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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名人的张謇不朽功业主要有三，即高中状元、实业巨子与立宪领袖，每一项背后，映射的都是他雄浑的精神气象。构成这一气象的主要是四大因素：既重视成规又俯视成规，既重视金钱又超越金钱，既把握大势又审察细理，既自强不息又达观认命。
1.既重视成规又俯视成规
高中状元对于张謇的事功来说，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张謇出身贫苦农家，他在科举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痛苦，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要特别指出的是，张謇在高度重视科举的同时，又能明了科举的实质，不为科举所困、所累。张謇从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41岁中进士，26年间，并不是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科举方面。
首先，他有好几年时间是能够参加考试而没有参加，并不是每试必到。1894年那次，也是在没有充分准备和父亲督责下仓促应试的。其次，他在社会实践中所投放的精力很多。张謇在中状元以前，先后有三位贵人相助，即孙云锦、吴长庆与翁同龢。这三人并非张謇亲戚故旧，他们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倾力帮助张謇，都是看中了他的才学与品德。张謇每做一事，必全神贯注，必全力以赴，必始终如一。他受孙云锦提携，从南通来到江宁学术圈而备受关注。他在吴长庆幕府，一切行事、文章、论说，都不同凡响。他代吴长庆所写《朝鲜善后六策》，备受朝野关注，原因在于他了解实情，明白事理。这些都是科考视野以外的东西，说明张謇在考中进士以前，已经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到社会实践当中。再次，张謇中进士后并没有沉醉在状元光环下，也没有恣意消费状元的资源，而是另辟蹊径，走上兴办实业、发展新式教育等全新的道路。
这三点，说明张謇对于科举考试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重视科举，投身科举，但不为科举所囿、所累、所困。科举取士是自隋唐以后延续千年的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成才正途。张謇对于这一制度高度重视，努力参与，这是世之通例，人之常情。能够在重视、参与的同时，看清这一制度的实质，不为这一制度所囿、所累、所困，这是张謇不同于、也是他高于同时代许多士人的地方。
张謇得中状元，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玩味，即他的试卷不是被挑出来的，而是被找出来的，是被潘祖荫、翁同龢等有心拔擢他的老师找出来的。潘、翁之所以要拔擢他而不是别人，其原因恰恰不是他科考试卷怎么优秀，而是科考以外的才识。换句话说，张謇得中状元，功夫既在考卷之内，更在考卷之外。
张謇对于其他各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规则、习俗，其态度大多类此。他参与立宪、拥护共和，他弃政从商，都是对现存制度既重视又俯视的结果。所谓俯视，就是对这些制度进行审视、批判，了解其表象，探究其实质。他从官场的等级制度与繁文缛节，追寻到个人尊严问题；他从百姓疾苦，追寻到仁爱问题；他从私利为己、公利为众的辨析中，在价值的层面上化解了义利之争，为他弃政从商找到了理性基点。这是张謇襟怀宏阔、崇尚理性的大聪明处。他复述父亲的处世准则：“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他对于人世间习以为常的浮荣虚誉、是非短长，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解与理性的判断，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2.既重视金钱又超越金钱
重视金钱，是张謇作为资本家的一般属性。超越金钱，是张謇高于一般资本家、不同于寻常人的可贵之处。他谋取公利，不重私财。他创办大生纱厂，自议创至开车，历时44个月，其生活费仅靠书院薪俸维持，未挪用厂中一文钱。他为地方教育、慈善捐了巨额钱款。他谋利有道，不唯利是图。即使谋取公利，也坚持正当经营，不走歪道。张謇自述：“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他极其重视诚信，合做事与做人为一体，再三强调：“当悟人生信用，作事一而二，二而一，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亦随之矣。”
在张謇那里，金钱是用来为地方或整个社会造福的工具，不只是满足个人或家庭享乐的资本。他将“利”分为“私利”与“公利”，在价值层面上将义、利统一起来，因为“公利”即“义”，这也就在实质上解决了传统的义利之争。张謇创办了那么多实业，却没有积累起巨额的私人财产，他自奉极端节俭，而为社会捐赠、为慈善事业，动辄成千上万。
3.既把握大势又审察细理
