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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进入第十一个年头。这个由媒体人张罗的公益大奖既聚焦一个个鲜活的公益行动，更关注其背后深层次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影响力。
在这个有风向标意义的大奖中，媒体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在资深媒体人、南都报系副总裁、《中国财富》杂志总编辑、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委苟骅看来，中国媒体近些年在经历了公益报道者、公益实践者等不同阶段多角色尝试后，应该逐步回归媒体本位了，“也就是要致力对公益本身的价值倡导、公益组织的社会表现等，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第三方评价体系。”
把价值追求付诸行动
中国财富：业界有人说，北有“安平中国”，南有“责任中国”，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公益奖项？
苟骅：我是安平奖的终审评委，当然也参与责任中国的评奖工作。安平奖的评选主要是针对公益方面的新闻作品，是在评价公益报道的出品，侧重的是公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责任中国侧重评价的是公益本身，包括公益项目、公益行动等。但是这两个奖项在价值取向等方面是志同道合的，大方向上都是朝着推动公益本身的公开透明和可持续性去努力的。
中国财富：作为责任中国主办方代表，你个人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类公益项目，或者说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考量？
苟骅：“责任中国”的价值取向强调的是行动力，即“公民在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奖的评选，不仅要在价值观上符合人类和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比如，政治上追求民主化，经济上追求市场化和自由化，文化上追求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突显其行动力，这个项目或者行动一定是在哪怕只是某个细小的方面，或者给某一领域、某一群体带来了改变，重要的是行动并且能改变一些东西，这是我个人最看重的，也是公益最重要的存在——即把我们的价值追求付诸行动。
中国财富：在公益行动的推进过程中，如何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运转，这是很多评委所关注的，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苟骅：从价值倡导到付诸行动，这是我们谈公益的可持续性的两个不同层次，也就是说公益的可持续性主要分为观念上的可持续和项目本身运转的可持续性。观念上的可持续性是公益项目可持续性运转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公益项目的生命力。很多公益项目在实际运作中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它们的阶段性使命。比如说邓飞的免费午餐，当时主要通过微博等自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和改变。此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介入并且推出了配套政策措施。这时，公益行动可能要开始逐步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也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但公益行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仍生生不息，还会有更多人通过更多元的公益项目一棒一棒地接力下去。
媒体应该回归本位
中国财富：责任中国已经办成一个跨界联合的传媒公益大奖，你怎么看待主办媒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应该扮演的角色？
苟骅：媒体原本是一个公共传播平台，发挥媒介的连结作用，是政府、企业或者NGO之间的一个桥梁。但媒体也会有它的阶段性使命，比如，郭美美事件爆发时，一下子就把红十字会这种官办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撕开了一道裂缝，整个社会开始批判、揭露官办慈善官僚化、不透明等问题，这些官办慈善组织公信力丧失，让全社会的公益热情就像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捐款量直线下降。
因为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原来主要是由官方主导，这使得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极其滞后。这个时候，谁来承载、重塑公益这个平台，继续推动公益往前发展呢？
这个时候，媒体意外成为了公益最重要的承载平台，你会看到，不仅是媒体人个体通过自媒体参与公益，很多大众媒体也开始主动介入公益，包括南都报系，我们当时就打造自己的公益全媒体平台，也成立了四五个公益民非机构。可以说，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断崖期，媒体很好地承接并推动了中国公益慈善由官办为主向民间主导的过渡。
通过这几年的培育，中国市场化的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越来越壮大，甚至成为公益的主要推动力。现在，全国已经有4000多家基金会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原来是冲到了第一线，不仅是公益的报道者也是重要的实践者；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社会性公益组织的涌现，我觉得媒体要逐步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应该重新回归本位去发挥自己的原初力量，利用媒体这个平台本身，对公益本身的价值倡导、公益组织的社会表现等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第三方评价体系。
中国财富：媒体应该回归本位，建立作为第三方机构的评价体系，这也是你对责任中国未来发展的期许吗？你对责任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什么具体的思考么？
苟骅：是的，责任中国应该往回归媒体本位这个方向走，我们的评价体系一定要把重点放在公益行动及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方面。关于责任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至少有三点需要关注：
