。 　　“文革”第二年，邓晓芒就开始反思这种信仰，而这种超前的转变，源自一个此时他还尚未谋面，但在多年后引为知己的朋友——杨小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曾经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当时19岁的高中生杨小凯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文，对“文革”起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杨小凯那种审视的态度把邓晓芒彻底震住了。“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充实和训练的路，开始认真阅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
　　在家中，邓晓芒的父亲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等书籍，邓晓芒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读它们，每段都做详细的笔记，借此受了逻辑思维的训练。
　　1979年，31岁的邓晓芒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当时正值思想开放的刘道玉当校长，做了很多教育改革。邓晓芒与易中天、杨小凯等人结识，他们在珞珈山下、在东湖岸边，尽情讨论着艺术哲学、国家形势、未来走向。成名后的易中天多次提到，他的思想受到了邓晓芒的极大影响。
　　邓晓芒的思想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得到锤炼、渐渐成熟。他的哲学兴趣开始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他曾说：“什么是哲学？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没几个。真正的哲学是活出来的，一定要拿命去活。像康德、黑格尔都是拿命去活的，受尽了人间冷暖的捉弄，所以哲学跟生活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硕士毕业后，邓晓芒留校任教。他与易中天同是武大名师，课堂常常人满为患，但授课风格却差别极大。二人曾一起开过中西比较美学课，学生私下反应不同，认为易中天是通过演讲式的教学吸引别人的注意，然后再循循善诱讲述知识。而邓晓芒的讲述方式稍显枯燥，但理论扎实，擅长于剥茧抽丝，启发性强。
　　邓晓芒的一位学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老师在课堂上特别喜欢讲玄奘取经的故事，‘佛家本来是从精神上关怀人，到中国就变成从物质上关怀人了，信佛的人到庙里去求发财、得子、避祸，都是为了得利所以信佛。玄奘看不过去了，他要把真经取回来，真经是拯救灵魂的。’”在这位学生眼里，邓晓芒引介西方哲学，也可看做踏上一条求取真经的路。
　　邓晓芒曾这样形容近30年来思想界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是“黄金时代”，后来就慢慢变成了“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而当下，则是“泥巴子时代”——思想一钱不值。
　　思想家李泽厚也有过类似的归纳。他成名于80年代的“黄金时代”，于90年代赴美，后来他总结：离去时“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而到了后来，物质生活成为主流，无论是思想还是学术，大众都开始冷眼相看。不过，李泽厚也坚持，时间可以检验作品的优劣。
　　把希望寄托于“公知”站起来很天真
　　采访间隙，《环球人物》记者向邓晓芒提起他在微博上的一段话：“中国人总要把东西归到物质上，放在家里，吃到肚里才叫放心……”他还没听完就淡淡地说：“微博都是别人模仿我，我自己从来没用过。”
　　邓晓芒的理由是：“这些短期效应的通讯工具，最容易煽动年轻人盲目的激情。现在的年轻人，情绪化的东西特别重，大多数人是跟风，谁声音大就听谁的。最好是社会有一个普遍讲道理的气氛，这有赖于理性训练，也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因为好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训练。”
　　近年来，邓晓芒一改之前不愿走出书斋的作风，也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上，发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包括谏言治理学术腐败，分析毒食品的文化根源等等。还时常参加一些校园外的讲课活动。
　　他说自己一直喜欢批判现实问题，但并不认同别人称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个学者。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让‘公知’站起来，那也太天真了”。邓晓芒称自己更想影响知识界，因为“一个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力量是改变人的思想，这是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如今，67岁的邓晓芒倍感时不我待，和易中天私下聊天时两人曾相互感慨：“咱们这个年纪啊，每分钟都是一颗钻石！”所以，他更想专心于研究。“我想为未来写作，为未来几代人写作。哲学层次的东西一般人进不去，能跟上的人极少，所以注定是孤独的。我不太想把时间放在及时性的东西上，而希望留下一些文本。以后的人翻到这个地方，会感同身受，我就心满意足了。”邓晓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