纵览张謇一生行迹，不能不叹服他对国际与中国形势的高度关注，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他在1895年以后，敏锐地将精力转向实业，而没有像大多数进士那样，继续在狭窄的仕途上苦斗。这固然与官场政治博弈格局有关，即戊戌政变以后，张謇先前所依傍的光绪皇帝、翁同龢一派力量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与他对世界局势、中国局势的了解、判断有关。他在1901年所作的《变法平议》，那种对世界形势的全面了解，对中国社会症结的深刻洞察，对变法步骤的周密设计，涵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洋洋42项，堪称一份稳妥、周密的改革方案。他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适时地改变政治态度，由致力立宪而赞成共和，都与他对天下大势的理解与把握有关。
张謇在了解天下大势的同时，对于自己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十分慎重，对于很多细节特别是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关节点，思考得相当缜密。他办厂，注意规章制度建设；办学，注意对学生进行道德、体育教育；办慈善，不但广济穷人，还注意救助残疾人。他为国家设计盐政改革方案，在考察世界各国盐政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自身特点。他曾自述把握大势与审察细理之间的关系：“吾人所主张之政策，必须适合世界之大势，根据本国之历史，若徒好为高论，无裨事实，不过理想上之改革。”
4.既自强不息又达观认命
张謇自强不息的事迹极多。1870年4月，他往通州赴考，结果却排在百名之后，其师大怒，说：“即使1000个人中取999人，落榜的那一个人就是你！”张謇对此铭记在心，将“九百九十九”五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学馆的窗户上、座位上，从此学业大进。他参加科举考试首尾20多年，仅在考场上耗去的时间就有120多天，没有顽强的毅力是很难实现的。他筹办大生纱厂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建设垦牧公司所遭遇的无情天灾，办理地方自治过程中面临的复杂人事，无一不是以无畏的气魄、超常的韧劲、细密的对策，一步一步闯过来的。
自古以来，伟人都是自强不息、意志超群的强人。但是，天下事完全能够遂其初衷、圆满实现的并不多见，不理想、不圆满、不如意事常八九。对此，张謇的态度是，尽其在我，成之在天。他引述他父亲的教诲：“凡事成败，凡物去来，皆若有命，事安能保其终不败？志士图成而已。”这是一种超越成败的豁达心态。一个人过分在乎成败就会失于执，过分不在乎成败就会流于空，张謇徜徉于执、空之间，能行则行，不能行则止。有了这种心态，其人虽终身勤勉，亦终身旷朗！诚如他的儿子张孝若所说：“我父亲一生无论在个人得意时不得意时，事业在轰轰烈烈时困顿不堪时，他的心地意态总是一样的。就是碰到很失意和棘手的事，也是处之泰然，不改常度。”
（摘自《光明日报》）
1.既重视成规又俯视成规
高中状元对于张謇的事功来说，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张謇出身贫苦农家，他在科举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痛苦，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要特别指出的是，张謇在高度重视科举的同时，又能明了科举的实质，不为科举所困、所累。张謇从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41岁中进士，26年间，并不是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科举方面。
首先，他有好几年时间是能够参加考试而没有参加，并不是每试必到。1894年那次，也是在没有充分准备和父亲督责下仓促应试的。其次，他在社会实践中所投放的精力很多。张謇在中状元以前，先后有三位贵人相助，即孙云锦、吴长庆与翁同龢。这三人并非张謇亲戚故旧，他们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倾力帮助张謇，都是看中了他的才学与品德。张謇每做一事，必全神贯注，必全力以赴，必始终如一。他受孙云锦提携，从南通来到江宁学术圈而备受关注。他在吴长庆幕府，一切行事、文章、论说，都不同凡响。他代吴长庆所写《朝鲜善后六策》，备受朝野关注，原因在于他了解实情，明白事理。这些都是科考视野以外的东西，说明张謇在考中进士以前，已经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到社会实践当中。再次，张謇中进士后并没有沉醉在状元光环下，也没有恣意消费状元的资源，而是另辟蹊径，走上兴办实业、发展新式教育等全新的道路。
这三点，说明张謇对于科举考试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重视科举，投身科举，但不为科举所囿、所累、所困。科举取士是自隋唐以后延续千年的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成才正途。张謇对于这一制度高度重视，努力参与，这是世之通例，人之常情。能够在重视、参与的同时，看清这一制度的实质，不为这一制度所囿、所累、所困，这是张謇不同于、也是他高于同时代许多士人的地方。