第一、关注评选的可持续性问题。责任中国要可持续，必须要建立本身的动力源泉，包括资金来源，等等，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在都明白做慈善如果不引入市场化机制，走不长远。比如以前我们对企业社会创新这块没有特别的关注，甚至没有专门的奖项，可能当时很多评委担心企业参与其中会影响评奖本身的公正性。我觉得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实上，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所以责任中国必须强化对企业的关注，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等。
作为主办方，我们要对责任中国进行商业化运营，但是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防火墙，大奖的运营和最后的评奖要分开。要保证评委会本身的独立性，不要介入评审，比如，责任中国终审环节中，主办方代表就没有投票权。
第二、关注去中心化传播的问题。以前更多的是几家大众媒体共同来主导评价体系。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兴起，传播越来越走向去中心化。所以，我们在建构奖项本身影响力的时候，不仅要有大众媒体的参与，也要让更多有公信力的自媒体、公益人加盟参与进来，这样有利于扩大大奖本身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要关注和保护好这个评价体系的独立性、权威性的问题。
最重要的趋势是去中心化
中国财富：南都发起举办“责任中国”公益盛典11年了，是不是也是因为倡导或传递的某些价值理念在支撑这个奖项持续办下去的？
苟骅：诚如南方都市报一贯倡导的价值取向，做时代进程的记录者，言说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同行者；现代社会的培育者，陪伴者。责任中国“公民在行动”的口号也与此一脉相承。特别是做现代社会的培育者，未来必然要更多地通过公益的手段，使社会走向良性发展。
中国财富：你曾在中国公益传播官集训营开班演讲中提到“无公益，不传播”、“公益传播也是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能具体谈谈你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吗？
苟骅：所谓传播，传统意义主要分为公益传播以及商业传播。以前大家觉得这两种传播形态之间肯定是水火不容的，现在随着技术革新特别是自媒体普及，我们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如果没有公益元素，传播很难产生影响力。以前的商业传播，企业主要通过展示广告打动人，但这种纯商业性的展示广告效果现在越来越打折扣了，于是被做了很多变形，包括事件策划，或者写成软文。最后导向的是什么？殊途同归，必然都是导向公益性质的。
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传播会越来越式微，会更多地转向公益传播。包括对很多企业来讲，未来它的品牌传播一定是基于公益性质才能打动更多的消费者，并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甚至企业需要一个有大众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和价值观存在，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公益传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我觉得是越来越去中心化。传统模式中，是大众媒体主导传播的方向，但未来，我相信所有的公共传播、公益传播的影响力，主要将通过自媒体，以及自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自由联合来形成。
在这个有风向标意义的大奖中，媒体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在资深媒体人、南都报系副总裁、《中国财富》杂志总编辑、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委苟骅看来，中国媒体近些年在经历了公益报道者、公益实践者等不同阶段多角色尝试后，应该逐步回归媒体本位了，“也就是要致力对公益本身的价值倡导、公益组织的社会表现等，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第三方评价体系。”
把价值追求付诸行动
中国财富：业界有人说，北有“安平中国”，南有“责任中国”，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公益奖项？
苟骅：我是安平奖的终审评委，当然也参与责任中国的评奖工作。安平奖的评选主要是针对公益方面的新闻作品，是在评价公益报道的出品，侧重的是公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责任中国侧重评价的是公益本身，包括公益项目、公益行动等。但是这两个奖项在价值取向等方面是志同道合的，大方向上都是朝着推动公益本身的公开透明和可持续性去努力的。
中国财富：作为责任中国主办方代表，你个人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类公益项目，或者说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考量？
苟骅：“责任中国”的价值取向强调的是行动力，即“公民在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奖的评选，不仅要在价值观上符合人类和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比如，政治上追求民主化，经济上追求市场化和自由化，文化上追求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突显其行动力，这个项目或者行动一定是在哪怕只是某个细小的方面，或者给某一领域、某一群体带来了改变，重要的是行动并且能改变一些东西，这是我个人最看重的，也是公益最重要的存在——即把我们的价值追求付诸行动。
中国财富：在公益行动的推进过程中，如何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运转，这是很多评委所关注的，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苟骅：从价值倡导到付诸行动，这是我们谈公益的可持续性的两个不同层次，也就是说公益的可持续性主要分为观念上的可持续和项目本身运转的可持续性。观念上的可持续性是公益项目可持续性运转的前提条件，也决定了公益项目的生命力。很多公益项目在实际运作中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它们的阶段性使命。比如说邓飞的免费午餐，当时主要通过微博等自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和改变。此后，很多地方政府开始介入并且推出了配套政策措施。这时，公益行动可能要开始逐步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也算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但公益行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仍生生不息，还会有更多人通过更多元的公益项目一棒一棒地接力下去。
媒体应该回归本位
中国财富：责任中国已经办成一个跨界联合的传媒公益大奖，你怎么看待主办媒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应该扮演的角色？
苟骅：媒体原本是一个公共传播平台，发挥媒介的连结作用，是政府、企业或者NGO之间的一个桥梁。但媒体也会有它的阶段性使命，比如，郭美美事件爆发时，一下子就把红十字会这种官办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撕开了一道裂缝，整个社会开始批判、揭露官办慈善官僚化、不透明等问题，这些官办慈善组织公信力丧失，让全社会的公益热情就像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捐款量直线下降。
因为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原来主要是由官方主导，这使得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极其滞后。这个时候，谁来承载、重塑公益这个平台，继续推动公益往前发展呢？
这个时候，媒体意外成为了公益最重要的承载平台，你会看到，不仅是媒体人个体通过自媒体参与公益，很多大众媒体也开始主动介入公益，包括南都报系，我们当时就打造自己的公益全媒体平台，也成立了四五个公益民非机构。可以说，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断崖期，媒体很好地承接并推动了中国公益慈善由官办为主向民间主导的过渡。
通过这几年的培育，中国市场化的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越来越壮大，甚至成为公益的主要推动力。现在，全国已经有4000多家基金会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原来是冲到了第一线，不仅是公益的报道者也是重要的实践者；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社会性公益组织的涌现，我觉得媒体要逐步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应该重新回归本位去发挥自己的原初力量，利用媒体这个平台本身，对公益本身的价值倡导、公益组织的社会表现等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第三方评价体系。
中国财富：媒体应该回归本位，建立作为第三方机构的评价体系，这也是你对责任中国未来发展的期许吗？你对责任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什么具体的思考么？
苟骅：是的，责任中国应该往回归媒体本位这个方向走，我们的评价体系一定要把重点放在公益行动及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方面。关于责任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至少有三点需要关注：
第一、关注评选的可持续性问题。责任中国要可持续，必须要建立本身的动力源泉，包括资金来源，等等，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在都明白做慈善如果不引入市场化机制，走不长远。比如以前我们对企业社会创新这块没有特别的关注，甚至没有专门的奖项，可能当时很多评委担心企业参与其中会影响评奖本身的公正性。我觉得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实上，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所以责任中国必须强化对企业的关注，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等。
作为主办方，我们要对责任中国进行商业化运营，但是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防火墙，大奖的运营和最后的评奖要分开。要保证评委会本身的独立性，不要介入评审，比如，责任中国终审环节中，主办方代表就没有投票权。
第二、关注去中心化传播的问题。以前更多的是几家大众媒体共同来主导评价体系。但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兴起，传播越来越走向去中心化。所以，我们在建构奖项本身影响力的时候，不仅要有大众媒体的参与，也要让更多有公信力的自媒体、公益人加盟参与进来，这样有利于扩大大奖本身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要关注和保护好这个评价体系的独立性、权威性的问题。
最重要的趋势是去中心化
中国财富：南都发起举办“责任中国”公益盛典11年了，是不是也是因为倡导或传递的某些价值理念在支撑这个奖项持续办下去的？
苟骅：诚如南方都市报一贯倡导的价值取向，做时代进程的记录者，言说者；公民意识的启蒙者，同行者；现代社会的培育者，陪伴者。责任中国“公民在行动”的口号也与此一脉相承。特别是做现代社会的培育者，未来必然要更多地通过公益的手段，使社会走向良性发展。
中国财富：你曾在中国公益传播官集训营开班演讲中提到“无公益，不传播”、“公益传播也是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能具体谈谈你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吗？
苟骅：所谓传播，传统意义主要分为公益传播以及商业传播。以前大家觉得这两种传播形态之间肯定是水火不容的，现在随着技术革新特别是自媒体普及，我们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如果没有公益元素，传播很难产生影响力。以前的商业传播，企业主要通过展示广告打动人，但这种纯商业性的展示广告效果现在越来越打折扣了，于是被做了很多变形，包括事件策划，或者写成软文。最后导向的是什么？殊途同归，必然都是导向公益性质的。
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传播会越来越式微，会更多地转向公益传播。包括对很多企业来讲，未来它的品牌传播一定是基于公益性质才能打动更多的消费者，并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甚至企业需要一个有大众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和价值观存在，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公益传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我觉得是越来越去中心化。传统模式中，是大众媒体主导传播的方向，但未来，我相信所有的公共传播、公益传播的影响力，主要将通过自媒体，以及自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自由联合来形成。