张謇得中状元，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玩味，即他的试卷不是被挑出来的，而是被找出来的，是被潘祖荫、翁同龢等有心拔擢他的老师找出来的。潘、翁之所以要拔擢他而不是别人，其原因恰恰不是他科考试卷怎么优秀，而是科考以外的才识。换句话说，张謇得中状元，功夫既在考卷之内，更在考卷之外。
张謇对于其他各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规则、习俗，其态度大多类此。他参与立宪、拥护共和，他弃政从商，都是对现存制度既重视又俯视的结果。所谓俯视，就是对这些制度进行审视、批判，了解其表象，探究其实质。他从官场的等级制度与繁文缛节，追寻到个人尊严问题；他从百姓疾苦，追寻到仁爱问题；他从私利为己、公利为众的辨析中，在价值的层面上化解了义利之争，为他弃政从商找到了理性基点。这是张謇襟怀宏阔、崇尚理性的大聪明处。他复述父亲的处世准则：“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他对于人世间习以为常的浮荣虚誉、是非短长，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解与理性的判断，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2.既重视金钱又超越金钱
重视金钱，是张謇作为资本家的一般属性。超越金钱，是张謇高于一般资本家、不同于寻常人的可贵之处。他谋取公利，不重私财。他创办大生纱厂，自议创至开车，历时44个月，其生活费仅靠书院薪俸维持，未挪用厂中一文钱。他为地方教育、慈善捐了巨额钱款。他谋利有道，不唯利是图。即使谋取公利，也坚持正当经营，不走歪道。张謇自述：“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他极其重视诚信，合做事与做人为一体，再三强调：“当悟人生信用，作事一而二，二而一，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亦随之矣。”
在张謇那里，金钱是用来为地方或整个社会造福的工具，不只是满足个人或家庭享乐的资本。他将“利”分为“私利”与“公利”，在价值层面上将义、利统一起来，因为“公利”即“义”，这也就在实质上解决了传统的义利之争。张謇创办了那么多实业，却没有积累起巨额的私人财产，他自奉极端节俭，而为社会捐赠、为慈善事业，动辄成千上万。
3.既把握大势又审察细理
纵览张謇一生行迹，不能不叹服他对国际与中国形势的高度关注，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他在1895年以后，敏锐地将精力转向实业，而没有像大多数进士那样，继续在狭窄的仕途上苦斗。这固然与官场政治博弈格局有关，即戊戌政变以后，张謇先前所依傍的光绪皇帝、翁同龢一派力量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与他对世界局势、中国局势的了解、判断有关。他在1901年所作的《变法平议》，那种对世界形势的全面了解，对中国社会症结的深刻洞察，对变法步骤的周密设计，涵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洋洋42项，堪称一份稳妥、周密的改革方案。他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适时地改变政治态度，由致力立宪而赞成共和，都与他对天下大势的理解与把握有关。
张謇在了解天下大势的同时，对于自己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十分慎重，对于很多细节特别是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关节点，思考得相当缜密。他办厂，注意规章制度建设；办学，注意对学生进行道德、体育教育；办慈善，不但广济穷人，还注意救助残疾人。他为国家设计盐政改革方案，在考察世界各国盐政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自身特点。他曾自述把握大势与审察细理之间的关系：“吾人所主张之政策，必须适合世界之大势，根据本国之历史，若徒好为高论，无裨事实，不过理想上之改革。”
4.既自强不息又达观认命
张謇自强不息的事迹极多。1870年4月，他往通州赴考，结果却排在百名之后，其师大怒，说：“即使1000个人中取999人，落榜的那一个人就是你！”张謇对此铭记在心，将“九百九十九”五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学馆的窗户上、座位上，从此学业大进。他参加科举考试首尾20多年，仅在考场上耗去的时间就有120多天，没有顽强的毅力是很难实现的。他筹办大生纱厂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建设垦牧公司所遭遇的无情天灾，办理地方自治过程中面临的复杂人事，无一不是以无畏的气魄、超常的韧劲、细密的对策，一步一步闯过来的。
自古以来，伟人都是自强不息、意志超群的强人。但是，天下事完全能够遂其初衷、圆满实现的并不多见，不理想、不圆满、不如意事常八九。对此，张謇的态度是，尽其在我，成之在天。他引述他父亲的教诲：“凡事成败，凡物去来，皆若有命，事安能保其终不败？志士图成而已。”这是一种超越成败的豁达心态。一个人过分在乎成败就会失于执，过分不在乎成败就会流于空，张謇徜徉于执、空之间，能行则行，不能行则止。有了这种心态，其人虽终身勤勉，亦终身旷朗！诚如他的儿子张孝若所说：“我父亲一生无论在个人得意时不得意时，事业在轰轰烈烈时困顿不堪时，他的心地意态总是一样的。就是碰到很失意和棘手的事，也是处之泰然，不改常度。”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